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它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体系中所占地位如何?尽管这两个问题尚未成为学者们争论的重点,但从海内外报刊发表的各种言论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分歧是确实存在的。笔者认为:闽台文化是一体多块的地方性文化,其中,台湾文化是闽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总体而言,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之中的一个区域文化,它是中世纪中原文化的延伸,并在吸收古老的闽越文化、畲族文化与海外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开创性的地方性文化。以下我们试从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经济结构等方面论证我们的观点。
中华文化是以汉族炎黄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它的根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不断向四方传播,并为各地方民族文化所吸收,从而形成了几大板块的区域文化,例如:巴蜀文化,湘楚文化,岭南文化,赣文化,吴越文化等。这些地方性文化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各具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质,在人口组成,方言语汇,宗教信仰,经济结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有鲜明的个性。我们认为,闽台文化即是这种性质的地方性文化,它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闽台文化一词最初被提出来,本意是福建文化与台湾文化之和,始倡者恐无闽台文化是一元地方性文化之意。我们提出闽台文化是一体的地方性文化,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闽台文化的定义问题,我们认为:闽台文化是指生活在中国东南滨海区域与岛屿范围内操闽语方言的人民共同拥有的区域文化,它不是福建、台湾两省文化简单的相加。仅就范围来说,闽台文化区域除了现在的福建、台湾两省外,还包括地理上相连的操闽语的广东潮州府以及浙江南部的少数县;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闽台文化范围内的人民在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经济结构等方面都有共同的文化特质,所以,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以下我们对闽台文化的特质加以归纳分析。
第一,地理形势。闽台处于东南海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区域,其一为大陆部分,其二为岛屿部分。大陆部分的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属于东南丘陵地区。闽台的岛屿部分以台湾为主,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还有许多小岛。台湾岛的北端纬度与福州相近,它的南端纬度与潮卅相近,中间虽隔一个台湾海峡,但海上交通十分便利,福州与基隆港之间的海程仅150 海里(180 公里),而福州与闽北重镇邵武之间的距离便有 300 多公里,所以,福州与台北之间的交通实比福州与闽北山区之间的交通更为方便。在历史上,台湾一直是福建的一个府。
第二,人口语言。闽台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域,现代语言学家认为,福建境内有三大汉族方言区,它们分别是闽东语系、闽南语系、客家语系,有的学者认为闽东方言还可划分为两个系统,闽北方言系和闽东方言系。这四种方言都有福建方言的共同特点:只有 15 个声母。所以,个别学者主张把闽语纳为一个方言系统,福建之外,广东潮汕地区使用闽南话,台湾人使用闽南话与客家话。由于有共同的语言与血缘,所以,福建与台湾的关系极为密切,把二地划为同一文化区域是很自然的。
第三,宗教信仰。闽台文化区流行佛教与道教,这和中国其他汉族区域是一致的。除此之外,闽台的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天妃是闽台人民共同奉祀的守护神。在大陆部分,闽江区域人民最崇拜临水夫人,客家范围内,当地人民崇拜定光佛,莘七娘,闽南区域内,保生大帝吴本的地位最高。其次,泉州人信仰青山王,漳州人崇拜陈元光,潮州人礼敬三山国王。这些民间信仰也随着福建移民来到台湾,分布于台湾各地。闽台的民间信仰有很强的地方性,在闽台区域之外,几没有人知道这些神灵。它反映了闽台文化的特质。
第四,文化艺术。闽台文化区域内的文化艺术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潮州流行的戏剧在漳州境内有许多观众,泉州地方戏中有陈三五娘的剧本,讲的是泉州儒生陈三与潮州姑娘五娘之间的爱情故事。闽台的文化联系更为密切,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王忠孝等儒者移居台湾,为台湾播下了最早的儒学文化种子。台湾第一座孔庙修于郑经统治时期,清代台湾官员为培养本地人才,在台湾兴办了台湾书院、崇文书院,南湖书院、引心书院等几十座书院,它的师资大都来自福建。台湾开发的早期,移民读书的较少,兴化、泉州、漳州一带的儒生便迁居台湾,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据说,考中的机会大于内地。这样,久而久之,闽台文化上的联系更进一层。闽台的艺术也是亲不可分的。传自闽南语系区域的台湾地方戏有乱弹,九甲,查媒戏,车鼓戏,七脚仔戏、布袋戏,传自客家区域的有四平与采茶戏。这些戏剧都是福建特有戏种,在闽台区域之外,没有人看得懂这些戏剧。
第五,经济联系。闽台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互补型经济结构。在日本占据台湾之前,台湾经济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并以稻米、食糖两项为主,而福建沿海一带,手工业较发达,人多地少,缺乏粮食。因此,清代的闽台贸易极盛,台湾输出稻米,输入日用百货,福建输出日用百货,输入稻米,二地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旦台湾米不能来闽,福建便会发生饥荒,而台湾稻米输出减少,也会引致经济萧条。在闽台经济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早期开发过程中,福建人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以说,早期台湾建设所需的物资、人才,资金都来自福建,在福建移民的贡献下,台湾很快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宝岛,迨至日人据台湾之前,台湾已成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台湾变化之速在国内是极少见的。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我们试以海南岛作为对象。海南岛土地的肥沃程度不亚于台湾,在历史上,汉族移民开发海南的历史也早于台湾,然而,海南岛的发展却远不能与台湾相比,迄至清末,海南仍为国内最落后的区域之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距呢?关键在于:台湾开发得到福建人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海南岛得到的大陆人才、资金、劳力都远逊于台湾。今日,台资涌入福建帮助福建发展经济,也可算是对历史的报答吧。
广东潮州在历史上虽属于岭南行政区域,但它与福建的经济联系一向密切,清代潮州也是缺粮区,本地商人以盐易米,他们向汀江上游的汀州输出食盐,购进粮食,而汀州输出的大宗山货,例如烟草、纸张也都是走汀江水路,在汕头出海,汕头的繁荣与汀州是分不开的。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闽台文化的特质,它足以证明闽台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今日闽台文化区人口已超过五千万,经济力量也十分雄厚,完全可以和其他文化区并肩而立。
其次,在闽台文化区内部,我们还可以方言为主,将闽台划分为三块地方性文化区域:
一是闽南方言文化区,它包括清代的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永春府、龙岩州、潮州府、台湾府。这里之所以把台湾划入闽南方言区,是因为台湾的闽南话占绝对优势,连居于第二位的广东客家人也有改用闽南话的趋势。
二是客家方音区,以汀州境内的客家人为主。汀州之外,清代邵武府的建宁、泰宁、光泽、邵武四县也有许多讲客家话的人,但在历史上,邵武府与建宁府、延平府关系极为密切,以故,这里划分客家文化区不把它包括在内。
三是闽江流域文化区,它包括建瓯方言系和闽东方言系两大区域,共有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福州府、福宁府等五个府。闽江及其支流将五个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五个府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
以上三块文化区各有其特点,从民间信仰的差异而言,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这反映了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闽台文化是中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文化,它的基本面貌定型于唐宋时期。闽台文化与楚文化、巴蜀文化有所不同,楚文化原是周代楚国文化,它后来虽然溶进了汉文化的大海中,但它的早期是与华夏文化有很大差别的区域性文化,闽台文化则不然,闽文化区域在秦汉化,闽台文化则不然,闽文化区域在秦汉时期曾有过古老的闽越文化,但自汉武帝将闽越族人全体迁往江淮区域后,闽区域残留的闽越人极少,已不能构成闽文化的主流。今日的闽台文化是建立在汉族开发闽台区域的历史基础之上的。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汉民族多次掀起南下移民的浪潮。可是,早期南下移民多停留于江南区域,一直到隋朝,福建居民仅 1.2 万多户。唐宋时期,中原人民数次大规模迁居福建,宋末,福建人口增长到 100 多万户,600 万人口左右,可见,福建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唐宋时期中原移民的后裔。这一点我们也可从闽台人民的族谱中看出,以我们所见,几乎百分之百的闽台族谱都说自己是中原人的后裔,其中虽不乏伪托的成分,但闽人认同于中原文化却是不可置疑的。唐宋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地区,使中原区域的民风发生很大变化,而福建僻处东南,所受波及较少。况且,自宋代开始,福建就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人口流向以外流为主,因此,自身的文化传统未再受到强烈的撼动。这样,唐宋中原文化便在福建保存下来了。迄今为止,闽台人民仍保留许多古代中原文化的传统。
第一,方言。今日福建汉族方言与北方话差距很大,产生差异的原因何在呢?按照语言学的发展规律,各民族的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民族融合时,外族语言会对本族语言产生极大冲击,导致语言音素变化。汉族发源的黄河流域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自五代二宋以后,多次受到北方民族移民浪潮的冲击。因而,宋元以后北方方言语音发生很大变化,将反映明代北方话的《洪武正韵》与唐宋时期的《切韵》、《集韵》相比,就可以看出,北方话的声母、韵母、音调都有很大变化,而唐宋以后,福建方言基本未受到外来语言大规模的冲击,所以,福建方言基本保留了唐宋以前汉族北方话的风貌。例如,在声调方面,福建四大方言至今仍保留了中古时期的八种声调;从声母方面来看,福建人在明清时期仍保持 15 音系统,并且至今不变;从韵母来说,现代北方话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唐诗宋词用现代普通话来念,已经不押韵,然而,倘若使用福建方言朗诵唐诗宋词,仍然朗朗上口,音韵铿锵。这也说明,今日福建方官接近于古代中原汉语。
第二,聚族而居的习惯。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这是商周时期即形成的风俗习惯,唐宋时期,中原人民仍保持着这种习俗,他们聚族而居,世代不迁,宗族有很强的凝聚力。在经历金元统治的历史后,中原人民聚族而居的风俗业已式微,明清时期,中原已很难找到独姓的村庄。福建的情况与北方不同,他们的祖先自中原南下,是聚族而迁,来到福建后,各个族姓仍保持了古代中原的传统,他们聚族而居,修族谱、选族长、设族田、办私塾,每年都要举行祭祖活动,联络族众感情。这种习惯大大加强了他们对外竞争的能力。
第三,秉承中原重视儒学的传统。儒学发源于齐鲁区域,盛行于中原,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闽台区域开发较迟,唐代才有儒学。唐末五代,中原南下的王审知割据闽中,他“聚书建学,以养闽士之秀者,”福建儒学遂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大儒在中原提倡理学,被称为儒学正宗,北宋末年,游酢、杨时将二程理学引入福建,三传至朱熹,便创立秉承理学正统的闽学。闽学对福建士子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直到清代,闽台人民都以闽学为骄傲,他们的学者也多能秉承朱熹学派的传统,产生了许多杰出人才。宋代理学在福建发扬光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中原文化在福建得到继承。
第四,宗教。中国宗教最盛的是佛教,佛教发源于印度,它向东方传播有两个系统,从北路传到中原的是大乘佛教,从南路传向东南亚的是小乘佛教,古代福建与印度、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福建人没有接受小乘佛教,却接受自北方传来的大乘佛教,这也反映了闽台文化的根在中原,明清时期,北方佛教衰落,而福建佛教仍有一定势力,许多失传的佛经保留在福州与泉州的寺院中。清末民初,福建还产生了圆瑛法师等一代高僧。
福建的其他宗教也深受中原区域影响。道教中的泰山行祠是北方最常见的道观之一,而在清代的福建,许多县都设有泰山行祠,其密度不亚于北方,其中,福州的泰山行祠占地很广,香火极盛,在民间影响很大。此外,邵武一带,以北方真武大帝为水路守护神,许多县都有真武大帝庙。在民间信仰方面,北方人最尊重的关帝在福建也得到许多人奉祀,漳州东山县城,几乎每家每户都悬挂关帝像,这在北方也是很难见到的。
第五,文学艺术。唐宋文学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它的影响是全国性的。福建诗人历来崇拜唐诗,历宋、元、明、清,刻意模仿唐诗已成为闽中诗人的风格。明初,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士子鼓吹学习盛唐气度,在诗坛独树一帜,产生一定影响。福建的戏剧艺术也源于北方,五代时期,泉州太守王延彬聘请的乐伎、声伎,都一定要选用北方人。北宋,仙游人蔡京任宰相多年,他把开封的戏班子带回家乡,这就是莆仙戏的起源。现在,莆仙戏前舞美、音乐越来越受到多方面的重视。
第六,风俗习惯。清代福建人民的服饰仍遗有唐人风格,周亮工的《闽小记》写道:“闽素足女多簪全枝兰,烟鬓掩映,众蕊争芳,响屐一鸣,全茎振眉。予常笑谓昔人有肉台盘,此肉花盎也。继在京师,见庸人美人图,亦簪全兰,乃知闽女正堪入画,向者之评,谬矣!”至今,泉州妇女仍在发鬓戴白玉兰,这应是唐人遗风。
第七,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鲁迅曾说,唐人气度博大,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虚怀若谷。迨至明清时期,中国人盲目自大,对海外文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已经失去唐人风格。就总体而言,鲁迅这种评价不算错,但就区域而论,闽台等靠海的区域实比北方更开放,即使是在闭关自守的明清时期,闽人对海外文化的兴趣也很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曾在福建沿海扎根,闽人还积极到西班牙、荷兰、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贸易,至今福建方言中还有许多在明清时期从西方传入的词汇。五口通商之后,福建不仅出现了严复、林纡这类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翻译家,还出现了辜鸿铭(马来亚华侨,福建籍)、林语堂这类学贯中西的学者文人,总之,唐人对外来文化的气度,依稀能在近代闽台人民身上看到。
明清时期,中原文化出现中衰现象,唯有东南沿海地区蓬勃向上,继承了中原的文化传统。闽台文化的价值也在这里,从某种角度而言,闽台文化是根植于唐宋中原文化上最美的花朵之一。
闽台文化继承了唐宋中原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还吸收了闽越文化、畲族文化、海外文化等各种文化的养分,从而成为中华文化优秀的组成部分之一。
闽台文化与闽越文化。我们说过,汉武帝将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使闽越族的历史发生中断,可是,汉朝大军退还中原区域后,逃散于深山老林的闽越遗民仍有一定数量,他们相聚一起,自立为冶县,接受汉朝统治。从他们仅立一县来看,留在闽中的闽越人最多不过一两千户而已。迨至唐代,闽越人已基本融合于汉族之中,宋初《太平寰宇记》引用唐代的《开元志》说,福州城中的林黄二姓多是闽越人后裔,但他们与汉族已没有区别了。不过,闽越人虽被同化,但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福建汉族。对这个问题,今人尚无专门研究,以我之见,至少可以找到二点:其一,妇女下田劳动的习惯。我们知道,中原汉族的男女分工是男耕女织,妇女不下田劳动,而今日福建妇女却是下田劳动的,可见妇女下田劳动不是北方人的习惯,而是本地习俗。从古代文献中我们知道,这种习俗来自闽越人。汉族南下福建,带家眷的不多,他们后来都娶闽越妇女为妻,于是,闽族妇女下田劳动的习惯也变成了汉族妇女的习惯。唐、宋、明、清时期,北方来福建做官的人对福建妇女下田劳动,不缠小脚的做法常感惊奇,可见,福建妇女下田劳动的习俗有其历史渊源。附带说一句,汉武帝将闽越人迁往江淮一带,闽越人也把妇女劳动的习俗带到江淮,一直到晚清时期,外地人还讥笑安徽妇女是“安徽大脚婆”。现在,随着时代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变化,再也没人以小脚为荣了。公正地说,福建妇女下田劳动对福建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福建男人以在外闯事业闻名天下,倘若他们的背后没有妇女在支撑家庭,他们是不可能取得现有成就的。
闽越人对福建汉族第二大影响是开发海洋。古代汉族生活在中原地带,对航海比较陌生,而南方越人生活在东南沿海,航海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我国秦汉时期,就有“北人驰马,南人乘舟”的说法。闽越国灭亡后,一部分族人逃到海上,以船为家,可见,他们的航海术极精。自唐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人航海闻名天下,他们的这种技术与传统是直接继承越人的。
闽越人对汉族的影响还可列举多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仅妇女劳动,航海这两项习俗对闽台文化的贡献,就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闽台文化与畲族文化。国内学术界对福建畲族的来源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畲族是古代闽人后裔,另一种认为畲族与湘桂畲族同源,隋唐以后才迁到福建。从现在来看,畲族与闽越人的习惯有同有不同,相同处如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男人强悍好斗,不同处在于明清以来,畲族主要活动于山区,大都不懂航海,和精于航海的闽越人有很大区别。看来,畲族是否同源一时难以下结论。福建畲族在宋元时期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元代,他们占据了漳州、汀州的大部分区域,动辄掀起几千万人的大起义,元廷为镇压汀漳畲族起义,曾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明清以后,畲族大部分融于福建汉族中,现代的畲族总数不多。畲族是个以经营山地作物为主的民族,福建历史上有名的山地作物如毛竹、茶叶,靛青、杉木之类,最早都是由畲族人经营的。另一种认为畲族人给福建汉族带来了以流动为主的生活习惯。古代畲族人垦殖山地,数年一迁,一般不在一地久居,这种习惯与中原汉族是不同的。中原汉族安土重迁,不到迫不得已时,他们决不离开家乡。现代闽台汉族则不然,他们大都不安守家乡,喜欢到外地闯天下,这种性格的形成与畲族人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闽台文化与海外文化。福建是中国历史上与海外文化接触最多的区域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海外文化的渗透,除了前述宗教、语言的影响外,还可列举音乐、建筑等艺术。今人发现,泉音和波斯音乐有许多相似的音乐成分,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展开,它将为我们揭示出中古时期波斯音乐传入泉州的过程。另外,再以闽南的石建筑艺术来说,中原汉族生活在北方黄土地带,那一地区缺少石料,所以,当地建筑业一向以土木建筑为主。而福建闽南一带,石建筑艺术极盛,它应是传自擅长石建筑的印度、阿拉伯地区,所以,福建中世纪的石刻还带有浓郁的中亚、南亚风格。
总之,闽台人民发扬和继承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吸收了闽越文化、畲族文化和海外文化的有益成分,因而创造了现代的闽台文化。闽台文化在宗教、儒学、文学、艺术、史学、建筑、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里都卓有成就,以下分段论述。
宗教。闽文化走向全国是从禅宗佛教开始的,约在盛唐时期,广东籍僧人慧能开创了禅宗佛教学中的南宗学派,它以后成为禅宗的主流。唐代禅宗长期在南方传播,慧能的嫡派传人中有不少闽籍高僧。禅宗之中的五大宗派都与福建僧人有关,所以,在晚唐、五代、北宋,福建禅宗佛教在国内的地位很高。
道教是国内第二大宗教,在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福建有霍童山,武夷山,太姥山三大名山。道教的神灵有许多出在福建。
儒学。宋代,福建儒家兴起,著名的人物有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蔡元定,蔡沈、黄干、陈醇、真德秀等人,他们在儒学历史上的地位很高。所以,南宋时期,福建闽学被认为是儒学正宗,元代的历史虽然短促,但福建儒者仍然留下一百七八十部注解经书的著作,明代,儒学中心北移江南,但福建仍有许多著名人物,象晋江的蔡清,漳浦的黄道周都有全国影响,最为出名的是打出反伪道学旗号的李贽,他虽以叛逆的面貌出现,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真正秉承儒家传统的人,清代闽籍名儒有李光地、蔡世远、童能灵、雷宏、孟超然、陈庚愌、陈庆镛等,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也是终身服膺儒学,不过人们对他的误会颇多。以上材料足以证明:古代闽人发扬光大了儒学。
文学。自唐以来,福建产生了许多文学家与诗人,唐代有欧阳詹、黄滔、徐寅、陈陶、翁承赞、江文尉、郑文宝,宋代有杨徽之、杨亿,蔡襄、柳咏,张元千、刘克庄,元代有陈旅、林弼、杨载,明代有林鸿等闽中十子,清代有梁章矩、张际亮、何秋涛,近代有林纾、许地山、林语堂,而当代台湾文学之兴起,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史学。闽人在史学上的贡献颇多,宋初杨亿编《册府元龟》,南宋郑樵著《通志》,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都是中国史学名著。明代李贽著《藏书》,评点历史人物自成一说。清代陈梦雷编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类书之一。
科技,宋代蔡襄著《荔枝谱》,宋慈著《洗冤录》,曾公亮主编《武经总要》,都是科技史上有名的著作。此外,苏颂是有名的数学家、医药学家、天文学家,杨士瀛是著名的医学家,元代的陈普精于天文学,明代福建的造船术、制糖术、制盐术等多种实用技术都领先于国内,清代福建著名的医学家陈修园,著名的兵器学家丁拱辰都享誉海内。近代,福建科学家层出不穷,不再赘述。
艺术。福建的建筑艺术堪称海内一绝,泉州的洛阳桥、安平桥、东西塔,漳州的江东桥都是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戏曲艺术史上,宋元南戏被视为现代戏曲艺术的源头,福建的闽剧、莆田戏至今仍保留了许多宋元时期的剧目,许多戏史专家认为,莆仙戏、闽剧等福建地方戏是宋元南戏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现代京剧有很大影响。
总之,闽台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卓有贡献,这奠定了它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把闽台文化称为中华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这并不是夸张。
综上所述,闽台文化是在唐宋中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性文化,它继承、发扬了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论它怎样发展,它与中华文化的血肉联系都是不会割断的。
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支,她是在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可以说,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使福建思想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因此,文化的激荡是福建思想文化史发展的主题线索。掌握了这一线索,便能把握福建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可将福建思想文化史划分为四个大段,即:土著文化阶段、汉越文化交融阶段、儒佛道三教融摄阶段、中西文化交融阶段,在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文化冲突内容。我们对文化的冲突抱积极的看法,一般地说,一种文化在封闭的环境里自我更新,其成就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接触面太小妨碍了新思维的产生。而一旦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虽说这往往是十分痛苦的过程,但也会给各自的文化主体带来新的文化因素,迫使他们各自作出反应,常能导致新的文化创造出现。福建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便是这一定理的最好注解。福建的土著文化曾长期落后于中原文化,只是在中原文化传人后,才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逐步赶上发达区域水平。对中原文化来说,她与闽越文化的结合也受益于闽越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例如,闽越人善于航海,吸收这一文化因素之后,大海对汉族来说,不再是陌生的领域,古代闽人远航亚非诸国,将汉文化传播于遥远的异域。可见,文化的交融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在福建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都促使福建思想文化出现高潮。唐中晚期中原文化的南传,激发了福建唐末五代的第一次文化高潮;两宋儒佛道三教的竞争,促成南宋福建古文化的高峰;晚明时期,儒佛道三教的又一次激荡,激发了晚明福建文化的第三次高潮;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融,引致福建思想文化的第四次高潮。总之,掌握了文化激荡这一线索,便弄清了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道路。
福建的地理环境封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与中原远隔千山万水,土著文化难于参加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这一特点造成了多方面的文化影响。首先,福建土著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具体地说,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漳州莲花池山文化,还是青铜时代的船棺文化,或仙字潭文化,都表现出与中原文化显著不同的风格。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点,福建长期隔绝于东方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进步缓慢。尽管中原王朝已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嬗替,却没有充分证据说明秦以前闽地已出现国家。当代的考古发现表明:福建在汉以前虽有些不错的文化成果,但其总体文化成就明显不如中原。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原始终处在东方文化交汇的中心,时时吸收各地的文化成果,故能长久保持一流的文化水准,而古闽人只能在狭小的范围里熔铸自己的文化,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古老闽文化的存在,构成后世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土著人的文化性格,必然深深地影响闽文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不可忽略的。
秦始皇南下的大军切断了闽中土著文化的发展道路,随着闽中郡的建立,古闽人孤独发展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宏大的中原文化渐渐渗透七闽之地,开始了闽中汉越文化交融史。汉朝建立后,闽越人君主无诸被封为闽越王。从祟安发掘的汉城遗址的文物来看,闽越人已掌握冶铁、筑城、陶冶等诸项技术,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果这一文化趋势延续下去,闽中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然而,汉晋时代的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挫折:第一次是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将闽越族人迁徙至江淮一带,这对闽越人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十分有利的,但对闽地而言,没有人也就没有了文化的发展,文化因而衰落;第二次是吴国将领贺齐人闽,将战败的山越人全部编入军队北迁,闽中人口再次锐减。人口的流失导致闽文化的长期落后,直到晋代,闽中二郡仅 8600 余户,地广人稀,被中原人土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西晋永嘉之乱后,汉族移民开始南下闽中,推动了闽越遗民的汉化过程,迄至南朝陈时期,闽中汉越人民业已融为一体,组成汉族的一个区域分支——闽人。不过,当时的闽人中,越遗民血缘比重相当大,因而,闽越文化的许多特点也保留了下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这一时期,闽中的佛教、儒学也开始萌芽,但远未成为主流,在闽人中,巫觋文化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
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掀起了几次南下浪潮,闽中人口因而大幅度增长,从隋初的 12000 多户增长至五代末的 460000 多户,其中增长部分主要是中原移民。他们使闽中的汉文化因素成为闽文化的主体。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原的儒学、佛教南传,与闽中原有的道教、巫觋文化相互激荡,激起了闽中第一个文化浪潮。过去受歧视的闽人已不甘心于浑浑噩噩的生活,他们对高层次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精致的佛教、道教、儒学等学科的哲学,并力图在文学、科举诸领域一显身手,有了较高的文化成就。在道教领域,泉州道士谭峭草就《化书》,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形成了独有的体系,对道教理论做出重大的贡献;在儒学方面,若将儒学按传统划分为义理、经世、辞章、训诂四个领域,在义理上,闽中有欧阳詹附和韩愈重振儒学的主张,为闽中播下了儒学哲学的第一粒种子。而林慎思著《伸蒙子》、《续孟子》等书,是其时代有代表的儒学著作;在辞章上,享誉唐代、五代文坛的有:欧阳詹、陈陶、徐寅、黄滔、翁承赞、郑文宝、江为等人;在经世上,闽人进入科举的不少,但在唐代仅有少数人仕途顺利,及至五代乱世,这一状况才发生彻底改观,五代各国都有闽籍名臣,不少人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唐末五代,闽人在世人眼目中一扫“闽蛮”的形象,过去的瘴疠之区现已被看做文星灿烂之地,这为宋代八闽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唐五代在福建最受尊奉的还是佛教。闽中各地,民众大建佛寺,许多人剃度为僧,而统治者对佛教的鼓吹更是无以复加。从全国而言,晚唐五代是佛教的衰退时期,而闽人对佛教极为热忱,便造成了福建佛教特盛的局面。这一时代闽中禅僧辈出,百丈怀海、大珠慧海、沩山灵祜、黄檗希运、曹山本寂、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等,都是有全国声誉的名僧,一时有“闽中多禅宗知识”的评语。和晚唐五代的福建儒学偏重于辞章之学相反,闽僧多为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有作品传世,对中国思想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总之,不论从晚唐五代福建佛教的社会影响及其学术造诣而言,都远远超过儒学,其发展层次也超过道教,是为其时代最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如前所述,在福建的第一次文化高潮中,闽人的创造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就足以说明:闽人已告别了文化不发达的时代。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时闽人在宗教领域的投入远胜于对儒学的投入,佛教的全盛与道教的崛起,加上闽中固有的巫觋文化,将儒学的生存空间压缩得相当有限。因而从总体上讲,五代以前闽人的整体思维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不过,从“信巫鬼,多淫祀”的低级信仰发展到对较高级的宗教发生兴趣,已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两宋期间,北方民众在金元贵族南侵的压力下,再一次掀起南下浪潮,造成福建人口骤增,从此福建成为国内人口过剩区域,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推动宋代福建文化发展的主动力是儒学。儒学在后世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保守势力,但是,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我们不应否认她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对南方文化的开发方面。历史的比较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儒学入闽以前,福建思想文化领域完全是低层次的迷信,在儒学尚欠发达的唐五代时期,福建思想文化的主体是宗教文化。这种状况在中世纪是极为普遍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摆脱宗教文化的彻底控制是近代的事,因为在他们的中世纪没有一种可以和宗教抗衡的理论。当然,这一规律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有和佛道相抗衡的儒文化。儒学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学问,她的务实精神使她成为宗教的对立面。在理学家看来,推动世界的本原不是人格神,而是一种哲学观念——太极,这种观念在今人看来仍是不够的,但在古代,它却使人们敢于反对宗教。儒者在反对民间迷信和宗教方面是走得相当远的,它反对人们在信仰领域花费太多的精力和财物,提倡教育和发展生产,而且,理学崇尚理性,格物致知,关心国家社稷安危,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这种精神都促使闽人在文化领域深入开拓。因而,儒学的传人是促进闽人进步的一股力量。宋代闽文化正是在儒学的推动下,进入古代福建文化的最高峰。
宋代福建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二个阶段:北宋、南宋。北宋福建是儒佛道三教均衡发展的时期。由于朝廷提倡儒学,加上学者从宗教里觉悟后对儒学的投入,北宋儒学呈上升之势。不过,当时儒学的中心是在北方,闽中儒学的势力尚不够强大,仅能与佛道保持平衡而已。如果说五代以前福建的儒学尚偏重于辞章方面,宋代福建儒学则是全面展开。在经世方面,北宋福建以出产秀才闻名天下,许多人通过科举一途进入政坛,仅以中枢机构的宰相而言,即有多人为闽籍,如:陈升之、章得象、章惇、吴育、吴充、曾公亮、苏颂、蔡确、吕惠卿、李纲等;此外,在辞章方面,有著名文学家杨徽之、杨亿、柳永、蔡襄;在性理方面,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以“海滨四先生”闻名,除了闽中一直不发达的“训诂学”之外,福建儒学在各方面都有了成就。与儒学相对照,闽中佛道二教也十分活跃。宋代福建仍是国内佛教中心,僧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寺院的密度也是全国第一,朝廷赐封的“大法师”中,有许多为闽人,闽中寺院还出资印刷了二部大藏经。这一切都说明北宋福建佛教的发达。然而,就学术而言,北宋闽中佛教缺乏突破性的发展,禅僧们把佛学的追求简单地归结为禅悟,他们认为;一个人知识越多就越容易迷失本性,反不如山野无知识的农夫容易进入大彻大悟的境界。所以,宋代的僧人已没有研究经典的热情,他们把追求玄之又玄的禅悟当做人生的一切,为此舍弃了其他方面的开拓。然而,当佛教失去知识土壤之后,它的智慧之花也随之萎谢了,其结果是使福建佛教失去了高深的理论,出现了庸俗化的危机。迄至南宋,佛教在思想界的地位便让位给理学。北宋福建道教在官府的扶植之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由于汀州道士王捷的活动,宋皇室“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赵真君”,从此,道教成为宋朝的国教。其次,武夷山在这一时期成为国内著名的道教圣地。总之,北宋儒道二教都赶上来了,佛教失去了统治地位。
南宋福建是理学全盛时代。由于杨时、游酢等人传道东南的活动,闽北成为理学根据地,一时俊才云集,著名人物有:杨时、游酢、刘子晕、刘勉之、胡安国、胡宏、胡宪、罗从彦、李侗等,他们多为后世孔庙配祀的理学前贤。迄至朱熹总结前辈成就,开创闽学,闽北一跃为国内学术中心。朱熹死后,后继者亦不乏杰出之士,如蔡沈、黄斡、真德秀、陈淳等人。总之,南宋闽学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也是具有世界意义代表性学派,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南宋闽学的兴起,也带动福建文化的全面繁荣。在文史领域,郑樵著《通志》、袁枢开创《纪事本末》体例,张元斡的豪放派词,江湖派的领袖人物刘克庄的诗词,严羽著《沧浪诗话》,都是足以称道的文化硕果;在艺术和科技领域,陈畅著《乐书》、蔡元定撰《律吕新书》,宋慈开创法医学……总之,福建文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许多方面的成就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儒学的刺激下,南宋八闽道教也有很大发展,曾馈编成《道枢》这一部巨著,福州万寿观经过 60 年的努力,刊刻成卷帙浩繁的道教经典总汇——《道藏》,而闽清籍的著名道士白玉蟾在吸收理学思想的前提下,开创道教南宗。和儒道突飞猛进相比,南宋福建佛学仅是凭着强大的惯性随时代而随波逐流,呈现衰退趋势。不过,南宋福建思想界虽以建立理学的优势而告终,但闽学已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它批判地吸收了佛道的哲学思想,而扬弃了它的宗教外壳,最终完成了本身思想体系的重建。从哲学史发展的角度讲,闽学接过了佛教探索思维奥秘的工作,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元代福建动乱不安,闽人的文化建树比之宋代大为逊色,但也有一些杰出的成就。例如,元初的宋遗民文学,代表作有谢翱的诗歌、散文,郑所南画兰及《铁函心史》的创作。元代福建长期作为江浙行省的一个部分,这一隶属关系深深影响了福建文化界,闽籍名士多移居江南,如上述谢翱、郑所南,加上后世的杨载、张以宁等,他们都是在江南或京师闯出名声后,才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元代福建理学大师有熊禾、陈普、吴海等人,他们的成就也比不上江南的学者,所以,一般认为:元代中国学术中心已从福建转至江南。元代统治者重视宗教更胜于儒学,可是,他们的重视仅表现在给佛教徒、道教徒更多的特权,结果造成宗教界人士普遍的堕落。所以,元代福建宗教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佛道世俗化的危机更深了。
明清时期理学走向僵化而佛道二教世俗化,三教都呈没落之势。因此,就整体而言,明清闽人在思想文化界的贡献,前不如宋代,后不及近代,仅是在晚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
明清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分为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三个阶段,其脉络仍是三教关系。
明代前期,程朱理学被朝廷定为统治思想,朱熹开创的闽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朝廷制定政策的唯一依据。在这种背景下,福建理学复兴,并以其强大的惯性继续发展,出现了陈真晟、周瑛、蔡清等一批理学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延续朱子学传统,并对其导师的理论做些修补工作,使之更加完整。然而,由于他们不敢超越朱学的藩篱,便限制了自己的成就。明初福建的佛教却在衰退,具有哲学思想的僧人日渐减少,大量只会念“阿弥陀佛”的流民把持着八闽大小寺院,成为“寺院地主”。因此,福建佛教的世俗化倾向非常严重。福建道教的情况和佛教也差不多。三教的沉寂使福建思想文化界如同一潭死水,几乎无所作为。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使沉寂的中国思想界重新热闹起来。众所周知,王阳明强调发挥本能的“致良知”之说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所以,也可以说王阳明是从佛教哲学中重新获得力量,推动了理学的发展。王阳明开创的道路对闽中思想界影响极大,明代后期,福建出现了两个理学异端——李贽和林兆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继承王学传统,从佛教、道教理论中寻找理学的出路,但是,他们比王阳明走得更远。林兆恩觉得儒教的修身之学远不如佛道二教,因而,他提出以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创立了“三教合一”的新宗教。李贽则从禅宗里得到启发,崇尚个性解放,他抨击孔孟,反对盲从,讥弹世俗之见,给思想界造成极大冲击。面对王学的进攻,朱子学策源地的福建学者中,也有一部分人以卫道士自命,他们继承朱子学,阐发儒家经典,出现了陈琛、张岳、林希元、黄道周等一系列人物。这样,福建思想界大为活跃起来。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福建文史、艺术、科技领域人才辈出。王慎中倡导“唐宋文学运动”;陈第开创研究古音韵的新方法;张瑞图以书法闻名;曾鲸吸收西洋画法创造崭新的人物画……就连佛教在理学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复兴趋势,隐元使福建临济宗再兴,元贤复兴曹洞宗,一时间闽中佛学人才辈出,影响后世深远。可见,明末福建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高潮。
清前期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再一次扼杀了活跃的思想界。八闽人物中,黄道周被杀,隐元流亡海外,李世熊隐居山村,埋首著书几十年。李光地原为王学崇拜者,后在形势压力下,改宗朱子学。所以,清代前期闽人没有重大的思想贡献。在这一时期,闽人引以为骄傲的闽学却成为一种负担,思想界中不乏才子,但少敢于突破禁区的人。人们甚至认为:假如没有闽学这一传统,明清闽人是否会有更大的贡献?其次,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清代闽人跟不上江南的学术潮流。在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闽中竟无一个可称为大师的考据家。然而,也许是闽人不须背考据学这一包袱,清代闽人较早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郑光策于嘉庆、道光年间提出“经邦济世”,并培养出梁章距、李彦章、林则徐等经世致用派学者,促使清代学风大变,也为晚清福建思想文化大发展奠定基础。
总的来说,明清时代儒佛道三教都缺乏活力,理学日益僵化,而佛道世俗化危机加深。因而,三教之间的碰撞也难以激起较大的文化浪潮。李贽、林兆恩等人想从佛道中寻找儒学新的出路,然而,佛道自身难保,安能救得了儒学!同样,佛教人士想溶人儒学而拯救佛教,也不能获得大成就。传统文化发展到这一境地,似已缺乏活力,无论怎么腾挪,都跳不出三界的范畴。当然,这也和新生的市民阶层的软弱有关,他们尚无法摆脱对传统思想体系的依赖,因此,也无法创造新的思想体系。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人,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改变了福建思想文化的格局。过去,福建思想文化就是三教的竞争,在这以后,便发展为中西文化之争。西方文化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东方文化尚静、尚和谐、尚智慧;而西方文化尚动、尚扩张、尚力。在强有力的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一度招架不住,于是,西学传人中土,造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巨变。然而,文化的动荡也给予福建思想文化新的发展契机。严复积极译介西方启蒙思想,成为对中华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使中国人通过小说了解了西方人的生活。此外,辜鸿铭与陈季同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法文,使欧美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粹。闽人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努力,也使福建思想文化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大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晚清,在西学的冲击下,福建文化出现了历史上的第四个高潮,除上述人物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林则徐、沈葆桢、陈衍、陈宝琛、丁拱辰、何秋涛、祝桐君、虚云、园瑛等等,他们大多是对西学冲击作出反应的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式教育的发达,福建出现了一批中国最早掌握现代科技的人物,例如魏翰、陈兆翱、郑诚、汪乔年、罗臻禄、池贞铨、林庆升等等……这为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覆没的危险,也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出自我循环的怪圈,进人大发展时代。毫无疑问,近代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半是西学冲击造成的,尤其表现在科技进步方面。但从另一方面看,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有成就的近代福建学者,大多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例如严复、林纾、辜鸿铭等。可以说,中西文化合璧是这一代杰出闽人的共同特征。所以,传统文化对福建思想文化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暴露出固有的弱点,于是,严复、辜鸿铭等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化。辜鸿铭以中华价值观为准绳,批判西方人尚力、尚扩张的殖民文化意识,竟引起西方哲学界的轰动,使之重评东方价值观。但是,在国内舆论界,严、辜二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被人们视为开倒车。从现在看来,这一评语过于轻率,严复并未放弃其早期的理想,仅是想找一条折衷中西文化之路,当然,他并未完成这一探索。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生了中西文化之争的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中国人进一步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引进中国,也波及福建。其中,有一种思想转化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现代福建思想文化领域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及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潮。三种思潮的激荡,培养了新一代的闽人。林语堂兼通中西文化;郑振铎以西方文学观念分析传统文化;高鲁、侯德榜、萨本栋对现代科学作出重大贡献;张鼎丞、邓子恢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各种思潮的竞争,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的胜利而告终。不管人们怎样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优点是永远不能抹杀的,这就是它力图超越西方文化模式,努力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天平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均衡的。在这一指导思想支配下,中国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是西方最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是一种均衡的文化观,也算是对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的总结。如果在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中西文化激荡的延续,按照我国国情正确加以引导,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当有更多的成果。让人惋惜的是:这种激荡往往被忽视或扭曲了,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拨乱反正。总的来看,中西文化之争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线索,直到现代仍是如此,中国人应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方面还有许多新课题;同时,中国人也不可持民族虚无主义,放弃宝贵的民族文化传统,只有在中西文化交相争辉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化。
纵览福建思想文化史,我们的结论是:文化的发展绝对不能在静止的容器中按既定的程序进行,它应是在文化之林中自由游弋,由碰撞发生接触,由接触发展为最终结合。这一过程是猛烈的,具有破坏性、杀伤性威力的,并且常是痛苦的反应过程。但是,这种反应,又是孕育新文化的诞生所不可避免的。福建思想文化史上的四次高潮,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结果。所以说,福建历史上各种文化的激荡,是福建思想文化不断升华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