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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原区域不同，福建的开发主要是在唐代以后，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南下与开发，福建从不发达区域一跃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从而出现了福建发展史上最关键的转折。
隋朝是中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割据后，重新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隋朝和秦朝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短命政权，它建立于公元 581 年，灭亡于公元 618 年，前后仅存在 38 年。隋军于 589 年灭亡了统治南方的陈朝，从而将其统治范围覆盖闽中。正如八百多年前秦朝的统一将闽中的命运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一样，隋朝的统一，也再次将闽中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此，闽中的变化就与中原地区的政治息息相关。
隋朝是一个刑罚严峻的朝代，隋代的民众动辄受到朝廷的惩罚；隋朝征收的税收也是非常多的，老百姓在朝廷的重压下苟延残喘。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说，隋朝之富为历代所无。朝廷在洛阳的含嘉仓等地方，筑起了巨大的仓库，存储各地缴纳的粮食。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占据含嘉仓的数十万农民军，在这里生活数年，也未将含嘉仓的粮食吃完。然而，国富的另一个极端必然是民穷，隋朝的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隋代的农民起义也是中然的。隋朝统治福建以后，发生了两次农民大起义。第一次起义，是因为隋朝统一南方后，将其严苛的制度施行于南方，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福建是抗隋军队最后坚持的地方。第二次大起义发生于隋末，燃遍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烈火将隋朝推翻。福建民众也起来攻城略地，共同摧毁了隋朝的统治。总之，在隋朝统治福建的 30 年内，动乱是其特点。不过，就像秦末农民大起义将闽中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一样，隋代的两次农民大起义，也使闽中的民众与中原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将其分开。
隋代，福建与台湾的关系大有发展。其时，从中原到闽中沿海多走水路，隋朝在征服闽中过程中建立了一支海师，这支海师巡逻于台湾海峡，巡逻中有人发现了远方有一大片陆地，即是名为流求的台湾。大业三年，隋朝的使者来到当地，双方来往数年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 年），“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其时，福建人口稀少，掳掠来的台湾人口，应是补充福建地区。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
可见，当时隋军从台湾掳掠而来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至于隋朝究竟从台湾掳得多少人口，《隋书》各章的记载不一，东夷传说是数千人，而上引隋炀帝纪谓 17000 多人，而《闽书》则说有五千多户，若取其折中的数字，即有 17000 多人。隋代闽中仅设四县，朝廷所掌握的户数不过 12420户，因此，从台湾引来 17000 余人，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唐朝建立的 618 年到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隋末割据中，占据江南的李子通将其统治范围伸展到闽中，李子通降于唐朝后，唐军于武德四年进入闽中。唐朝对南方的统治吸取了隋朝失败的教训。隋朝刚统一南方的时候，马上将在北方中原地区实行的统治方法移植到南方，但南方的社会整合程度一向比不上北方，民众习惯了散慢随意的生活。朝廷一下子在南方贯彻北方式的严厉管制政策，南方民众无法适应，从而起来造反。唐朝建立后，改变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彻底放弃隋朝从民众刮取钱财的指导思想。即使不得已要增加赋税，唐朝也注意到区域的差异。对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区域，唐朝的赋税一向较少，纵然有加税，也很少在南方区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土贡不过是生姜、鲨鱼皮之类的东西，都是福建的土特产。唐朝赋税的压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区所承担的。因为唐朝的轻税政策，使福建山峒的许多民众都感到：倘若从自由的状态进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对本地的开发利大于弊，于是，一个又一个山峒的豪强，率领其民众，主动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古田、尤溪诸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变化，显然大大巩固了朝廷对南方的统治。这也是唐代福建较少动乱的原因。
唐代前期福建的发展体现于州县的建立。在南朝时期，福建已经有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这就是闽北的建安郡、闽东的晋安郡和闽南的南安郡，隋代将三郡并为一郡，名为闽州，后又改为建安郡。唐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而后又成立了漳州与汀州，于是，福建有了五个州郡，即福州（又名长乐郡）、建州（建安郡）、泉州（清源郡）、漳州（漳浦郡）、汀州（临汀郡），新县的设立也很突出，盛唐时期，福建已经有 25 个县了。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设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这是“福建”之名首次见于历史。福建的人口，从政府掌握的数字看，也在盛唐时期达到高峰，开元年间，福建五州共有 109311 户，比之隋代，增加了几倍。
有关陈元光开发漳州，是福建学术界争议较多的问题。争议表现在：陈元光的籍贯、陈元光部下来自何处、唐代漳州的开发程度等等。对于以上学术争议，我们的立场是一切以原始资料为准。具体地说是以明代中叶以前的福建方志及史书记载为准。关于陈元光的籍贯，有河东说、固始说及岭南土著说。但从明代以前的史志记载来看，陈元光为河东人。陈元光的部下，有人说来自岭南，有人说来自固始县，但在宋代的仙溪志中，我们找到了陈政与陈元光在当地居住的史料。这一史料证明：陈政父子应为唐朝派驻福建的驻军首领，他们来自北方，因此，其部队的核心应为北方人，但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是固始人。陈元光入漳作战，且招且战，其部下应有不少当地土著。陈元光与蛮僚的矛盾，应当看做是定居农业民众与游动不定的蛮僚之间的矛盾。唐代的漳州不过几千户人家，这些人，应为唐朝可以控制的农业户口，在他们之外，尚有不可计数的蛮僚生活于漳州山区。陈元光为争夺漳州控制权率领定居农业人口与蛮僚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双方交战的最后结果，定居农业民众控制了漳州沿海一带，而蛮僚控制了漳州的腹地。所以，对唐代漳州的开发程度，不可估计过高。实际上，直到北宋时期，漳州还是属于落后的地区。漳州的发展，是在南宋进入头一个高潮，而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发展，则是在明代。
从安史之乱发生（755 年）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 年），是隋唐五代福建开发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北方的战乱延续不断，而福建及其他南方地区则是一片安定的绿洲，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开发开始重心转向南方。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之下，福建的开发也有了新的成果。其表现是北方人口进入福建，水利的建设、农田的开辟以及文化事业等都有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一时期，福建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人口买卖严重，尤其是阉童的买卖尤为突出。唐朝廷皇宫王室每次从福建输入阉童，都导致了福建许多家庭发生悲剧。唐代宦官多为闽人，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我们知道：晚唐已经有大量北方移民入闽，可是，晚唐福建人口增长速度不快，朝廷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比盛唐时期尚有下降，这应当与人口买卖的习俗有关吧？
从黄巢入闽的公元 878 年到宋朝统一福建的 978 年，福建历史进入了一个战乱与发展都很突出的时期。乾符五年，黄巢率其部下掠过福建，进入岭南。数年后，黄巢打入长安，几乎摧毁了唐朝的统治。黄巢过闽，是福建历史上的一大事件。过去，人们将其当做农民起义的领袖，每每对其有不符合事实的夸饰。但在实际上，黄巢过闽对福建造成极大的破坏。黄巢入闽，其志在攻入岭南，并没有在福建长久驻扎的打算，因此，他每到一处，都焚掠一空。建州与福州二大城市，都遭到黄巢部下的破坏。我们现在不知道黄巢为何要这样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黄巢要将其部下带入岭南，必须铲除部下偷安于闽中的思想，将福建城市焚掠一空的好处在于：其部下无法在福建停留，只有跟他走。
黄巢过闽，也造成闽中政治权力的真空，唐朝委任的官员在黄巢的大军到达前纷纷逃窜，而建州土著陈岩依靠自己组织的九龙军最终成为福建实际的掌权者。但陈岩在各地土豪自行割据的背景下，并没有切实掌握福建，他只能控制建州与福州。唐僖宗光启元年（885 年），来自北方光州与寿州的一支移民队伍进入福建。这支队伍的首领原为寿州人王绪，但其部下以光州固始人为多。在南安发生的兵变中，固始人王潮与其兄弟王审邽、王审知掌握了这支移民队伍的控制权，他们攻下泉州为根据地。陈岩死后，他们又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 年）攻下福州，从而统一了福建。这一时期，由黄巢起义引发的大乱已经波及全国，几乎每一区域都有争夺权力的战争，每一块土地都在流血。幸而王氏兄弟在夺取政权之后，以安民为其主要政策，使福建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安定，从而使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动乱中无法安居的民众，纷纷进入福建避难，这导致了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这一时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福建从此成为可与中原区域媲美的发达区域。
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王审知去世，次年，其子建立闽国。从此，福建又进入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时期。闽国的首脑多死于宫廷政变。王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内战，结果，在南唐保大三年（945 年），王氏闽国被南唐灭亡，而吴越国也乘机侵入闽土，控制了福州地区。南唐与吴越争夺福建，泉州的留从效乘机而起割据泉漳二州，于是，福建形成了闽土三分的局面。公元 960年，宋朝建立，在宋朝强大的压力下，南唐被灭，吴越国的钱氏与割据泉漳的留从效继承者陈洪进被迫向宋朝献土，于是，宋朝于 978 年统一了福建。
总结隋唐五代福建的历史，大约是安定多于战乱，战乱主要在头尾的隋代与五代，中间多数时期福建处于安定的环境下，因此，这一时期福建经济文化面貌的变化极大。
隋唐五代是福建发展史的转折阶段，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
从政治上来说，在隋朝统一福建之前，福建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中，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往往演变为战乱。两汉六朝时的闽中，一直不受重视，如果它进入了史册，那么多半是发生了战乱。就其著名的来说，有汉武帝与闽越国的战事；东汉末年的贺齐入闽与山越人作战；东晋末年的卢循过闽；陈朝时期的陈宝应之乱等等。小的反叛更是不可计数。隋军入闽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隋起义。所以，当时官方对闽人风俗的评价是：“喜乱好斗”。但自唐代以后，闽中与中央的关系彻底变化。唐代中叶以后，北方中原地区陷于长期战乱之中，而夙以“喜乱”闻名的福建，却安然在唐朝廷的管辖之下，几乎没有大的动荡。唐末的黄巢入闽，是北方的动乱因素影响到南方，其后成立的王氏威武军割据政权，则是在天下割据的背景下，以拥护中央政权而闻名。由此可见，唐五代时期，福建与朝廷的关系发生彻底的转变，从以对抗为主变为协作为主。政治环境的变化，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人口来说，在隋以前，福建是人口稀少的区域。一直到隋朝统一福建，整个福建仅设四县——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共有 12420 户。但进入唐代以后，福建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盛唐时期，福建已经有了 9 万多户，宋代初年，福建人口上升到 46 万多户，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在唐末五代实现的。而其原因，则与晚唐五代时期北方民众大举移民福建有关。大致说来，唐朝的统一与驿路的修建，使福建与中原的联系大大加强了。不过，在初唐与盛唐时期，中原经济进入鼎盛阶段，北方民众安居乐业，很少有人移居远方的。公元 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北方形势大变，连绵不断的战乱，从中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晚唐，而后又在唐末发生了黄巢之乱，进一步衍变成藩镇之间的混战，唐朝在战乱中灭亡，取而代之的后梁也未能建立稳固的统治，梁、唐、晋、汉、周之间的更替，将中原的战乱推到顶点。直到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北方的战乱持续了 205年！长期性的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北方人民无法安居，许多家族在动荡的战乱中消失，更多的家族为了生存，开始寻找可以躲避战乱的桃花源。由于这一原因，在中唐以后，有许多北方家族南迁，其中，进入福建的家族不少。从闽人的族谱来看，中唐时期，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进入闽中，而后不再愿意回到动乱的北方，从而在福建定居；迄晚唐，则有不少家族整族南迁入闽；迨唐末，更有光州、寿州二州之民在刺史的率领下南迁入闽。移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福建人口骤增，逐步接近发达区域的水平。宋朝以后，福建一直是国内人口较密集的区域，从人口稀少到人口密集，唐代是一个转折时期。
从居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唐代也是福建的一个转折时期。福建是以闽越人的居住区进入北方汉人视野的。两汉六朝时期，闽人逐步汉化，陶潜的《搜神记》提到：当时的晋安郡已经有士人。士人即为掌握儒家经典的学人，他们的出现，表明当地人已经有相当的文化水准，不能再将其视为“蛮夷”。不过，汉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闽人汉化的水平是一回事，旁人眼中的闽人形象，则又是一回事。实际上，六朝时期，北方人对闽人的歧视仍然存在。于南朝齐、陈之间割据闽中的陈宝应，被北方人视为“渠帅”，“渠帅”是当时人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歧视性称呼。陈宝应被视为“渠帅”，表明当时的闽人与北方汉人之间还是有民族隔阂存在。直到唐代的《开元录》，还说福州与建州之民的林黄二姓，多为“蛇种”，“蛇种”是对闽越人的贬称。《尤溪县志》说：“唐以前民率岩居谷汲，怙賨险蠕选，观望不内属，中国宾之”，
这条史料也说明尤溪县在唐以前以少数民族居多。由于以上原因，唐代前期，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地带。但到了唐中叶以后，北方民众大量移民福建，他们与闽人杂居一处，相互通婚，彼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少。迄至固始人王审知在闽中掌权，闽中兴起以籍贯固始为骄傲的风气。迄至宋代，不论是林姓、黄姓、陈姓，还是其他姓氏，几乎所有的闽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对这一事实，许多学者都指出其中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辨认，最为重要的不是血缘的真实关系，而是文化的认同。既然这一时代的闽人都认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们完全混同于汉族。因此，就文化实质而言，宋代闽人的主体已经是汉人，而从闽人对汉族的文化认同的变化，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唐五代。
从经济而言，唐五代的福建经济进入了大开发时代。由于唐代福建人口的增长及北方移民南下，农田的开垦成为这一时代的特征。福建沿海有四大平原，福州平原历来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早在晋代即有水利建设，五代时期，王审知整修了以西湖为核心的水利枢纽，福州平原的数十万亩农田大都得到灌溉；莆田平原在隋代还是一个长满蒲草的沼泽地，唐代莆田举行了数次大的水利工程，北部平原变为良田，莆田因而成为福建最发达的区域；晋江平原也在唐代进行了烟浦埭工程，水稻田的数量大增。闽北的水利工程以拦溪筑陂为其特点，“陂”这个字有三个音，在作池塘之意时，应当念作“bei”，南方拦溪筑陂是常见的，但只有闽北人能念准“陂”，其他地区的人大多念不准这个音，这说明“陂”这个字发源于闽北地区。这进一步证明：“拦溪筑陂”这一技术是由闽北人发明的，而后传播到其他地区。闽北地区没有大平原，农田多分布于山谷之间的小盆地处。为了浇灌盆地上的农田，农民发明了筑陂技术，也就是在上游拦溪筑陂，引水灌溉，从而将闽北建成福建的粮仓。因此，虽说唐代闽北有记载的水利工程不多，但闽北农田的开发并不亚于闽东南沿海。整个福建粮食产量的提高，使福建在唐代成为南方著名的水稻产区。晚唐朝廷在安南作战，特意从福建调去粮食，而韩愈对福建大加赞语：“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我们知道：福建自宋以来一直是缺粮的省份，这是由于福建人多地少的缘故。不过，唐代福建人口较少，而农田的数量大增，所以能成为产粮区，这是福建能吸引北方移民入闽的重要因素。
除了农业之外，福建的手工业也大有发展。唐代初年，福建进贡的土产不过是鲨鱼皮、生姜之类的东西，但到了五代时期，福建进贡的产品中，已经有了“锦文织成菩萨幡”之类的高级丝织品；建安生产的北苑茶也在唐末闻名于天下，逐渐成为御茶；唐末福州城建设了中国第一座砖砌城墙；福建建造的大海船远航海外，运来海外各种珍奇商品；唐代福建出土的龙窑是中国最长的龙窑，反映了当时福建青瓷生产的规模。总的来说，唐代前期福建手工业产品水平不高，但到了唐末五代，福建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已经不亚于北方，这应与北方移民南下带来先进技术有关，也与南方民众融会贯通中原技术有关，考古学界认为：从唐代福建出土的文物来看，其制作技术已经不亚于北方了。
在文化方面，唐朝也是闽人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唐代前期，福建有一些学人，但其文化水准不是很高。神龙年间，福建出了第一位进士——薛令之，考察薛令之的族谱，他的祖先是浙江温州人，只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才到闽东福安定居。薛令之后，他的家族也迁回温州，所以，薛令之中举，可以说是福建文化发展的先声，也可以说是温州文化南渐对福建的影响。福建文化真正的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其时，唐朝廷所辖北方领土都被藩镇分割，原来不受重视的南方成为唐朝赋税的主要来源，因此，唐朝廷在中唐以后，越来越关注南方的开发。为了巩固朝廷对南方的统治，唐代官员在福建境内传播儒学。其中著名人物有唐宗室李椅及前任宰相常衮。常衮以宰相的身份与闽中士人平辈论交，这给闽人的震动是极大的，于是，闽中儒学蔚然成风，福州、泉州一带，有许多人家教子读书，位于福州与泉州之间的莆田，成为学人出产最多的区域。独孤及评说福建：“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可见福建崇儒的风气给北方文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福建学人也在中原扬名，欧阳詹与韩愈同榜中举，剑浦陈陶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被誉为唐诗中最杰出的一联。唐末黄滔与徐寅的诗赋，在长安传诵一时，赢得许多人的赞美。五代时期，人们评说这一时代的人物，南方胜于北方，而南方数国中，闽国至少可以排在南唐、蜀国之后，位列第三。可见，迄至五代时期，福建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了。宋代福建才子名扬海内，这一基础是在唐代奠定的。
唐五代也是福建宗教发展的时代。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才较少，因此，许多士人没有出路，进入佛道二教领域，而以佛教人物最多。闽籍名僧中，第一个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佛教界人士是百丈怀海，他制定的百丈清规，是迄今为止僧人治理寺院的基本条规。与他同为名僧马祖道一传人的大珠慧海，扬名于浙江一带。百丈的弟子中，黄檗希运是影响最大的僧人之一，他与宰相裴度等人交往，并受到重视。黄檗希运的弟子临济义玄，开创了临济宗。与黄檗希运齐名的又一闽籍名僧是沩山灵祐，他是禅宗五宗里沩仰宗的开创者之一。迄至唐末，驻锡于雪峰的义存成为一代高僧，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中，云门文偃开创云门宗，清凉文益开创法眼宗；闽僧曹山本寂开创了曹洞宗。总之，佛教禅宗中最著名的五个流派，都与闽籍名僧有关，这反映了唐代福建佛教在国内的地位。除了佛教之外，五代时期道教的重要人物谭紫霄也是福建人。他所写的《化书》，是道教的重要经典。
在艺术方面，唐代福建也出现了一个飞跃。从建筑艺术来说，雄伟的华林寺大殿，是唐宋之际木构建筑的代表；福州的坚牢塔（乌塔）反映了唐代福建的石构建筑艺术，坚牢塔上的佛像，线条洗练，具有较高的水平。从王审知墓出土的碑铭，端庄清丽，反映了当时闽人极高的书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华墓出土的陶塑，生动的人物塑像，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总的来说，在唐中叶以前，福建少有精美的艺术品，但在晚唐五代，随着闽人文化水平的提高，艺术品的精美化，也成为闽人的追求，因此，福建各地都有了一些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反映了闽人文化修养的提高。
唐五代是福建区域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自闽越族被汉武帝迁至江淮之后，迄至隋朝统一南方以前，生活于闽中的民众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其一，这是因为福建人口稀少。无论是晋朝统计的 8600 户，还是隋朝统计的12420 户，都表明福建是当时中国南方人口最稀疏的区域，平均每 10 平方公里才有一户人家，人口太少，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其二，其时福建仅有几个定居点，其中除了建安郡与晋安郡所在地拥有较多人口外，多数县城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以后世的标准，只能说是村庄。区域文化的形成，一定要有中心城市，在这种背景下，中心城市尚未形成，也就谈不上区域文化了；其三，六朝以前，福建文化欠发达，仅有一些外来的文化名人，例如，顾野王定居于闽北，江淹为浦城（其时名为吴兴）县令，本土虽有一些士人，都不出名。没有发达的本土文化，当然也不会有区域文化了。此外，在唐朝以前，福建的居民以闽越人后裔为主，他们的文化，尚为土著文化，与今天的福建文化有较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说当时已经具备了闽文化的基本特点。
闽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移民文化！她是唐宋时期中原文化的延伸。我们知道：从汉代到隋代，福建正式的人口长期在一万户上下。这一万多户人口并非纯粹的闽越人后裔，其中已经有不少汉人的成分。如“永嘉之乱，八姓入闽”的传说告诉我们的那样，西晋时期已经有一些汉人渡江南下，其中一部分人来到福建定居。这一事实已被晋江一带的考古证实。福建人口增长是在唐代，其时，北方人口陆续入闽，改变了福建人的血缘构成。其中，唐末光州与寿州数万民众入闽，对福建的影响最大。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在福建建立了一个存在60 多年的政权，从而彻底地改变了闽人的文化导向。唐代中叶，朝廷为了取得闽人的支持，专门在闽中为闽越王无诸立庙，其时闽人中若非有相当的闽越人血缘，唐朝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在闽国统治期间，闽人形成了以固始籍贯为荣的习惯，闽人不再说自己是闽越的后裔，而是自称为固始移民，迄今以来的闽人族谱，仍然大都以固始为自己祖先的籍贯。造成这种局面的出现，应与北方移民在福建的繁衍有关。早期的闽越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地方，这里的男子身体较弱，早夭者多。北方移民经历了千里跋涉来到闽中，生存下来的多为强壮的男性，由于闽王政权的影响，他们在闽中得到较好的政治、经济待遇，因此，他们有条件娶福建土著女子为妻。二者的结合，便产生了新一代的闽人。他们追溯自己的祖先，仍然以北方的籍贯为主，实际上，他们身上的南方血缘比重并不亚于北方。他们的文化，也呈现北方与南方结合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他们保存了北方文化的主要传统，另一方面，又延续了南方文化的许多内容。
第一，福建人的方言保存了隋唐中原音韵的风貌。现代的福建方言主要有五种，即福州话、建瓯话、客家话、闽南话和莆仙话。这些方言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特征是保留了较多的唐宋中原语音。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各民族带来自己的语言，融汇于汉民族，因此，在历史上，中原语音变化较大，语言学家将两千多年来的中原语音分为三代。第一代为秦汉中原音韵，第二代为唐宋中原音韵，第三代为明清中原音韵。对第一代中原音韵的研究尚不很成熟，我们只能知道它与唐宋中原音韵有较大区别，但其具体特点还很模糊。唐宋朝代中原音韵的特点保留在隋代陆法言所著韵书——《切韵》及成书于宋代的《集韵》，由于两部韵书的存在，使我们能够了解唐宋中原韵的基本风貌。明清时代的中原音韵早在元代即已经形成，明代朝廷颁布的《洪武正韵》反映了这一时代中原音韵的基本要素。当代普通话继承的是明清时代的中原音韵。将《切韵》、《集韵》与明代的《洪武正韵》相比，就可看到：明清的中原语音与唐宋中原语音有巨大的区别，例如，唐宋中原声调有八种，而现代普通话却只有四种声调；唐宋中原只有 15 个声母，而现代普通话有 21 个声母。中原音韵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应是宋元之际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对汉民族语言产生冲击的缘故。但北方民族南迁主要停留在中原，而中原汉民族受北方民族推动南下，定居在南方各地，因此，南方各地，保留唐宋中原语音更多于北方，其中，又以福建方言最多地保留中原语音的特征，这也是语言学界的共识。大致说来，《切韵》一书中的中原音韵有八种声调，它是：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当代的普通话，只保留阴平与阳平，其他六种声调中，阴上与阳上合并为上声，阴去与阳去合并为去声，而阴入与阳入二声，已经彻底消失。但在福建方言中，大都保留着七种以上的声调，据厦门大学语言学家的调查，福建的闽东山区，甚至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唐代的八种声调！其次，从声母来说，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钱大昕指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轻唇音即b、p、m、f四种声母，舌上音即为zh、ch、sh、r四种卷舌音，福建人的轻唇音都归入d、t、n、l，也没有zh、ch、sh、r四种卷舌音，以上两大特点说明了福建方言更接近于唐宋中原音韵。
第二，聚族而居的习惯。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这是商周时期即形成的风俗习惯。隋唐时期，中原民众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他们聚族而居，世代不迁。中原发生战乱之后，许多家族聚族南迁。例如，唐末名诗人韩偓“挈其族南依王审知”；建阳著名的蔡氏、刘氏、翁氏等大姓，都是聚族入闽的。而唐末光州、寿州移民入闽，则是福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聚族移民。福建宗族的恋土性很强，他们在某一地区定居，子孙繁衍，几十代人不离乡土。清代孟浩然说：“余世居闽中，见乡井多聚族而居，数百年不变。其居城市者亦罕轻去其里也，不得已而迁徙，阅百十年子孙犹以为故居，敬其耆长，往来不衰。”
久而久之，福建便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惯。如陈寿祺所说：“闽越之区，聚族而居。丁多者数千，少亦数百，其间有族长，有房长，有家长，有事则推族长为之主。有司有所推择、征索，亦往往责成族长。此犹古人同族尚齿之遗也。”
福建人这种聚族而居的习惯，是唐宋时期中原民众习俗的延伸。
第三，秉承中原重视儒学的文化传统。儒学原是发源于中原的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福建原为闽越人居住区域，本是不懂儒学的。但是，中原民众的不断移入，以及朝廷在福建等地提倡儒学的努力，终于使福建人形成了崇尚儒学的文化氛围。如前所述，约在唐代中叶，福建的儒学有相当的发展，迄至唐末五代，福建的儒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宋代福建出现了理学的巅峰——闽学，它的发展，与唐代福建儒学的奠基是分不开的。
第四，秉承中原的信仰传统。首先从佛教谈起，佛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佛教发源于印度，在向东方传播时形成两大教派——大乘与小乘。大乘教派从陆路传入中国，盛行于中原，而后传播到南方各地；小乘是从海路传到东南亚国家，其主要国家有缅甸、泰国、占城等等。从地理位置上说，福建其实是属于古代东南亚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也和东南亚国家有密切的关系，但福建接受的不是小乘佛教而是大乘佛教，这与北方文化对福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约在南朝梁末年，印度的达摩法师从海路来到中国，而后北上少林寺驻锡。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开创了禅宗这一佛教流派。而后禅宗不断向南方传播，迄至六祖慧能，禅宗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六祖之后，禅宗的南宗学派逐渐成为佛教的主流，而在禅宗的南宗学派中，唐代的闽籍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前所述，唐代的闽籍名僧中，百丈怀海、大珠慧海、黄檗希运、沩山灵祐、雪峰义存、曹山本寂等人，都是享誉一代的南宗名僧。直到宋代，福建都以禅宗发达而闻名天下。从其源流而言，禅宗是发源于北方少林寺的。
在其他信仰方面，福建地区随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最流行的泰山崇拜、泗洲佛、石敢当信仰，都由唐代中原移民带入福建，从而成为福建最盛行的民间信仰之一。泰山神是齐鲁一带的冥司之神，在北方的传说中，人死后首先要在泰岳庙中受到审判，因而，民间非常重视泰山神的崇拜。泰山神由光州、寿州移民带入福建，福州最大的泰山庙是由闽国宫殿改建的。其后，东岳泰山庙成为福建最常见的神庙，几乎每个城市的东面，都有泰山行祠，民间所建泰山行祠也随处可见。在房前屋后树立泰山石敢当也是北方传来的习俗。南方民间相传有一种名为“煞”的恶气，它会影响人的生活。南方阳宅风水理论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避开煞气。倘若避无可避，一种选择便是在煞气袭来的方向树立一块“泰山石敢当”，传说泰山石敢当是一位勇敢的将军，有他在此，任何煞气都无法作恶。树立泰山石敢当原是北方的习俗，原用于镇邪驱恶。北方移民来到南方后，他们知道了南方有煞气这一精怪，便树立石敢当来对付煞气。这种习俗，在福建一直流传至今。
第五，传播中原的风俗习惯。福建在许多方面都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文化的痕迹。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写道：“闽素足女多簪全枝兰，烟鬓掩映，众蕊争芳。响屐一鸣，全茎振眉。予常笑谓昔人有肉台盘，此肉花盎也。继在京师，见唐人美人图，亦簪全兰，乃知闽女正堪入画，向者之评，谬矣”！
周亮工在此提到清代福建仍然保留唐代仕女簪兰花的风俗。迄今为止，福建泉州带的女性仍然有簪花的习惯。除此之外，周亮工在其文章还提到清代福建人着木屐的习俗，这一习俗直到几十年前在福建还很流行，当时的闽人每人一双木屐，在道路上走过，到处都是木屐声。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历史上也曾有这一习俗，其实，着木屐的习俗原是唐代中原的习惯，只是后来失传了，仅在福建与日本等地保留这一习惯。再如，一百年前的福建妇女还保留盘蛇髻习俗，有人以为这是闽人崇拜蛇图腾习俗的丫遗。实际上，盘蛇髻的习俗源于魏晋时期的宫殿。传说魏宫中以美艳闻名甄后晨起面镜时，每每有一只小蛇在其镜前，盘绕出多种样式。甄后从中得到灵感，每天都能盘绕一种新的发式，宫内外妇女争相模仿，于是，这种起源于蛇的盘髻习惯，成为流行一时的花样，闽女将头发盘成蛇髻，其实是这一习惯的流传。这也表明：福建在历史上曾保留较多的中原习俗。
第六，崇尚唐代诗文的风气。中国古代诗文以唐代为最，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共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共识的形成与闽人有关。在历史上，唐人并不以为自己的诗是最好的，李白崇拜魏晋风骨，杜甫崇尚《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首倡唐诗最佳并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的，是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其后随着元代闽籍诗人杨载、张以宁的宣扬，明初高秉等闽中十子的推波助澜，唐诗为中国诗界最高成就逐渐得到大家的接受。在文章方面，中国文人一向崇拜儒学经典，所以，曾有人宣扬“文不读秦汉以后”这种理论。明代福建文学大师王慎中却主张文学中以唐宋八大家最好，其中又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为八大家之首，这一观点，也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总之，以上史料表明：闽文化的形成与中原文化南传有相当的关系，在福建文化中，保留着许多中原文化的传统，而且构成闽文化的主流。从这一角度来说，福建文化是唐宋中原文化南传的结果，而且基本定型是在五代的闽国时期。
由此可见，在福建人的文化传统中，保存了许多唐代中原人民的习俗与风尚，这些习俗的保存，充分说明闽人的主体是北方移民，闽文化的主干是北方文化。北方文化南渐福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的闽越国。其时，无诸率闽越人北上中原作战多年，返回闽土后，建立了闽越国。他们在中原的数年时间里，无疑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不过，闽越人北迁之后，闽地人口极少，虽有永嘉之乱、八姓入闽的传说，实际上，一直到六朝末年，闽地的北方移民也不多。其时闽地长期处于割据南方的朝廷统治之下，与北方交通又不便，因此，中原文化对闽地的影响较小。隋朝统一后，将闽地置于中央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北方文化对闽地的影响大大增强。这类影响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朝廷为了巩固对南方的统治，有意识地在闽中传播中原文化；其二，北方移民入闽，将其文化传播入闽；其三，在唐末五代，福建出现了一个由北方移民建立的政权——威武军政权，其后发展为闽国。本来，在割据时代，是土著意识发展的时代，可是，福建所建立的割据政权由北方人掌权，因此，福建地区在闽国时期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闽文化的基本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从威武军政权到闽国灭亡，北方移民对福建的统治长达 60 多年，在这一时期，闽作为南方的一个割据政权闻名遐迩，闽人的地域意识也在这一时期形成。由于闽国的主体族群是北方移民，因此，自隋唐以来北方文化对福建的影响受到巩固，从中原传来的北方文化在福建扎根，由此构成了闽文化的基本性格。
不过，在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闽越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是因为，福建毕竟是一个闽越人的区域，尽管闽越人在唐末五代基本汉化，成为新一代的福建人，但在其文化传统中，不能不保留许多闽越文化的丫遗。
第一，从福建人的体质而言，主要是北方人与闽越人的混血。中国的北方人身材高大，南方人身材较瘦矮，这是我们熟知的体质区别。古代的闽越人是典型的南方人，他们身材瘦小，较像今天的马来人种。而自北方人南下福建以后，形成新一代的福建人，他们要比南方马来人种高一些，但其高度又比不上北方人，呈现一种中间的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一直保持至今。这表明福建人并非纯粹的北方人，也并非是纯粹的闽越人，他们是典型的混血人种。我们说过，直到唐代前期，福建还有许多峒瑶之民，他们原来不受任何政权管辖，直到唐代前期，看到朝廷的政策有利于自身族群的发展，才接受了朝廷的统治。不过，一旦受朝廷管辖，他们便加快了汉化速度，迄至唐末五代，除了南方少数地区外，在闽越土著与北方移民之间，已经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闽国末期发生了连续多年的内战，但这些内战，主要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它反映了权力分配的矛盾，在其统治力量因内战而削弱的时候，却未发生因土著与移民的矛盾而引起的冲突，这说明在福州、建州、泉州三大城市的核心区域，土著与移民之间并无特别的矛盾，这一事实反映了移民与土著的同化。不过，土著居民是融入汉民族而不是消失了，因此，闽人的体质不能不反映出他们的体质特点，这是福建人在体质方面与北方人有差距的原因之一。
第二，新的福建人继承了南方的水稻文化。在隋唐时期，中国北方的粮食种植以小米、麦子、高梁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水稻在福建的种植，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昙石山文化，那时的闽人已经种植水稻。其后，闽人的水稻种植作为一种传统传播下来。水稻的产量高，而且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因此，北方民众南下后，也以水稻种植为主。水稻是南方农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北方民众一旦接受了水稻，也就接受了一系列的相关农业文化。他们为了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必须围垦沼泽，筑陂蓄水，育种插秧，中耕除草，收割打谷，筑碓舂米，从而展开了他们原来不熟悉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他们以水稻为主食，他们也必须接受南方人有关稻米的制作技术。他们摘叶裹棕，酿米作酒，捣米作糍，完全接受了南方人的稻作文化。必须说明的是：这类稻作文化在南方许多地方都流行，在福建也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他们相互之间沟通、交流，从而形成共通的稻作文化。所以，稻作文化并非唯有闽越人才有，但新福建人所继承的稻作文化，是以闽越人为主的。
第三，新的福建人继承了南方旧有习俗传统。以划龙舟这一习俗而言，流传于南方许多地区，但在北方不太流行。这是由于：划龙船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它的产生，人们曾经将其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有人以为：屈原投江后，当地民众划船去找屈原的尸首，因而形成了划龙舟的习俗。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在东南亚国家十分流行，当地各民族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他们流行这一习俗不可能是从中国传去的。从这一点看，划龙舟习俗的产生不应是从屈原开始，而是一种南方普遍的习俗。它应与南方人的龙崇拜有关。在唐五代之际，新的福建人形成之后，划龙舟也成为他们的传统之一，这是受南方习俗的影响所致。其次，以埋葬习俗而言，中国北方人流行的习俗是入土为安，棺葬是最流行的习俗。但自唐宋以来，福建民间一直存在着洗骨葬的习俗，这种葬俗的特点是：将死人入葬后数年，待尸体化解，便将葬地挖开，将死人的尸骨拣出，经焚烧之后，将骨头装入瓷罐中重新埋葬。这种习俗不见于北方，甚至南方其他省份也不多见，但这种葬俗在福建十分流行。据凌纯声的考证，东南亚一带也流行这一习俗，说明它是一种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后来影响了福建人。
第四，信巫好鬼，多淫祀。古代闽越人信巫好祀，这是从汉代即有记载的文化传统。《汉书》记载闽粤国灭亡以后，粤巫进入汉宫，汉武帝宠信粤巫，让他们用鸡卜的方式卜卦，汉武帝扩建甘泉宫，据说也是受粤巫的影响。可见，闽越人好巫术，在当时即十分有名。唐宋以来，福建人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在福建的民间信仰中，有一些是产生于唐五代时期的，诸如古田的临水夫人，莆田的湄洲神女，闽北的马仙姑，她们生前，都是乡村女巫。在福建人中流行这样一种习俗：有病不求医而是拜佛求神。他们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曾经不小心触犯了某种精灵，只要将这种精灵驱逐，便能治好病。因此，他们生病不是看医生，而是拜菩萨。这种习俗造就了巫师这一职业。因为，闽人拜神，多是由巫师作中介，巫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沟通人与冥界、神界，从而得到神明的宽恕。这种习俗应是闽越文化遗存，因为，它与北方人淡于宗教的文化精神是不同的。北方人更重视人生，对神明抱一种若即若离、似信非信的态度，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是这种态度最典型的表示。他们并不否定神明，但对神明又不是十分相信，因此，唐宋以来福建人“信巫好鬼，多淫祀”的习俗，是从闽越人当中继承的。
总之，唐宋以后形成的新一代福建人，他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体，一方面有北方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有闽越文化传统。大致说来，福建人的雅文化是属于北方文化传统，如语言、儒学、佛学等等；但福建人的俗文化，如风俗习惯与民间信仰，多有南方文化传统，南北文化交织，形成了新一代的福建文化。阅读隋唐福建史，必须注意这一点。
（本文原发于：《东南学术》2003 年第 5 期，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4 年第 1 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