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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改变，已与“传统工匠”有明显的区别。“传统工匠”是从事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指在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里劳动的技术工人，所以又常常与“工”或“工人”同称。传统制瓷工匠往往有三大区分：一为官制工匠，多由知识分子承传；二为技术工人出身的工匠，收编为官制工匠；三为民间专业分工下的职业社群，有明确的师徒制与祭祀仪礼。从劳动力形态上看，传统工匠主要由城市作坊手工业者（匠籍制度废除之前亦称官府工匠）、乡村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后来出现的家庭作坊）、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专门手艺人（包括后来手工工场中的雇佣工匠）等三部分组成。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制瓷“工匠”在劳动手段、生活方式和身份地位上都与“传统制瓷工匠”不一样，即他们在制瓷技术形态和角色构成上有了明显的改变。对于景德镇这个制瓷群体我们可以从制瓷“工匠”社会分层的角度加以更好的认识，虽然总体上他们都从事制瓷业，但这个群体的内部社会关系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制瓷手工业者，其中只有很小部分经过大浪淘沙上升到制瓷业社会的上层，居于精英地位。
1.制瓷工匠的分工角色
一定的角色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在景德镇，制瓷工匠的分工与性别是存在一定联系的。景德镇制瓷工匠的社会地位只是性别角色的外在表现，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景德镇制瓷有 72 道工序，因此分工极细，男女老少各有不同，如制坯、修坯是一些有经验的男性活，他们手艺精巧，多数是年轻时制坯出身的，当然也有很多是年轻时学徒就学这行，修坯是一项极精细的活，要求有耐心，尤其是一些小件东西；“画红”
就不一样了，多数是由女性来完成，尤其是粉彩的填色多数是由有经验的、手艺精细的女画工完成，像牡丹花这种画种技法，功夫是要到位的，否则花蕾的层次就很难体现；构图及创作是由有知识文化的人来完成；还有磨料、练泥等这种不是很用心思的活多数是由学徒完成的。
根据制瓷技术的不同，制瓷工匠在分工角色上有明显的区别，根据分工的不同，其社会地位亦有很大区别。如圆器类的工匠一般都是男性为主，工匠分工极细，有伙夫、学徒、坯工、上釉工、利坯工、做坯工、打杂工等。打杂工和学徒处于最次要位置，做坯工、利坯工和上釉工则是起关键性作用，他们之间因为分工的区别，老板对待他们的待遇也就有异。对于琢器类各业的组织，其中的雕削及博古二业，组织全无一定，如针匙及汤匙二业，则多属家庭工业，组织以模型之副数计算，大约三副模型，可用吹釉工一人，制坯一人；六副模型，可用吹釉二人，加打杂一人。
烧窑业中的工人分长做与散雇二种，长做工人有把荘工、做重工、控坯工、打大搥工、收砂帽工、制匣钵工、小火手、加抄工、打杂工、是由窑厂按年雇定，照所烧次数给值，每次每人工资二元三四角；散雇工人有三夫半、二夫半、车匣屑工、挑夫、管事、红半股、墨半股、打杂、艺徒、数槎等，散雇工人由长做工人临时雇用，厂主不给工资，仅由长做酌量贴给，此项贴给出自陋规。
此外管事四人，每年工资共计三百元上下，挑夫二人，每年工资共计七八十元，均由厂主支付，其膳宿费，则无论任何工人，均由厂主供
。
以上各业工匠因职位和分工角色的不同，工资各有区别：其一、彩绘业之组织，概由研料工画工配合而成，工人的多寡没有一定，普通月值为二十元上下，最少的，只不过数元，最贵的，则为特别精技的画工，不计月薪，乃按彩绘的种类，件数的多少议值。其二、匣钵业每厂至少有工人三人：1.推工，月资七元；2.配土工，月资十元；3.做匣匠，月资十五元，他们的膳宿均由厂主供给。其三、绞草业之组织，至少应有整草，包装，打杂，挑运等工人，各工月给相差至微，大约均在十元左右，其最大营业，亦不过雇用工人二三十而已。
2.工匠社会地位的变化
民国时期景德镇制瓷工匠社会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各工匠地位的平等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民国时期，为反对压迫和剥削，瓷业工人先后同资本家展开了一次次的罢工斗争。这种罢工斗争，当地称为“打派头”。
从 1920 年开始全镇圆器工人为争取吃熟米饭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在 1926 年，中共景德镇党小组成立，此后镇内的工人运动便逐步由自发性的斗争走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在 1929 年，主要行业中的赤色工会相继成立，先后组织罢工 322 余起，参加罢工的人数达 6、7 万人（次），其中要算圆器工人搞的那次罢工规模最大，这次罢工自五月初五（端午节）开始，至六月初六结束，为时一个多月，参加罢工人数达数千人，捣毁坯房 200 余家。……1937 年 1 至 4 月，陶瓷各行业举行了有 5000 余人参加的罢工。1938 年 5 月中旬，全镇瓷业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资本家扣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人的工资。1943 年夏季，全镇画瓷工人举行了历时七天的罢工，要求增加五成工资。1945 年 12 月，全镇各行业工人先后举行了 10 余次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派捐税，这次罢工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1946 年 7 至 9 月，圆器、琢器、彩瓷等行业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7 年 6 月，全镇工人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反饥饿，反米价暴涨的斗争，1948 年 10 月，全镇瓷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历时 8 天结束。1949 年 4 月，“打派头”斗争宣告终止。
这种“打派头”的斗争使工人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另外，景德镇还存在很多的陈规陋习，这些陋习都是老板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制定的。由于政府长期以来对景德镇制瓷业采取放任自由，致使制瓷老板及工匠之间拉帮接派，各工匠之间地位不平等。杜重远来到景德镇之后改革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使得工匠与老板之间达到了真正的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第一，取消窑工陋规，即窑工不再向窑户老板交“买位子”钱。景德镇的大窑户所把持的窑厂，其窑户不但不给烧窑工人工资，相反烧窑工人还要交纳一笔钱给窑主，即所谓“买位置”、钱的多少视窑工的等级和位置而定。最多的是把桩、驮坯、加抄，其次二扶半、三扶半、小扶手。烧窑工人交纳了“买位置”钱后，才可以取得在窑厂做工的权利。而他们的劳动所得，则是向搭烧瓷器的做坯户索取，做坯户除了向窑户交纳一定的烧炼费（柴钱）外，还要花费“买位置”的钱，此外，每逢五月半、七月半、年终，匣工均须向坯户老板索取“篮钱”。这明显地存在他们地位上的不平等。杜重远取消了这种不平等的“买位置”的钱，烧窑户也不再向搭烧瓷器的坯户去索取所谓的“节包、酒钱、吹灰肉、高帽钱”等。第二，取消限制板头，即坯工每日做坯多少板，应视营业情况而定，营业差则少做，营业好则多做，多做多得工钱。不再象以前一样受到坯户老板的限制，真正实现了工作自由。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工人真正得到解放的还有“画红”女工，她们不再受老板的压迫，有自己工作的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画红”女工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份是在自己店里工作，不外出帮工，另一部份是外出帮工，受店主雇佣的。在—个较大的红店里，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组合，弟弟、弟媳、儿子、媳妇、女儿、侄儿、侄女都是在一个店里，在共同的劳动中，增加了亲情。即使受雇佣的女工，也都和店主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或是一家人，或是亲戚，或是朋友，或经有关人介绍前来，她们和在家里一样，因此一般不受到压迫。而且她们的工资，大多是计件，不能以现在的货币来衡量，一律按现洋计算。每个画红女工的收入，足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因此，画红成为市民生活来源的一部分，也起着增进市场繁荣的作用，更使她们在家庭经济上拥有较多的发言权。
民国以前画红女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教育，限于知识水平，因循守旧，很少创造发明，致使画瓷艺术停滞不前。景德镇陶瓷教育进行改革创立了女子公学之后，很多妇女都可以进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有了知识，她们在“画红”这一技艺中不再是单纯的机械临摹了，而是有了创作性。她们创作的作品也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这无形中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工人的生活十分困苦，下面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来谈谈昔日瓷业工人的生活状况。
瓷业工人身上穿的绝大多数是自制的白土布衣服。天冷时也只能穿两件单薄的衣服，冬季时穿的是破棉袄。那时侯，制瓷工匠中常流传着一首十二月歌。
雨天，多数工匠没有胶鞋穿，天气暖和时一般是打赤脚行走，适逢天气寒冷时便穿一双“干湿鞋”
。瓷业工人用来做饭吃的米通常是一种很糙的米，不仅米糙，而且经常吃发霉变质的米，即所谓的“粳颈红”。肉就更不用说了，每隔10 天才有一次肉吃，而且限购每次每人 4 两
（一斤为十六两制）。在景德镇单身制瓷工匠多住在作坊楼上，用两条木凳和托坯的料板组合搭成床。到了严寒时，老板赐一点稻草垫床。而制瓷厂的环境卫生就更不用说，工人常受到蚊子、臭虫、跳蚤侵袭，因而不时发生传染病。
制瓷业中从事重活的女工较少，女工主要从事的是针匙、灰可器、画瓷等。女工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致使她们的生活状况更差。如女工生孩子时没有产假，产妇产后也没有另加营养，甚至产妇连饭也不能多吃老板的。即使这样老板还要扣产妇的工资。可见其女工的命运如何。
以上都是一些民国前期和中期民间制瓷业工匠的生活境况。到了民国后期，工匠的生活状况在杜重远的改革下有所改善。一是陶业管理局成立后，由于杜重远除了为振兴景德镇制瓷业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外，同时还对改善工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作了一些努力。一方面是管理局曾办有工人训练所，对工人进行文化普及教育。
工人训练所各招收工人四、五十人不等，利用每天晚间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学员学习的内容有：（1）常识、（2）唱歌、（3）识字等，重点是在工人学员里灌输一般生活常识，其教员由养成所中具有教学经验的学员担任。陶业管理局局址，设在御窑厂的旧址内，陶业管理局里设有露天讲演场、俱乐部等。
1935 年下半年，管理局将这个场所改建成露天讲演场，用来定时播放京戏、歌曲等；向群众演讲各种社会问题和时事报告；有时也请本镇社会上的“名流”来讲演。此外，管理局还经常组织较大规模的工人晚会，自备有一部小型的电影放映机，常放映国外机器制瓷的影片；有时还排演话剧，内容也有关于制瓷的。工人养成所对工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极大地带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通过杜重远等一批实业家改良瓷业，为景德镇制瓷业打开了新的局面，致使一度市场萧条的瓷器得到了新的发展，瓷器销量日渐增多。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从而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
陶业管理局采用各种方式促使工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使得工人们进一步有信心，有能力把制瓷事业做好。这对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1.思想观念的更新
景德镇的瓷业生产，系典型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工人们的封建残余思想很严重。因此要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管理局针对当时情况，对技术工人进行了新的思想引导，不断改造他们旧的封建思想。尤其是匣钵厂、模利店、红店、瓷行、洲店以及所谓的“五行头”（汇色、八桩、包装、打桶、打络）等行业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惯例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根深蒂固。
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一旦被取消打破，买卖就自由了，市场也就不再被他们所控制，这对那些身怀绝技的人来讲将是一大损失。陶业管理局成立后对这方面进行了整顿，首先取消了这种世袭制，并随着瓷业学校的相继成立，制瓷技艺逐渐转化为通过学校学习得以传承。一方面，瓷业学校聘请老匠人来校授课发给其工资，让他们把自己的技艺传授出来；另一方面，通过给他们讲解知识，给他们灌输新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通过教学生把技艺传出来同样可以有经济来源，只有将自己的技艺传承给下一代才能使制瓷业更加有发展。
陶业管理局还取消了其他很多的陈规陋习，使以前垄断市场的现象不再出现，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各行业团结一致才能更好的促进瓷业的发展，才能打破当时洋瓷冲斥国内市场的局面。
对瓷业工人思想的改变还表现在解除他们以前认为的“女人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认为读书是男人的事，女人必须服从“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如冯天问在景德镇创办“珠山女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女孩不能读书的封建思想，这其中封建思想最顽固的是窑户，因此冯天问就一一去说服他们。每逢喜庆节日同乡聚会时，冯天问就对他们讲解国内外的大事，讲发达城市的兴旺情况，启发他们懂得教育可以促进科学发展，可以使窑业兴旺；鼓励他们多送子女入学，强调女儿和男儿一样，也应该读书，同样为祖宗增光，并从他们的切身经历让他们认识到重男轻女和不识字的害处。
制瓷工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2.制瓷劳动状况改善
民国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措施，更没有任何的防护设备和卫生设备。制瓷工场没有任何通风、降温、保暖、除尘等设备，许多手工业工人挤在空气混浊的房间里劳动，工场的厂房都是旧式的民房，甚至连窗户也没有，或者只开一个牛眼窗。在这样阴暗潮湿，到处是尘土乱飞，劳动条件恶劣的制瓷工场里，打杂的童工丧失了正常发育的条件，成年工人中也造成了大量的职业病，贫血、肺结核、心脏病、肝炎、浮肿等疾病，折磨着他们。
鉴于上述实况，陶业管理局为改善工人生产状况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陶业管理局一方面召集烧窑、做坯户的代表，以及窑厂的劳资各方协商，提出统一烧费，并正式规定工人工资。除了大窑户以外，工人和坯户都感到合理和方便。另一方面，对窑炉进行改革。管理局严格规定窑身尺寸，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公尺。凡是柴窑每年要重挛一次，必须事先呈报管理局核准，由局派员经过丈量。合乎规格，发给建窑凭证，才准开始挛建，这一措施，扭转了当时竞相扩大窑身的那种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同时，设计煤窑、降低成本及缩短烧窑时间，减轻烧窑工人长期晚上熬夜烧窑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管理局引进了较多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机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可以学习先进的机械生产操作技术。通过提高他们使用机械化操作的熟练程度，一方面可以使强体力的劳动状况和恶劣的制瓷环境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纵观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的经济、贸易、教育、工匠生活和生产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该时期景德镇制瓷业在国外新思想和工业化制瓷技术的影响下，积极进行公司制改革，大力发展瓷业职业教育，不断拓展国内外瓷器贸易，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制瓷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新的瓷业公司代替了御窑厂，旧的学堂教育逐渐被新式的瓷业学校所替代，传统的封建思想日渐破除，科技制瓷的观念深入人心等等，这些方面的转变无疑给民国时期景德镇的制瓷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制瓷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景德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