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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八闽地理条件复杂，地形割裂，各区域在具备共性的基础上亦有一些个性，探索其特殊性，将使我们对福建文化的理解更深一步。
福建境内多山，雄伟的大山脉与河流将八闽割成几个大块，若以纵贯南北的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中轴线，并以富屯溪、闽江为横轴线，可将福建分为闽东、闽南、闽西、闽北四个部分，这四大区域的地形有一定的封闭性，相互间交通不便，人员往来不易，在历史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回顾福建历史上的行政划分，恰与这四大区域相应。唐代福建分为五州，福州的辖区大至为今日的闽东，建州的辖区即为闽北，汀州的管辖范围与闽西相应，泉州、漳州二州合并即为闽南。行政区域和地理环境相吻合绝不会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各区域天然的、相对的自立性。在此基础上，福建形成了四五种方言区，闽北区主要流行建瓯方言，闽东区通行福州方言，闽西区的客家话流通最广，闽南区民众使用闽南方言，闽南北部的莆田、仙游二地于宋代从泉州划分出来，成立兴化军，兴化方言自成体系，这样，现代福建五种主要方言便形成了。语言是人们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方言不通，便成为福建各区之间交流的障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区域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文化。
闽北位于福建西北部，境内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风景秀丽，向来有“碧水丹山”之称。明代名士王世懋对闽北山水赞不绝口，他在《闽部疏》当中说：
“自邵武之建阳，非孔道也，然所过六十里间是闽西最佳丽地。原隰夷衍，竹树田畴，丰美饶裕，嚣落相望，烟火不绝。夹溪面街，人家时有数百。于时二月将近，踯躅始放，梨花未残，海棠金爵，尽以樊圃。山花野卉，多不可名，令人应接不暇。”
闽北不仅山水秀丽，而且物产丰美。闽北各县山环水抱，土壤肥沃，是福建主要的粮仓。她的山林中有捕不完的珍禽异兽，水里有捞不尽的河鲜美味，在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她曾是福建最富饶的区域。许多世家大姓因热爱闽北的山水而移居此地。闽北秀丽的山水和丰饶的物产培植了闽北人热恋家乡的性格，他们觉得家乡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在家乡度过一生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纵使荣华富贵，官居极品，但离开了家乡仍是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因此，闽北人对权势并不是十分热衷，他们即使被贬还乡，仍能优游林下，自得其乐。闽北的山林文化还培养了一批不羡荣华献身于学术的学者，他们对同侪的飞黄腾达视而不见，甘于隐居家乡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经常是一边咬着咸菜头，一边研究古书；为一条定义而争论不休；世间的荣华富贵似不能在他们的心中掀起任何涟漪。其次，闽北的学人有平民性格。闽北的山区限制了大地产的发展，因而，闽北从来没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阶级分化不是那么悬殊，当地的学者多为中下层社会的人物。他们投身于官场之后，比较敢于为民众说话，即使为此得罪权贵而在所不惜。朱熹等考亭学派人物便是以这种态度面对人生。
闽北文化源流。闽北是福建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商周时期即有神秘的船棺文化，汉代，闽北是闽越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汉末闽中设五县，闽北占了四县。福建最早的郡治——建安郡，便设在四县之一的建安县。六朝著名学者江淹、顾野王在闽北长期居住，大大改变了闽北的文化形象。中晚唐，福建文化崛起，闽北有建州刺史李频倡导儒学，出现了著名诗人陈陶和名僧大珠慧海；但是闽北的科举文化落后一步，迄至唐末仅一人中进士，远逊于沿海的福州、泉州。不过，五代二宋闽北的科举事业大发展，每科中进士之多，宇内罕匹。他们中的许多人进人中枢，宋代宰相中有不少是闽北人，如陈升之、吴育、吴充、章得象、李纲、徐清叟、徐荣叟等；更使当地人骄傲的是南宋闽北成为理学根据地，杨时、罗从彦、李侗、游酢、胡安国、胡宪、胡宁、刘勉之、刘屏山、朱熹、蔡元定、蔡沉、真德秀等著名理学大师皆为本地人。文史领域也有不少人才，文学家杨徽之、杨亿、柳永、严羽，史学家袁枢、熊克，画家惠崇，法医学开创者宋慈，都是名家大师。南宋闽北还是国内的教育中心，仅建阳一县境内便有 11 座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此外，建阳的书坊还是国内最大的刻书业中心。闽北的兴盛延续至明初，元代闽北有理学家熊禾，诗人杨载、黄镇成、黄清老，明初闽北有名臣杨荣、画师边景昭。明中叶以后，闽北科举考试衰落，但在文化界仍有小说家余象斗、熊大木，名僧元贤、道霈，清代有大诗人张际亮，音乐家祝桐君，书坊出书盛况一直延续到明末。可见，不能说闽北文化在明清衰落了。当然，从总体而言，明清沿海发展更快，闽北相对落伍，这表明明清时期福建文化重心在向东转移。
闽南面临大海，海岸线曲折多港湾，人民有航海的传统。正如俗语所说：靠海吃海，海洋是闽南人谋生的主要出路。清代谢章铤说：
闽地硗薄，无生产，人多地少，资于田者二，资于山者二，资于海者二，资于商贾者四。
这句话虽非专指闽南人而言，却只有闽南人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生活模式。当地的土壤多沙，多数田地不堪种植水稻，发展农业的前景暗淡。所以，闽南人中完全依赖农业生活的只是少数，大多数农民从事小商品生产，或种植经济作物，或下海捕捞，有条件的人大多去海外经商。自古以来，闽南人远航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在海外享有盛名。一个英国人这样评述闽南人：
“厦门的港口是优良的……当地人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与水手。由于他们家乡的贫瘠，多数人无业可就，但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性格驱使他们离乡背井，到台湾，到中华帝国各个主要商业中心，或者到印度洋群岛，或者到他们本土沿岸的渔场去。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就很少再贫困下去，相反地，他们往往变得富裕起来。由于他们资金多，人又勤劳和擅长经营，他们于是支配着全岛和全省的贸易。他们的家乡观念很重，每当他们获得少量财产，不是立即回家，就是把大笔款项汇回来……难怪，大部分的中国船只属于厦门商人所有，大部分投入沿岸贸易的资金也是他们的财产。”
来自著名商业民族的赞誉，很能反映闽南人的个性。若分析闽南的阶级构成，不难发现：闽南富人中，大地主极少，多数是海商。因而，当地人中形成了重商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和汉族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从而造成闽南和内地各区域不同的文化因素。在经商民族看来，人生中占第一位的东西就是挣钱，因为，没有钱便无法购取生活资料，也无法在家人中赢得尊重。这与闽北人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对儒学的态度而言，在一些闽北学者看来，儒学即是人生，她是第一位的；而闽南人则把儒学当做谋生之路，是第二位的东西。闽南人从事儒学，多是为了在科举上谋得功名，其目的十分明确，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闽南人便放弃儒学。元代便发生过这种事。元代录取的汉人进士名额极少，粥少僧多，多数闽南学子便弃儒经商，乃至儒者林弼抱怨：“夫泉在闽号繁庶，郡民多逐末利，裔夷杂糅，惟浮屠是崇。逐末利则学不力，崇浮屠则学以惑。”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闽南人的文化观和正统儒学并非天然相契的，因而，闽南在历史上常会出些与传统文化相背离的人物。其中，李贽是突出的代表。李贽在尊孔为万世师表的气氛中，敢于提出不要盲从孔子的观点，在朝廷与学者都主张重农的气候里，敢为商人说话。他将历代人物的评价完全颠倒过来，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赞卓文君善于择夫，使正统的儒者为之目瞪口呆。又如辜鸿铭也是一个敢于反潮流的学者，在多数人唾弃清朝的背景下，偏是辜鸿铭拖着一条长辫。有人说得好：假如大家都拖着辫子，也许辜鸿铭是最早剪辫的。现代文学家林语堂也曾被人们视为游离于文学主流之外的怪杰。闽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与世格格不入的东西，这也是闽南文化最富于魅力之处，同时也是它的创造之源。
闽南文化源流。在闽南土地上，发现了福建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它说明约在 8 万年前闽南即有古人类居住。相当于商周时期的漳州华安县境内的仙字潭文化遗存，传递了当时的土著文化信息。这都表明闽南的历史悠久。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闽南区域默默无闻，一直落在闽北之后。迄至唐中叶，吸收了大量中原移民的闽南文化大发展。欧阳詹中举，并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学家；唐末五代，当地出现了著名的道士谭峭和名僧义存。泉州刺史王审都、王延彬父子设立招贤院，北方士人联翩而来，这使泉州的文化地位大大提高。宋代，闽南科举事业大发展，中枢内的曾公亮、蔡确、吕惠卿、梁克家、苏颂、留正等名臣皆为当地进士。不过，宋代闽南文化界的名家不多，著名理学家仅陈淳一人。元代泉州文化衰退，仅一人中进士。闽南发展的又一高潮是在明清时代，理学家陈真晟、蔡清、陈琛、林希元、黄道周、李光地、蔡世远等人在国内有相当地位；李贽以其大胆的思想震动学术界；文学家王慎中、史地名家张燮、书法家张瑞图皆有卓越的贡献。近现代以来，闽南人物更盛，林语堂、许地山等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创办于 1921 年的厦门大学荟萃四方人才，被誉为南方之强。总之，自宋以来，闽南一直是福建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
闽西客家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这可以从多方面来探讨。首先，从客家人的形成过程而言，构成其人种主体的是相邻各州的流民。宋元时期的汀州是逋逃之薮，周围赣南、闽北、闽南诸县不堪忍受压迫的破产农民，纷纷流入闽西山区，和畲族人杂居，共同开发山峒。因此，早期闽西出名人物多为外地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定光佛”的原型——自严，即为同安籍僧人。其次，成为客家民系来源之一的畲族，是一个以游动生活为主的民族。在汉族进入闽西之前，畲族的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畲族没有固定的农田，每年春天，他们选择一处肥沃的山地砍倒树木，放火烧荒，植物的灰即成为最好的天然肥料。当春雨来临之际，他们用刀在山地上挖洞，播下粮食作物，随后便四处打猎，游猎为生。秋天，他们返回播种地，收割自然成熟的粮食。这种农业依赖土壤的自然肥力，经过一二年耕种，土壤肥力下降，畲族便迁徙他处，重新开荒。因而，畲族人始终在各处流动，极少在某地长期居住。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客家民系形成之后，仍然保持着移民心理。一般地说，汉族是一个恋土性很强的民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便力图定居下来，他们把流浪当做最大的悲剧。可是，闽西山多地少，容不下过多的人口，随着人口的增长，闽西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客家人血统中不安定的文化因子便推动他们去外地冒险。明清时期，客家人浪迹天下，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山区都留下了客家人的足迹。他们每到一地，便向山主租山垦殖。每年春，他们放火烧荒，播下杉苗、靛草，并兼种玉米等粮食作物。在他们这种生产方式里，依稀可见畲族人耕作方式的影子。由于客家人吃苦耐劳，经过数年或十几年的奋斗，客家人大多能脱贫致富，于是，他们将家眷和亲戚接来，逐步形成了客家移民村落。
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以外出为荣、不肯在家久居的性格。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而家乡的穷乡僻壤发展余地十分有限，那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要株守家中呢？一个人要去外部世界闯一闯，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已成为客家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客家历史上的名人大多是在外面闯出来的，黄慎长期定居扬州，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假如他的一生在家乡度过，只会有邻近的乡民知道他的名字，那么中国将失去一位伟大的画家。移民外省的客家后裔成就更为可观，洪秀全、孙中山、郭沫若等人的名字是大家熟悉的。
客家人性格的又一特征是重视在政治上发展。闽北人安于平淡，闽南人极力求富，而客家人的追求在于出人头地，摆脱卑贱的地位。这是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造成的。客家人经常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历来受到土著的歧视，在明清时期，这种歧视的典型表现是不让他们入籍。这样，他们便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无法登上仕途，进入显贵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旧社会，一个家族若无人进入官宦阶层，他们始终是没有地位的。这种歧视使客家人痛感在外乡取得政治地位的必要性，于是客家人将入籍与参加科举考试看作人生奋斗的重要目的之一，久而久之，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客家人处理事情的价值标准。而且，它也成为客家人不断奋斗的精神源泉。近现代以来，客家在政治领域的人才辈出，无论在中国、在东南亚，他们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而且常常成为领袖人物。她的独特个性十分引入注目。
闽西文化源流。闽西是福建开发较迟的区域，这与当地的地理形势有关。闽西山高沟深，仅有狭长的河谷适于耕种，发展农业的天地较小，加上闽西地理位置偏僻，吸收北方移民较少，导致闽西文化长期滞后。从现存史料来看，唐宋当地的汉族移民不过数千至数万，他们仅控制县城的近郊，广大山区都是畲族的天下。闽西畲族在宋元之际屡次掀起几十万人的大起义，可见该民族在当地的力量之强大。直到元明以后，畲族才逐渐同化于汉族中去。闽西在宋元明初有一些人物，但其影响尚不是全国性的。明中叶以后，当地科举文化大发展；所产进士之多，仅次于闽东、闽南。清代闽西出现了全国一流的艺术家——伊秉绶、黄慎、华嵒、上官周，近现代闽西人物之盛是众所周知的。
莆田、仙游二县使用兴化方言，自宋以来一直是自成系统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在海内有一定名气。她的最大的文化特色是科举考试发达，世所罕见。
莆田、仙游土壤肥沃，木兰陂灌溉的农田粮产很高，不过，该地早在宋代既出现人口过剩。密集人口所需的燃料、建材、食物等，大大超过土地的负担能力。在沿海各县中，莆仙二县最早出现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状况。因此，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二县民众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明清以来，二邑以番薯为主食在福建是有名的。在贫瘠的土地上，莆仙民众并没有气馁，他们选择科举为主要出路，所谓：“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二邑莘莘学子的刻苦学风会让所有的人肃然起敬，他们在幽暗的油灯下成百上千遍背诵经典，做到倒背如流，成竹在胸。这样，他们在考场上从容自如，游刃有余，考中率很高。众所周知：古代的科举考试竞争性很强，万中选一的录取率使许多人望而生畏，一个人即使将一生都投进去，能否考中仍是未知数，许多地区自古以来也不过几名进士。然而，莆仙二邑学子竟在这一崎岖的小路上获得罕见的成功，仅莆田一县，历代进士达 1433 人，二县中头名状元的就有 11 人。
历代中枢机构中都有不少兴化人，莆田籍官至尚书的就有 31 人。
许多簪缨世家名宦辈出，人才济济，风韵长存。近现代以来，科举考试废除，新式教育兴起，莆仙人将投身科举考试的热情转向高等教育。尽管民国成立后时局动荡不安，但莆田、仙游的教育事业仍是全国一流的，旧时代的书院被改为中学，教师用对付科举考试的办法来应付高等考试，每年被高等学府录取的学生不可胜数，其中出现的高级人才亦不在少数，因此，至今为止，中国科学院及高等学府多兴化才子。
莆仙文化源流。莆仙是福建省文化较早发达的区域之一，早在唐代即出现了全国一流的诗人——徐寅、黄滔；宋代的史学家郑樵，诗人刘克庄，文学家、书法家蔡襄，皆为不可多得的人物；元明时期，福建作家的作品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以莆田为最。著名的三一教主林兆恩堪称莆仙文化的代表。不过，自明中叶倭寇之乱发生后，二邑衣冠大族多毁于战火之中，人才衰退，文运不振，直到清末方始复兴。近现代，莆仙以盛产科学家而著名。
闽东位于闽江下游，负山面海，在地理上兼有全省各地的特点。闽东北部的群山密集，山高沟深，类似闽西；闽东的南部丘陵盆地相间，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类似闽北；闽东的东部是大海，海岸线曲折多港湾，人民有航海传统，这一特点又类似闽南。另外，福州城自古以来是全省的交通枢纽。闽江的支系将上游各地联系在一起，各地货物沿江而下，经福州口岸转销各处，福州很自然地形成全省经济中心。这一优势加上作为首府的政治中心地位，福州便成为全省文化中心，历来荟萃全省人物精华，城内的三坊七巷为唐宋以来福建巨族栖息之地，文化传统深厚悠远，藏龙卧虎，人才辈出，不愧为闽中首邑。闽东文化具有综合性文化的特点。在其学者中，既有冲淡高远之士，也有功名心很强的人；既有优游林下的隐士，亦有急于到文化中心印证自己的人。由此故，闽东文化多姿多彩，这正是她长期繁盛的重要原因。其次，省城的学者中有浓厚的建功立业的风气。正如福建各地的学者把目标放在福州一样，省城学者的理想是提高福建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他们以“门里一条虫，出门才成龙”自励，乐于到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也为福建赢得了荣誉。
闽东文化源流。闽东是福建文化较早发蒙的区域，福建最早一个进士——薛令之为闽东长溪人，中唐李椅、常衮在闽中兴学，大大提高了福州学子的文化素质，此后闽东文化昌盛，在各个领域都有许多人才。唐末诗人翁承赞、中晚唐闽籍高僧怀海、灵祐、希运、师备皆为福州人。五代二宋，闽东人文兴盛，有沈崧、许将、郑性之、陈诚之、萧国梁、郑侨、黄定等多名状元，此外，张元幹以豪放词见长，黄幹是朱熹的高足；元代闽东有吴海、陈普等名士；明清时期，闽东文化鼎盛，从明中叶以后，每逢科举考试，福州都有许多人中举，其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久，在国内是不多见的。明清两代福州盛产诗人，从明初林鸿、高秉等闽中十子开始，其后有明中叶的郑善夫，明晚期的曹学佺、谢肇淛、徐熥、徐
，清代的黄任、林昌彝，还有清后期的“同光体诗派”，近现代有林徽因、谢冰心，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人序列。晚清福州是国内引进西式教育最早的区域，中西教育合璧，不仅培养了深通传统文化的人才，而且还培养了不少学贯中西的人物；所以，近代闽东人文之盛，世所罕匹。如林则徐、沈葆祯、严复、林纾、林白水、林觉民、林旭、陈衍、陈宝琛、圆瑛都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所以，后来有一句话：“晚清人物数侯官”。民国以来，福州成为科学家的摇篮，例如，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皆为福州人，这已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其他领域，福州科学家亦不可胜数，迄今为止，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仍以福州籍贯为最，他们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以上我们探讨了福建各区域文化的特色，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这些区域才具备以上文化特点，而仅仅是指出，这些特色在上述区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已。实际上，许多特点是闽人共同具备的。例如：客家人以外出为荣的习惯同样表现在闽南人、福州人、莆仙人的身上。所以说，福建各区域文化的共性远胜于差异性。考虑到共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现象，我们认为：福建文化是一体多块的区域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