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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文化系统，就区域范围而论，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十几个区域文化子系统，如齐鲁文化、河洛文化、关陕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等。福建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福建文化的特色是什么？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总结福建思想文化的特点，可由此途径探析福建思想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福建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唐宋中原文化的延伸。宋以后，中原的文化发生巨变，八闽仍保持原有风貌，于是，唐宋中原文化成为福建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福建文化个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深入地探究福建思想文化内涵，造成闽文化区域特色的还不止这点，在历史上对福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闽越文化、畲族文化、海外文化等，也使得福建文化与内地文化产生了一定距离和差异性。
（一）闽越文化
福建原为南方少数民族——闽越人的居住地。汉晋以后，闽越人与汉族移民融合，组成早期闽人。当两大民族碰撞之际，各自的文化传统被带入新的共同体，便导致闽人性格的复杂性；早期闽人不仅继承了汉文化传统，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闽越遗俗的影响，例如闽越遗民“信巫好祀”，有多神崇拜之风，轻生易死，好勇斗狠，善于航海，敢于开拓，在近代闽人身上，仍可看到闽越遗俗的烙印。由此可见，虽说闽越人的文化水准不高，但他们性格的潜在影响，深深地印人闽文化的深层结构，而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树，自然会受其影响和制约。
（二）畲族文化
关于畲族的来源，学术界一向有两种说法：一种以为畲族是闽越遗民后裔；另一种以为畲族是在唐代从湖南等地辗转进入闽中。不管怎么说，畲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有相当距离，这是不言而喻的。唯是畲族文化与闽越遗民文化亦有一定距离，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其实，畲、越二族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畲族经济的特点是垦山，他们始终在山区活动，靠山吃山；闽越人的文化特点则是“水行山处，便于用舟”，航行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许多食物来自水产，靠水吃水，与畲族人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畲族与闽越人本是两个民族，这一差异很好解释；可是，假使畲族早就生活在闽中，又该怎样解释一个民族的两种文化？我们认为：古代闽中地势割裂，生活在这里的土著虽以闽越人的统称传播于世，实际上他们并非一个统一的民族。早期畲族生活在漳州、汀州二州境内，与生活在闽江流域的闽越人主体分属两个地域系统，二者生活方式有差异是很自然的。畲族对闽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流动为主的“游农”、“游猎”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山区的开发。
（三）海外文化
福建地处沿海，在历史上有开放的传统，自汉晋以来，海外文化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福建沿海。在汉晋之际有佛教文化，在唐代有摩尼教，在宋代有伊斯兰教，元代有景教、印度教，明代有天主教，清代有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福建城乡传播，近代五口通商以来，欧美文化、日本文化都给予福建文化以很大震荡，这便不能不影响福建思想文化的构成。
上述种种文化因素导致福建思想文化个性的产生。
福建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 6 点：
（一）脚踏实地，注重实用
注重实用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特点，在闽人身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并具有典型意义。闽人形成这种文化性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福建山多地少，攒簇的群山将平地挤到最少的地步，可耕地十分缺乏，因此，自南宋以来福建便是缺粮省份，民众时时面临粮荒的威胁。这种生存环境迫使闽中学者关注社会问题，养成了务实、不讲空话的文化传统；其二，闽中商业文化也培植了学者的务实性格。闽地山多地少，投资农业前途不大，百姓的经商风气很盛。不仅市民阶层经商，士大夫阶层也经商，八闽海商在宋元明清诸代享有盛名。商人注重实利，较少幻想，这也培植了士人的务实性格。
务实重利的文化性格对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闽人的学术研究表现出脚踏实地、注重实用、关心社会的风格。首先，在禅宗方面。唐代的禅宗原本是一种十分超越的哲学，关注心灵的解脱远胜于实际生活。但是，它在闽籍僧人的手里却被还原为生活的本身。闽僧的风格是在生活实践中抒写禅宗哲学，领悟禅的意境，沩山灵佑开创的沩仰宗即体现了这一宗旨。灵佑及其弟子很少在书房中空想哲理，而是在采茶、磨面、种地等劳动中相互启发对禅的理解。所以，扎实地生活竟成为南宗禅的一大特色。百丈怀海曾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果不点出它的作者，很少会有人会想到它是出自一位僧人之口。然而，它正是南宗禅本质的反映。其次，在闽学方面。闽学是诞生在闽北山林的一种学派，但是该学派却没有以山林为其遁世修行的基地，而是积极关注社会。他们认为，学术不是高悬空中的幻想，而应当是改造社会的利器。如果儒学不能济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以朱熹为首的一帮平民学者积极设计国家大政方针，并力图使之付诸实践。为此，他们得罪了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们，受到政治迫害，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后悔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最终获得社会的理解。其三，促进清代学风的转化。清代经世致用学派的兴起是与闽人有关的，它之所以在闽中出现最早的萌芽，离不开闽人务实的传统。我们注意到：清代盛极一时的朴学在闽中一直没有很大的市场，闽人中没有一个学者堪称考据大师，这是因为繁琐的考据脱离现实，和闽人追求社会效益的学术传统相背离，因而它在闽中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与此相映，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学在闽中最早萌芽，郑光策开风气之先，林则徐、梁章钜、李彦章继起，在他们共同奋斗下，研究经世学终成一股取代朴学的文化潮流。
（二）究心论理，质胜于文
如果将知识分子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类型，作为整体的闽中知识界的风格，明显是属于“质胜于文”的逻辑思维型。福建历史上不是没有“情胜于质”的文士，例如柳永咏出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是，这类人物太少了，纵览福建思想文化史，在思想界、学术界有朱熹、李贽、林兆恩、严复、袁枢、郑樵等名家；而文学家中，唯有柳永堪称了、一代大师。其他如林纾是以翻译闻名，林语堂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更胜于文学创作。总之，八闽文学艺术的整体水平似比理论界要差一大截。如果单以文学界而论，历史上闽土盛产文艺理论家，诸如严羽、魏庆之、杨载、高秉、王慎中、陈衍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而闽人的文学创作却略逊一筹。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慎中。他是明代“唐宋文学运动”的首倡者，也是其理论的奠基者，可是，令人尴尬的是：王慎中自己的文学创作远不如受他影响的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他的身上，闽人质胜于文的弱点毕露无余。
闽人“质胜于文”特点产生的原因：
首先，这与闽人务实的性格有关。凡是重视实用理论，并在这方面强调过分，必然忽略形象思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以朱熹而论，他的文笔优美，散文和诗歌都写得很好，但是，他受道学家“文以载道”的影响，始终不肯在“雕虫小技”上花太多的精力。非但如此，他还将“文以载道”的精神贯注于文学实践中，他的诗歌创作便以体现儒家哲理为其特点，从而成为中国哲理诗的滥觞。虽说他的哲理诗有一定成就，但公平地说，这一“文以载道”的追求，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枷锁，使他无法摆脱一定的模式，因而也达不到更高的境界。
其次，闽人“质胜于文”特点的形成，也与闽人热衷于科举考试有关。众所周知，福建是南宋以来中国科举考试最盛的区域之一，福建人口虽不多，但历代中举额不亚于大省。有一些人认为：若以人口中进士所占比例而论，福建实际上是全国科举最发达的省份。闽人之所以能有较高的中举率，与闽人历来以苦学闻名天下有关。他们肯拿出年青生命中的多数时间去背诵经典，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这套方法应付科场考试很管用，但也给闽人以教条的束缚，限制着思路的活跃和开拓，对于文学的创作，更是有害的。明代“闽中十子”的成就有限，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他们关键的弱点在于食古不化。他们主张做诗要“宗法盛唐”，然而，怎样实现这一点呢？“闽中十子”不是像唐人那样走人生活中去创造，而是将准备科举考试的方法移植到诗歌领域，主张诗人熟读唐诗，对唐代诸大诗人、的作品做到了如指掌，甚至倒背如流。他们以为，这样做出的诗歌，自然有唐人气息。其实，这使学诗的人掉书袋，永远被前人的艺术成就所束缚，难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因此，他们一生的成就十分有限。
（三）重视传统，坚守师说
在中国学术界，我们常感到文化潮流对学者有极大的影响，大多数人喜欢跟着潮流走。不管什么文化思潮袭来，都会有很多人被卷进去，他们为新潮流摇旗呐喊，不以跟潮流走为耻，反以“落伍”讥笑坚持传统观念者。这种趋同风气，往往使学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明清学术界来说，朱学盛时，大家都盲从朱熹，几乎没有一人敢说朱学存在缺陷；王阳明心学的浪潮袭来，多数人便成为心学的应声虫，往日圣殿中的朱学被视为敝屣，人们弃之唯恐不及；同样，当乾嘉考据之风席卷学术界时，王学又被视为糟粕，人人都说王学的危害，而将王学对学术界的贡献忘得一干二净。与此成为映照的是；闽人在学术界经常表现出坚守传统的特点。朱子学在国内的地位几起几落，闽人对朱学的热情却始终不衰，当明代王学最盛时，海内唯有闽中学者仍然坚持朱熹的道统，蔡清、陈琛诸人并在发展朱子学方面做出新贡献，终被后世的康熙皇帝誉为朱学干城。这种性格有时也表现为负面，当语体文取代古汉语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闽中的老先生林纾挺身而出，以螳臂挡车的精神捍卫古文的神圣地位，让人惋惜他的落伍。可见，坚守传统已成为闽人文化的一个特点。
闽人“重视传统，坚守师说”文化特点的产生，根基于福建的文化环境。其一，传统文化的势力在闽中十分强大。从唐宋到明清，迨至近现代，福建世家大族与书院文化绵延不绝，形成了强大的传统文化惯势。古老的价值观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师生相授关系，传授给后世学者，它如同一个巨大的包袱，其中既有数不尽的财宝，又是一个不堪承受的负担，使闽人无法摆脱。其二，福建的地理条件封闭，不易受到外部世界文化潮流的影响。元明以后，福建远离学术中心，在学术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思潮传到闽中山区时，往往淡化为轻轻的和风。而且，八闽有很多学者一向埋首乡村做学问，足不出户，对许多无补于世事的学说不闻不问。他们的这种态度成为一道巨大的屏障，使旁人很难改变他们的学术信念。
（四）忠义相许，爱乡爱国
1.闽人爱乡爱国思想产生的原因
首先福建位于东南海疆，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外来势力的侵略，爱乡爱国的思想萌发较早，并成为优秀的文化传统。时当南宋之际，闽海有南洋来的海盗抢掠船只，宋元交替时，泉州有蒲寿庚“叛宋归元”之变；元末，“亦思巴奚”
军割据泉南；明代前有倭寇骚扰沿海，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入侵；清代越南艇盗使福建海上商路几乎断绝，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导致鸦片战争发生。这些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事件，刺激了闽人爱乡报国思想的较早觉醒。如果说海患对内地的民众来说不过是遥远地区的故事，但对福建民众来说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活生生的事实。他们只有在抗争中获得生存的自由。其次，自南宋以来，闽人开始成批地下南洋谋生，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尝尽了寄人篱下的辛酸；尤其是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福建华侨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失去保障，他们任人欺侮，时遭屠杀，得不到祖国的保护。因而，他们深切盼望祖国强大，并愿意为此尽力。这是闽人爱国爱乡意识之源。此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南宋以来，闽学及其流派在闽中的长期活动，使忠义思想注入大众心里，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观标准，理所当然地加强了爱国爱乡文化传统的强势。
2.闽人“忠义相许，爱乡报国”的思想在历史上曾表现为“忠君报国”
我们注意到：从南宋以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闽中都会出现一批不肯接受新朝代的遗民。宋末的陈文龙、谢翱跟随文天祥抗元，郑所南画兰无土；元末的陈有定为元朝殉葬，誓不降明；明末福建沿海成为郑成功的抗清根据地；清末民初，福建又出现陈宝琛、林纾等一班遗民。如果他们只是个别的，那还说明不了什么，可是，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则说明闽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在起作用。闽人受儒家的忠义观念影响较深，往往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这便造成一代又一代的“遗民”。
3.闽人爱乡爱国的思想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
福建在历史上屡遭外来势力入侵。在与侵略者斗争方面，闽人不屈不挠，有许多英杰涌现，俞大猷成为抗倭英雄，郑成功是抗荷英雄，林则徐为抗英英雄，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着历代爱国者的行为。近代以来，福建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前哨，在每一次重大的反侵略战争中，闽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以华侨在抗战中的事迹为例，他们在陈嘉庚等侨领的率领下，积极为抗战捐钱、捐物，许多人回国参加抗战，为祖国的独立献出宝贵的生命。华侨还是热爱家乡的典范。为了故乡的繁荣，他们回国投资发展经济，并无偿捐建各种公共设施，成为建设家乡的一支主力军。这种思想品德同样广泛地表现在众多闽人的身上。
（五）注重信仰，宗教较盛
我们在第一章曾说过：南方越人有“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特点，它是闽越人在福建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古代闽中被视为瘴疠之地，毒蛇猛兽出没，疾疫流行，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死亡。于是，关于生与死的意义成为闽越人苦苦思索的主题。许多民族的历史表明：正是对死亡的探索把他们带人了宗教。闽越人的宗教较盛，也可从这一普遍规律中得到说明。北方移民进入闽中后，遇到了与闽越人同样的问题，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之时，他们的思考也无法超越古人，于是，将闽越人带人宗教的种种因素，同样将他们带人信仰世界，这样，闽越人“信巫重祀”的文化传统便在闽人中延续下来，成为福建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
闽人的宗教信仰文化较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福建的神明世界庞杂，百姓创造了不可计数的神灵。在闽中城镇乡村，各类庙宇林林总总，大多祭祀地方性神灵。诸如临水夫人、保生大帝、广泽尊王等等，外地人大都不知这些神灵出于何处，其实皆为闽中百姓自己创造的。闽人的造神热情似比外省民众更盛。其二，福建历史上有多种宗教传播，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几乎都曾传人闽中，并拥有大量信徒，宋元时代的泉州留下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宗教的遗迹，泉州因而被视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其三，福建的传统宗教较盛。回顾福建宗教史，我们看到：当中国的宗教开始走下坡的时候，福建宗教反而进入了鼎盛时期。于是，五代以来，福建长期成为汉族宗教最热的区域。这不是说福建的宗教从未衰落，但在国内宗教共同衰落的大趋势下，福建的宗教相对较盛。例如，直到清代，福建寺院仍是不可胜数，其密度远胜于国内其他区域。在佛教理论方面，清末民初的闽籍僧人妙莲、虚云、园瑛皆有独到的建树，在国内佛教界得到广泛的赞誉。他们所在的鼓山涌泉寺成为国内有名的禅宗基地，其影响至今不衰。
（六）博采广取，兼容并蓄
福建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二者结合便构成闽文化博采广取、兼容并蓄的风格。福建文化的开放性可表述为两个方面：其一，闽人从来不肯株守家乡，他们乐于到海外世界闯荡，在异乡谋生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方式。“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观念与闽人格格不入。其二，闽人历来欢迎外商来本土经商，宋元泉州港、福州港曾是东亚商人荟萃之地，也是外来宗教随意传播的地方，这是闽文化开放性的证明。福建文化多元性的产生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福建原生的民间信仰是多神崇拜性质的，它给闽人注入了多元文化的个性；其二，闽人本是汉越两大民族融汇而成的，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闽人形成了求同存异的习惯。其三，闽人在海外接触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世界本是多元的文化观。
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结合铸造了闽文化的个性。福建学人对异种文化即不是盲目排斥，也不是全盘吸收，而是主张各种不同的文化并存。当某一种时髦的学说流行时，他们可能会被其吸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传统观念。例如，严复主张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可是，他并不认为有了西方文化便可丢掉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主张二者共存共荣。所以，兼容并蓄成为贯穿闽人思想的一条主线。唐代的大珠慧海提出，儒佛道三教皆为教化之道；谭峭的《化书》立足于道教，但也承认儒佛二教皆有存在的理由；朱熹表面上排斥异教，实际上对佛道二教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年轻时浸淫佛道十余年，晚年仍与武夷山的僧人相互往来，甚至化名注释道教典籍。广泛涉猎使朱熹超越了儒学的局限性，他博采广取，将佛道哲学融入理学，从而使理学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迄至明代，林兆恩干脆融三教为一体，创立了三一教。他如李贽兼涉道释、林语堂博采中西文化，都体现了这一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福建区域文化具有许多富有魅力的文化特征，这与其丰富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构成了福建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