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在上古被称为中国的蛮荒地带,但在中古时期,东南开始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行的。那么,是否科举制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吗?可否赋予科举制这一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的传统如此崇高的位置?当我最终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命题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但是,后一问题又不是我的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本文的中心,本文只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如实地体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如果它得出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结论,那并非作者有意地挑战,而只是从这一角度,作者只能得出这一结论而已。
东南地区位于中国东南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东部、安徽与江苏的南部,作为这一地区特征的地貌是连绵不断的大山与丘陵。在地球上,与中国东南同纬度的地区,大多是沙漠与荒原,唯独中国的这块土地郁郁葱葱。这是因为,中国的东南是古代东南亚半岛的延伸,她夹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由于西风带的影响,印度洋上空北上的水汽在遇到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之后,向着中国东南部滚滚而来,造成东南区域大范围、高密度的降水,有时,太平洋西进的气流也给中国东南带来降雨,于是,中国东南丘陵在其同纬度区域中成为唯一的以潮湿、温润气候著名的区域。
由于气候的影响,广阔的东南丘陵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与河流,这类亚热带森林也具备了热带森林的一些特点:树林高大茂密,林间藤萝密布,终日不见阳光,树叶上的滴水好像降雨,潮湿得令人难受。由于潮湿而且温热,东南森林中微生物繁殖很快,从古人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这里曾流行过疟疾、感冒、泻痢等流行病,被古人称之为瘴疠之地。很显然,就东南的原始地理条件来讲:它不很适宜人类生活,倒是那些能适应当地气候的动物在这里生存得很好,例如毒蛇、老虎、熊罴、鳄鱼,但是,它们在早期都是人类的敌人。
由于东南地理条件的限制,这里古文明的发展似比中原地区慢了一拍。说到这里,使我们想起了近年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区域,然后向四周传播。这是中原中心论一派的观点。近年,随着南方考古的新发现,表明南方也有许多上古时期的文明遗址,说明南方的文明起源不比北方中原地区迟。因此,在有关文明起源方面,又有了“满天星斗说”。其意是:中华文明起源不止是在中原,还包括东南、东北、西南等传统的边缘地带。就我个人而言,我接受中华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说,但我在接受这一点的同时,也认为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位并未动摇。因为,就南方文明来看,南方文明起源或不迟于北方,但其起源以后的发展速度确实比不上北方,一直未能形成中原那样文化发达的诸侯国群。就有文字的历史记载,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迄至公元 1000 年的三千年间,中国的中原文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东南长期是中国最落后的区域之一,而且,这一格局一直到隋朝统一南方,仍无大变化。隋代的扬州若扣除淮南诸郡,其江南部分仅 57 万多户,仅占全国人口的 6%。
长期以来,由于东南的人口稀少,而资源又特别丰富,人们谋生是比较容易的,因此,那时的南方人大都缺少改变自己的动力,社会发展较慢。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汉代的江南民众火耕水耨,且渔且猎,人无甚贫,亦无甚富,过着混沌、愚昧的生活。一直到唐代早期,中原人民仍将东南视作蛮荒地带,只有在流放官员时才想到南方的这块区域。长期以来,中国的长江以南都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朝廷对东南的统治也带有边缘区域的性质——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
东南的开发可以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期。在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东南文化远远落后于北方,除了江南地区一度有割据时期的北方侨民文化,大多数地区仍被视为蛮风瘴雨的地带。而且,中国一旦归于统一,江南的侨民文化便消失、倒退。很显然,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在北方。从当时中国各区域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层次来看,这一状况并不出人意料。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是因为这一战乱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的影响是深远的。唐朝的主要经济区一直在中原,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陷于长期的藩镇割据,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的混乱时期。在这二百年的动乱影响下,中原的过剩人口再次掀起南迁浪潮,而且,由于江淮一带已成为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这一次人口南迁的浪潮便越过江淮一带继续向南方渗透,导致浙江、江西与福建北部人口的增长,这些移民为了养活自己,大力开发南方丘陵地区的农业,从而使南方的大片沼泽变为良田,而水稻移栽方式的推广以及火耕水耨耕作法的改变,使南方稻米的产量渐渐超过了北方,于是,东南在中国区域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次,对唐朝廷来说,很现实的问题是:在中原藩镇割据发生后,她的统治区域只剩下南方,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富裕的东南区域,这样,管理好东南区域,便成为唐朝廷的头等大事。
中晚唐的东南在朝廷眼里仍是一个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除了江淮一带的民众素质较高,东南主要地区的民众仍有蛮僚习俗,他们喜乱好斗,动辄反抗朝廷,朝廷要巩固对东南的统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中唐以后,由于朝廷实际上失去了中原地区,在南方实行文化开发,便成为朝廷的重要任务。唐宗室李椅在任福建观察使之时,便在福州整修学堂,著名文学家独孤及说他的统治是“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将这句话译成现代白话文,其意为:那些好斗的孩子现在都在学文化,变成文质彬彬的好学生。继承李椅并取得更大成就的是常衮。常衮原在朝廷任宰相,因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贬到岭南的潮州任刺史。后来,他的学生上了台,便将他从流放地调至福建任观察使。而常衮治闽,将主要力量放在办理学校上。他亲自教子弟读书,对有才华的书生,他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这给予闽人极大的冲击。于是,在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家经典的高潮。为时不久,泉州学子欧阳詹考中与韩愈同榜的进士,在闽中学子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立志像欧阳詹一样,以优秀的文化素养成为众人倾慕的学者或者官吏、时代的佼佼者。在欧阳詹中举之后,又有许多闽人相继考上进士,尽管唐代录取进士数量十分有限,但从中唐时期开始热衷于科举的闽人,迄至唐末,已有五六十人考中进士。
除了福建之外,浙江、江西、广东、江南都有许多人中了进士,其数量也不亚于福建。从盛唐时进士多产于北方这一点来看,晚唐南方人取得成功,便成为一个很突出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的战乱有关。战乱时期,一向是武人的天下,文人是吃不开的。而这一战乱竟延续 200 年,这对北方的民俗便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在那种形势下,北方聪明的子弟多以练武为最佳出路,而少数文士饱经流离失所的辛酸,多到南方避乱。久而久之,这便造成北方文化的衰退与南方文化的崛起。五代时期,北方的梁、唐、晋、汉、周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化成就,而东南的南唐、闽国、吴越国,则成为才士云集的地方,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便是从这一时代开始的。
今天我们回顾唐五代时期东南文化的开发,不能不感到科举制的重要作用。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有教无类理想的产物,它确定了以才学选士的原则,在世人尚处在蔑视南方人的心态时,是它给予了南方人考试中举的机会与勇气。以欧阳詹来说,他以优美的文笔享誉家乡,但知道他的人不过是福州、泉州一带的文士而已。这类人物,在闽中是不少的,但由于没有走向全国的机会,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欧阳詹的幸运在于常衮发现了他,并向朝廷推荐,于是,欧阳詹有了机会去参加科举考试,并以第二名中举。这样,他便成为享誉长安的著名文士。与欧阳詹同榜的还有韩愈等人,欧阳詹与韩愈结成好友,相互切磋,在文学技巧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是唐代留下文集传世的少数文学家之一。如果不是科举制给了他机会,他也许会像家乡的许多前辈一样,在家乡默默地度过一生,中国文学史上,也就失去了一位不错的文学家。正是科举制,使南方学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但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每次科举制选人只有三四十名,官僚子弟与北方各道的荐举又占了绝对的优势,所以,南方人人选是很少见的。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渐渐认识了南方对自己的重要性,在科举制方面打破北方官僚贵族的垄断,有意选拔一些南方的士子,其实是朝廷的既定政策。由常衮推荐的欧阳詹能以第二名中举,排名在韩愈等人之前,表面看来是执政者给前宰相常衮的面子,实际上是朝廷有意给南方士子树立一个榜样,由它引发了南方的儒学浪潮,而朝廷对东南的统治,也就在这一浪潮中得到了巩固。
历经隋唐五代各朝代的演替,科举制已被认为最公道的选官方法。这一制度在宋朝得到延续与推广不是偶然的,而是门阀政治最终被埋葬的结果。由于古老的门阀制度在宋代已经不占重要地位,宋代官员的主要来源便是科举制,而且,由于时代不一样了,宋代科举制有了新的特点。首先,宋代科举制录取的名额大大增加了,从唐代每科三四十人发展到宋代每科数百人,这就给埋首穷经的士子予以更多的机会;其次,宋代的科举制业已制度化,由县到州,由州到朝廷的公开选拔,使多数学子有了平等一搏的机会。这与唐代的进士一定要有地方官推荐是不同的,它使更多的平民子弟能够通过层层考试进入最后的“决赛”;再次,宋代的科举考试没有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这就给文化发达的地区更多的机会,尤其东南地区,她渐渐成为考中科举最多的地方。
为什么东南士子会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势?第一,它与安史之乱后南北民风的变化有关。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在朝廷重视儒学教育的影响下,由“南蛮”变为身穿长衫的书生;而北方的民风日益强悍,儒学渐渐衰退。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宋代。宋朝是一个与战乱相终始的朝代,而且,这些战乱主要在北部边境。对北地边民来说,他们要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生存下来,首先要练武防身。其次,宋代朝廷的支出主要在北地边防地带,大量金钱像流水一样输往北方边境,使北方民众找到了一条最佳生活道路——当兵打仗,养家糊口,所以,晚唐五代北人重武的风气就此延续下来。重武的习俗必然导致北方人文素质的下降。再者,北方的战乱也造成北方的人才南下避乱。以杨时来说,他是南北宋之交有名的大儒,但其祖先是北方移民,源出于陕西、河南一带著名的弘农杨氏。他的祖先移民到南方,并在南方扎根,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实质是北方文化的南移。迨至宋室南迁,中原民众大举南下,北方的精英荟萃东南,这使北方重武、南方重文的习俗更有发展。
第二,与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关。东南的水稻农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其亩产量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这使东南从此以富裕闻名天下。其次,东南的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经商致富的人家较多,而培养子弟从事科举考试,正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钱财的行业,关于这一点清代的沈尧是这么说的:“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农桑之业者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
对北方务农的家庭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经商人少,要筹足培训子弟的经费较难。但对南方商业发达的地区而言,由于市面上流动的钱财较多,想方设法赚一笔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南方能有更多的人去考科举。
第三,与南方人的奋斗有关。对长期被视为“南蛮”的南方人来说,科举是他们在文化上翻身的大好机会,也是进入中枢机构的大好机会。从秦汉到唐五代,中国的中央政权历来由北方人控制,南方人根本没有办法加入中枢机构。宋代科举制的实行,实际上给南方人很大的机会。由于长期被视为“南蛮子”,比之北方人,他们更有一种要在文化上翻身的动力。而且,他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蛮劲”,使他们成为最好的学生——当北方人将儒学当做小农经济的副业时,是东南的子弟将科举变成了终生奋斗的目标。这些“职业”选手对科举的投入当然不是北方人所能比的。他们像父辈一日十几小时在田里劳动一样,每天从早到晚抱着经书背诵,如果说倒背如流在后世已成为不可能的夸张词,但在古代东南学子那里绝对不是神话,而是许多学子都能实现的现实。由于他们超出常规的奋斗,命中率高于其他地区其实是很正常的。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其英文著作《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一书中统计,在两宋近三万余名进士中,福建路有“进士 7144 名,两浙东路有 4858 名,江南西路有 3861 名,两浙西路有 3646 名,江南东路有 2645名,成都府路有 2012 名,其他诸路皆在 1700 名以下。”
从其统计数据看,在其所搜集的 28324 名宋代进士中,东南的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共有进士 22154 名,占总数的 78%。毫无疑问,东南各省考中科举的人数在宋代各区域中占绝对优势。
那么,东南科举的绝对优势能否说明东南文化的绝对优势呢?在二者之间画等号恐怕会引起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异议。但我们看到:科举制促进了东南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导致了东南文化的飞跃。
第一,科举制导致了东南文化的普及浪潮。在科举制普遍推广之前,文化一直是少数人享受的特权,尤其是在这一特征最强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除了少数贵族之外,平民是没有“文化”可言的。但在实行科举制以后,一些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使东南的广大平民激动起来,只要稍有能力的人家都想仿效这些榜样,送子弟入学,以期能争得功名,抬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因此,宋代东南的文化普及浪潮是历史上罕见的,如福州的市区“巷南巷北读书声”
;建州“家有诗书,户藏法律”
;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
。这种文化的普及在社会上造成一个平民占多数的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文化突破了官僚贵族的狭小圈子,成为平民大众的艺术,进而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以宋代的话本来说,它被誉为中国小说的源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但是,它的产生是东南市民文化的成果,假使没有一批粗通文字的市民阶层,则不可能有话本流传的市场,或者,即使有,也不可能发展到较高的水平。由此看来,科举制对东南文化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科举制促进了东南出版业的发展。众所公认:中国的出版业在进入宋朝之后有了巨大的发展,究其发展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技术上的革新,而在于市场的开拓。唐代中国已经有了版刻技术,但它只是用于佛经的印刷,这是一种善事,而不是为了赢利,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产业。宋代出版市场的开拓则是因为科举事业对出版物的需求。由于东南有一个数十万人的考生市场,各种经书与考试辅导材料便成为最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南宋的岳珂说:“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今此等书遍天下,百倍经史著录,盖有不胜其禁且毁者。”
由于有了秀才、举子这一基本市场,宋代的出版业才得以发展。在出版业壮大之后,它的经营范围便不限于科举用书,而可以刊行医书、农书等实用书籍与话本小说,从而加快了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步伐。宋代有三大出版中心——杭州、建阳、成都,其中杭州出书最精,建阳出书最多,它们都在东南区域,反映出宋代东南出版业的领袖地位。
第三,科举制促进了东南学校的建设。自唐以来,朝廷便有了在地方设立县学与州学的制度,但由于科举录取人数较少,大多数学生没有出路,所以,唐代的地方学校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中。自宋代扩大科举名额,东南民众入学的要求空前高涨,他们期望地方有一些师资力量充分的学校,使其子弟得到良好的教育,为金榜题名打下扎实基础。宋代初年,莆田有一位书生方仪捐献自己的居室建兴化军学,当民间募集的钱都用完之后,他间关万里,伏阙上书,要求朝廷拨钱为兴化军建学堂。这一义举轰动了朝野。对朝廷许多官员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来自“南蛮”之地的学子会对儒学有这么大的热情!后来,朝廷拨钱 30 万,使其完成了建学堂的愿望。
方仪的行动,是东南民众渴望教育心愿的体现。在民众的推动下,东南各地掀起一个建学的热潮。江西、福建的州县,百分之百地建立州学与县学。在其他东南各路中,州学的建立是普遍的,县学的普及率也很高,两浙东路为 90%,两浙西路为 97%,江南东路为 82%,荆湖南路为 92%,而当时全国各路建立县学的普及率仅有 44%!可见,东南各路县学的普及率超过平均水平一倍以上,而且,许多地方都做到了每县有一县学。
不过,假使没有科举制,东南的学校是不可能这么普及的。
第四,科举制刺激了东南理学的发展。宋代科举制进士考试的内容几经变化,但自王安石建议以儒家经义为主后,儒家经典便在科举事业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为了适应科举,凡以科举为理想的学子,自幼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教育,为了真正理解儒家经典,他们需要加深对经典的研究,这是促成宋代理学兴旺的原因之一——理学毕竟是建立在儒家经典研究之上的一门学问。其次,科举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粗通儒家经典的学子,他们是理学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后备军。宋代的理学大师很少有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尽管许多人在成名以后对僵化的科举制度不满,但他们的理学基础往往是在参加科举的历程中奠定的。因此,东南科举业的发展,其实是为理学在东南的发展铺垫了道路。北宋的理学中心在河洛,早期的理学家也多为北方人。但到了北宋后期,程颢、程颐在伊洛授学,前来求学的多为东南的士子。程门四大弟子中,即有杨时、游酢两位福建士子。他们在赴京考科举之际,将理学的追求当做自己的主业。二程非常满意自己这两位来自“南蛮”之地的学生,说出了“吾道南矣”的名言。经过杨时、罗从彦、李桐迄至朱熹的传播,道学终于在福建这一“闽蛮”之地达到了它的顶峰阶段——闽学。《宋元学案》一书收录了 988 位宋元时期的理学家,其中福建178 人,浙江 157 人,江西 149 人,湖南 141 人,以上东南诸省共计 625 人,占总数的 63%。
第五,科举促进了东南文史艺术的发展。由于宋代的科举将诗赋、策论当作考试内容之一,吟诗作赋及撰写策论成了未来进士们必备的技巧,所以,随着东南科举业的发展,东南的文史艺术都有了相应的提高。例如:杨亿、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陆游、刘克庄、张元幹、杨万里、谢翱等著名诗人、词人都来自东南这一片充满灵秀的土地。以《辞海》所收录的 94 名宋代文学家而言,其中来自东南诸路的共有 62 人,占总数的 66%!
在鉴古知今思想的指导下,宋人为了打下撰写策论的基础并具备治国的素养,非常重视史学及编纂学,在这方面的名著中,有许多是东南学者的成就,例如《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新唐书》、《通志》、《通鉴纪事本末》等名著都是东南学者的成就。他们的余力波及艺术等领域,产生《乐书》、《律吕新书》等著作。
第六,科举制造成政治中枢的南人化。由于东南科举业发达,宋朝录取的进士多为南人,他们在朝廷中的潜在势力造成了政治中枢向南人倾斜的局面。北宋初年,面对南士大量涌入政坛的情景,以寇准为首的北方士大夫曾力图阻止南人为相。然而,随着朝廷中南人越来越多,江西人王钦若等终于人阁拜相。而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宋代的宰相多数出自南方,以闽士来说,他们当中任宰相的有:曾公亮、吴育、吴充、陈升之、章得象、蔡确、蔡京、蔡深、李纲、梁克家、留正等一大批人,在朝廷中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据《宋史》的宰辅表统计:宋代共有 50 位闽人担任了正副宰相
,而浙人在南宋时期,共有 20 人位至宰相。这种政治中枢南人化的倾向,在以前任何朝代都是见不到的,但在宋朝以后,则成为中国政坛的特点之一。它也是中国文化向东南倾斜一证。由此可见,科举制对东南文化优势的确立曾起了重要作用。假如没有科举制,二宋的东南文化能达到这一高度吗?审慎地对待这一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假使没有科举制,虽说中国文化向东南转移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一步伐肯定会减慢很多,而且在宋代肯定不会表现得这么强烈,这么精彩!
宋代科举所造成的东南文化优势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暂时现象,由于元明清科举制的延续,加之东南学在科举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实力,使东南的文化优势一直延续数百年。
明代可统计籍贯的进士有 22980 人,其中浙江的进士 3280 人、江苏进士2721 人、江西进士 2400 人、福建进士 2116 人,分别位居国内各省区的前 4名,东南其他地区是:广东 1377 名、湖南 426 名,在 18 省中分居第 8 名与第14 名。以上 6 省共计进士 12320 人,占 18 省总数的 54%
。清代东南区域的这一优势仍无大变。科举的优势使东南的文化优势得到延伸,以政坛人物来说,有人考察了《明史》入传人物的籍贯,其结论是:入传最多的几个县市都在东南区域,其中入传达 30~ 40 人的有:无锡、余姚、慈溪、福州、晋江、吉水、南昌等 7 县,入传人物达 40 人以上的有 6 县,它们是:松江 41 人、昆山 40 人、苏州 84 人、杭州 42 人、宁波 41 人、莆田 42 人。就《明史》阁臣入传人物的分布而言,江西 22 人、浙江 21 人、江苏 18 人,东南的三个省分别占居前三位。
东南在出版与教育方面的优势一如既往,明清时期中国印书最多的地方是福建的建阳书坊、长汀四堡乡、江西浒湾镇以及南京、杭州等都市。在教育方面,东南诸省的书院之多,也是其他省份所无法比拟的。明清时期的学术大师及文学家、艺术家多产于东南数省,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方面他们有许多研究成果,此处不再一一引述。总之,东南由科举人才造成的文化优势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东南的文化开发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中华文化是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长期以来,她的基本范围一直在中原。因此,中华文化向南方的开拓与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但是,对中华文化在南方的发展,我们不仅要看到秦皇汉武拓边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在当地主流地位的确定。否则,就如交州的历史所说明的——它虽在中原政权统治下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它最终还是作为中华文化的圈外文化而独自发展。从秦到唐初,南方广漠的地区对中原政权来说,都是边缘地带,其原因在于当地土著文化的地方性更胜于统一性。可是,由于中唐以来东南汉文化的发展,使东南成为中国汉文化新的支撑点,她不再消耗中原王朝对远方的统治能力,反而成为她最坚实的统治基础,中原王朝对南方的统治最终得到巩固,与东南汉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次,东南的开发还成为汉文化进一步向南发展的支撑点,汉文化在岭南、在台湾的发展与巩固,都是以东南区域文化发达为立足点的。总之,东南的开发,使汉文化突破了黄河流域的区域局限性,成为横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全国性文化。正如本文所指出:在这一文化大发展的浪潮中,科举制起了重要作用。
(《东南学术》1998 年第 6 期。)
陈元光开漳是福建开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隋末唐初的福建仍是动乱不安的地区,经常发生反抗朝廷的暴动。陈元光建立漳州之后,唐朝有效控制了中国东南区域,福建地区的形势逐渐缓和,成为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区域。
在唐以前,福建被称为好动易乱的地区。六朝时期,福建发生了多次民众起义反抗压迫的事件,一些地方豪强乘机割据地方,在福建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事。隋朝是一个短促的朝代,在其进军闽中之初,闽中也曾发生反隋战争。隋末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发生,“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其时,福建被称为建安郡,所谓建安豪杰,即为闽中土豪大族。他们响应余杭刘元进领导的反隋斗争,纷纷起兵,袭击隋军,并将隋朝的地方官拘捕。隋炀帝大业十年六月,“贼帅郑文雅、林宝护等众三万,陷建安郡,太守杨景祥死之”。
隋代的建安郡在闽县,攻克建安郡,便控制了全闽,可见,这一次起义的规模相当大。
隋末唐初,东南一带先后被沈法兴、李子通占据。唐武德元年,李子通向唐朝称臣,建安郡也被纳入唐朝的统治范围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李子通反唐失败,被唐朝铲除。随后,唐军全面接管李子通的辖境,史册记载,唐武德五年(622 年)春正月,“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其中的“泉州(今为福州)”、“建州”应是指闽中辖地。这说明武德五年,唐朝的官员随着军队正式进入福建诸州。不过,建州随即发生叛乱事件,《闽书》记载:叶颢任建州刺史,“会妖贼武遇作乱,婴城捍之。城陷,不屈死,建人立庙富沙祀焉”
。从刺史被杀这一件事来看,当时建州的战事有一定规模。
福建的沿海也有治安问题。福建沿海生活着被史家称为“游艇子”的疍人,在隋代,他们一度支持王国庆等人的叛乱,在唐代初年,应是一支自成系统的武装。据《三山志·兵防类一·诸厢禁军》的记载,唐朝在唐高祖李渊时,设置了“越福十二州招讨海贼使”,可见,当时的海上问题让唐朝困惑。不过,《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夌、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
以上记载表明唐朝统一闽中之后四年,被称为“游艇子”的疍人归属朝廷,贞观年间更成为朝廷的纳税户,这对唐朝海上治安是有利的。
唐初的闽中虽然没有大起义发生,但因隋末民众起义的影响,岭南长期动乱不安,《八闽通志》记载:“隋末盗贼蜂起,自刘武周而下四十有九处。[唐]太宗渐次芟夷,独闽广间犹有余孽。嗣圣元年,徐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又有梁感者为之羽翼。朝廷遣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提兵三十万众以破之。而梁感之徒尚在也。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捐命陨躯而后已。”
据此,岭南一带入唐之后仍然动荡不安,而且经常影响闽中。如果没有陈元光的奋战,发自岭南的动乱无疑会波及福建,并引起福建的大乱。
漳州位于岭南与福建交界处,并且扼守福建通向岭南的主要陆路。这里要说明的是,唐代中原与岭南的联络有三条陆路,其是通过湖南、广西之间的灵渠,进入西江流域,然后东下进入广州;其二是翻越江西与广东之间的大廋岭,顺北江下航,抵达广州;其三是沿着福建沿海向南,经过漳州进入广东的潮州,再进入广州。唐代五岭山脉居住着瑶、俚等少数民族,他们对朝廷的命令视若等闲,有时听,有时不听,经常发动反对官府的暴动,因而,从江西或从湖南进入岭南的道路经常堵塞。许多官员进入岭南,都要从漳州路过。晚唐宰相李德裕正是在路过漳州时在漳州的驿站留下了诗句。然而,在漳州建立之前,唐朝对南方的控制不力。唐朝在闽中的泉州(今福州)和建州都位于偏北的区域,泉建之南是大片旷野,地广人稀。一旦岭南暴动民众进入,便会控制闽南的民众,从而引发波及闽中的大暴乱。这样,福建就难得安宁了。
由于漳州扼守通往岭南的大路,而岭南又经常发生暴乱,陈元光建漳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漳州的建立,表明官府在闽南有了重要的据点,官军可以依靠漳州,控制东南一角。从战略上可以将漳州看成岭南暴乱的防波堤,它挡住了岭南暴动民众的北上,使闽中的反政府力量难以和岭南反抗势力结合,从而大大制约了岭南暴动的影响。历史表明,这是闽中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陈元光对开发漳州的重大贡献,闽人一直对他的事迹具有浓厚的兴趣。但正如前人的咏诗:“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陈元光的事迹多在民间传播,正史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有关陈元光的事迹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在福建的主要方志中,明代中叶成书的《八闽通志》尚无陈元光的传记,迄至明末何乔远的《闽书》,才根据陈氏家谱记载了陈元光的事迹。但是,这一篇记载与前史零星记载多不相合。例如,关于陈元光的籍贯,唐代林宝的《姓纂》作河东人,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第 91 卷朱昱的《威惠庙记》也说,“陈元光,河东人”,明嘉靖《龙溪县志》亦作河东人,以上材料足以证明陈元光为河东人,但《闽书》却记作固始人。按说,后人的家谱将祖先籍贯记错是罕有的,但据明代天顺年间户部主政郑和所撰《重修家谱叙》一文,陈氏家族的原谱在天顺年间丧失:“所恨者,天顺五年辛巳五月夜间,大作风雨,洪水泛滥,宗室遭潦,宗子举家溺死,筐荚流疏,而大宗之谱,匹夫无稽。而今而后,徒闻支分之小宗而谱罔觉,大宗之总牒,稽之故老,质之遗系,特闻其略,事弗得其详,使人有遗憾焉”
。
由于陈氏大宗谱的丧失,而支谱追述祖先的历史难免有传说的成分,所以,今人记载陈元光的家族相当混乱。陈元光在广东的子孙记载他们的祖先陈洪是广东义安郡丞,陈政为唐将军。而漳州的族谱记载陈政、陈元光父子为河南固始县人,与王审知同籍,但先于王审知二百年入闽。其入闽时,率固始府兵3600 名,副将许天正以下 123 名,并从浦城仙霞岭南下。路上陈政病故,陈元光幼年领兵入漳,后率 58 姓屯驻漳水一带,所以,漳州人多为固始县人后裔。
以上是后人重修的陈氏族谱的记载,其中有许多传说的成分,何乔远的《闽书》有所取舍地采纳了其中一部分,仍有许多不可信之处,因此,本书不用《闽书》及明代中叶以后的族谱材料,仅据明中叶以前史料的记述来描述陈元光开漳的历史。
根据上述史料的记载,陈元光是河东人,河东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二省的交界处,在历史上以出产武将闻名。李唐起兵太原,部下多有河东人,而《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二八也记载:陈政娶妻吐万氏,吐万氏是北魏鲜卑大姓,生活于今内蒙古、山西一带,陈政与其通婚,说明他的确是河东人,否则,他若是南方土著,不可能与北边的吐万氏通婚。这样看来,所谓陈政是“岭南土著”、“义安人”诸说都是可以否定的。后来陈政随唐军入闽,宋代的《仙溪志》记载:“威惠灵著王庙二,在枫亭之南、北。按,漳浦《威惠庙集》云:陈政仕唐副诸卫上将,武后朝戍闽,遂家于温陵之北,曰枫亭,灵著王乃其子也。今枫亭二庙旧传乃其故居”
。根据这条史料,陈政于武则天时期入闽,居于仙溪县境内,当时仙溪县属于泉州。若这条史料可信,陈氏家族主要活动于福建境内,而不是广东,他平定泉潮间的叛乱,应是从泉州出兵,而不是从广东北上。
陈元光的主要事迹是平定蛮獠叛乱,建立漳州。《舆地纪胜》记载:“陈元光,河东人。家于漳之溪口。唐仪凤中,广之崖山盗起,潮泉响应。王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云霄为漳州,命王为左郎将守之。后以战殁,漳人哭之恸,立祠于径山。有‘纪功碑’、‘灵应录’见于庙云”
。
据此,陈元光出现于闽粤的政治舞台,主要是在唐仪凤年间镇压广东的崖山之盗,此前他只是一位将军的后裔,尚无功名。对他家世了解,只能到此。
在唐以前,福建被称为好动易乱的地区,六朝时期,福建发生了多次民众起义反抗压迫的事件,一些地方豪强乘机割据地方,在福建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事。岭南一带入唐之后仍然动荡不安,直到陈元光平定岭南陈谦的造反,建立漳州,岭南才逐渐平定下来。
漳州位于岭南与福建交界处,漳州的治安,同样也会影响到福建,所以,漳州的建立,对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陈元光南下开漳,漳州柳营江的《白石丁氏古谱》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族谱,丁氏祖先丁儒为陈政的军谘祭酒,后辅佐陈元光。丁氏后人丁知几为南宋时漳州官宦人家,其后代人多有名儒,按说丁氏家族的族谱是较为可靠的,但据其族谱,丁儒为丁知几的第九代祖先,而丁知几所生活的年代上距陈政时期达四五百年,四五百年可以传 20 代人,所以,丁儒所生活的年代,应为唐末,而不是唐代的前期。丁儒只怕不会是陈政的幕僚。因此,丁氏族谱对陈元光史实的记载,只能看做漳州早期的民间传说。不过,丁氏家谱修成看来比陈氏现有家谱更早些,所以,它所叙说陈元光的事迹与陈氏家谱颇有出入,学者认为:丁氏家谱对陈元光史实的记载更可靠些。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史料出现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白石丁氏族谱·懿迹纪》的记载:
“先是,泉潮之间,故绥安县地。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獠蛮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自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恶,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至是,府君首议与将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祭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抚而籍之。咸亨四年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寇,阻盘陀诸山为塞,仪凤之初,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其自垦田,共为声援。盖辟土开疆,招徕黎庶,府君功称最焉。未几,将军政没,子光代,府君复赞嗣将军,元光张皇武事,诛首恶,徙顽民,而民始畏威见德云。会有潮寇陈谦者,结土蛮苗自成、雷再兴等攻潮阳,又佐将军元光讨平之。其西北山峒之黎,林木阴翳不通,乃开山取道,兴陶铸,通贸易,因土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请置郡漳浦驻刺史以镇压之。垂拱二年己酉,诏陈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得专制境内。丁儒以左丞事郎佐郡参理州事,统漳浦、怀恩二邑,至南诏镇,于是,劝课农田,惠工通商。财用以阜,其负固未服者率轻锐捣平之。上下闽广间,始得相安故业云。……(唐景云二年)潮寇与土蛮复作,将军元光陨于战,漳人哀而祠之”。
以上对陈政、陈元光开漳前后艰难的征战历程,毫无粉饰之处,唯独将陈氏父子的功劳,都写成丁儒参谋之功,是否有据,在正史中无法印证。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一点,可从这条记载了解当时陈政、陈元光父子率汉人南下漳州与蛮獠作战的历史。它反映了汉族在漳州一带屡进屡退的过程。早在六朝时期,九龙江以南即有绥安县,后来因为蛮獠的入侵,绥安县被迫放弃。唐代初年,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南下,且战且屯,重又占据漳州沿海一带的平原,最后建立漳州。但汉族与蛮獠的战斗,并非都是汉族取胜,在蛮獠的反击下,漳州刺史陈元光战死。据福建方志的记载,漳州设立时,仅管辖九龙江以南的地方,原有怀恩、漳浦二县,据说,怀恩县在今诏安境内。从郡县设置来看,二县的设立对南方的开发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六朝时期泉潮之间道路不通,那么二县设置之后,漳州沿海一带被汉族控制,从福建到广东,就不一定要走水路了。而且,汉族重新获得开发漳州的一个据点。但是,为时不久,怀恩县被撤销,而漳州的州治不断向北迁移,从云霄迁入漳浦的李澳川,又从漳浦迁入九龙江以北、原属泉州的龙溪县。可见,陈元光经营漳州,只是取得部分成功。蛮獠在漳州境内还有很大的实力,在陈元光取得一时的胜利之后,汉人又被迫向北撤退。不过,历经反复之后,汉人最终控制了漳州沿海一线地区。因为唐代中后期,从泉州经过漳州到潮州,是汉族从北方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相传漳浦的驿站中,尚留有唐代宰相李德裕流放岭南路程中的诗句,这说明朝廷的一些官员是从这里进入岭南的。
但是,唐代漳州的人口较少,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唐代中叶漳州政府所掌握的人口仅有 1343 户,是福建人口最少的区域之一。漳州的首县是龙溪,当地县志承认:“龙溪自梁以前犹阻声教,輶轩之采弗及也。(梁)大同置邑列职方矣,乃历陈迄唐数百年,俗不通于上国,记载无闻,至宋而乃有述焉
。”其实,直到北宋,漳州仍是蛮荒之地,王安石《送李宣石倅漳州》一诗云:
“闽山到漳穷,地与南粤错。
山川郁雾氛,瘴疠秋冬作。
荒茅篁竹间,蔽亏有城郭。
居人特鲜少,市井宜萧条
。”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时漳州在北方人心中还是荒凉的海疆地区。五代的漳州自然不会比百年之后的漳州更好些。
尽管陈元光开发漳州只取得部分成功,但从全闽的局势来看,漳州建立后,将蛮獠的反抗局限于漳州局部地区,它不再影响闽中北部的主要开发区,因而促成了福建北部区域的发展。
因隋末唐初闽中经常发生动乱,唐代官员常将闽中视为畏途。杜佑的《通典》评论:“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唐代文学家独孤及说:“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岂椎髻殊俗,覆车畏途,足为志士之怵惕哉。”
可见,闽中“易动好乱”的习俗给官员留下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盛唐及中唐的闽中虽无大乱,但小规模的暴动及一些阴谋家策划反政府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福州刺史管元惠于开元十七年(729 年)至开元二十六年管理福州,他在位时涉及了一个重要案件的处理。“前守李祎之诬澄州刺史韦守盈反。劾祎之不道,获赃贿万计。明守盈不叛,免子弟千余。”
此案的澄州刺史韦守盈,应是退休在家,被前任福州刺史李祎之诬为叛逆,因而被判有罪,牵连子弟千余人。管元惠接任之后,平反了这一案件。这类案件之所以会发生,应是官府对民间谋叛运动十分担心,所以才会连累无辜官员。
又据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铭》记载,陈夫人的曾祖陈僖,也曾遇到长官谋叛事件。陈僖原为福清人,“爱仁好义,博施虚襟,俊义归之,鳞萃辐辏,故门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时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乃刳舟剡楫,罄家浮海,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之嘉禾里是也。”
导致陈僖避难厦门岛的原因,就是其上级有割据闽中之谋。
再如,中唐时期的刘长卿有《送乔判官赴福州》一诗:“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
其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一联,说明当时的闽中刚遭受了战乱。
然而,盛唐及中唐时期闽中酝酿的战乱,其实都未能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唐朝加强了对闽中的统治。隋朝的闽中只设一个州,即福州(当时名为泉州),唐初又增设建州,再后是漳州、泉州、汀州。五州各据要点,对福建的统治显然更为巩固。此外,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福建还设立了泉山府兵以及福建经略使。
关于泉山府兵,宋代的《三山志》略有记载。1980 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块唐代的神道碑,其主人为:唐故中大夫、福州刺史管元惠。碑文曰:“公讳元惠,平昌人也。”“开元十七年(729)除使持节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经略军使。”开元二十六年,管元惠来朝京师,病死当地,终年七十四岁。
管元惠对福建的建制有较大影响。碑文说其“及领福地,风俗轻剽,封域险涩,置汀州以绥压,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抚。”这里涉及了汀州及泉山府的设置。考《三山志》,福州原设闽州都督府,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十九年,置泉山府兵。二十一年置汀州。
其时管元惠应在任上。不过,《三山志》没有提到管元惠,而是将福州设泉山府兵一事系于按察使席豫。《三山志》引席豫的奏文中说:“福泉等州山洞僻远,江海广深,请于福州置上折冲府兵千二百人。”阅读此处史料要注意的是:福州都督府的职务多由福州刺史兼任,而安抚使是更高一级的官员,顾炎武的《日知录》研究唐代制度时说:“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禇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廵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決。牧守已下,以贤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廵撫。”
他们的职务远高于刺史。据《旧唐书·席豫传》,席豫是玄宗朝的宠臣,长期在朝廷任职,一度出任“江南东道巡抚使”。《新唐书·席豫传》说席豫“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唐代的“巡抚使”又称“安抚使”,他们受皇帝之命到地方考核地方官员,拥有选拔、废黜地方官的权力,也有权力变更地方的一些制度。席豫是一个认真的官员,《新唐书·席豫传》说席豫到过南方,“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敎以埋敛,明列科防。俗为之改。”他奏请设置福州的“泉山府兵”,应是在“江南东道巡抚使”任上。其时,福州刺史归其管辖。开元十九年管元惠上奏请设“泉山府兵”,应是由席豫转达朝廷的。
管元惠的墓志铭明确地说,他在任上“作泉山府四”。据《三山志》,置泉山府兵是开元十九年的事,而设置汀州是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说,他是先设泉山府兵四,而后才设置汀州。那么,这四支泉山府兵显然是分属福建四州的,即福州、泉州、建州、漳州。至于它为什么叫泉山府兵,应与福州有个泉山有关。相传福州的泉山即为冶山,它应是泉山府兵的驻地,也是福建府兵的最高管理单位,所以,福建的府兵就叫“泉山府兵”了。
泉山府兵设置后,多次参加平叛战斗。独孤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江东节度使曾经调泉山府兵将领左璋“率弩手一百五十人为左翼军”,参与诱歼“余姚草贼龚厉”的战斗。
从盛唐、中唐福建的形势看,虽然民间尚有反抗运动,但其暴动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隋末唐初。这与唐朝统治政策成功有关。例如,管元惠管理福州,就很重视文武两手并用。“及领福地,风俗轻剽,封域险涩,置汀州以绥压,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抚。”碑文最后的铭词称颂管元惠:“既执藩柄,又壮军麾。仗义边肃,宣和俗移。化本义及,教与和皆。海服孔淑,闽落允怀。”
在统治政策方面,唐朝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其一,怀柔远人,轻徭薄赋。其二,重用土著官吏。其三,改善吏治。
漳州等州的设置也是重要的一条,新设的州县将反叛力量割断,使其不能互相支援,迅速形成较大规模的叛乱,从而被官府分别击败。这是唐代闽中没有民众大起义的原因。
六朝福建的历史,基本上是民众反抗的历史,隋朝则是闽中百姓反抗暴政的最高峰。入唐以后,因朝廷政策的调整,也因漳州等州的设置加强了官府对地方的控制,福建沿海和福建北部,都进入了大开发时代。以福建的总人口来说,隋朝为 12420 户,唐开元年间为约 109311 户,天宝年间为 91186 户、410587口,建中年间为 93535 户、536581 口。和隋朝相比,唐代福建人口的增长是十分明显的。这些人口主要集中于闽北和福建沿海。其中闽南的泉漳二州占相当比例。开元年间泉漳人口共有 52444 户,天宝年间为 29652 户,建中年间为27219 户。其时,闽南的人口主要集中于晋江与九龙江流域,以及沿海一线。从城市建筑可以看出,当时的福建城市是相当繁荣的。
福州城。福州城建于汉代,坐落于冶山脚下。近来在这些地方发现汉代的建筑遗迹。晋代太康三年(282 年)设立晋安郡,太守严高于屏山南麓筑城,但规模较小。唐末,福建观察使郑镒拓建子城,以砖贴城,建筑界传说该城是中国第一座砖城,在中国建筑史上亦有一定意义。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 年),王审知修筑罗城,城长号称 40 里,将子城和老城囊括在内;后梁开平元年(907 年),王审知又增筑南北月城。经过几代人的修筑后,福州城日益壮丽,它的商业区也不断向南扩张,例如安泰桥一带:“唐天复初为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
建州的城墙建于唐代中叶。“建中元年(780 年),刺史陆长源改筑县城为州治,周九里三百四十三步,高二丈,广一丈二尺,门九”。唐昭宗天祐年间,王审知派孟威任建州刺史,他在任上添筑南罗城。闽国后期,王延政割据建州,于闽王羲永隆三年(941 年)扩建建州城,“周二十里”,周长为旧城的一倍。
王延政在建州也修建了不少宫殿,他所建的五凤楼即今日尚存的鼓楼。虽说建州鼓楼经历年重建,已非当时原貌,但从其占地范围来看,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因此,殷国大臣潘承祐曾批评王延政“宫室台榭,崇饰无度”。
五代宋初,建州是南方有名的大城,闽国末年,建州城内有六七万市民。
宋初杨亿回顾道:“建安大邦,保界闽粤,绵地八百里,生齿十万室”。
泉州城初建于唐乾元以前,后称之为子城,“周围三里百六十步”。
子城在五代时多次扩建。“唐天祐年间,王延彬知军州事。其妹为西禅寺尼,拓城西城以包寺”。留从效割据泉漳后,在子城外围建筑泉州罗城,罗城的周长有 23里。环城栽刺桐树,从此,“刺桐城”名扬天下。陈洪进统治泉州时,“复拓城东北地”,周长 23 里。经过几次拓建,泉州城区范围日益扩大。因为城的形状不规则,所以,五代时泉州城被称为“葫芦城”,它也是东南名城之一。
以上史实足以说明唐代福建的发展。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在唐以前,福建是“好动易乱”的地区,民众不断发起暴动,导致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停滞。唐代初年,南方的暴乱仍然经常发生。迄至陈元光奏建漳州之后,福建的历史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有小规模的暴动发生,但总体趋势走向和平。这是因为,漳州、泉州、汀州等州的建立,使朝廷对闽中的控制由点及面,统治的基础得到巩固。尤其是漳州的建立,割断了闽中与岭南反叛势力的联系,使动荡的岭南不再对闽中施加较大影响,使福建的北部及沿海区域得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大发展。所以说,陈元光开漳是福建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本文部分章节发表于:漳州师院《闽台文化交流》2010 年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