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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在上古被称为中国的蛮荒地带，但在中古时期，东南开始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行的。那么，是否科举制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吗？可否赋予科举制这一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的传统如此崇高的位置？当我最终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命题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但是，后一问题又不是我的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本文的中心，本文只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如实地体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如果它得出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结论，那并非作者有意地挑战，而只是从这一角度，作者只能得出这一结论而已。
东南地区位于中国东南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东部、安徽与江苏的南部，作为这一地区特征的地貌是连绵不断的大山与丘陵。在地球上，与中国东南同纬度的地区，大多是沙漠与荒原，唯独中国的这块土地郁郁葱葱。这是因为，中国的东南是古代东南亚半岛的延伸，她夹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由于西风带的影响，印度洋上空北上的水汽在遇到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之后，向着中国东南部滚滚而来，造成东南区域大范围、高密度的降水，有时，太平洋西进的气流也给中国东南带来降雨，于是，中国东南丘陵在其同纬度区域中成为唯一的以潮湿、温润气候著名的区域。
由于气候的影响，广阔的东南丘陵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与河流，这类亚热带森林也具备了热带森林的一些特点：树林高大茂密，林间藤萝密布，终日不见阳光，树叶上的滴水好像降雨，潮湿得令人难受。由于潮湿而且温热，东南森林中微生物繁殖很快，从古人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这里曾流行过疟疾、感冒、泻痢等流行病，被古人称之为瘴疠之地。很显然，就东南的原始地理条件来讲：它不很适宜人类生活，倒是那些能适应当地气候的动物在这里生存得很好，例如毒蛇、老虎、熊罴、鳄鱼，但是，它们在早期都是人类的敌人。
由于东南地理条件的限制，这里古文明的发展似比中原地区慢了一拍。说到这里，使我们想起了近年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区域，然后向四周传播。这是中原中心论一派的观点。近年，随着南方考古的新发现，表明南方也有许多上古时期的文明遗址，说明南方的文明起源不比北方中原地区迟。因此，在有关文明起源方面，又有了“满天星斗说”。其意是：中华文明起源不止是在中原，还包括东南、东北、西南等传统的边缘地带。就我个人而言，我接受中华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说，但我在接受这一点的同时，也认为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位并未动摇。因为，就南方文明来看，南方文明起源或不迟于北方，但其起源以后的发展速度确实比不上北方，一直未能形成中原那样文化发达的诸侯国群。就有文字的历史记载，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迄至公元 1000 年的三千年间，中国的中原文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东南长期是中国最落后的区域之一，而且，这一格局一直到隋朝统一南方，仍无大变化。隋代的扬州若扣除淮南诸郡，其江南部分仅 57 万多户，仅占全国人口的 6％。
长期以来，由于东南的人口稀少，而资源又特别丰富，人们谋生是比较容易的，因此，那时的南方人大都缺少改变自己的动力，社会发展较慢。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汉代的江南民众火耕水耨，且渔且猎，人无甚贫，亦无甚富，过着混沌、愚昧的生活。一直到唐代早期，中原人民仍将东南视作蛮荒地带，只有在流放官员时才想到南方的这块区域。长期以来，中国的长江以南都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朝廷对东南的统治也带有边缘区域的性质——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
东南的开发可以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期。在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东南文化远远落后于北方，除了江南地区一度有割据时期的北方侨民文化，大多数地区仍被视为蛮风瘴雨的地带。而且，中国一旦归于统一，江南的侨民文化便消失、倒退。很显然，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在北方。从当时中国各区域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层次来看，这一状况并不出人意料。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是因为这一战乱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的影响是深远的。唐朝的主要经济区一直在中原，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陷于长期的藩镇割据，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的混乱时期。在这二百年的动乱影响下，中原的过剩人口再次掀起南迁浪潮，而且，由于江淮一带已成为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这一次人口南迁的浪潮便越过江淮一带继续向南方渗透，导致浙江、江西与福建北部人口的增长，这些移民为了养活自己，大力开发南方丘陵地区的农业，从而使南方的大片沼泽变为良田，而水稻移栽方式的推广以及火耕水耨耕作法的改变，使南方稻米的产量渐渐超过了北方，于是，东南在中国区域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次，对唐朝廷来说，很现实的问题是：在中原藩镇割据发生后，她的统治区域只剩下南方，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富裕的东南区域，这样，管理好东南区域，便成为唐朝廷的头等大事。
中晚唐的东南在朝廷眼里仍是一个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除了江淮一带的民众素质较高，东南主要地区的民众仍有蛮僚习俗，他们喜乱好斗，动辄反抗朝廷，朝廷要巩固对东南的统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中唐以后，由于朝廷实际上失去了中原地区，在南方实行文化开发，便成为朝廷的重要任务。唐宗室李椅在任福建观察使之时，便在福州整修学堂，著名文学家独孤及说他的统治是“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将这句话译成现代白话文，其意为：那些好斗的孩子现在都在学文化，变成文质彬彬的好学生。继承李椅并取得更大成就的是常衮。常衮原在朝廷任宰相，因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贬到岭南的潮州任刺史。后来，他的学生上了台，便将他从流放地调至福建任观察使。而常衮治闽，将主要力量放在办理学校上。他亲自教子弟读书，对有才华的书生，他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这给予闽人极大的冲击。于是，在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家经典的高潮。为时不久，泉州学子欧阳詹考中与韩愈同榜的进士，在闽中学子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立志像欧阳詹一样，以优秀的文化素养成为众人倾慕的学者或者官吏、时代的佼佼者。在欧阳詹中举之后，又有许多闽人相继考上进士，尽管唐代录取进士数量十分有限，但从中唐时期开始热衷于科举的闽人，迄至唐末，已有五六十人考中进士。
除了福建之外，浙江、江西、广东、江南都有许多人中了进士，其数量也不亚于福建。从盛唐时进士多产于北方这一点来看，晚唐南方人取得成功，便成为一个很突出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的战乱有关。战乱时期，一向是武人的天下，文人是吃不开的。而这一战乱竟延续 200 年，这对北方的民俗便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在那种形势下，北方聪明的子弟多以练武为最佳出路，而少数文士饱经流离失所的辛酸，多到南方避乱。久而久之，这便造成北方文化的衰退与南方文化的崛起。五代时期，北方的梁、唐、晋、汉、周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化成就，而东南的南唐、闽国、吴越国，则成为才士云集的地方，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便是从这一时代开始的。
今天我们回顾唐五代时期东南文化的开发，不能不感到科举制的重要作用。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有教无类理想的产物，它确定了以才学选士的原则，在世人尚处在蔑视南方人的心态时，是它给予了南方人考试中举的机会与勇气。以欧阳詹来说，他以优美的文笔享誉家乡，但知道他的人不过是福州、泉州一带的文士而已。这类人物，在闽中是不少的，但由于没有走向全国的机会，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欧阳詹的幸运在于常衮发现了他，并向朝廷推荐，于是，欧阳詹有了机会去参加科举考试，并以第二名中举。这样，他便成为享誉长安的著名文士。与欧阳詹同榜的还有韩愈等人，欧阳詹与韩愈结成好友，相互切磋，在文学技巧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是唐代留下文集传世的少数文学家之一。如果不是科举制给了他机会，他也许会像家乡的许多前辈一样，在家乡默默地度过一生，中国文学史上，也就失去了一位不错的文学家。正是科举制，使南方学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但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每次科举制选人只有三四十名，官僚子弟与北方各道的荐举又占了绝对的优势，所以，南方人人选是很少见的。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渐渐认识了南方对自己的重要性，在科举制方面打破北方官僚贵族的垄断，有意选拔一些南方的士子，其实是朝廷的既定政策。由常衮推荐的欧阳詹能以第二名中举，排名在韩愈等人之前，表面看来是执政者给前宰相常衮的面子，实际上是朝廷有意给南方士子树立一个榜样，由它引发了南方的儒学浪潮，而朝廷对东南的统治，也就在这一浪潮中得到了巩固。
历经隋唐五代各朝代的演替，科举制已被认为最公道的选官方法。这一制度在宋朝得到延续与推广不是偶然的，而是门阀政治最终被埋葬的结果。由于古老的门阀制度在宋代已经不占重要地位，宋代官员的主要来源便是科举制，而且，由于时代不一样了，宋代科举制有了新的特点。首先，宋代科举制录取的名额大大增加了，从唐代每科三四十人发展到宋代每科数百人，这就给埋首穷经的士子予以更多的机会；其次，宋代的科举制业已制度化，由县到州，由州到朝廷的公开选拔，使多数学子有了平等一搏的机会。这与唐代的进士一定要有地方官推荐是不同的，它使更多的平民子弟能够通过层层考试进入最后的“决赛”；再次，宋代的科举考试没有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这就给文化发达的地区更多的机会，尤其东南地区，她渐渐成为考中科举最多的地方。
为什么东南士子会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势？第一，它与安史之乱后南北民风的变化有关。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在朝廷重视儒学教育的影响下，由“南蛮”变为身穿长衫的书生；而北方的民风日益强悍，儒学渐渐衰退。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宋代。宋朝是一个与战乱相终始的朝代，而且，这些战乱主要在北部边境。对北地边民来说，他们要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生存下来，首先要练武防身。其次，宋代朝廷的支出主要在北地边防地带，大量金钱像流水一样输往北方边境，使北方民众找到了一条最佳生活道路——当兵打仗，养家糊口，所以，晚唐五代北人重武的风气就此延续下来。重武的习俗必然导致北方人文素质的下降。再者，北方的战乱也造成北方的人才南下避乱。以杨时来说，他是南北宋之交有名的大儒，但其祖先是北方移民，源出于陕西、河南一带著名的弘农杨氏。他的祖先移民到南方，并在南方扎根，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实质是北方文化的南移。迨至宋室南迁，中原民众大举南下，北方的精英荟萃东南，这使北方重武、南方重文的习俗更有发展。
第二，与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关。东南的水稻农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其亩产量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这使东南从此以富裕闻名天下。其次，东南的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经商致富的人家较多，而培养子弟从事科举考试，正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钱财的行业，关于这一点清代的沈尧是这么说的：“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农桑之业者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
对北方务农的家庭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经商人少，要筹足培训子弟的经费较难。但对南方商业发达的地区而言，由于市面上流动的钱财较多，想方设法赚一笔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南方能有更多的人去考科举。
第三，与南方人的奋斗有关。对长期被视为“南蛮”的南方人来说，科举是他们在文化上翻身的大好机会，也是进入中枢机构的大好机会。从秦汉到唐五代，中国的中央政权历来由北方人控制，南方人根本没有办法加入中枢机构。宋代科举制的实行，实际上给南方人很大的机会。由于长期被视为“南蛮子”，比之北方人，他们更有一种要在文化上翻身的动力。而且，他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蛮劲”，使他们成为最好的学生——当北方人将儒学当做小农经济的副业时，是东南的子弟将科举变成了终生奋斗的目标。这些“职业”选手对科举的投入当然不是北方人所能比的。他们像父辈一日十几小时在田里劳动一样，每天从早到晚抱着经书背诵，如果说倒背如流在后世已成为不可能的夸张词，但在古代东南学子那里绝对不是神话，而是许多学子都能实现的现实。由于他们超出常规的奋斗，命中率高于其他地区其实是很正常的。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其英文著作《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一书中统计，在两宋近三万余名进士中，福建路有“进士 7144 名，两浙东路有 4858 名，江南西路有 3861 名，两浙西路有 3646 名，江南东路有 2645名，成都府路有 2012 名，其他诸路皆在 1700 名以下。”
从其统计数据看，在其所搜集的 28324 名宋代进士中，东南的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共有进士 22154 名，占总数的 78％。毫无疑问，东南各省考中科举的人数在宋代各区域中占绝对优势。
那么，东南科举的绝对优势能否说明东南文化的绝对优势呢？在二者之间画等号恐怕会引起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异议。但我们看到：科举制促进了东南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导致了东南文化的飞跃。
第一，科举制导致了东南文化的普及浪潮。在科举制普遍推广之前，文化一直是少数人享受的特权，尤其是在这一特征最强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除了少数贵族之外，平民是没有“文化”可言的。但在实行科举制以后，一些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使东南的广大平民激动起来，只要稍有能力的人家都想仿效这些榜样，送子弟入学，以期能争得功名，抬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因此，宋代东南的文化普及浪潮是历史上罕见的，如福州的市区“巷南巷北读书声”
；建州“家有诗书，户藏法律”
；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
。这种文化的普及在社会上造成一个平民占多数的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文化突破了官僚贵族的狭小圈子，成为平民大众的艺术，进而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以宋代的话本来说，它被誉为中国小说的源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但是，它的产生是东南市民文化的成果，假使没有一批粗通文字的市民阶层，则不可能有话本流传的市场，或者，即使有，也不可能发展到较高的水平。由此看来，科举制对东南文化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科举制促进了东南出版业的发展。众所公认：中国的出版业在进入宋朝之后有了巨大的发展，究其发展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技术上的革新，而在于市场的开拓。唐代中国已经有了版刻技术，但它只是用于佛经的印刷，这是一种善事，而不是为了赢利，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产业。宋代出版市场的开拓则是因为科举事业对出版物的需求。由于东南有一个数十万人的考生市场，各种经书与考试辅导材料便成为最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南宋的岳珂说：“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今此等书遍天下，百倍经史著录，盖有不胜其禁且毁者。”
由于有了秀才、举子这一基本市场，宋代的出版业才得以发展。在出版业壮大之后，它的经营范围便不限于科举用书，而可以刊行医书、农书等实用书籍与话本小说，从而加快了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步伐。宋代有三大出版中心——杭州、建阳、成都，其中杭州出书最精，建阳出书最多，它们都在东南区域，反映出宋代东南出版业的领袖地位。
第三，科举制促进了东南学校的建设。自唐以来，朝廷便有了在地方设立县学与州学的制度，但由于科举录取人数较少，大多数学生没有出路，所以，唐代的地方学校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中。自宋代扩大科举名额，东南民众入学的要求空前高涨，他们期望地方有一些师资力量充分的学校，使其子弟得到良好的教育，为金榜题名打下扎实基础。宋代初年，莆田有一位书生方仪捐献自己的居室建兴化军学，当民间募集的钱都用完之后，他间关万里，伏阙上书，要求朝廷拨钱为兴化军建学堂。这一义举轰动了朝野。对朝廷许多官员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来自“南蛮”之地的学子会对儒学有这么大的热情！后来，朝廷拨钱 30 万，使其完成了建学堂的愿望。
方仪的行动，是东南民众渴望教育心愿的体现。在民众的推动下，东南各地掀起一个建学的热潮。江西、福建的州县，百分之百地建立州学与县学。在其他东南各路中，州学的建立是普遍的，县学的普及率也很高，两浙东路为 90％，两浙西路为 97％，江南东路为 82％，荆湖南路为 92％，而当时全国各路建立县学的普及率仅有 44％！可见，东南各路县学的普及率超过平均水平一倍以上，而且，许多地方都做到了每县有一县学。
不过，假使没有科举制，东南的学校是不可能这么普及的。
第四，科举制刺激了东南理学的发展。宋代科举制进士考试的内容几经变化，但自王安石建议以儒家经义为主后，儒家经典便在科举事业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为了适应科举，凡以科举为理想的学子，自幼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教育，为了真正理解儒家经典，他们需要加深对经典的研究，这是促成宋代理学兴旺的原因之一——理学毕竟是建立在儒家经典研究之上的一门学问。其次，科举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粗通儒家经典的学子，他们是理学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后备军。宋代的理学大师很少有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尽管许多人在成名以后对僵化的科举制度不满，但他们的理学基础往往是在参加科举的历程中奠定的。因此，东南科举业的发展，其实是为理学在东南的发展铺垫了道路。北宋的理学中心在河洛，早期的理学家也多为北方人。但到了北宋后期，程颢、程颐在伊洛授学，前来求学的多为东南的士子。程门四大弟子中，即有杨时、游酢两位福建士子。他们在赴京考科举之际，将理学的追求当做自己的主业。二程非常满意自己这两位来自“南蛮”之地的学生，说出了“吾道南矣”的名言。经过杨时、罗从彦、李桐迄至朱熹的传播，道学终于在福建这一“闽蛮”之地达到了它的顶峰阶段——闽学。《宋元学案》一书收录了 988 位宋元时期的理学家，其中福建178 人，浙江 157 人，江西 149 人，湖南 141 人，以上东南诸省共计 625 人，占总数的 63％。
第五，科举促进了东南文史艺术的发展。由于宋代的科举将诗赋、策论当作考试内容之一，吟诗作赋及撰写策论成了未来进士们必备的技巧，所以，随着东南科举业的发展，东南的文史艺术都有了相应的提高。例如：杨亿、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陆游、刘克庄、张元幹、杨万里、谢翱等著名诗人、词人都来自东南这一片充满灵秀的土地。以《辞海》所收录的 94 名宋代文学家而言，其中来自东南诸路的共有 62 人，占总数的 66％！
在鉴古知今思想的指导下，宋人为了打下撰写策论的基础并具备治国的素养，非常重视史学及编纂学，在这方面的名著中，有许多是东南学者的成就，例如《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新唐书》、《通志》、《通鉴纪事本末》等名著都是东南学者的成就。他们的余力波及艺术等领域，产生《乐书》、《律吕新书》等著作。
第六，科举制造成政治中枢的南人化。由于东南科举业发达，宋朝录取的进士多为南人，他们在朝廷中的潜在势力造成了政治中枢向南人倾斜的局面。北宋初年，面对南士大量涌入政坛的情景，以寇准为首的北方士大夫曾力图阻止南人为相。然而，随着朝廷中南人越来越多，江西人王钦若等终于人阁拜相。而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宋代的宰相多数出自南方，以闽士来说，他们当中任宰相的有：曾公亮、吴育、吴充、陈升之、章得象、蔡确、蔡京、蔡深、李纲、梁克家、留正等一大批人，在朝廷中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据《宋史》的宰辅表统计：宋代共有 50 位闽人担任了正副宰相
，而浙人在南宋时期，共有 20 人位至宰相。这种政治中枢南人化的倾向，在以前任何朝代都是见不到的，但在宋朝以后，则成为中国政坛的特点之一。它也是中国文化向东南倾斜一证。由此可见，科举制对东南文化优势的确立曾起了重要作用。假如没有科举制，二宋的东南文化能达到这一高度吗？审慎地对待这一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假使没有科举制，虽说中国文化向东南转移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一步伐肯定会减慢很多，而且在宋代肯定不会表现得这么强烈，这么精彩！
宋代科举所造成的东南文化优势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暂时现象，由于元明清科举制的延续，加之东南学在科举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实力，使东南的文化优势一直延续数百年。
明代可统计籍贯的进士有 22980 人，其中浙江的进士 3280 人、江苏进士2721 人、江西进士 2400 人、福建进士 2116 人，分别位居国内各省区的前 4名，东南其他地区是：广东 1377 名、湖南 426 名，在 18 省中分居第 8 名与第14 名。以上 6 省共计进士 12320 人，占 18 省总数的 54％
。清代东南区域的这一优势仍无大变。科举的优势使东南的文化优势得到延伸，以政坛人物来说，有人考察了《明史》入传人物的籍贯，其结论是：入传最多的几个县市都在东南区域，其中入传达 30～ 40 人的有：无锡、余姚、慈溪、福州、晋江、吉水、南昌等 7 县，入传人物达 40 人以上的有 6 县，它们是：松江 41 人、昆山 40 人、苏州 84 人、杭州 42 人、宁波 41 人、莆田 42 人。就《明史》阁臣入传人物的分布而言，江西 22 人、浙江 21 人、江苏 18 人，东南的三个省分别占居前三位。
东南在出版与教育方面的优势一如既往，明清时期中国印书最多的地方是福建的建阳书坊、长汀四堡乡、江西浒湾镇以及南京、杭州等都市。在教育方面，东南诸省的书院之多，也是其他省份所无法比拟的。明清时期的学术大师及文学家、艺术家多产于东南数省，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方面他们有许多研究成果，此处不再一一引述。总之，东南由科举人才造成的文化优势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东南的文化开发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中华文化是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长期以来，她的基本范围一直在中原。因此，中华文化向南方的开拓与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但是，对中华文化在南方的发展，我们不仅要看到秦皇汉武拓边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在当地主流地位的确定。否则，就如交州的历史所说明的——它虽在中原政权统治下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它最终还是作为中华文化的圈外文化而独自发展。从秦到唐初，南方广漠的地区对中原政权来说，都是边缘地带，其原因在于当地土著文化的地方性更胜于统一性。可是，由于中唐以来东南汉文化的发展，使东南成为中国汉文化新的支撑点，她不再消耗中原王朝对远方的统治能力，反而成为她最坚实的统治基础，中原王朝对南方的统治最终得到巩固，与东南汉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次，东南的开发还成为汉文化进一步向南发展的支撑点，汉文化在岭南、在台湾的发展与巩固，都是以东南区域文化发达为立足点的。总之，东南的开发，使汉文化突破了黄河流域的区域局限性，成为横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全国性文化。正如本文所指出：在这一文化大发展的浪潮中，科举制起了重要作用。
（《东南学术》1998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