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瓷器的交易和组织管理

一、民国景德镇瓷器的交易

景德镇瓷器的销售自古以来以国内为主。中外通商后，大量输入的洋瓷不断侵占国内制瓷业的传统市场。由于国外瓷器采用新机器进行批量化生产，其生产成本远低于国内的手工制瓷，使得景德镇瓷器的市场竞争力难以与其匹敌。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洋瓷的输入主要以日用瓷为主，因此在艺术瓷方面，国内的仿古瓷还能占有一定的市场。

1.瓷器的对内交易

景德镇的瓷器交易向来就掌握在瓷商和瓷行之手。景德镇所产的瓷器，制瓷者并不运到别处去卖，而是在各省设立销售点，由贩卖商人运输出境。在贩商与制瓷者之间，有景德镇的行家为其媒介。景德镇的行家，以祖先之籍贯划分帮派，全景德镇大约有五六十家行帮。其交易惯例为凡庄客籍贯与其相同者，必须要和他所属之行接洽，若是误投别籍行家，则一概不予招待。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庄客（瓷商）共有二十六帮，各帮分部情况各不相同。

备注：上海点占七十余万南京二十余万，宁波三十万杭州二十万，由苏瑞记运办，由广东桐城两帮运办。

上表所列营销额，连外国在内，共计五六百万元。我们还可以通过 1927～1929 年报纸所载内容， 发现民国时期的景德镇瓷业贸易，比清末时期还有所增长。虽有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以及内蒙、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未曾直接采运经销， 但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销售数量则较大。

2.瓷器的对外交易

在洋瓷倾销国内市场的同时，景德镇瓷器也有运往国外销售的，尤其是艺术瓷的销售数量较为可观。江西近代史学家吴宗慈在《江西通稿》第二十一册中，辑录了景德镇从清同治二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逐年外运瓷器数据，笔者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四个时期的年均量如图表 1.3 所示：

以上数据显示民国早期景德镇运出瓷器量比清末要多，这些数据同样表明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较前相对稳定，瓷业较为发达，故瓷器外运量相应增长 。

另据 1948 年出版的《江西工业概况》和 1934 年的《江西之瓷业》所记载的瓷器销售情况，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为 1911 年至 1933 年之间江西瓷器外销数据， 根据民国末年——1948 年 1 月 7 日白胎罗汉汤碗为例的市场价，每桶 6.4 万元，不到半月时间的 1 月 21 日，便涨至 8 万元；而 3 月 6 日则又涨到 11.4 万元。以后数日稍有回落，然 3 月 20 日已涨到 11.6 万元、3 月 24 日已涨到 16.5 万元。这也足以说明民国晚期的瓷器在数量上的增加及价格上的上涨。

景德镇的美术与博古瓷器，在海外销行较好，只因宣传力度不够，加之缺少样品寄列于海外，从而使国外顾客对中国的瓷器了解甚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景德镇的瓷器进入国外市场首先要调整外贸理念及其管理机制。景德镇制瓷企业设海外贸易总局于九江，设分局于各通商大埠，景德镇瓷器经九江、上海、香港、南洋，最后抵达欧洲。景德镇瓷器的外销状况很好，实缘于政府和民众的上下一心，内外一致，有计划有组织，特别是香港等自由港，既无关税，又可以成为存货转运分配的根据地，由此景德镇特派经验丰富之瓷商多人，常常提带瓷器样品，巡回巴黎、伦敦等地，广泛宣传，进行推销。

二、瓷器销售的品种

1.瓷器对内销售的品种

瓷器的销售在国内因各省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审美情趣也略有区别，故在瓷器的品种和质量上都不尽相同。如：运销山西的以青花喜字坛为主；广东帮以高级细瓷和艺术瓷为主；宁绍帮多为灰可器；无锡帮以二白釉 、灰可器 为主；辽宁帮以嫁妆瓶和帽筒为主；马口帮以正德器为主，兼有普通日用瓷及灰可器。

以民国 1947 年江西省的实地调查为例，各帮的从业户数、运销地、产品及数量如图表 1.5 所示：

从上表可知，上海、宁波、杭州一带以细瓷居多。而销售数量以长江下游一带最多。

2.瓷器对外销售的品种

民国景德镇瓷器对外销售的品种因为各国人的审美情趣及需求的瓷器品种差异而不尽相同。如：英国喜欢冰梅、龙泉釉瓶、罐；泰国喜欢青花瓷，多为 30件和 80 件的瓶、罐、缸、凉墩等；土耳其喜欢古彩刀马人物和戏曲人物的瓶、缸；瑞士喜欢纹饰淡雅的咖啡具等。

中国陶瓷的出口数量，向来只有总数。1919 年～ 1930 年瓷器输出的趋势表如图表 1.6 所示：

通过上表，关于民国时期景德镇之瓷器外销，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从中国陶瓷出口总数来看，从九江出口的瓷器，虽将国内和国外包括在一起，但从所占比例来看，应以景德镇瓷器输出外国居多，而陶瓷出口的各埠中，又以九江为最多，即 77，376，计 2，858，669 关两。

其二，就中国瓷器输往的国家来说，以 1930 年为例，粗瓷出口以销往香港最多，计 40，419 担，价值为 346，756 关两。但香港只是转口港，本地却未必有这么大的消费数量；其次为暹罗（泰国），计 48，809 担，价值 339，045 关两；再次为印度，计 1863 担，价值 12，266 关两。

细瓷出口，除香港外，以台湾为最多，计 231 担，价值 39，053 关两；其次为爪哇等处，计 335 担，价值 31，837 关两；英国计 230 担，价值 30，444 关两。粗细瓷器之销路由此可见一斑。

谈到民国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历史，不能不提及始于 1923 年烧造圣品瓷的江西临川人范乾生创办的范永盛瓷号。这是一家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红店（从事彩绘业的店），主要生产品种为天主教圣品瓷，其品种有耶稣圣心、露德圣母、圣母无寸、圣诞马槽（每套 14 件）、圣家三口、圣母圣心，另外也生产祭台用的花瓶、花钵、蜡台、圣水罐等。这些产品都印有红彩中英文“中国景德镇范永盛瓷号出品”字样。这些瓷器必须经由上海教廷托运到罗马教廷，得到教皇的“恩准”，该瓷号的产品在国外畅销达 15 年之久。我们对范永盛瓷号的外销数目及售价虽然难知详情，但从其鼎盛时期曾经拥有百万大洋的瓷产来看，该瓷号生产之盛、获利之丰亦可想见。后因日寇入侵，范乾生又过早离开人世，该瓷号的生产便难以为继。但范永盛瓷号却在欧洲创造了较强的品牌效应，直到1980 年后，仍有来景德镇洽淡业务的外商打听“中国景德镇范永盛瓷号出品”的情况。 这足以可见其影响之大。

从以上关于民国景德镇瓷器销售所列各表的分析情况，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民国景德镇瓷器销售在品种上较清末有所增多。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不在故步自封，而是吸收国外的精华，将国外新式的瓷器装饰运用到国内传统瓷器的创新，如上面提到的天主教圣品瓷在国内的预定。

其二，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由于与国外接触的机会甚多，生活质量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审美观念也注重精细，因此，人民对细瓷的需求量相对内地多。

其三，民国景德镇瓷器销售在数量上较清末有所上升，这可以窥见制瓷业由清末的危机转而发展平稳，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民国时期一批仁人志士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吸收国外制瓷经验调整制瓷政策和引进先进制瓷技术，从而使制瓷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其四，受战争的影响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民国各时期瓷器销售的数量呈不定量的变化，如 1927 年英国侵略者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1928 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瓷器对外销售相对以往达到了新高。

三、瓷器市场的组织和管理

1.行业帮会

“五方杂居，商贾云集”，是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与其他陶瓷产地的不同之处。景德镇素来有“十八省码头”之称，故有“千猪万米”之谓。又由于分工极细，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景德镇相继出现各种行帮会社。这些行帮会社对景德镇瓷业及工商业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例如《景德镇陶录》（卷四）载：“满窑一行，另有店居。凡窑户值满窑日，则召之，至满毕归店。主顾有定，不得乱召……今则镇分二邦，共计满窑店三十二间，各有首领，俗呼为满窑头。凡都、鄱二邦，满柴窑，皆分地界”。 “陶户坯作人众，必用首领辖之，谓之坯户头，以便稽查口类出入。雇人其有众，坯工多事，则令坯房头处平，有惰工坏作，亦惟彼是让。” 这是封建时代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行会的条例规章所阻滞。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生产发展速度缓慢，墨守成规，传统主宰一切。”这也说明了遗留下来的行会组织的作用。

民国时期在景德镇最有影响的是徽帮、都帮和杂帮。徽帮由徽州人组成，旧徽州有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绩溪。都帮的人员较为单一，均为都昌人士，他们垄断了景德镇瓷业中的圆器业和烧窑业，其势力与经济实力远在徽帮之上。杂帮的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经营的行业也最杂。徽帮中人才济济，江西瓷业公司经理康达即为安徽祁门人士。而在陶瓷界大名鼎鼎的饶华阶也是祁门人，由于其精明强干，具有先进的瓷业经营理念，曾被杜重远聘为示范瓷厂的经理，杜重远的许多陶瓷改革措施均为饶氏提出，并被逐步采纳和利用。在陶瓷美术家中，徽帮更是高手林立。如王大凡、毕伯涛、刘雨岑、张志汤、汪大沧等，均为徽州人士。毫不夸张地说，徽州人士为景德镇瓷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徽人为了加强团结，联络同乡防止异乡人的欺凌，以县为单位建起了同乡会，并公推会首，对外进行活动。随着徽州人来景经商的增多及同乡会的建立，徽州人利用地缘关系，结成了徽帮。

据民国 26 年《江西统计月报》载：景德镇的十里长街上有店铺 1，221 家，其中 70％以上为徽州人开设，垄断了景德镇的商业和金融业。景德镇徽帮规模极为庞大，人数当以万计，可谓人多势众。徽帮在景德镇的特点是利用乡党力量和宗法势力，控制着镇上绝大部分行业，排斥市场竞争，不容外籍人插足。如象绸布业，均为清一色的黟县人，有几家南昌人开的布店只能经营土布和夏布。徽帮在景德镇经营的业务有典当业、银楼业、绸布业、南货业、油盐业、印刷业、黄烟业、茶叶业、饮食业、瓷土业、杉木业、窑柴等 20 多个行业。

徽人何时进入景德镇已不可考，但据有关志书、族谱的记载：明末祁门人潘辄便成为“徽州瓷商侩首”（“侩”为说合买卖之间的价钱以成交的中间人），歙县人潘次君——“贾昌江，居陶器，统一瓷器价格，赈济陶家”。婺源人洪宗旷——“侨居景镇，理陶业，尝舟载瓷往外江”。到了清代，徽人在景德镇的经营活动进一步扩大。参加徽帮活动的先是徽州一府六县，后来皖南的泾县、太平、宁国等县也加入了徽帮行列，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联盟，并且在清末时期建立了徽州会馆。 以上所述之徽帮，其经营和销售活动，既为景德镇瓷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也因其陈规陋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徽帮较少从事瓷业，所以这种阻碍不及都、杂二帮明显。凡是都、徽两帮不经营的琢器制瓷业、红店，与瓷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等均由杂帮经营。其从业人员最多，但经济实力及势力均不及徽、都二帮。

都昌人何时来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亦不得而知，但从一些史料记载来看，最迟不过明代。都昌人在清代就已经形成在景德镇瓷业中的垄断地位。1604年曾发生一起都昌籍窑户要被饶州七县的陶工联合起来赶走的事件，由此可知，都昌人不仅在明万历年间就已来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而且还当上了窑户。都昌人在景德镇站住脚后，也组织起了自己的金兰社，制定约章，保护自己，对抗异已。 都帮在清末民初聚集着都昌籍大中小窑户千余家，控制了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在瓷业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垄断。景德镇在民初已经形成都、徽、杂三帮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论人多势众，实力强大，仍以都帮为首。都帮为景德镇的瓷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出的瓷业名人不逊于徽帮，如余英泾、余旺青均为都昌人。又如四大金刚中的冯承就、余略盛亦为都昌人士。再如十八罗汉中有十位罗汉为都昌人士，景德镇商会的第三任会长陈庚昌及陶庆窑总老板余用正亦为都昌人士。而徐良俊、陈青山、巢克谦、余昭华、刘经诒、刘经荣、刘万安等均为当时的名家名号。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都帮在长期的瓷业垄断过程中，也曾严重阻碍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特别是都帮的一些陈规陋习严重束缚了瓷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改进，因而成为杜重远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后的第一个整顿对象。

除徽帮和都帮外，还有所谓的杂帮，主要包括抚州帮，南昌帮，丰城帮，吉安帮，奉新帮，饶州帮，安仁帮等及各地旅景瓷商的 26 帮。杂帮进入景德镇的时间没有相应的资料可考，但其名称的由来应不晚于清中期。杂帮的人员构成最为复杂，从业人员也最多，所经营的行业均为徽，都二帮以外的行业。杂帮因地域分散，故在三大帮中势力最弱。杂帮对景德镇瓷业所做的贡献丝毫不逊于徽、都二帮，就有影响的陶人来讲，绘瓷及雕瓷艺人有新建人王琦、黎勉亭，乐平人汪野亭、程意亭，余干人邓碧珊，南昌人徐仲南，丰城人王步、曾龙升、徐顺元，绍兴人田鹤仙，福建人游长子。推动工艺进步的有广东人吴霭生，研究传统名贵色釉的广东人李之衡（祭红釉）、临川人鄢儒珍（乌金釉）、临川人李其才，丰城人孙虹元（宋钧花釉）等。其他还有陶瓷教育家，如新建人张浩，宜丰人邹如圭，浮梁人冯渊、方人瀛，乐平人汪墦，编译家鄱阳人江思清，临川人吴仁敬，金溪人戴亮侪等。更有梁美兴琢器厂、艾荣生瓷号，天佑华瓷业公司、杨福盛瓷厂及众多的红店。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杂帮，景德镇民国瓷业不知要逊色多少。

景德镇的三大帮之间合作少而拆台多，相互勾心斗角。 徽帮主要以商业及金融业为主，控制了景德镇经济命脉，但势力却不是最强。由于都帮控制了景德镇的烧窑业，徽帮较少从事瓷业生产，故此二帮矛盾不大。而杂帮没窑，必须搭都帮的窑烧坯，因此矛盾较为突出。都帮人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垄断优势，或无好窑位，或高收费，或不定期烧窑，均使杂帮之人苦不堪言。

2.商会和行会

为了和谐商情，改正行规，维持公益，调息纠纷，同时也为了巩固三帮业已形成的垄断地位，1910 年徽帮、都帮和杂帮三帮共同组成了景德镇商务总会（如图 1.5）。

景德镇在 1900 年时设有浮梁县商会，为浮梁县知事统辖，主事人为汪龙光、蔡绣贤，日常事务是料理地方公益，也兼问商务。但该商会既不能协调三帮的关系，又不能开拓对外贸易，所以景德镇商务总会的成立可说是大势所趋。1909 年，由徽帮代表康达、都帮会首陈仲西、杂帮会首吴简廷等人发起，决定组织景德镇商务总会，并向朝廷禀请立案。其奏文如下：

谨奏：为江西景德镇设立商务，援案请给关防恭请仰祈圣鉴事，窃臣部前据景德镇职商吴简廷等，禀请于景德镇设立商务总会，当即咨行，江西巡抚查复，旋准江西巡抚复称：饬据农工商局查明，该镇设立总会，并无疑义，已饬速具章程咨部核办等因。十一月间，复据吴简廷禀称：遵拟试办章程八十三条，并公举经理瓷业公司之内阁中书康达为总理，经理瓷业公司之县丞陈庚昌为协理，缮具职名履历到部。臣等伏查景德镇为中国古四镇之一，产瓷之富，甲于全球，每岁运销计值三百万元以上，工作既盛，远近商贾，捆载争道，遂为赣皖接境各州县商务扼要之地，亟应设立商务总会，以资启智识，而资联络。该职商吴简廷等所拟章程，尚称周妥，公举总协理各员，既经创办实业，且属众望咸孚，自应照准札委，并援照历办成案，由臣部刊刻关防一颗，文曰：“景德镇商务总会之关防”，颁发钤用，俾资信守，即责成该总理等于奏定商会章程所载，应办各事，悉心筹划，妥慎经理，以期仰副朝廷振兴商务之至意。所有景德镇商务总会援案请给关防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奉旨依议，钦此。

同时，他们还呈上由吴简廷起草的《景德镇商务总会章程》，该章程全文 13章 83 条，详尽阐述了商会宗旨、选举、入会、出会、经费、议事、责任和规则等。

1910 年初清廷正式批准成立景德镇商务总会，康达为总理，陈庚昌为协理，议董 12 人，有都帮会员 14 人，徽帮会员 15 人，杂帮会员 12 人。会址在花园里（民国初年迁麻石上弄新址）。 景德镇商务总会历经 40 余年直到解放，其名称几经变化，其章程亦数度修订，但主持人均由徽、都、杂三帮头面人物把持。虽然在商务总会之章程中并无轮流坐庄之条款，但实际上却是如此。

商会的基层组织为三帮的各个行业，名称为“窑”与“社”，民初有的称公所。北伐战争胜利以后皆称同业公会。在半个多的世纪里，商会历经改组，名称也多次更迭，其中变化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 1926 年 11 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部抵镇，为谋求革新，组成“景德市商民协会”，由共产党员陈铭珍任主任委员。第二次是 1931 年，因红军三次到镇撤退后，原上层人士纷纷退出商会，于是改组为“景德镇商会临时维持会”，主事人为隶属徽帮的施维明。

由于种种原因，商会职责经常发生变化，但其主要职责为以下几种：（一）为政府摊派税收和捐款。（二）为市办小学筹集地方教育经费和修建街道经费。（三）为各行业，特别是瓷业方面的原料订货，办理需要的合同签证等。（四）劳资双方工资协商及处理纠纷等等。

景德镇除了以上行帮和商会之外，亦有行会。行会是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形式，它在初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行会对手工业生产的规定过严，束缚了工匠的主动性，于是帮工开始组织秘密会社——“兄弟会”来保护自己。 1946 年，国民党统治期间，即有布告：“各级工会不得有非法组织，如兄弟会等等，如逮则严惩。”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行会组织也很多，现列表如下：

除此之外，还有陶业维持会，管理二白釉、四大器、四小器、冬小器、满尺、七五寸、官古令盅、针钥各业；玉合研究社，管理脱胎、饭闭同业；琢器业研究会，管理大件、粉定、古罐、官盖、滑石、淡描、雕削各业；图画公会，管理彩瓷业；黄家洲瓷业公会，管理黄家洲彩瓷业等 。

景德镇行帮和商会的广泛活动，促使了会馆的出现和兴盛。（如图 1.6）。会馆，也称书院、公所，它是中国早期都市同乡同业的封建性集团。据文献记载，汉代京师已有外地同乡人的邸舍，南宋杭州有外郡人为同乡谋公益的组织。会馆的名称最早见于明代，清代更盛行，在明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是组织各地移民生产、商贸行业经营与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会馆作为民国时期“商居”与商居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有它独具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商贸方式与范围的改变，会馆的功能也在随之转型。具体而论，则是由单纯的“联络乡谊”、“维护行帮”的功能，向着创建新的“营商环境”、“商居环境”、“商居文化环境”的多元功能转变。 当时，设总商会的地方很少，江西全省也只有一、二个，不是一般县市都可成立。因为清廷规定，设立商会的地方，必须具备全国各省的驻庄经商者，才够总商会资格。

景德镇的会馆最早建于何时尚待考证，但大多建于清末民国，其根本目的大多与商业经济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它促进了景德镇工商业的发展，各个会馆都为瓷器的外销和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会馆经常举办各种公益事业，这不但增强了团结，还促进了景德镇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为瓷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经济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