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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史志上，为开发八闽作出卓越贡献的王审知历来得到好评，但是，在主流之外，也有一些不谐之音，批评乃至批判王审知的各种观点散见于野史方志，虽不多见，亦非绝响。最近看到一些评价王审知的论文，对王审知或赞或弹，并不完全一致。对人物的评价形成“百家争鸣”，这本是一个好现象。笔者对王审知持基本肯定态度，但觉得，如果能深入分析对王审知的各种反面意见，亦能加深对王审知的理解。本文尝试汇集史册上及今人对王审知的批评，并进行分析，希望能得出较为公正的结论。
1.重视武将，造成武人集团垄断福建政权并超越其他阶层的局面。宋代方大琮说：“王氏初建国，武夫悍卒，气焰逼人。闽人战栗自危，谩称乡人，冀其怜悯，或犹冀其拔用。后世承袭其说，世祀绵，遂与其初而忘之尔。此闽人谱牒，所以多称固始也。”
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莆田县志》的观点，民国《莆田县志》云：“王氏据闽，善政甚少，惟厚租赋以赡军……是时世家大族不惜窜改谱牒，自托乡谊以避免侵陵。文献无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据此，闽王时，王审知与固始老乡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将世家大族压了一头，所以，莆田旧有之世家大族都不得不冒称固始人，以获得优待，至少不受欺凌。据方大琛自言，他的这一观点是受郑樵影响的。那么，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呢？可分几个层次进行分析。首先，王审知优待武人和固始乡亲确有其事。由固始人为主的军人集团是王审知统治福建的基本力量，王审知即位后，固始籍军人占据主要官职，这也是很自然的。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唐末战争年代必然出现的现象。天下太平，重用文士，战乱之世，多用武将，这是中国的历史规律，王审知处于战乱之时，肯定要用武人，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何况，王审知本身是一个军人，他正是靠军队打天下的，不可能不重视武将。由于他重视武将，当时军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人，这也是战乱时诸国的普遍现象。唐末著名文士徐寅咏《纸被》：
“文采鸳鸯罢合欢，细柔轻辍好鱼笺，一床明月盖归梦，数尺白云笼冷眠。披对劲风温胜酒，拥听零雨暖于绵，赤眉豪客见皆笑，却问儒生值几钱”？
文中的“赤眉豪客”显然是指王审知部下的武将，他们见徐寅用纸被，感到十分好笑，所以有“却问儒生值几钱？”之语。可见王审知待武将更胜于文士了。徐寅又有一首《纸帐》的诗，似在回答“绿林豪客”：
“几笑文园四壁空，
碎寒深入剡藤中，
误悬谢守澄江练，
自宿妲娥白兔官。
几叠玉山开漳壑，
半岩春雾结房栊，
针罗截锦饶君侈，
争及蒙茸暖避风。”
诗中最后一联表明了徐寅的立场：只要能保暖就行，又何必与用丝绸保暖的“绿林豪客”相比呢？而当时武将凌人之势，亦可从有关韩屋的诗话里看出：
“屋卒于闽，其子寅亮与郑文宝言：‘屋捐馆日，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而扁钥甚固’。发观，得烧残龙凤烛金缕红巾百条，蜡泪尚新，巾香犹郁，乃屋为学士日视草金銮，夜还翰苑，当时皆秉烛以送，悉藏之”。
这位“温陵帅”在韩屋死后毫不客气地将他珍藏的箱子打开，其用心昭然若揭。当时武人气焰之盛，可想而知。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武人擅权的局面是战乱造成的，要让王审知彻底改变这一现象，等于叫他铲除自己的统治基础，未免强人所难。既然存在这一局面，唐末福建武人气焰较盛就是很难避免的。在中国历史上，既有武将擅权时，亦有文官擅权时，这是统治者内部权利的分配问题，很难说谁是谁非，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传统中国大多数时间是文官治国，文胜于武，所以将武人气焰较盛看作非常现象，其实未必合理。在大多数时期内，文官的气焰熏人，亦未必是好事。其次，我们应看王审知本人对此的态度。王审知出身于武将，他也一直重用武将，但他并非因此而纵容武将胡作非为。从今天所掌握的材料看，在王审知统治时期，并没有发生武将违法重大事件，可见，王审知对武将并非一味溺爱，而是有所节制的。最主要的证据是：王审知虽用武将任州刺史，但主要还是走“文治”之路，他并不像当时的很多政权排斥文人，甚至如后梁太祖朱全忠大肆屠杀唐朝文官数千，而王审知还是保护、重用了一批文士的。他执政之后，协调文武，着力起用文官，诸如黄滔、崔道融等进士，都在他的幕府之中。在他的手下，各刺史也都乐于招揽士人，如泉州刺史王廷彬、建州刺史王延禀都以招贤闻名于时。所以，尽管中下级武官中，会有个别欺凌文官者，但在闽王时期的多数情况下，文武还是协调的。再次，王审知虽然重用武将，但从来没有穷兵黩武，对内也是以法治国，以故，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我们应肯定王审知起了较好的作用。
2.王审知招贤是为了粉饰太平，实际是虚伪的。此说亦出于民国《莆田县志》：
“其置四门之学，建昭贤之馆，浮光士族多依之。名为延纳人材，实则掩饰物议。”
这里首先遇到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为“粉饰太平”而修文偃武，他们的动机未必都是纯洁的，是否可以肯定其行动？我想应该肯定。人的动机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而且，每个人的动机，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的蠡测往往会歪曲事实。所以，历史学家从来是根据事实作出评论，而不是根据人的动机。王审知的招贤保护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也为福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历史事实，就这一事实，我们已可肯定王审知。至于他的动机，许多材料也证明他是真诚的。以王审知保护徐寅而言，在后梁朝，徐寅写了《过大梁赋》，歌颂朱全忠而讥刺李克用。二年后，徐寅返回福建，被王审知任命为书记。不料世事变幻，后唐同光元年（923 年），李克用子李存勖灭梁，建立新王朝。次年，王审知的使节赴唐祝贺，李存勖一见到闽国的使者便说：“徐寅无恙乎？归语尔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尔国何以容之？”闽使回到福建，向王审知如实地传达了李存勖的话，王审知听了之后说，“看来皇上是想杀徐寅，我们不用徐寅罢了。”当时的军阀杀人如同儿戏，王审知完全可以杀徐寅而讨好后唐皇帝，但他却顶住压力保护了徐寅。这说明王审知重用文士是真诚的。
1.指责王审知重赋于民，老百姓生活水平低下。顾炎武写道：“唐初，（泉州）土贡甚少，有蕉布，有生苎布各一十匹，绵丝、蜡烛。末年，方镇擅命，托进奉之名以赡私索，于是有圣节、大礼、供军等名，宋兴，虽裁损其数，而名尚未尽革也。”
民国《莆田县志》写道：“唐末藩镇进贡不息，名为羡余，宣宋时，张潜极言其弊，谓南方藩镇不宁，实由于此，王氏镇闽，陈洪进据兴泉漳，其克剥之政，宁有异乎？稽前志，莆邑唐时贡沙桔、橄榄。”
这两段话虽未对王审知指名点姓，批评的重点也不是王审知，但无疑把他包括在内，这些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呢？应当说，这有一定的史实依据。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知道，唐初福建的贡品不多，仅为橄榄、蜡烛等土产，福建地方官向皇帝贡纳这些土产，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王审知执政后，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大举进贡，例如，同光二年十月，王审知“进万寿节并贺皇太后到京金银、象牙、犀珠、香药、金装宝带、锦文织成菩萨幡等。”
再从方志一类的书看，唐末五代福建进贡物品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审知有关的。例如，长乐县有一块“闽王禁石”，“周围十余丈。石产紫菜，纤而味美。闽王审知时岁以供贡，禁民私采，今广石澳是也。”
王审知扩展贡品种类与数量，增加了百姓负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和朝廷的百般索取有关，唐末五代的朝廷常公开向地方节度使索取贡品，王审知有求于他们，不能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其次，和王氏集团自身的物质欲望有关，王审知自奉俭约，但他手下人可不一样，如王延彬“性豪华，巾栉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
很懂得物质享受。这些人“托进奉之名以赡私索”把大批贡品留着自己享用。例如在徐真的诗集中可看到“谢尚书惠赠腊面茶”之类的题目，其中“腊面茶”即为贡品。可见，后代方志对他们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不过，总的来说，贡品在福建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还是很小的，在王审知时代，它还不可能对经济造成压力。
2.关于王审知时的“人多衣纸”。对王审知经济政策的贬评还有宋代王禹《小畜集》第 30 卷的《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称府君墓志铭》一文，此文在回顾闽国时曾说：“王审知残民自奉，“人多衣纸”那么，该怎么解释这条史料？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们认为，“人多衣纸”。是实际情况，但它未必是王审知造成的。唐末福建纺织业还不很发达，福建人民的纺织用品多用纸品取代，不仅是纸衣，日常用品中还有纸帐、纸被，如徐寅这类文士尚用纸被、纸帐。“人多衣纸”是唐末福建客观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并非王审知入闽后才出现“人多衣纸”，事实上，王审知还是很注重发展蚕桑业的，他们夺取政权后，马上“遭吏巡州县，劝课农桑。”
王审知执政后，“公暇之际，必极劝农桑，恳恤耆老。”
然而，生产力发展总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指望在王审知时期发生超越时代的飞跃。福建人纺织品消费是棉花传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跃进。
3.关于王审知的商税政策。《十国春秋》陈岘传写道：
“陈岘，为人有心计，初事太祖（审知）为孔目吏，时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岘献计，请以富人补利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岘由是得宠，迁支计官。居教年，有二吏执官牒诣岘里，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日：‘岘献计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众，水西大王使来追耳。’明日，岘暴卒，太祖尝立庙祀兄司空（王潮），号水西大王庙，故云。”
这一说法和有关史册的记载不同，大量的记载表明，王审知的商税政策是开明的。如王延彬在泉州“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
王审知在福州起用张睦“领榷货务，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
为了发展海上贸易，王审知还很注意改造港口，“时海口黄崎岸横石陡峭，常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惮于力役。”一日，黄崎一带雷鸣电闪，礁石崩裂，“别开一港，甚便行旅”，人们认为这是王审知的德政感动了天地。唐王朝特意赐号为“甘棠港”。
比较以上有关王审知商业政策的记载，我们认为所谓陈岘实行“补利市官”的政策不符合事实。首先，王审知的财政一向是交给榷货务张睦掌管的，张睦从不滥征税收，所以，他死后闽人立庙祀之，在他执政期间内，不可能有陈岘这种人。其次，张睦主管财政一直到年老退休才被薛文杰取代，这时王审知己故世多年，以故，王审知也不可能避开张睦起用陈岘。再次，上述这条“史料”原出自《太平广记》一书，众所周知，《太平广记》是一部宋代编成的小说，它的故事经常发生张冠李戴之类的情况，不能严肃对待。闽国后期，闽王王延钧、王继鹏、王延羲都实行过“补利市官”之类巧取豪夺的办法，陈岘可能是他们时代的人，而后人将它误套到王审知身上了。
唐末五代，统治阶级力图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秩序。王审知手下的推官黄滔就坦率地说：治理国家光有儒教是不够的，“仲尼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仍然不能改变人心日浇的现实。而“释迦牟尼于中土，大陈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这对民众有教育意义。“上智闻之，若镜之磨，中智闻之，若泉之澄，下智闻之，若火之烧”，“故能销嗜欲，更祸福，一贵贱，则为裨教化之一源。”
黄滔说，王审知执政后，“乃大读儒释之书，研古今之理，常曰：文武之与释氏盖同波而异流，若儒之五常：仁、义、礼、智、信、仁者，含弘也，比释之慈悲为之近，礼者，谦让也，比释之恭敬为之近，倌者，直诚也，比释之正直为之近。”
因此，正如黄滔所说：“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释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与化人，盖殊路而同归。”
显见，王审知与黄滔等统治阶级十分清楚佛教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唐末五代福建的崇佛热潮采用鼓励的态度，例如，大盖寺院，结果造成福建佛寺数量空前膨胀。据载，王审知先后舍钱 90 万贯，整修雪峰寺，使雪峰寺成为国内有名的寺庙之一。
福州开元寺、西禅寺、泉州开元寺等著名寺院都得到他的捐助。《三山志》写福州的情况：“王氏雅重沸法，增闽僧寺凡二百六十七，后属吴越，首尾二十七年，复建寺二百二十一。”
总计福州这一时期共增添 488 座寺庙。加上原有的寺庙，福州诸县在五代时共拥有 781座寺庙；第二，大量超度僧人。例如，光化元年（898 年），王审知于福州乾元寺开戒坛，度僧 2000 人，天复二年（902 年），他又于开元寺度僧 3000 人；
第三，修缮经典。王审知曾经“藏佛经于寿山，凡五百四十一函，总五千四十八卷。”
他还为福州开元寺制作了许多经典，“泥金银万余斤，作全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髹朱架，纳龙脑其中，以灭蠹。”
可见，王审知崇佛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宗教被称为对被统治阶级的“麻醉剂”，王审知利用宗教，显然是为了使民众安于现状，缓和社会上的反抗力量。
王审知对民间信仰也持鼓励的态度。宋初李堪任古田县令，他批评王审知“嗜欲于浮屠氏，暨淫现之妖言”
古代的福建人信巫尚鬼，创造了许多神灵，这些神灵在儒教和佛教看来，都属于“淫祀”，历来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发展有限。王氏入闽以后，“州邑闾井，许民咸得立祠。”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控制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福建城乡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入三教的祠庙，许多地方性的传统祠庙也屡屡受到王氏统治政权的封赐。
如“武烈英护镇闽王庙”，祭祀的是汉代闽越人的领袖——闽粤王，在唐以前他的封号不高，“闽忠懿王复追封为闽粤王。”“善溪冲济户应灵显孚佑王庙……闽粤王郢第三子。有勇力，射中大鳝于此潭，其长三丈，土人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粱贞明中，闽忠懿王奏封弘润王。”
“惠安明应王庙……凡水旱疾疫必祷焉。至闽王忠懿乃表其事日宁远将军。封武宁侯，增至显应王。后唐长兴三年改服远昌运王。”
以上这类封赐还很多，它是闽王政权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招。这些地方性神灵在外人看来不起眼，但在当地人中间却有莫大的号召力，他们无论生老病死，几乎都要到自己的神庙中祷告，祈求神灵的保佑。可以说，这些神灵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王氏家族是北方移民，倘若他们以中原人的身份蔑视地方神灵，在争取地方豪族支持方面就会遇到心理障碍，然而，王氏家族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给地方神灵崇高的地位，这一方面可以博取土著居民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可使土著居民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从而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
宗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它的过分发展，将会浪费民众的财富，所以，儒者历来批评统治者的崇佛政策。王审知的崇佛之盛在当时统治者中也是罕见的。他的这一政策取向当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担。所以，后世史学家对王审知崇佛政策都是持批评态度。
不过，批评王审知崇佛，也不可走到另一极端，例如，有的人认为：王审知“大力提倡崇佛运动却是其中最大的失策，不仅招来杀身之祸，而且酿成了王氏政权国破家亡的悲剧。”所谓招来杀身之祸，是指“审知……被拜义存之徒慧棱为师的儿媳崔氏（延翰妻）毒死。”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王审知被崔氏毒死，是其政敌散布的言论，有其政治目的，于史无证。其二，崔氏是一个佛教徒，这不错，但是，当时福建人大多数都是佛教徒，其中有个别不肖之徒犯罪，是任何组织都难免的。佛教组织并未牵涉进此案。王审知崇佛，优待佛教徒，佛教徒对王审知的感激之情是长久的。一直到宋代尚有许多寺院挂王审知像，郑侠说：“王像之见于梵宇者千七百有余区。”
可见，若说佛教徒谋害王审知，于情于理都不合。实际上，王氏统治政权受益于佛教很多，王审知上台时，就得到过佛教徒的帮助。当王潮重病之际，有一次，在一个庙会上，一个坐禅的和尚突然指着众人中的王审知道：“金轮王第三子降人间，专生杀柄。”
这明显是在为王审知上台造舆论。王审知得拜高峰雪峰义存为师，对其威望的提高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从整体上而言，王审知与佛教是相得益彰。佛教是一种避世的宗教，没有干涉世俗事务的传统，多数高僧对政治都是回避的，个别人卷入政治是极为偶然的。如泉州僧浩源策动王廷彬向朝廷进贡，都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佛教，以故，王审知处罚浩源后，仍然不改变对佛教的政策。其次，所谓王审知被毒死，根本是王廷翰政敌制造出来的，宋无名氏《五国故事》云：“或曰忠懿暴卒，博陵之鸩故也。”
然而，王审知之死并非暴终，史载王审知于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五月染病，一直没能好起来，逝世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生病达半年之久。
《五国故事》用“或云”一词，表明作者自己也对此无把握。那么，是谁在宣传崔氏毒死王审知？《十国春秋》卷 91 王延翰传云：建州刺史王延禀杀王延翰之后，“暴其罪恶，且称王与崔氏共轼先王。”王廷禀以刺史起兵杀主，本是叛逆行为，为了解释自己的行为，所以给王延翰制造出种种罪名。来自政敌的单方面之词当然不可偏信。所以，《旧寺代史》、《新五代史》、《闽书》等史册皆不用此说。王延翰虽然不仁，但还不至于纵容崔氏杀父。《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之类的王氏族谱皆不用此说，可见崔氏毒杀王审知之说是不可信的。用该说来批评王审知崇佛，亦无法使人们信服。
纵览古人与今人对王审知的批评，或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不少是误会，更有一些是牵强附会，除了崇佛这一点外，实际上，人们对王审知实在找不到大毛病。对古人的评价切忌苛求，对王审知也是。唐末五代的福建处于开发史上的关键阶段，历史赋予王审知最重要的任务是吸引北方移民，加快福建的开发。王审知在任内，守境安民，使福建成为南方最安定的绿洲，因此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入闽，大大提高了福建的经济文化水平。仅仅这一点，便使王审知成为福建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之一。当然，以上各种材料也使我们认识到：王审知治闽，不是“文景之治”、也不是“贞观之治”，他并没有将福建建设成为一个天国，王审知的政策远非尽善尽美，他也没有做到让统治之下的各阶层人人满意。但是，大体而言，在他治下，民众享受了在战争时期最为难得的和平，从而为福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地说王审知不是一个圣人，但他忠实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福州社科院编《王审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 年 4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