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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与海外诸国有悠久的文化联系，她是联通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桥梁，在中国各区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沿海省份虽然多，但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长期与海外保持广泛的关系，因而福建是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区之一。闽人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
华夏文化是发源于中原的内陆文化，她在向四周扩张中，融汇了东夷文化和越文化，夷、越都是海洋民族，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尤其是越族生活于东南水乡，“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在战国秦汉时期，福建是闽越人居住的区域，他们擅长航海，继承了越人的传统。汉族进入闽中后，与闽越族融合，因此，自古以来，闽人便以航海闻名于世。
首先，闽人的航海技术领先全国，西晋左思的《吴都赋》云：
弘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
吴国定都建业（南京），以水军著名，但是，上述材料告诉我们：吴国水军的水手，大多选自闽中和番禺（广州），可见，当时闽人的航海技术便扬名国内。唐宋时期，闽人已经远航印度洋，掌握了以星宿和指南针导航的技术。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北宋官员出使东北亚的高丽国，不是就近从山东半岛登船，而是到宁波雇佣泉州船，这充分说明了宋人对闽人航海术的信任。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每次都从福州五虎门起航，其原因之一是要在福建聘用精通航海术的人员。直到晚清民国时，中国海军的技术人才多为闽籍。可见，闽人的航海术优势一直保持到近代。
其次，闽人的造船术长期领先。从商周时期的武夷山船棺来看，当时闽人已掌握造船术。东晋，卢循的海上武装游弋于福建沿海，曾在晋安海岛建造九艘八槽舰，“起四层，高十余丈。”
宋代福建大船以吃水深、载重大为特点，徐兢所乘“神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桅高 10 丈，可载 2000 斛。
这种船型可抗风浪，适于远航。而当时广州所造船“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
船体方正，不利破浪，所以，广州造船术远不如福建。宋人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次之，昌明舟船又次之。”
这是宋代普遍的评语。明代郑和所乘宝船造于何处，学者尚有争议。但是郑和长 44 丈 4 尺、阔 18 丈、竖 9桅、张 12 帆的巨舰，不可能造于江苏内河太平港，这是明显的，因而，它多半造于福州太平港。明代福建还造过册封舟，完工于崇祯六年的一艘册封舟长 21 丈、宽 6 丈、入水 5 丈，
是明清时期郑和宝船之外，见载于史籍的最大帆船。晚清，吸收欧洲先进技术的马尾船政诞生，共造出 40 艘蒸气推动的战舰，这说明福建的造船优势延续至清末。
再次，闽人拥有强大的船队。据《史记·东越传》，闽越王余善拥有一支大船队，他曾帅 8000 水师远航岭南，配合汉军平定南越的行动。唐代，唐军与安南发生战事，朝廷在福建调船数十艘，运军粮 3 万石至岭南。
宋代，为了抗衡金朝的海上实力，官府在福建造海舟 700 艘
，元将高兴入闽时，“获海舶七千余艘”。
明末，郑成功的舰队曾拥有 8000 艘船，
据清代福建的沿海图志，福建各港拥有大小海船 7000 多艘。清末的福建水师，也曾拥有一支十几艘蒸汽战舰组成的舰队。总之，福建的海上力量，在中国历代名列前茅。
复次，福建一直是中国人海事活动的主要基地。三国吴在福建设立“典船校尉”，西晋在福建设“温麻船屯”。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远赴世界各地。元朝的军队曾从泉州港起航，远征占城、爪哇、琉球、日本。明代，福州太平港是郑和长驻的基地，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漳州月港又成为最大的商港。明末清初，厦门港扬名东亚，郑成功舰队从这里出发，收复了台湾。清末，福州马尾港又成为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
又次，福建有实力雄厚的海商资本。宋元时期，泉州海商富甲天下：明清之际，闽粤海商与晋商、徽商三足鼎立；清代中叶，广东 13 行商人号称海内首富，实际上，他们多为厦门迁去的行商后裔。近代以来，福建的华侨资本也是令外省称羡不已的。
总之，自宋元以后，福建一直是中国人从事海事活动的中心区域。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春夏刮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在以帆船航行为主的古代，这种有规律的季风给闽人带来很大方便。秋冬，他们远航东南亚，夏季返航；春夏，他们北上朝鲜、日本，秋季返航。因而，古代闽人视异域为门庭，往来相当方便。在长时期的往来中，闽人与海外诸国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以下分区略作介绍。
（一）福建与东北亚诸国
福建与朝鲜。朝鲜古称新罗、高丽等。《宋史·王彬传》云：光州固始人王彦英随族人王潮南下人闽，后因两人有隙，王彦英携家人远航新罗，“新罗长爱其材，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王氏家族建立闽国后，双方关系密切，常有使者往来于闽国、新罗之间。
北宋，闽人常去高丽经商，《宋史·高丽传》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又据朝鲜郑麟趾的《高丽史》，宋代商人赴高丽达 129 次，共 5000 多人，其中载有籍贯的有 24 次，而闽人占 18 次。
闽人与高丽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
福建与琉球。从明朝开始，琉球向中国朝廷进贡达 500 年之久，由于地理上的关系，明清二朝指定福州为联系琉球的主要港口。于是，琉球使者常在福州居住，或是候风回国，或是等候朝廷招见。为了便于两国间往来，明朝赐给琉球闽人 36 姓，为其驾使海舟。中国使者常至琉球册封国王，他们所乘册封舟，多由福州建造。明清二代，中国派至琉球的册封使达 23 次。双方关系在不断往来中巩固发展。
福建与日本。双方关系始于日本高僧空海来华，他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在长溪县（霞浦）登陆，从此，双方往来不绝，见载于史册。经过元朝侵日及倭寇扰华一段曲折后，明末清初，双方关系渐趋正常。福建著名海商郑芝龙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他们的儿子即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日本闭关自守的时代，福建商人受到较多的照顾，他们聚集于日本长崎唐人街，以寺院为中心团结起来。漳州商人建福济寺，福州商人建祟福寺，加上江南商人造的兴福寺，合称“长崎唐三寺”。从福建商人三分占其二来看，在日本的福建华侨势力较盛。近代，“欧化”的日本人侵占台湾，将福建划为势力范围，对福建造成极大威胁。
（二）福建与东南亚诸国
福建与越南。从秦汉到五代，越南长期隶属于中国王朝，《后汉书·郑弘传》云：“交趾七郡贡输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由此可知，早在东汉时期，福建与越南的联系便很密切了。北宋初，越南独立，闽人在越南仍然很活跃，大中祥符二年（1009），越国王黎恒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
于是，越南李朝建立。南宋末，李朝衰亡，闽人陈日照称王，建立陈朝。
两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是闽人，这充分说明闽人与越南的紧密关系。以后，闽人移民越南的不少，清代有人来到越南中部的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栉比而居，悉闽人。仍先朝服饰，妇人贸易。”
其时越南闽籍华侨中，最著名的是郑怀德（1765 ～ 1825 年），他祖籍福建长乐，在越南阮朝历任户部、吏部、礼部等各部的尚书，又如海澄人潘清简、龙溪人陈养纯，都在越南仕至尚书级的高官。
福建与菲律宾。菲律宾古称吕宋，由于从闽南航至吕宋十分方便，闽人从唐代即开始移民吕宋。明代，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后，从美洲运来的白银非常之多，于是许多闽南人去马尼拉经商。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马尼拉侨居的华人在 2 万左右，其中十之八九为漳州月港人，十之一二为泉州安海人。近代菲律宾华侨约有十几万，其中 90％以上为闽籍。
福建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据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在后来被称为马来亚的区域，已有闽人经商谋生。1824 年，英国人占据马来亚，招募中国苦力前去开矿、垦殖，至 1947 年，福建华侨已有 827411人，占华侨人数 31.64％。
福建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上有许多古国：三佛齐、阉婆、苏吉丹等，这些国家早在唐宋即与中国有交往。莆田《祥应庙碑记》云：“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贾之于外蕃者未尝有是……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在长期的交往中，许多闽人留居印尼，1930 年统计，印尼福建华侨有 554981 人，占当地华侨总数的 46.64％。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都有不少闽籍华侨，人数从数千到数十万不等。他们是福建与这些国家联系的纽带。
（三）福建与南亚、西亚诸国
亚洲西南的印度、波斯、阿拉伯诸国都是文明古国，在宋元时期，中国的丝绸、瓷器经海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以上诸国，双方商人与旅行家频繁往来，结下深厚的关系。
福建与波斯。考古学家在福州闽国刘华墓发现了波斯孔雀蓝瓶（现藏福建省博物馆），这说明五代时期波斯商品即销售于福建。宋代，波斯商人已进入泉州居住，绍兴元年（1131），波辐撒那威人在泉州创立清净寺，元代，波斯设拉子巨商鲁克伯哈只于泉州重修圣友寺。
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调扬州合必赤军三千人镇泉州”
。学者一致认为；合必军主要是波斯人。元末，波斯人成立“亦思巴奚”军割据泉州，波斯人在闽势力于此可见。在波斯人来闽同时，闽人也远航波斯，宋代的《诸蕃志》、元代的《岛夷志略》、明代的《殊域周咨录》对波斯皆有记述。明初郑和到达过波斯港口，他的舰队中，闽人不少。
福建与阿拉伯。阿拉伯人善于经商，早在唐宋时期便来到中国沿海诸地，从泉州出土的伊斯兰碑铭中我们得知：葬于此地的阿拉伯人有来自也门、哈姆丹、土耳其诸国的。
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到过泉州，称赞泉州为世界最大的港口。明初，郑和舰队也曾抵达“天方”。阿拉伯在泉州经商以豪富闻名，宋元之际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曾掌管泉州市舶司 30 多年，元初回回巨商佛莲发过 80 次海舟，富可敌国。
福建与印度。印度是佛教与印度教的故土。闽人很早即与印度建立了海上交通关系。陈永定二年（558 年），一个名叫拘那罗陀的印度僧人来到泉州近郊的九日山下，后来，他由此处乘船回国。
以后，常有印度僧人在福建登陆。例如，后梁时，天竺僧声明三藏来到闽国。
闽僧也有赴印度求经的，唐末泉州人智宣游历西方诸国，壮岁而往，垂老始归。从出土文物看，宋元印度商人定居泉州的不在少数，所以，泉州发现了许多印度教石刻。
福建与西南亚诸国的关系延续至明代初期。此后，明朝海禁日益严厉，而欧洲殖民者东来，切断了中国与印度洋诸国的联系。所以，在明中叶以后，罕见闽人远航西印度洋诸国的记载。
（四）福建与欧美诸国
福建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一向是以和平交往为主的，但是，欧洲殖民主义者闯入东方后，便以火与剑传播基督文化，因而，福建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除了和平交往外，还有直接对抗的一面，这与亚洲诸国之间的往来不同。
福建与西班牙、葡萄牙。西葡是欧洲最早的殖民帝国，于明代中叶航抵中国，为了打开中国闭锁的大门，他们都曾骚扰福建沿海。葡萄牙人窃据澳门后，澳门成为西方势力向中国渗透的据点，早期入闽教士多从澳门来。明末郑芝龙赴澳门谋生，曾在那里加入天主教。西班牙最早得手菲律宾，尔后一度侵占台湾，清代福建被划为西班牙教士传教。马尼拉与闽南之间的贸易关系从明末延至清末，未有间断。明清两代，数亿美洲银元沿着这条贸易线路进入中国。但是，西班牙人在马尼拉曾几度屠杀华侨，其中大部为闽人。
福建与荷兰。荷兰人于晚明来华，随即侵占台湾，明清之际，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主义者。清代荷兰人控制的印度尼西亚仍是闽人贸易热点区，可是，移民印尼的闽人曾几度遭屠杀。
福建与意大利、法国。意、法都是天主教国家，早在元代，罗马教廷便成立泉州主教区，并派来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等人任主教。
清代五口通商后，法国人大力支持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对福建影响也很大。近代左宗棠、沈葆桢聘用法国科技人员创办马尾船政，一度取得相当效果。然而，在 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海军突然开战，将马尾船厂造出的十几艘福建水师战舰，全部击沉。
福建与英国、美国。英国人在明清之际航抵中国曾与郑成功做生意，他们从福建输出茶叶、瓷器，将步枪、大炮卖给郑成功、郑经父子。清代，英国从福建输出的武夷茶越来越多，五口通商后，英美商人逐步控制了福州茶市，在该地所设洋行达六七家，每年贸易额达 2000 多万元。英美以福州、厦门为传播基督教的主要基地，基督教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分会，都是从福建分出去的。
总之，福建与欧美的关系既是贸易关系，又是被侵略、受欺侮的关系，欧美人奉行强权政治，只有取得和欧美相抗衡的力量，他们才肯平等对待对手，发展和平贸易。
综上所述，福建与海外诸国结下了广泛的、悠久的文化关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福建在历史上是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美文化，以及朝鲜、日本、越南文化的交会区，也是东西南北各区域交通的交会点，所以，福建文化是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它的本质是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冒险性等特点。自唐宋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人向海洋发展的领头雁，是中国海洋文化发达区域之一。
闽人在与海外文化接触过程中，将中华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对海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人口与血缘的融合
闽人在向海外播迁的过程中，逐渐与当地民众融合，成为土著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例如，宋代闽人至高丽，常被留下做官；
越南李朝与陈朝皆为闽人开创，他们在越南成为王族；明朝赐给琉球的“闽人 36 姓”中，有几个姓长期受到重用，他们在琉球聚族而居，逐渐同化于土著；在长崎的福建华侨，后来也成为日本公民，他们通晓中日两种语言，长期世袭“通事”一类的职务。
在东南亚的华侨最多，他们有的和当地女子通婚，形成新的民族。例如，菲律宾学者认为：本民族中有 10 ～ 20％的中国血统，而且主要是泉州人血统。本世纪 30 年代的菲律宾国会议员，有75％的人自称有中国血统，而且以此为自豪。
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儿非常多，乃至产生了“中华一马来语”这一特殊的语种。
还有一部分华人相互通婚，他们长期保留闽南话等福建方言。据1939 年的《闽侨》月刊统计
，福建在东南亚华侨有 1899900 人，其中：暹罗 37600 人；马来亚 854695 人；荷属东印度 739540 人；安南 75265 人；缅甸 77400 人；菲律宾 85400 人；北婆罗洲 30000 人。他们在当地从事工商业、种植业，对东南亚的开发贡献极大。
（二）文学艺术的传播
在宋、元、明三代，福建的建阳书坊一直是中国出版业中心，她所出版的各种书籍和小说传至海外各国。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一书记载的“货物”类中，有“建本文字”一项；元初熊禾为书坊同文书院撰写的“上粱文”中说：“书籍高丽日本通”。
至今韩国、日本保存的宋元明古版书籍里，有许多是麻沙本。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随着闽侨的踪迹带到他们的所居国，今日东南亚、东亚诸国，没有不喜欢以上诸书的。一些与土著同化的华侨还积极翻印中文书籍，法国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统计，从 19 世纪 20 年代迄于 20 世纪 60年代，印尼计有华人作家、翻译家 806 人，他们翻译和创作的作品达 2757部，加上佚名作品 248 部，总共有 3005 部。
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在马来亚，华裔文学产生于 19 世纪，著名的闽南籍翻译家曾锦文（1851～ 1920）曾在马尾海军学校学习，他将上述三部古典小说翻译成马来文。而在泰国，早在 19 世纪初便有了一部泰文《三国演义》，翻译者为闽侨后裔。印尼的闽籍翻译家有林庆容、薛金贵等。
许多闽人致力于高雅文化作品介绍，元末莆田人俞良甫在日本自费刻印汉文书籍，完成了《唐柳先生文集》、《昌黎先生文集》、《文选》等巨著。
对日本人了解汉文化作出了贡献。清代，一位教名为阿卡狄奥的泉州人在巴黎编著《法汉字典》，
它对法国汉学家有重要意义。
福建的地方艺术也传人海外诸国。明代姚旅的《露书》说：琉球人爱看闽人演出的《姜诗》、《王祥》、《荆钗记》等剧目。闽南的布袋戏、木偶戏、高甲戏同样在南洋诸国流传。在民国时期，每逢闽南戏班去南洋诸国巡回演出，观看者总是人山人海。泉州的南音也随着华侨传到东南亚，在泉州人较多的菲律宾和新加坡，有数十家演唱与研究结合的南音社，著名的班子有菲律宾的崇德社、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
在书画方面，福建黄檗寺的隐元于明清之际远渡日本，带去大量书画，使无法出国的日本艺术家得以浏览中国古代艺术。隐元和他的弟子即非、木庵皆擅长书法和绘画，他们的画风重写实，并吸取了西洋技法，对日本书画艺术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建筑上，闽人在日本、南洋盖的许多寺庙都展现了本土建筑一贯的风格，对海外建筑艺术影响很大。
（三）儒学文化圈的形成
在闽学问世以前，孔子的儒学已有传到白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事例，但是，当时的儒学重章句考证，缺乏一股生气勃勃的精神，在佛教的绝对影响下，似有奄奄一息之感。自从朱熹将孔子学说扩大为一个严密而博大的体系后，儒学对海外学者的吸引力倍增。朝鲜出现了被誉为“朱熹之后第一人”的李退溪，儒学逐渐繁衍为一大学派，至今不衰。日本的朱子学在朱舜水东渡后，迅速成长为影响很大的“水户学派”。朱熹“爱国、尊王、重礼”的思想，以及务实、复古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越南陈朝建立后，由于开国者原为闽中儒生，对朱子学十分尊重，他建立国子监，讲习“四书五经”。在黎朝时代，《四书集注》被列为科举教材。朱子学在南洋传播较迟，但在 19 世纪，已有了《四书》的马来文译本。新加坡在 1949 年以后，逐步推广华文教育，以《四书》为课本。所以说，东亚及东南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是与朱子学有关的。朱子的理学对欧洲文化也产生过巨大影响，17 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将《四书集注》等书译成欧洲文字，东方文化很快成为欧洲学者议论的中心。莱布尼茨用“理”的概念否定上帝创造世界说，法国重农学派在《四书》中找到重农理论的根据。本世纪初，辜鸿铭以儒学价值观批判西方文化观，对欧洲思想界的冲击极大。
（四）共同的宗教信仰渊源
福建是中国佛教、道教向外传播的基地之一，日本禅宗信徒以曹洞宗居多。我们知道，该宗是闽僧曹山本寂与其师共同开创的，明末清初隐元渡日，在日本开创黄檗宗，丰富了日本禅宗学派。日本京都的黄檗寺、长崎的福济寺和祟福寺，都是闽人建造。东南亚的佛寺大多与闽寺有密切关系，例如：槟榔屿的极乐寺便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福州西禅寺在新加坡、越南都有廨院；闽南僧人在新加坡建普陀寺，在菲律宾建大乘信愿寺。
在道教与民间信仰方面，南洋华人信仰的各种神灵大部来自福建，例如，在马尼拉有青阳大王公、石狮城隍、诗山广泽尊王等神祇的庙宇，还有闽南人信奉的妈祖、吴真人、关帝的分香庙宇。泉州通淮关帝庙极为有名，而在马尼拉，亦有一座同名庙宇。
（五）科学技术的播迁
古代福建的科学技术有其独到之处，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宋代泉州人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一书中，最早记载了“指南鱼”的用法，这一技术逐步传到波斯、阿拉伯、西欧，对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颂制造的水运天仪被誉为“世界钟表之母”，它的机械结构为后世钟表匠所仿效。在医学方面，宋慈是公认的“世界法医之父”；明代建阳熊宗立的医著在日本多次被翻译，日本还派人到福建，跟随熊氏学医。至于实用技术，从福建外传者甚多：清代闽人赴泰国造船，使当地造帆船的技术大大提高；闽商在南洋各国开糖坊，则使中国制糖术传到当地；它如制茶术、晒盐术、造纸术都陆续传到闽人侨居之国。福建各种农植物也传人海外地区，丰富了海外民众的物产和生活。
总之，通过福建这一文化跳板，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它对各国文化的开发和科学进步，都起过良好作用。
福建位于儒学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美文化交会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受海外文化影响很大，可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一）唐以前（第一阶段）
闽人在汉代即和东南亚国家有了交往，其时，印度文化极盛，所以，闽人受海外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影响。有记载的福建最早的佛寺始于西晋太康年间，但它在民间的传播可能更早些。其后，福建佛教的发展极为迅猛，我们已在本书第一章中作了介绍。从《续齐谐记》所载“东晋阳羡许彦于绥安（漳浦）山行”的故事来看，当时佛经故事已渗透民间传说中。
日本圆珍和尚于大中七年（853 年）入唐，在福州开元寺跟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
这也说明印度文化在福建很有势力。不过，闽人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并非照抄不变。唐代，禅宗在闽中占统治地位，它在福建居于主导并衍化出南宗五派，说明福建已融会贯通了印度佛教，并和本土文化结合，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同样是佛教鼎盛区域，浙江在五代盛行天台宗、华严宗等印度原生佛教教派，两省之间差别的含义是深远的。
（二）宋元时期（第二阶段）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泉州，他们带来了各自本土的宗教，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例如：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来自西亚的景教与来自西欧的天主教，还有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宋元外来宗教并未对中国产生类似佛教那么大的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都在外来商人中传播，中国人加入者极少。唯有摩尼教逐渐演化为明教，成为宋元明三代重要的民间宗教之一。
（三）明末清初（第三阶段）
元朝灭亡后，泉州港渐趋衰落，海外巨商大多转移外地，福建沿海的外来宗教渐趋消亡。迄至明末，天主教进入中国，在福建有数万教徒，这使福建又一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仁爱哲学与忍耐为上的处世方法与儒教有相似之处，所以引起以退休宰相叶向高为首的许多儒者的兴趣。但是，清代罗马教廷干涉中国教徒祭祖习惯，导致清廷决心禁教，这使天主教对中国的影响被缩小到最低程度。不过，清代前期福建天主教的传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西方传教士艾儒略在福建著书多部；其二，福安人罗文藻成为第一位中国主教；其三，福安、莆田、漳浦等地的天主教渡过清廷禁教时期，一直存续到鸦片战争以后。这说明和国内诸省相比，福建受天主教影响相对较深。
（四）近现代（第四阶段）
五口通商之后，西方文化在中国登陆，闽人在介绍欧美文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林则徐被誉为“中国学者中睁眼看西方的第一人”；沈葆桢主办马尾船政后，使之成为引进近代西方科技的基地；在社会科学方面，严复翻译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各领域的名著，在文学上，林纾翻译了 40 多部西洋小说、戏剧故事。在宗教领域，西方基督教会在福建创办了 1000 多所学校。为了便于基督教普及，西方传教士花费许多心血，将《圣经》译成福建方言，产生了以罗马字拼音的福州话《圣经》和闽南话《圣经》，构成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奇特现象。受其影响，卢戆章提出了第一套“汉语拼音方案”。此外，林振翰于 1911 年出版《汉译世界语》，对世界语在中国传播做出贡献。
总之，近代福建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福建成为土地革命的重点区域，这也反映了现代闽人对欧洲先进文化的热情。由于福建的教会教育和新式教育发达，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他们在经受严格训练的前提下，逐步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福建以科学家及学者人才辈出而被称之为“人才省”，这是闽人在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科技方面先走一步造成的。
总之，福建与海外文化的特殊关系使她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福建是联通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桥梁。自唐宋以来，中华文化经过福建及广东等沿海省份传向国外，海外文化也经过福建传人大陆。在福建这块土地上，中外文化激荡成为推动福建文化发展的动力。因而也铸就了闽文化里的海洋文化性格。纵观中国沿海诸省，在漫长的 1000 多年的历史中，与海外诸国保持广泛性的、持久的联系的，唯有福建与广东二省。所以说，福建与广东同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内陆诸省的最大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