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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是一切生产关系的基础，它直接体现了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权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运作状态。闽国前后时期，福建田制有三大类：官田、民田、寺观田。以下分类叙之。
唐代福建人少地荒，官府在福建一些地方设置屯田官，组织百姓开垦田地，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官田。《莆田县志》写到：“前志称吴兴为屯田员外郎祭之从弟，神龙中以家资筑延寿陂，溉田万余顷。祭为屯田员外郎，其资历不详，必京朝之官来主屯田，而筑陂、填海、开渠诸事，兴代为之，以长官名义行之耳。则北洋之田固官田也。宋郑褒撰吴兴传，谓兴字长官，误也。元和间，裴次元为观察使，堤黄泉三百二十三顷，岁收数万斛，以赡军需，则南洋亦官田也”
。唐末五代，闽国统治者继续实行屯田政策，王审知在福清沿海屯垦，派遣士兵修筑大塘、占计塘两项水利工程，各自灌溉田地数千顷
。这些田地理应属于官田。他们还强行将一些民田收为官田。例如，长溪县的赤岸居民，“垦辟赤卤地，得田千余亩”，可是，闽国因与吴越交战，军费缺乏，竟强行将这块地夺走，交给士兵耕种。此后，百姓把这块田及其附设水利工程称为“营田陂”
。闽国官田数量很多，仅福州即有“官庄田地一千一百一十顷八十二亩”
。当时全福州开垦的田地有“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三顷一十六亩有奇”，官田约占百分之八
。
民国《莆田县志》的作者写到：“莆置县于初唐，而自唐至宋元，土田之制无考，当时田野初辟，人口稀少，其行授田之制乎？唐制丁男十八以上人授田一顷，其八十亩为世业，乡之田多，足授丁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莆则宽乡也”。作者继而论证莆田在唐代都是官田，并写到“土广人各垦地而无侵夺之嫌，民少则人自为耕，而无买卖之事，唐初授田之法行于莆，其势固顺也”。他又指出，闽王延钧将土地重新进行分配，“设非官田，延钧必不能夺民所有以予僧道矣”
。作者的推断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他以为唐五代福建田地都是官田，其实不然，从上述论证中我们知道，福州在闽国时期官田仅占百分之八，因此，作者论证的基础是虚浮的，站不住脚。其次，福建若实行均田制，土地兼并不会很厉害，而福建在唐代业已出现大土地所有制，唐末，古田县有一位名为蓝文卿的大地主，拥有“屋宇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各立契书分明，岁收米一万一百石”
[1]
。总之，唐代福建不大可能实行均田制。事实上，闽国时期福建的官庄田是实行租佃制，《三山志》明确记载，福州的官庄田共收“人户租米八万一千二百四十八石有奇”，平均每亩地纳租七斗三升。王潮平定福建后，“还流亡，定租税”，其中“租”应就是官庄田所纳田租
。
唐末福建土地私有制已很发达，民间存有田契。古田蓝文卿将田地赊给雪峰寺，同时即附有地契
[2]
。闽国时，官方给民间普遍颁发过地契，南宋时，漳州知州俞亨宗说：“至今民间所执尚多五代以来契约”
。由此可见，唐末五代，福建百姓拥有土地所有权。在这一时代，割据四方的藩镇普遍采用承认土地所有权的方法，鼓励百姓到自己管辖地区垦荒
。例如，统治福州的吴越就曾“募民垦荒田，勿取租税，由是境内无弃田”
。政府的这类政策无疑有利于土地私有制发展。
晚唐五代福建的田地可以自由买卖，据《邵武县志》：“五代时有杨蕴者，宣州人，慕僧环上人戒行清净，出囊中金以万计，扩建殿宇，为置田，蕴亦居是寺以老焉”
。这是商人购买田地的例子，有些人通过买田成为大地主，漳州柳营江的丁迁自咏道：“计吾积有百千贯，买尽乡邑许多田，远近庄田稍陆续……”
。后来，他成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有的地主拥有成套的田地与水利设施，长乐县进贤里的桃枝湖，“东西一百三丈四尺，南北三百六十一丈五尺，垾塍圳四派，溉田种千余石”，“伪闽时为指挥使丘进所有”
。再如建安的彭氏家族，“有苏秦二顷之田，得猗顿五牸之术，治产殖货，赀拟王公”
。可见，这是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家族。浦城的杨氏家族“斩木诛茅，筑室治产，以财力雄于州里”
。正如詹敦仁的诗咏道：“种稻三十顷，种柳百余株”
。可见，他也是个地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与市场也有联系，“林昌业者，漳浦人也。……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
。总之，不论南北，福建到处都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他们的大批存在，反映唐五代福建土地私有制已很发达了。
唐末五代福建最多的还是自耕农，黄滔在长安时曾经感叹：“若有水田过十亩，早应归去狄江村”
。拥有水田十亩，应是一个自耕农。崔道融的几首诗都是吟咏自耕农的：“蛙声近过社，农事忽已忙，邻妇饷田归，不见百花芳”；“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欲羡农家子，秋新看刈禾，苏秦无负郭，六印又如何？”
这几首诗描写的是耕农的劳作与秋收后的欢欣，都很生动。不过，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怡然自得的，徐寅咏唐末的莆田：“旧业旋从征赋失，故人多逐乱离空”
。反映了小农经济的脆弱。小农还常遭到巨族大姓的欺凌，《宁德县志》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谢氏，一都林廿五妻，始自泽头徙居感德场。会伪闽升场为县，廿五死，窆于所居之西。有逞其私者，谋建桓门，将没林氏之居而夷其墓。谢氏新寡，奋不自顾，襁其幼子，徒步四千里，赴汴京。抵浚仪坐肺石三日，得诉，符下所部，俾勿坏
。”小小的一件案子，谢氏在闽国竟无处控诉，一直跋涉四千里，上诉后唐王朝才得解决，终于保住了地产。可想而知，其他小农是没有这么幸运的。五代时期的福建农民，与市场有一定联系，“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
，可见，五代时期福建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将他们卷入其中了。
总之，闽国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处在不断分化中，无数的移民通过开垦荒田成为自耕农，也有不少人在重赋与豪强欺凌之下破产，这种状态和北方发达区是一致的。
福建古称佛国，僧人之多天下闻，因此，福建寺观田之多也是有名的。在历史上，寺田在福建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五代时期。关于福建寺田的来历，清代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第 91 卷《闽惠宗本纪》记载了这样一条史料：“（天成三年）冬十二月，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地多僧。王弓量田土第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因有寺田之名），其次以给土著，又其次以给流寓”
。《十国春秋》有关寺田的记载似来自于宋代福州知州张守。《八闽通志》的福州知州张守传中有这么一条史料：“初伪闽以八州之产分三等，上者给寺观，中下者给土著、流寓”
。《宋史·食货志》亦有类似的记载：“初，闽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
。不过，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似对原始材料稍有加工。将《十国春秋》内有关寺田的记载与宋代张守的材料相比，张守仅是说闽国时曾分田地为三等，并未指明是谁进行分田，而《十国春秋》将其事记在王延钧名下，并指明为天成三年，这是作者吴任臣的“创造”，实际上，王延钧从未进行过这次传说中的土地大分配。后唐天成三年（928 年），距王潮入闽已有 43 年，经过两代人的开辟，福建的许多荒地都被开垦为良田，同时土地私有权也逐步巩固了。在这种形势下搞土地重新分配，势必要得罪许多人，不仅小农要放弃耕种多年的熟地，豪门大族也要丧失既得权益，他们必然要群起反对，引来社会骚动。任何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不会自行引发一场大动乱。其次，闽国若实行这一政策，必须在王权最强大时，可是，天成三年，王延钧上台才满两年，建州刺史王延禀觊觎王权，王延钧地位不稳，寝食不安，因此，王延钧不可能在这一时期搞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运动，授人口实。
其实，闽国有否进行过一次性分田也是可以质疑的。细细琢磨张守的这段话，张守并没有说福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性分田事件，闽国可以优待寺院，但不必一次性分给土地。可是，吴任臣似乎确认福建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性分田事件，然后为这一事件找一个主持人，由于王延钧历来以崇道敬佛闻名，在吴任臣收集的史料范围内，王延钧曾一次剃度二万僧人，把这一事件安排在王延钧名下自然最为适当。其实，我们考证过，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闽国其他统治者可能进行过一次性的土地分配吗？闽国晚期的统治者中，王延翰在位不满一年；王继鹏崇奉道教，对佛教的热情不高；王延羲与王延政在位期间都忙于作战，他们都不大可能。倒是前期的王潮与王审知更有可能。王氏昆仲率光州、寿州民入闽，必然要为他们分田，安插众人。那时福建地荒人稀，拥有较多的官田，实行分田的阻力也小，据一些族谱，当时王氏昆仲确实为北方移民分配土地，《温陵郡东王氏谱》以王潮为入闽开基始祖，该《族谱》载王潮遗言：“我刺闽泉、惠泽及民，诸邑良田分耕，亦是自乐矣”
。族谱的东西，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上述记载我们认为是可靠的，因为合乎情理。不过，当时王潮、王审知兄弟有否给佛寺道院分田呢？史无明文，从二王迫切解决移民田地一事来看，他们似乎未遑顾及寺庙道观。
让我们再来回顾《宋史·食货志》的材料：“初闽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反复推敲，不难发现，这段话不是根据闽国史料归纳出来的，而是后人的总结与推测。何以得知？因为，闽国时福建仅有五州：福州、泉州、建州、漳州、汀州，南唐增添剑州，宋初增添邵武郡、兴化郡，可见，福建拥有八州是宋代的事。《宋史·食货志》在此处说福建六郡，以为闽国时期福建有六郡，而张守说“初伪闽以八郡之田分三等”，以为闽国也有八州，这都暴露出他们没有看到闽国的直接史料，而只是在宋代想当然尔。因此，这一结论是后人的归纳。不过，据《八闽通志》中的张守传，张守提出处置福建寺田的办法，是在与“士大夫”商议后提出的，以故，这段材料反映了福建士大夫的观点，也不可忽视。
如果抛开以上材料，直接去看闽国时期的原始资料，我们发现，寺院的田地大批来自百姓与官僚贵族的捐献。例如，莆田上生寺是“唐大顺元年（890 年）建。内有黄璞祠堂”
，据县志，该寺是由黄璞捐献的，所以，寺内会有他的祠堂。邵武宝严寺田来自商人杨蕴捐献，建瓯的南禅宝应寺为建州丞相张钟捐献
。泉州刺史王延彬捐献最多，《王延彬墓志铭》说他捐了十万石庄田
。而《晋江县志》写到：“先后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家，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焉”
。莆田也有类似情况，“闽王延钧崇信竺乾法，一岁度僧至二万余，莆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
。这些足以证明闽国时期福建寺田、寺产主要来自百姓捐献。据《三山志》，宋代福建这类风俗仍然延续下去，“颓风弊习，没入骨髓，富民翁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无限”
。可见，福建百姓大量捐田给寺院是那一时代的风气。
福州雪峰寺是唐末最大的寺院之一，由名僧──真觉大师义存主持，寺院僧众达 1500 人，是当时南方最有威望的寺院。王氏统治者若给福建寺院分田，肯定少不了雪峰寺。然而，据《雪峰志》记载，雪峰寺院的田地都来自百姓捐献。唐末咸通年间，义存手下的僧人行实谋建寺院：“以象骨峰（雪峰前名）。诣诸耆旧，求卜精兰，时山之东，信士方训，谢效、陈佐竟为缘首，原奉祗园而洪元表亦以财施，遂建庵于柽洋……先是，行实买庵基于方训，方以山林为施，而谢效、陈佐亦乐舍资财，自是檀度辐辏，置田业寝广矣”
。这是雪峰寺开创时的情况。迨至义存 77 岁时，他为王审知讲经，先后得到审知施舍的 90 万贯钱，但没有土地。同年，有一名叫蓝文卿的财主“见其众广，复将所居之宅充为巨刹，迁存主之”
，这是一笔巨大的田产，足以养活一二千人，雪峰寺田产主要来自这次捐献，与闽国统治者无关。
再如福州涌泉寺，这也是一座古刹，拥有许多寺田。它在唐末毁于战乱，梁开平年间，王审知重建寺院，请义存高足神晏主持。“自是四方净侣，云集雾拥，王氏倾资给施，宠赉金绘，殆无虚日。因资其余羡，启辟田畴，养徒岩谷，使学道之士，得棲神净域，不以衣食婴其心，王氏之赐也”。据这条记载，涌泉寺的田地是自行购置的，但因这笔钱来自王氏贵族的施舍，所以，该寺僧人很感激王审知，迨至宋代，僧人还为王审知建祠堂祭祀
。可见，就北宋的材料看，涌泉寺田不是王氏统治阶级直接授予的。当然，就个别例子而言，不排除王氏统治者将部分官田授予佛寺的可能性，但这与没收福建全部农田进行再分配，是不同性质的事。
宋代中叶以后，福建渐流行“王氏将土地分为三等，以上等授予佛寺”的说法，这可能是佛寺为了保住当年所占田地而制造出来的。而后官方为了证明寺院是公产，也接受了这一说法，以故反映在宋代史籍内。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王氏统治集团将福建之田地分为三等，“上者给寺观，中下者给土著、流寓”一事，这条记载仅是宋人见福建良田多归寺观而产生的误会，必须加以检讨。
闽国时期福建有数千所寺院，僧众数万，他们占有许多良田。泉州“自五代之际，腴田多属寺观”
。“延平郡邑寺观布境内，盖自唐宋以及我朝，其来尚矣。寺观率多田粮，或百石或七八十石，少者亦三四十石，田粮称上户必日寺观、民无几焉”
。福州，“旧记僧户与民参半，以今籍较之，直民田五之一”
。建州“自闽越伪王之初发轫于此，一时崇尚异教，寺田率多膏腴，”“寺观之田，半于农亩”
。钟翱任汀州刺史“历年甚久，多创塔庙，捐田为粮。六邑僧舍，至今多奉钟令公祠云”
。以上虽多后世材料，但福建各地方志都认为寺田主要来自闽国时期，所以，这些材料可以说明闽国时期福建寺田之多。
寺田的性质。福建寺院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私人创建，而后又一直被私人控制，它应属于私产。还有一类寺院，其田地虽来自私人捐献，但因寺大地广，官府极为重视，这些寺的主持多由官府选择，寺田也一直被视为公产。前者之例如浦城县的观音禅院，它的建设是因为浦城杨氏入闽之后，“已经于数世，松楸皆在彼方。乃建精庐，载延开士，舍良田而供给，辟净土以焚修，僧德威实主仁祠”
。杨氏大族建观音禅院的目的在于：让僧人在祈祷之际，也为他们祖先添一炷香，为其守护祖先灵位。这类寺院会有田产，但族谱严禁僧人私自买卖寺田。可见，这部分寺田是绝对私有的。闽国晚期赋税沉重，许多农民舍田入寺，出家为僧尼，这类寺院等于农民家庭的转换，寺田应属于私产。
然而，福建还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大寺院，这些大寺占田极多，其田产历来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宋代福建寺院主持的选择都要通过地方政府同意，官府之所以有这种权力，是因为寺院与寺田都属于公有，否则这种权力不可解释。我们知道，地方官为寺院请主持，这是闽国就有的制度，王审知为涌泉寺请来神晏，王延釭为漳州罗汉院请来桂琛，它也说明二寺都是公产。因此，闽国的大多数寺田应属于地方公产。基于这个原因，直到宋朝，福建地方财政多依赖寺产。如梁克家所说：“故州常赋之外，一切取给于僧寺。有以也夫”
！
唐五代福建寺院大多实行农禅并重的制度，许多名僧都亲自参加劳动。百丈怀海是著名的僧人，“师平生苦节高行，难以喻言。凡日给执劳，必先于众。主事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焉。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遍求作具，既不获，而亦忘喰。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玄沙师备在雪峰寺，排位仅次于义存，但他“山门力役，无不率先。布纳添麻，芒鞵续草，减食而食”
。当时是禅宗最盛时期，高僧将生活的本身看作禅悟之道，提倡僧人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悟得真谛，因而当时的寺院实际上还是一个劳动的团体，这与后世僧人不劳而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王审知给寺院施舍大量土地之后，寺院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如前引鼓山涌泉寺的史料，涌泉寺僧人得到大量钱财后，“因资其余羡，启辟田畴，养徒岩谷，使学道之士，得栖神净域，不以衣食婴其心，王氏之赐也”。可见，自此以后，寺院的上层人物可以不要再为生活琐事繁心了，这使僧人可以不劳而食。但也因这一变化，寺院上层人物不再遵守农禅制度，逐渐演化为寺院地主。这一变化，在宋代更为显著。
由于闽国时期福建的寺院经济实力雄厚，它成为开发福建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山多田少，开垦荒地要付出比北方中原区域更多的资金与劳力，而小农经济限于能力与资金，许多大工程无法经营。寺院得到官方和百姓的支持，通常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人力，它们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开发。例如，在吴越统治福州的末期，长乐的“中山人刘逢以卤地四千丈施东禅寺”，东禅寺僧人经过十年劳动，筑成拦海大堤，引淡水冲卤，终于把这块海滩地改造成良田，“自是岁收千石”
。又如建州南禅宝应寺的普随禅师，率领众人，“尝于双鬈岩下开田，田成而无水，遂以柱杖划山，山为之裂，乃通水灌田”
。去掉荒诞附会的成分，仍能看出僧人开发当地的贡献。
闽国时期的寺院还是开发山林的先行军，按照古代的建寺习惯，寺院多建在远离城市的山林，僧众在山区自耕自食，开发了山区。例如，一名名叫玄奖的和尚在政和县奖山坳中发现“平田百余亩”，他便在这里结庵，聚僧开垦，逐渐把人迹罕见的深山变为一处居民点
。对于许多地方的民众来说，开发森林，是会得罪森林中的精灵的，只有身具法力的法师，才能镇服各种精怪，这是寺院僧人往往成为山林开发者的又一原因。以鼓山来说，“华严开山灵峤禅师，未知何许人。先是，鼓山有毒龙每作风雨，损人禾稼。建中四年，郡从事裴胄请师遣之。师入山诵华严于潭旁，龙出听法，遂引去。裴公乃奏请立寺，赐名华严”
。可见，当地民众对鼓山有畏惧心理，只是请了灵峤禅师诵经之后，当地民众才相信害人的毒龙已经迁走，从此可以安心地定居了。唐代的福州十分荒凉，“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林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自非捐俗割爱，童发毁服，无所顾暴，谁肯奋足于单危寂绝之境”？经过僧人的开发，荒凉的山林逐渐变为禅林文化的荟萃之地，“异时截崖谷，挽藤萝，可望而不可到者，今奔蹄走毂，所至精舍”
。所以，唐五代的寺院对福建开发是有贡献的。
总之，唐五代时期福建主要实行土地私有制，地主与农民构成社会主要的两大阶层。不过，由于地多人少，人们对土地看得不是太重。许多人家将土地施舍寺院，自己一家人入寺为僧尼。当时的寺院实行农禅制度，上层僧人也参加劳动，并在劳动中体会禅宗的实质，所以，这一制度对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寺院内部的分化，只是在五代后期露出苗头，但不是很严重。
（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 2 期）
[1]
［明］徐
：《徐氏笔精》卷七，雪峰檀越，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6 页。
[2]
徐
：《徐氏笔精》卷七，雪峰檀越，第 2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