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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光开漳是福建开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隋末唐初的福建仍是动乱不安的地区，经常发生反抗朝廷的暴动。陈元光建立漳州之后，唐朝有效控制了中国东南区域，福建地区的形势逐渐缓和，成为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区域。
在唐以前，福建被称为好动易乱的地区。六朝时期，福建发生了多次民众起义反抗压迫的事件，一些地方豪强乘机割据地方，在福建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事。隋朝是一个短促的朝代，在其进军闽中之初，闽中也曾发生反隋战争。隋末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发生，“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其时，福建被称为建安郡，所谓建安豪杰，即为闽中土豪大族。他们响应余杭刘元进领导的反隋斗争，纷纷起兵，袭击隋军，并将隋朝的地方官拘捕。隋炀帝大业十年六月，“贼帅郑文雅、林宝护等众三万，陷建安郡，太守杨景祥死之”。
隋代的建安郡在闽县，攻克建安郡，便控制了全闽，可见，这一次起义的规模相当大。
隋末唐初，东南一带先后被沈法兴、李子通占据。唐武德元年，李子通向唐朝称臣，建安郡也被纳入唐朝的统治范围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李子通反唐失败，被唐朝铲除。随后，唐军全面接管李子通的辖境，史册记载，唐武德五年（622 年）春正月，“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其中的“泉州（今为福州）”、“建州”应是指闽中辖地。这说明武德五年，唐朝的官员随着军队正式进入福建诸州。不过，建州随即发生叛乱事件，《闽书》记载：叶颢任建州刺史，“会妖贼武遇作乱，婴城捍之。城陷，不屈死，建人立庙富沙祀焉”
。从刺史被杀这一件事来看，当时建州的战事有一定规模。
福建的沿海也有治安问题。福建沿海生活着被史家称为“游艇子”的疍人，在隋代，他们一度支持王国庆等人的叛乱，在唐代初年，应是一支自成系统的武装。据《三山志·兵防类一·诸厢禁军》的记载，唐朝在唐高祖李渊时，设置了“越福十二州招讨海贼使”，可见，当时的海上问题让唐朝困惑。不过，《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夌、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
以上记载表明唐朝统一闽中之后四年，被称为“游艇子”的疍人归属朝廷，贞观年间更成为朝廷的纳税户，这对唐朝海上治安是有利的。
唐初的闽中虽然没有大起义发生，但因隋末民众起义的影响，岭南长期动乱不安，《八闽通志》记载：“隋末盗贼蜂起，自刘武周而下四十有九处。［唐］太宗渐次芟夷，独闽广间犹有余孽。嗣圣元年，徐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又有梁感者为之羽翼。朝廷遣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提兵三十万众以破之。而梁感之徒尚在也。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捐命陨躯而后已。”
据此，岭南一带入唐之后仍然动荡不安，而且经常影响闽中。如果没有陈元光的奋战，发自岭南的动乱无疑会波及福建，并引起福建的大乱。
漳州位于岭南与福建交界处，并且扼守福建通向岭南的主要陆路。这里要说明的是，唐代中原与岭南的联络有三条陆路，其是通过湖南、广西之间的灵渠，进入西江流域，然后东下进入广州；其二是翻越江西与广东之间的大廋岭，顺北江下航，抵达广州；其三是沿着福建沿海向南，经过漳州进入广东的潮州，再进入广州。唐代五岭山脉居住着瑶、俚等少数民族，他们对朝廷的命令视若等闲，有时听，有时不听，经常发动反对官府的暴动，因而，从江西或从湖南进入岭南的道路经常堵塞。许多官员进入岭南，都要从漳州路过。晚唐宰相李德裕正是在路过漳州时在漳州的驿站留下了诗句。然而，在漳州建立之前，唐朝对南方的控制不力。唐朝在闽中的泉州（今福州）和建州都位于偏北的区域，泉建之南是大片旷野，地广人稀。一旦岭南暴动民众进入，便会控制闽南的民众，从而引发波及闽中的大暴乱。这样，福建就难得安宁了。
由于漳州扼守通往岭南的大路，而岭南又经常发生暴乱，陈元光建漳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漳州的建立，表明官府在闽南有了重要的据点，官军可以依靠漳州，控制东南一角。从战略上可以将漳州看成岭南暴乱的防波堤，它挡住了岭南暴动民众的北上，使闽中的反政府力量难以和岭南反抗势力结合，从而大大制约了岭南暴动的影响。历史表明，这是闽中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陈元光对开发漳州的重大贡献，闽人一直对他的事迹具有浓厚的兴趣。但正如前人的咏诗：“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陈元光的事迹多在民间传播，正史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有关陈元光的事迹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在福建的主要方志中，明代中叶成书的《八闽通志》尚无陈元光的传记，迄至明末何乔远的《闽书》，才根据陈氏家谱记载了陈元光的事迹。但是，这一篇记载与前史零星记载多不相合。例如，关于陈元光的籍贯，唐代林宝的《姓纂》作河东人，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第 91 卷朱昱的《威惠庙记》也说，“陈元光，河东人”，明嘉靖《龙溪县志》亦作河东人，以上材料足以证明陈元光为河东人，但《闽书》却记作固始人。按说，后人的家谱将祖先籍贯记错是罕有的，但据明代天顺年间户部主政郑和所撰《重修家谱叙》一文，陈氏家族的原谱在天顺年间丧失：“所恨者，天顺五年辛巳五月夜间，大作风雨，洪水泛滥，宗室遭潦，宗子举家溺死，筐荚流疏，而大宗之谱，匹夫无稽。而今而后，徒闻支分之小宗而谱罔觉，大宗之总牒，稽之故老，质之遗系，特闻其略，事弗得其详，使人有遗憾焉”
。
由于陈氏大宗谱的丧失，而支谱追述祖先的历史难免有传说的成分，所以，今人记载陈元光的家族相当混乱。陈元光在广东的子孙记载他们的祖先陈洪是广东义安郡丞，陈政为唐将军。而漳州的族谱记载陈政、陈元光父子为河南固始县人，与王审知同籍，但先于王审知二百年入闽。其入闽时，率固始府兵3600 名，副将许天正以下 123 名，并从浦城仙霞岭南下。路上陈政病故，陈元光幼年领兵入漳，后率 58 姓屯驻漳水一带，所以，漳州人多为固始县人后裔。
以上是后人重修的陈氏族谱的记载，其中有许多传说的成分，何乔远的《闽书》有所取舍地采纳了其中一部分，仍有许多不可信之处，因此，本书不用《闽书》及明代中叶以后的族谱材料，仅据明中叶以前史料的记述来描述陈元光开漳的历史。
根据上述史料的记载，陈元光是河东人，河东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二省的交界处，在历史上以出产武将闻名。李唐起兵太原，部下多有河东人，而《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二八也记载：陈政娶妻吐万氏，吐万氏是北魏鲜卑大姓，生活于今内蒙古、山西一带，陈政与其通婚，说明他的确是河东人，否则，他若是南方土著，不可能与北边的吐万氏通婚。这样看来，所谓陈政是“岭南土著”、“义安人”诸说都是可以否定的。后来陈政随唐军入闽，宋代的《仙溪志》记载：“威惠灵著王庙二，在枫亭之南、北。按，漳浦《威惠庙集》云：陈政仕唐副诸卫上将，武后朝戍闽，遂家于温陵之北，曰枫亭，灵著王乃其子也。今枫亭二庙旧传乃其故居”
。根据这条史料，陈政于武则天时期入闽，居于仙溪县境内，当时仙溪县属于泉州。若这条史料可信，陈氏家族主要活动于福建境内，而不是广东，他平定泉潮间的叛乱，应是从泉州出兵，而不是从广东北上。
陈元光的主要事迹是平定蛮獠叛乱，建立漳州。《舆地纪胜》记载：“陈元光，河东人。家于漳之溪口。唐仪凤中，广之崖山盗起，潮泉响应。王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云霄为漳州，命王为左郎将守之。后以战殁，漳人哭之恸，立祠于径山。有‘纪功碑’、‘灵应录’见于庙云”
。
据此，陈元光出现于闽粤的政治舞台，主要是在唐仪凤年间镇压广东的崖山之盗，此前他只是一位将军的后裔，尚无功名。对他家世了解，只能到此。
在唐以前，福建被称为好动易乱的地区，六朝时期，福建发生了多次民众起义反抗压迫的事件，一些地方豪强乘机割据地方，在福建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事。岭南一带入唐之后仍然动荡不安，直到陈元光平定岭南陈谦的造反，建立漳州，岭南才逐渐平定下来。
漳州位于岭南与福建交界处，漳州的治安，同样也会影响到福建，所以，漳州的建立，对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陈元光南下开漳，漳州柳营江的《白石丁氏古谱》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族谱，丁氏祖先丁儒为陈政的军谘祭酒，后辅佐陈元光。丁氏后人丁知几为南宋时漳州官宦人家，其后代人多有名儒，按说丁氏家族的族谱是较为可靠的，但据其族谱，丁儒为丁知几的第九代祖先，而丁知几所生活的年代上距陈政时期达四五百年，四五百年可以传 20 代人，所以，丁儒所生活的年代，应为唐末，而不是唐代的前期。丁儒只怕不会是陈政的幕僚。因此，丁氏族谱对陈元光史实的记载，只能看做漳州早期的民间传说。不过，丁氏家谱修成看来比陈氏现有家谱更早些，所以，它所叙说陈元光的事迹与陈氏家谱颇有出入，学者认为：丁氏家谱对陈元光史实的记载更可靠些。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史料出现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白石丁氏族谱·懿迹纪》的记载：
“先是，泉潮之间，故绥安县地。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獠蛮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自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恶，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至是，府君首议与将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祭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抚而籍之。咸亨四年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寇，阻盘陀诸山为塞，仪凤之初，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其自垦田，共为声援。盖辟土开疆，招徕黎庶，府君功称最焉。未几，将军政没，子光代，府君复赞嗣将军，元光张皇武事，诛首恶，徙顽民，而民始畏威见德云。会有潮寇陈谦者，结土蛮苗自成、雷再兴等攻潮阳，又佐将军元光讨平之。其西北山峒之黎，林木阴翳不通，乃开山取道，兴陶铸，通贸易，因土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请置郡漳浦驻刺史以镇压之。垂拱二年己酉，诏陈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得专制境内。丁儒以左丞事郎佐郡参理州事，统漳浦、怀恩二邑，至南诏镇，于是，劝课农田，惠工通商。财用以阜，其负固未服者率轻锐捣平之。上下闽广间，始得相安故业云。……（唐景云二年）潮寇与土蛮复作，将军元光陨于战，漳人哀而祠之”。
以上对陈政、陈元光开漳前后艰难的征战历程，毫无粉饰之处，唯独将陈氏父子的功劳，都写成丁儒参谋之功，是否有据，在正史中无法印证。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一点，可从这条记载了解当时陈政、陈元光父子率汉人南下漳州与蛮獠作战的历史。它反映了汉族在漳州一带屡进屡退的过程。早在六朝时期，九龙江以南即有绥安县，后来因为蛮獠的入侵，绥安县被迫放弃。唐代初年，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南下，且战且屯，重又占据漳州沿海一带的平原，最后建立漳州。但汉族与蛮獠的战斗，并非都是汉族取胜，在蛮獠的反击下，漳州刺史陈元光战死。据福建方志的记载，漳州设立时，仅管辖九龙江以南的地方，原有怀恩、漳浦二县，据说，怀恩县在今诏安境内。从郡县设置来看，二县的设立对南方的开发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六朝时期泉潮之间道路不通，那么二县设置之后，漳州沿海一带被汉族控制，从福建到广东，就不一定要走水路了。而且，汉族重新获得开发漳州的一个据点。但是，为时不久，怀恩县被撤销，而漳州的州治不断向北迁移，从云霄迁入漳浦的李澳川，又从漳浦迁入九龙江以北、原属泉州的龙溪县。可见，陈元光经营漳州，只是取得部分成功。蛮獠在漳州境内还有很大的实力，在陈元光取得一时的胜利之后，汉人又被迫向北撤退。不过，历经反复之后，汉人最终控制了漳州沿海一线地区。因为唐代中后期，从泉州经过漳州到潮州，是汉族从北方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相传漳浦的驿站中，尚留有唐代宰相李德裕流放岭南路程中的诗句，这说明朝廷的一些官员是从这里进入岭南的。
但是，唐代漳州的人口较少，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唐代中叶漳州政府所掌握的人口仅有 1343 户，是福建人口最少的区域之一。漳州的首县是龙溪，当地县志承认：“龙溪自梁以前犹阻声教，輶轩之采弗及也。（梁）大同置邑列职方矣，乃历陈迄唐数百年，俗不通于上国，记载无闻，至宋而乃有述焉
。”其实，直到北宋，漳州仍是蛮荒之地，王安石《送李宣石倅漳州》一诗云：
“闽山到漳穷，地与南粤错。
山川郁雾氛，瘴疠秋冬作。
荒茅篁竹间，蔽亏有城郭。
居人特鲜少，市井宜萧条
。”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时漳州在北方人心中还是荒凉的海疆地区。五代的漳州自然不会比百年之后的漳州更好些。
尽管陈元光开发漳州只取得部分成功，但从全闽的局势来看，漳州建立后，将蛮獠的反抗局限于漳州局部地区，它不再影响闽中北部的主要开发区，因而促成了福建北部区域的发展。
因隋末唐初闽中经常发生动乱，唐代官员常将闽中视为畏途。杜佑的《通典》评论：“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唐代文学家独孤及说：“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岂椎髻殊俗，覆车畏途，足为志士之怵惕哉。”
可见，闽中“易动好乱”的习俗给官员留下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盛唐及中唐的闽中虽无大乱，但小规模的暴动及一些阴谋家策划反政府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福州刺史管元惠于开元十七年（729 年）至开元二十六年管理福州，他在位时涉及了一个重要案件的处理。“前守李祎之诬澄州刺史韦守盈反。劾祎之不道，获赃贿万计。明守盈不叛，免子弟千余。”
此案的澄州刺史韦守盈，应是退休在家，被前任福州刺史李祎之诬为叛逆，因而被判有罪，牵连子弟千余人。管元惠接任之后，平反了这一案件。这类案件之所以会发生，应是官府对民间谋叛运动十分担心，所以才会连累无辜官员。
又据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铭》记载，陈夫人的曾祖陈僖，也曾遇到长官谋叛事件。陈僖原为福清人，“爱仁好义，博施虚襟，俊义归之，鳞萃辐辏，故门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时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乃刳舟剡楫，罄家浮海，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之嘉禾里是也。”
导致陈僖避难厦门岛的原因，就是其上级有割据闽中之谋。
再如，中唐时期的刘长卿有《送乔判官赴福州》一诗：“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
其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一联，说明当时的闽中刚遭受了战乱。
然而，盛唐及中唐时期闽中酝酿的战乱，其实都未能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唐朝加强了对闽中的统治。隋朝的闽中只设一个州，即福州（当时名为泉州），唐初又增设建州，再后是漳州、泉州、汀州。五州各据要点，对福建的统治显然更为巩固。此外，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福建还设立了泉山府兵以及福建经略使。
关于泉山府兵，宋代的《三山志》略有记载。1980 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块唐代的神道碑，其主人为：唐故中大夫、福州刺史管元惠。碑文曰：“公讳元惠，平昌人也。”“开元十七年（729）除使持节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经略军使。”开元二十六年，管元惠来朝京师，病死当地，终年七十四岁。
管元惠对福建的建制有较大影响。碑文说其“及领福地，风俗轻剽，封域险涩，置汀州以绥压，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抚。”这里涉及了汀州及泉山府的设置。考《三山志》，福州原设闽州都督府，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十九年，置泉山府兵。二十一年置汀州。
其时管元惠应在任上。不过，《三山志》没有提到管元惠，而是将福州设泉山府兵一事系于按察使席豫。《三山志》引席豫的奏文中说：“福泉等州山洞僻远，江海广深，请于福州置上折冲府兵千二百人。”阅读此处史料要注意的是：福州都督府的职务多由福州刺史兼任，而安抚使是更高一级的官员，顾炎武的《日知录》研究唐代制度时说：“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禇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廵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決。牧守已下，以贤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廵撫。”
他们的职务远高于刺史。据《旧唐书·席豫传》，席豫是玄宗朝的宠臣，长期在朝廷任职，一度出任“江南东道巡抚使”。《新唐书·席豫传》说席豫“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唐代的“巡抚使”又称“安抚使”，他们受皇帝之命到地方考核地方官员，拥有选拔、废黜地方官的权力，也有权力变更地方的一些制度。席豫是一个认真的官员，《新唐书·席豫传》说席豫到过南方，“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敎以埋敛，明列科防。俗为之改。”他奏请设置福州的“泉山府兵”，应是在“江南东道巡抚使”任上。其时，福州刺史归其管辖。开元十九年管元惠上奏请设“泉山府兵”，应是由席豫转达朝廷的。
管元惠的墓志铭明确地说，他在任上“作泉山府四”。据《三山志》，置泉山府兵是开元十九年的事，而设置汀州是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说，他是先设泉山府兵四，而后才设置汀州。那么，这四支泉山府兵显然是分属福建四州的，即福州、泉州、建州、漳州。至于它为什么叫泉山府兵，应与福州有个泉山有关。相传福州的泉山即为冶山，它应是泉山府兵的驻地，也是福建府兵的最高管理单位，所以，福建的府兵就叫“泉山府兵”了。
泉山府兵设置后，多次参加平叛战斗。独孤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江东节度使曾经调泉山府兵将领左璋“率弩手一百五十人为左翼军”，参与诱歼“余姚草贼龚厉”的战斗。
从盛唐、中唐福建的形势看，虽然民间尚有反抗运动，但其暴动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隋末唐初。这与唐朝统治政策成功有关。例如，管元惠管理福州，就很重视文武两手并用。“及领福地，风俗轻剽，封域险涩，置汀州以绥压，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抚。”碑文最后的铭词称颂管元惠：“既执藩柄，又壮军麾。仗义边肃，宣和俗移。化本义及，教与和皆。海服孔淑，闽落允怀。”
在统治政策方面，唐朝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其一，怀柔远人，轻徭薄赋。其二，重用土著官吏。其三，改善吏治。
漳州等州的设置也是重要的一条，新设的州县将反叛力量割断，使其不能互相支援，迅速形成较大规模的叛乱，从而被官府分别击败。这是唐代闽中没有民众大起义的原因。
六朝福建的历史，基本上是民众反抗的历史，隋朝则是闽中百姓反抗暴政的最高峰。入唐以后，因朝廷政策的调整，也因漳州等州的设置加强了官府对地方的控制，福建沿海和福建北部，都进入了大开发时代。以福建的总人口来说，隋朝为 12420 户，唐开元年间为约 109311 户，天宝年间为 91186 户、410587口，建中年间为 93535 户、536581 口。和隋朝相比，唐代福建人口的增长是十分明显的。这些人口主要集中于闽北和福建沿海。其中闽南的泉漳二州占相当比例。开元年间泉漳人口共有 52444 户，天宝年间为 29652 户，建中年间为27219 户。其时，闽南的人口主要集中于晋江与九龙江流域，以及沿海一线。从城市建筑可以看出，当时的福建城市是相当繁荣的。
福州城。福州城建于汉代，坐落于冶山脚下。近来在这些地方发现汉代的建筑遗迹。晋代太康三年（282 年）设立晋安郡，太守严高于屏山南麓筑城，但规模较小。唐末，福建观察使郑镒拓建子城，以砖贴城，建筑界传说该城是中国第一座砖城，在中国建筑史上亦有一定意义。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 年），王审知修筑罗城，城长号称 40 里，将子城和老城囊括在内；后梁开平元年（907 年），王审知又增筑南北月城。经过几代人的修筑后，福州城日益壮丽，它的商业区也不断向南扩张，例如安泰桥一带：“唐天复初为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
建州的城墙建于唐代中叶。“建中元年（780 年），刺史陆长源改筑县城为州治，周九里三百四十三步，高二丈，广一丈二尺，门九”。唐昭宗天祐年间，王审知派孟威任建州刺史，他在任上添筑南罗城。闽国后期，王延政割据建州，于闽王羲永隆三年（941 年）扩建建州城，“周二十里”，周长为旧城的一倍。
王延政在建州也修建了不少宫殿，他所建的五凤楼即今日尚存的鼓楼。虽说建州鼓楼经历年重建，已非当时原貌，但从其占地范围来看，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因此，殷国大臣潘承祐曾批评王延政“宫室台榭，崇饰无度”。
五代宋初，建州是南方有名的大城，闽国末年，建州城内有六七万市民。
宋初杨亿回顾道：“建安大邦，保界闽粤，绵地八百里，生齿十万室”。
泉州城初建于唐乾元以前，后称之为子城，“周围三里百六十步”。
子城在五代时多次扩建。“唐天祐年间，王延彬知军州事。其妹为西禅寺尼，拓城西城以包寺”。留从效割据泉漳后，在子城外围建筑泉州罗城，罗城的周长有 23里。环城栽刺桐树，从此，“刺桐城”名扬天下。陈洪进统治泉州时，“复拓城东北地”，周长 23 里。经过几次拓建，泉州城区范围日益扩大。因为城的形状不规则，所以，五代时泉州城被称为“葫芦城”，它也是东南名城之一。
以上史实足以说明唐代福建的发展。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在唐以前，福建是“好动易乱”的地区，民众不断发起暴动，导致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停滞。唐代初年，南方的暴乱仍然经常发生。迄至陈元光奏建漳州之后，福建的历史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有小规模的暴动发生，但总体趋势走向和平。这是因为，漳州、泉州、汀州等州的建立，使朝廷对闽中的控制由点及面，统治的基础得到巩固。尤其是漳州的建立，割断了闽中与岭南反叛势力的联系，使动荡的岭南不再对闽中施加较大影响，使福建的北部及沿海区域得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大发展。所以说，陈元光开漳是福建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本文部分章节发表于：漳州师院《闽台文化交流》2010 年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