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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支，她是在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可以说，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使福建思想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因此，文化的激荡是福建思想文化史发展的主题线索。掌握了这一线索，便能把握福建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可将福建思想文化史划分为四个大段，即：土著文化阶段、汉越文化交融阶段、儒佛道三教融摄阶段、中西文化交融阶段，在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文化冲突内容。我们对文化的冲突抱积极的看法，一般地说，一种文化在封闭的环境里自我更新，其成就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接触面太小妨碍了新思维的产生。而一旦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虽说这往往是十分痛苦的过程，但也会给各自的文化主体带来新的文化因素，迫使他们各自作出反应，常能导致新的文化创造出现。福建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便是这一定理的最好注解。福建的土著文化曾长期落后于中原文化，只是在中原文化传人后，才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逐步赶上发达区域水平。对中原文化来说，她与闽越文化的结合也受益于闽越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例如，闽越人善于航海，吸收这一文化因素之后，大海对汉族来说，不再是陌生的领域，古代闽人远航亚非诸国，将汉文化传播于遥远的异域。可见，文化的交融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在福建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都促使福建思想文化出现高潮。唐中晚期中原文化的南传，激发了福建唐末五代的第一次文化高潮；两宋儒佛道三教的竞争，促成南宋福建古文化的高峰；晚明时期，儒佛道三教的又一次激荡，激发了晚明福建文化的第三次高潮；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融，引致福建思想文化的第四次高潮。总之，掌握了文化激荡这一线索，便弄清了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道路。
福建的地理环境封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与中原远隔千山万水，土著文化难于参加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这一特点造成了多方面的文化影响。首先，福建土著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具体地说，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漳州莲花池山文化，还是青铜时代的船棺文化，或仙字潭文化，都表现出与中原文化显著不同的风格。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点，福建长期隔绝于东方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进步缓慢。尽管中原王朝已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嬗替，却没有充分证据说明秦以前闽地已出现国家。当代的考古发现表明：福建在汉以前虽有些不错的文化成果，但其总体文化成就明显不如中原。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原始终处在东方文化交汇的中心，时时吸收各地的文化成果，故能长久保持一流的文化水准，而古闽人只能在狭小的范围里熔铸自己的文化，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古老闽文化的存在，构成后世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土著人的文化性格，必然深深地影响闽文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不可忽略的。
秦始皇南下的大军切断了闽中土著文化的发展道路，随着闽中郡的建立，古闽人孤独发展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宏大的中原文化渐渐渗透七闽之地，开始了闽中汉越文化交融史。汉朝建立后，闽越人君主无诸被封为闽越王。从祟安发掘的汉城遗址的文物来看，闽越人已掌握冶铁、筑城、陶冶等诸项技术，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果这一文化趋势延续下去，闽中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然而，汉晋时代的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挫折：第一次是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将闽越族人迁徙至江淮一带，这对闽越人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十分有利的，但对闽地而言，没有人也就没有了文化的发展，文化因而衰落；第二次是吴国将领贺齐人闽，将战败的山越人全部编入军队北迁，闽中人口再次锐减。人口的流失导致闽文化的长期落后，直到晋代，闽中二郡仅 8600 余户，地广人稀，被中原人土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西晋永嘉之乱后，汉族移民开始南下闽中，推动了闽越遗民的汉化过程，迄至南朝陈时期，闽中汉越人民业已融为一体，组成汉族的一个区域分支——闽人。不过，当时的闽人中，越遗民血缘比重相当大，因而，闽越文化的许多特点也保留了下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这一时期，闽中的佛教、儒学也开始萌芽，但远未成为主流，在闽人中，巫觋文化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
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掀起了几次南下浪潮，闽中人口因而大幅度增长，从隋初的 12000 多户增长至五代末的 460000 多户，其中增长部分主要是中原移民。他们使闽中的汉文化因素成为闽文化的主体。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原的儒学、佛教南传，与闽中原有的道教、巫觋文化相互激荡，激起了闽中第一个文化浪潮。过去受歧视的闽人已不甘心于浑浑噩噩的生活，他们对高层次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精致的佛教、道教、儒学等学科的哲学，并力图在文学、科举诸领域一显身手，有了较高的文化成就。在道教领域，泉州道士谭峭草就《化书》，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形成了独有的体系，对道教理论做出重大的贡献；在儒学方面，若将儒学按传统划分为义理、经世、辞章、训诂四个领域，在义理上，闽中有欧阳詹附和韩愈重振儒学的主张，为闽中播下了儒学哲学的第一粒种子。而林慎思著《伸蒙子》、《续孟子》等书，是其时代有代表的儒学著作；在辞章上，享誉唐代、五代文坛的有：欧阳詹、陈陶、徐寅、黄滔、翁承赞、郑文宝、江为等人；在经世上，闽人进入科举的不少，但在唐代仅有少数人仕途顺利，及至五代乱世，这一状况才发生彻底改观，五代各国都有闽籍名臣，不少人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唐末五代，闽人在世人眼目中一扫“闽蛮”的形象，过去的瘴疠之区现已被看做文星灿烂之地，这为宋代八闽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唐五代在福建最受尊奉的还是佛教。闽中各地，民众大建佛寺，许多人剃度为僧，而统治者对佛教的鼓吹更是无以复加。从全国而言，晚唐五代是佛教的衰退时期，而闽人对佛教极为热忱，便造成了福建佛教特盛的局面。这一时代闽中禅僧辈出，百丈怀海、大珠慧海、沩山灵祜、黄檗希运、曹山本寂、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等，都是有全国声誉的名僧，一时有“闽中多禅宗知识”的评语。和晚唐五代的福建儒学偏重于辞章之学相反，闽僧多为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有作品传世，对中国思想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总之，不论从晚唐五代福建佛教的社会影响及其学术造诣而言，都远远超过儒学，其发展层次也超过道教，是为其时代最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如前所述，在福建的第一次文化高潮中，闽人的创造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就足以说明：闽人已告别了文化不发达的时代。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时闽人在宗教领域的投入远胜于对儒学的投入，佛教的全盛与道教的崛起，加上闽中固有的巫觋文化，将儒学的生存空间压缩得相当有限。因而从总体上讲，五代以前闽人的整体思维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不过，从“信巫鬼，多淫祀”的低级信仰发展到对较高级的宗教发生兴趣，已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两宋期间，北方民众在金元贵族南侵的压力下，再一次掀起南下浪潮，造成福建人口骤增，从此福建成为国内人口过剩区域，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推动宋代福建文化发展的主动力是儒学。儒学在后世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保守势力，但是，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我们不应否认她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对南方文化的开发方面。历史的比较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儒学入闽以前，福建思想文化领域完全是低层次的迷信，在儒学尚欠发达的唐五代时期，福建思想文化的主体是宗教文化。这种状况在中世纪是极为普遍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摆脱宗教文化的彻底控制是近代的事，因为在他们的中世纪没有一种可以和宗教抗衡的理论。当然，这一规律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有和佛道相抗衡的儒文化。儒学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学问，她的务实精神使她成为宗教的对立面。在理学家看来，推动世界的本原不是人格神，而是一种哲学观念——太极，这种观念在今人看来仍是不够的，但在古代，它却使人们敢于反对宗教。儒者在反对民间迷信和宗教方面是走得相当远的，它反对人们在信仰领域花费太多的精力和财物，提倡教育和发展生产，而且，理学崇尚理性，格物致知，关心国家社稷安危，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这种精神都促使闽人在文化领域深入开拓。因而，儒学的传人是促进闽人进步的一股力量。宋代闽文化正是在儒学的推动下，进入古代福建文化的最高峰。
宋代福建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二个阶段：北宋、南宋。北宋福建是儒佛道三教均衡发展的时期。由于朝廷提倡儒学，加上学者从宗教里觉悟后对儒学的投入，北宋儒学呈上升之势。不过，当时儒学的中心是在北方，闽中儒学的势力尚不够强大，仅能与佛道保持平衡而已。如果说五代以前福建的儒学尚偏重于辞章方面，宋代福建儒学则是全面展开。在经世方面，北宋福建以出产秀才闻名天下，许多人通过科举一途进入政坛，仅以中枢机构的宰相而言，即有多人为闽籍，如：陈升之、章得象、章惇、吴育、吴充、曾公亮、苏颂、蔡确、吕惠卿、李纲等；此外，在辞章方面，有著名文学家杨徽之、杨亿、柳永、蔡襄；在性理方面，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以“海滨四先生”闻名，除了闽中一直不发达的“训诂学”之外，福建儒学在各方面都有了成就。与儒学相对照，闽中佛道二教也十分活跃。宋代福建仍是国内佛教中心，僧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寺院的密度也是全国第一，朝廷赐封的“大法师”中，有许多为闽人，闽中寺院还出资印刷了二部大藏经。这一切都说明北宋福建佛教的发达。然而，就学术而言，北宋闽中佛教缺乏突破性的发展，禅僧们把佛学的追求简单地归结为禅悟，他们认为；一个人知识越多就越容易迷失本性，反不如山野无知识的农夫容易进入大彻大悟的境界。所以，宋代的僧人已没有研究经典的热情，他们把追求玄之又玄的禅悟当做人生的一切，为此舍弃了其他方面的开拓。然而，当佛教失去知识土壤之后，它的智慧之花也随之萎谢了，其结果是使福建佛教失去了高深的理论，出现了庸俗化的危机。迄至南宋，佛教在思想界的地位便让位给理学。北宋福建道教在官府的扶植之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由于汀州道士王捷的活动，宋皇室“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赵真君”，从此，道教成为宋朝的国教。其次，武夷山在这一时期成为国内著名的道教圣地。总之，北宋儒道二教都赶上来了，佛教失去了统治地位。
南宋福建是理学全盛时代。由于杨时、游酢等人传道东南的活动，闽北成为理学根据地，一时俊才云集，著名人物有：杨时、游酢、刘子晕、刘勉之、胡安国、胡宏、胡宪、罗从彦、李侗等，他们多为后世孔庙配祀的理学前贤。迄至朱熹总结前辈成就，开创闽学，闽北一跃为国内学术中心。朱熹死后，后继者亦不乏杰出之士，如蔡沈、黄斡、真德秀、陈淳等人。总之，南宋闽学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也是具有世界意义代表性学派，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南宋闽学的兴起，也带动福建文化的全面繁荣。在文史领域，郑樵著《通志》、袁枢开创《纪事本末》体例，张元斡的豪放派词，江湖派的领袖人物刘克庄的诗词，严羽著《沧浪诗话》，都是足以称道的文化硕果；在艺术和科技领域，陈畅著《乐书》、蔡元定撰《律吕新书》，宋慈开创法医学……总之，福建文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许多方面的成就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儒学的刺激下，南宋八闽道教也有很大发展，曾馈编成《道枢》这一部巨著，福州万寿观经过 60 年的努力，刊刻成卷帙浩繁的道教经典总汇——《道藏》，而闽清籍的著名道士白玉蟾在吸收理学思想的前提下，开创道教南宗。和儒道突飞猛进相比，南宋福建佛学仅是凭着强大的惯性随时代而随波逐流，呈现衰退趋势。不过，南宋福建思想界虽以建立理学的优势而告终，但闽学已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它批判地吸收了佛道的哲学思想，而扬弃了它的宗教外壳，最终完成了本身思想体系的重建。从哲学史发展的角度讲，闽学接过了佛教探索思维奥秘的工作，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元代福建动乱不安，闽人的文化建树比之宋代大为逊色，但也有一些杰出的成就。例如，元初的宋遗民文学，代表作有谢翱的诗歌、散文，郑所南画兰及《铁函心史》的创作。元代福建长期作为江浙行省的一个部分，这一隶属关系深深影响了福建文化界，闽籍名士多移居江南，如上述谢翱、郑所南，加上后世的杨载、张以宁等，他们都是在江南或京师闯出名声后，才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元代福建理学大师有熊禾、陈普、吴海等人，他们的成就也比不上江南的学者，所以，一般认为：元代中国学术中心已从福建转至江南。元代统治者重视宗教更胜于儒学，可是，他们的重视仅表现在给佛教徒、道教徒更多的特权，结果造成宗教界人士普遍的堕落。所以，元代福建宗教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佛道世俗化的危机更深了。
明清时期理学走向僵化而佛道二教世俗化，三教都呈没落之势。因此，就整体而言，明清闽人在思想文化界的贡献，前不如宋代，后不及近代，仅是在晚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
明清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分为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三个阶段，其脉络仍是三教关系。
明代前期，程朱理学被朝廷定为统治思想，朱熹开创的闽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朝廷制定政策的唯一依据。在这种背景下，福建理学复兴，并以其强大的惯性继续发展，出现了陈真晟、周瑛、蔡清等一批理学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延续朱子学传统，并对其导师的理论做些修补工作，使之更加完整。然而，由于他们不敢超越朱学的藩篱，便限制了自己的成就。明初福建的佛教却在衰退，具有哲学思想的僧人日渐减少，大量只会念“阿弥陀佛”的流民把持着八闽大小寺院，成为“寺院地主”。因此，福建佛教的世俗化倾向非常严重。福建道教的情况和佛教也差不多。三教的沉寂使福建思想文化界如同一潭死水，几乎无所作为。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使沉寂的中国思想界重新热闹起来。众所周知，王阳明强调发挥本能的“致良知”之说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所以，也可以说王阳明是从佛教哲学中重新获得力量，推动了理学的发展。王阳明开创的道路对闽中思想界影响极大，明代后期，福建出现了两个理学异端——李贽和林兆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继承王学传统，从佛教、道教理论中寻找理学的出路，但是，他们比王阳明走得更远。林兆恩觉得儒教的修身之学远不如佛道二教，因而，他提出以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创立了“三教合一”的新宗教。李贽则从禅宗里得到启发，崇尚个性解放，他抨击孔孟，反对盲从，讥弹世俗之见，给思想界造成极大冲击。面对王学的进攻，朱子学策源地的福建学者中，也有一部分人以卫道士自命，他们继承朱子学，阐发儒家经典，出现了陈琛、张岳、林希元、黄道周等一系列人物。这样，福建思想界大为活跃起来。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福建文史、艺术、科技领域人才辈出。王慎中倡导“唐宋文学运动”；陈第开创研究古音韵的新方法；张瑞图以书法闻名；曾鲸吸收西洋画法创造崭新的人物画……就连佛教在理学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复兴趋势，隐元使福建临济宗再兴，元贤复兴曹洞宗，一时间闽中佛学人才辈出，影响后世深远。可见，明末福建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高潮。
清前期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再一次扼杀了活跃的思想界。八闽人物中，黄道周被杀，隐元流亡海外，李世熊隐居山村，埋首著书几十年。李光地原为王学崇拜者，后在形势压力下，改宗朱子学。所以，清代前期闽人没有重大的思想贡献。在这一时期，闽人引以为骄傲的闽学却成为一种负担，思想界中不乏才子，但少敢于突破禁区的人。人们甚至认为：假如没有闽学这一传统，明清闽人是否会有更大的贡献？其次，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清代闽人跟不上江南的学术潮流。在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闽中竟无一个可称为大师的考据家。然而，也许是闽人不须背考据学这一包袱，清代闽人较早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郑光策于嘉庆、道光年间提出“经邦济世”，并培养出梁章距、李彦章、林则徐等经世致用派学者，促使清代学风大变，也为晚清福建思想文化大发展奠定基础。
总的来说，明清时代儒佛道三教都缺乏活力，理学日益僵化，而佛道世俗化危机加深。因而，三教之间的碰撞也难以激起较大的文化浪潮。李贽、林兆恩等人想从佛道中寻找儒学新的出路，然而，佛道自身难保，安能救得了儒学！同样，佛教人士想溶人儒学而拯救佛教，也不能获得大成就。传统文化发展到这一境地，似已缺乏活力，无论怎么腾挪，都跳不出三界的范畴。当然，这也和新生的市民阶层的软弱有关，他们尚无法摆脱对传统思想体系的依赖，因此，也无法创造新的思想体系。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人，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改变了福建思想文化的格局。过去，福建思想文化就是三教的竞争，在这以后，便发展为中西文化之争。西方文化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东方文化尚静、尚和谐、尚智慧；而西方文化尚动、尚扩张、尚力。在强有力的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一度招架不住，于是，西学传人中土，造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巨变。然而，文化的动荡也给予福建思想文化新的发展契机。严复积极译介西方启蒙思想，成为对中华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使中国人通过小说了解了西方人的生活。此外，辜鸿铭与陈季同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法文，使欧美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粹。闽人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努力，也使福建思想文化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大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晚清，在西学的冲击下，福建文化出现了历史上的第四个高潮，除上述人物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林则徐、沈葆桢、陈衍、陈宝琛、丁拱辰、何秋涛、祝桐君、虚云、园瑛等等，他们大多是对西学冲击作出反应的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式教育的发达，福建出现了一批中国最早掌握现代科技的人物，例如魏翰、陈兆翱、郑诚、汪乔年、罗臻禄、池贞铨、林庆升等等……这为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覆没的危险，也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出自我循环的怪圈，进人大发展时代。毫无疑问，近代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半是西学冲击造成的，尤其表现在科技进步方面。但从另一方面看，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有成就的近代福建学者，大多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例如严复、林纾、辜鸿铭等。可以说，中西文化合璧是这一代杰出闽人的共同特征。所以，传统文化对福建思想文化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暴露出固有的弱点，于是，严复、辜鸿铭等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化。辜鸿铭以中华价值观为准绳，批判西方人尚力、尚扩张的殖民文化意识，竟引起西方哲学界的轰动，使之重评东方价值观。但是，在国内舆论界，严、辜二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被人们视为开倒车。从现在看来，这一评语过于轻率，严复并未放弃其早期的理想，仅是想找一条折衷中西文化之路，当然，他并未完成这一探索。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生了中西文化之争的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中国人进一步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引进中国，也波及福建。其中，有一种思想转化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现代福建思想文化领域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及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潮。三种思潮的激荡，培养了新一代的闽人。林语堂兼通中西文化；郑振铎以西方文学观念分析传统文化；高鲁、侯德榜、萨本栋对现代科学作出重大贡献；张鼎丞、邓子恢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各种思潮的竞争，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的胜利而告终。不管人们怎样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优点是永远不能抹杀的，这就是它力图超越西方文化模式，努力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天平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均衡的。在这一指导思想支配下，中国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是西方最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是一种均衡的文化观，也算是对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的总结。如果在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中西文化激荡的延续，按照我国国情正确加以引导，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当有更多的成果。让人惋惜的是：这种激荡往往被忽视或扭曲了，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拨乱反正。总的来看，中西文化之争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线索，直到现代仍是如此，中国人应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方面还有许多新课题；同时，中国人也不可持民族虚无主义，放弃宝贵的民族文化传统，只有在中西文化交相争辉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化。
纵览福建思想文化史，我们的结论是：文化的发展绝对不能在静止的容器中按既定的程序进行，它应是在文化之林中自由游弋，由碰撞发生接触，由接触发展为最终结合。这一过程是猛烈的，具有破坏性、杀伤性威力的，并且常是痛苦的反应过程。但是，这种反应，又是孕育新文化的诞生所不可避免的。福建思想文化史上的四次高潮，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结果。所以说，福建历史上各种文化的激荡，是福建思想文化不断升华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