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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壮麟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2）中写道：“语篇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因此它必然包括两种自然语言：书面语和口语。前者英语为text，尤指书面语、篇章，为欧洲学者研究颇深领域；后者英语词为discourse，尤指口语，为英美学者研究较多领域。
语篇分析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用语言学的句法、语法、意义、语境、功能等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其中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运用最广。此外，它还吸收了哲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一个极有活力的新兴学科。
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由于语篇分析主要是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探讨语言学理论与哲学的关系，能从中梳理出点点滴滴语篇分析的哲学渊源，为我们当前的语篇理论研究提供哲学与历史的思辨背景。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光辉至今仍照耀人类，语篇分析中的许多观点都与他们的语言观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例如，柏拉图认为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语言是表达和传达知识的工具，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语篇分析中的语境研究可溯源至此）；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思辨的判断方式，并提出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把口语当成第一性的，把书面语当成第二性的（徐有渔，1996）（这可谓最早的语篇意识的萌芽）。另外，柏拉图的语言观还有，“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对话语作语义解释”，“把可接受性或用途作为理想化标准”等等（胡壮麟，1989）。而 200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进行语篇分析时，也是“意义的选择必须根据‘合适性’来考虑，即要考虑文化环境、情境环境和上下文语境（黄国文，2001）”。语篇分析有着来自古希腊的哲学渊源，由此可窥一斑。
欧洲的中世纪是指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5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近千年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整个欧洲几乎被神学笼罩，学术建树不多。这一时期的最高经典《圣经》遂成了哲学家研究语言的灵感和引证的来源。“被引证得最多的是《圣经－旧约》第十一章中的一段话，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中引述了这段话（徐友渔，1996）”：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列’（意即‘变乱’）。”
这则关于语言的寓言寓意深刻。人类由于冒犯上帝而招致惩罚，导致语言隔绝，进而人心变乱。那么我们可否得出，人类最终的得救也必须是通过语言——经由语言的统一而能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实现“大同世界”或“地球村”的理想呢？
另外，上段话中也折射出一种轻微的语篇意识：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信息的源泉，是一种有实际意义的行为。此外，该段话中出现“言语”一词，蕴含了语篇的“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这个概念。而且，“中世纪的语言哲学家们不只是像前人那样把语词作为孤立的单位来研究，而对语境也产生极大的兴趣（徐友渔，1996）”。比如，“当时的神学家们阐释《圣经》中的词义时，用故事来解释，亦即语境中解释（牛宏宝，2002）”。如解释上段话中的“巴列”城时，需讲出该故事，引出其“变乱”意。又如，解释“原罪”一词时，需用《圣经－旧约》中的具体故事来做语境。中世纪逻辑学家William of Sherwood表达了更精确的语境思想，他认为“每当一个词以相同的含义使用两次或多次，这词就成为单义词；与之对照的是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徐友渔，1996）”。由上述可见，当代语篇分析中的功能思想、信息传递思想、语境思想在中世纪的哲学中已开始扎下模糊而又坚定的根基，为近现代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中心，即“人是怎样认识到存在的？”哲学家们认为认识的基础、来源对应着语言意义的起源，关注语言对于思维的表达作用和遮蔽、扭曲作用。例如，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语言有双重作用：一是记载思想，二是传达思想；另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指出语言还有四种特殊的作用：“获得学术知识；商讨和互教；传达意图，以便互助；玩弄语词，作为娱乐（徐友渔，1996）”。这两位哲学家的观点都反映了共同的语篇意识：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单独的词句，而在于能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语篇。洛克甚至又进一步分析道：“使用语言的目的在于让别人了解自己，若出现失误则是因为使用文字时前后不一贯。同样的文字，有时用来表示一组观念，有时又表示另一组观念；有时用来代表这一物，有时又代表另一物；或者，假设文字有明显而确定的意义，一相情愿地认为文字所表示的观念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等（徐友渔，1996）”。这种观点不仅发展了中世纪的语境思想，而且有了现代语篇分析的照应理论、连贯理论的萌芽，近代哲学的探索对于语言的研究朝语篇分析方向发展又推进了一步。
继近代的认识论之后，西方现代哲学发生了第二次大转折，即希望通过语言来撬开“存在”，撬开思想与世界（钱冠连，1999）。而这正是语篇分析之意图所在：一定语境下的自然语言怎样传达人们之间的信息？怎样阐释意义与思想，思想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2. 2. 4. 1 分析哲学
西方现代哲学被称为“分析的时代”。在目前的语言学界，语言分析又几乎被语篇分析取代，语言学用了哲学的分析一词可看成是学科之间成果的互相隐喻（胡壮麟，1999）。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是公认的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他开辟了建立关于语言的系统性理论的发展路线，并提出了语境论的思想，认为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直接影响了现代语言学及语篇分析的产生与发展。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一个核心概念是“语言游戏”，把研究对象从人工语言转到自然语言及“日常语言”。他强调语言的使用是一种活动，人们把语句适用于不同的语境，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好像人们在玩不同的语言游戏。游戏的规则是语法，语法不是对语言应用的“解释”，而是对其应用的“描述”。20 世纪后期“发展了从人们为完成各项任务的对话中标志对话结构的方法。分析包括三个层次：交易过程，相当于对话参与者为完成某项任务所计划步骤的部分对话；会话游戏：有关语篇目的的层级表达，与邻近配对或对话游戏非常类似；会话步骤，构成游戏结构的发话和反应（胡壮麟，1998）”。维特根斯坦的游戏哲学已被实际地应用于语篇分析中。
2. 2. 4. 2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19 世纪末期欧洲语言学家索绪尔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家洪堡特的结构观点，认为语言由符号组成，其中各成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一个要素“符号”系统的不同层次的关系网络。
该理论很快被应用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神话学、心理学、文学评论等方面的研究，使结构这个概念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核心概念。用于语篇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也吸收了结构主义关于系统中选择、结构中体现的理论。另一位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人文科学家、社会哲学家福柯认为，人的行为和语言分不开，任何事物都依赖于语言。他力图解释隐藏在语言深处的秩序的形式或知识的编码，并认为这些形式或编码把词与物结合到一起，构成文化或知识的潜在统一性。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基本信息码又产生了一种经验秩序，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说话和思考的方式，并实现其自我。语篇分析中的经验功能、文化语境研究都可从中找到精神支柱。福柯的后期思想应属于后结构主义，他提出人文科学应是“话语（discourse）体系”，“消解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提出第三个要素，即‘话语’”，并认为“今天的人文科学不再分析什么是人，而是要分析是什么使得这一存在者（人）能够知道生命是什么、规律存在于什么之中以及他能够以何种方式说话”；“现代思想的任务是去描述话语得以可能的条件以及话语的全部层次（涂纪亮，1994）”。语篇分析的意图在福柯的语言观中得到了哲学的阐释：通过分析语篇的内在结构、外在语境了解交际意图、信息传递方式及分析语篇的最终目的——了解周围社会与世界。
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主要派别。1950 年后的哲学思潮相对于现代主义哲学而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代表。“解构”的概念来源于海德格尔，德里达继承并发展了它。德里达没有全盘否定“结构”这个概念，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扬弃的理念。他认为结构主义使一切事物结构化、等级化，使人的思想僵硬。因此需要一种解构，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为了理解一个“整体”如何被构成，以及如何重新构造整体。
德里达也关注语言。他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阅读误解了文（语篇）的本质。德里达解构主义颠倒了上述思想，挑战传统观念，认为作者的讲话意图无法被无条件地接，文本是开放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文本阐释。这一思想导致了文学批评的“读者反映论”的产生，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语言学中的语篇分析，如语篇意义的阐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美国影响广泛。
2. 2. 4. 3 语篇分析的沃土—功能主义
如前所述，语篇分析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已露峥嵘。而到了当代，得益于语言学的功能主义，正在发展、壮大。功能主义指以意义及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派，它包括语用学、语义学、欧洲功能学派等所有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之外的任何语言学派，这其中的主流当推始创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Halliday为首的系统功能语法学派。
作为功能语言学派的主流，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继承了历史上语言哲学的发展，认为它包含有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亚里士多德）；人际功能则突出了社会意义的功能，与直接语境相关，继承了柏拉图以来包括索绪尔、伦敦学派的弗斯的社会学、人类学思想；语篇功能则是语言学上的突破，之前的语言学都是以音系、词汇或句法为研究单位，而以整个语篇为语言单位进行研究则为首创。另外，韩礼德的系统思想在吸收了弗雷格、索绪尔、伦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后也进一步发展，“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一个步骤一一实现后，便可产生结构（胡壮麟，1989）”。这种意义网络甚至包括语句篇章外的语境、语域及社会文化。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较之其他语言学流派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它的应用性，他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目的就是为了分析语篇。而经过几十年孜孜以求的努力，语篇分析方法论影响越来越广泛，已被大量地用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语用学、语言教学及跨学科的文学、经济、新闻、法律等诸多学科领域，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
2. 2. 4. 3. 1 话语分析
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可归入功能主义，所以语用学中的话语分析自然属于功能主义中的一派。为便于说明，笔者在此文中将语篇分析分成话语分析和篇章分析。
“话语分析”最早来源于 1952 年美国语言学家Zelling Harris的‘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在文中他分析了一则生发水广告，用句法分析理论来探讨句子如何组合在一起。语用学的话语分析常用的是形成于语言哲学家奥斯丁（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及格莱斯（Grice）的会话准则，这两种思想都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Hoenisch， 1998）。奥斯丁细致地区分出“施为性言语行为和施为作用，成事性言语行为和成事性效应”（胡壮麟，2000）。塞尔发展了奥斯丁的观点，他认为“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具有意向性”，以及“要完成以言行事行为，就必须遵守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涂纪亮，2001）”。这说明，语篇是一定语境下的表达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及会话分析，是为了“鉴别序列模式和互相联系的交往办法，以达到会话连贯、互相沟通的目的（胡壮麟，1992）”。另外，格莱斯会话准则包括数量原则、质量原则、关系原则和方式原则，细致地阐释了塞尔的“约定俗成”的规则，成为会话分析时的一个依据。
另外，关于话语分析的方法还有话论转换、发话与结束次序、交流结构（exchange structure）以及话语界限标志（ boundary markers）等，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到会话语篇生成的结构规则，发现其表达的真正意义。
2. 2. 4. 3. 2 篇章分析
“篇章”（text）一词在语言哲学中被用作“文本”。它最早来源于狄尔泰（Dilthey），他认为“文化世界可以说是有意识的生命或精神表达自己的文本。生命留下许多物质实体的文本，精神科学的任务在于对这些文本做出正确理解（涂纪亮，1996）”。这种文本包含一句话、一段文字、一首诗、一篇文章以至以本书，甚至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艺术作品、宗教、哲学等等整个文化世界，都可看作文本，文本是一种可见的、具有意义的实体。当然这种对text的理解远远超出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篇章，但它对于语篇分析的文化语境研究不失为一种参考。
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从结构语言学出发，从过程和系统、篇章和语言的关系着眼，提出他的篇章理论。他认为研究篇章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程序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就能通过一种自身一贯且详尽无疑的描述来理解特定的篇章。通过这种语言理论的手段，我们能够从所选择的少量篇章中引出某种知识，然后再把这种知识应用到其他篇章之上（涂纪亮，1996）。
Halliday曾吸收叶尔姆斯列夫的“有关结构组合关系和系统表现聚合关系等观点”，在篇章上也观点相同（胡壮麟，2000）。 Halliday与Hasan合著的《英语的衔接》（1976）意在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语篇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近年来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于各学科领域，可见其理论之前瞻性。此外，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侯易（Hoey）的《语篇中的词汇模式》（1991）等都是对该理论的极好补充。
2. 2. 2. 5 未来主义思潮给语篇分析带来的影响
未来主义思潮从 20 世纪 40 年代由德尔西海姆发起，至 70 年代鼎盛，目前仍保持强劲势头。美国哲学家丹尼尔－贝尔论指出，我们目前处于后工业时代，即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是带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语篇分析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此思潮的影响。
起步最早也较成功的是 1972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Winograd建立的SHRDLU系统，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进行语篇切分，通过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句子的意义，同时还可利用各种语境知识来推理、判断（胡壮麟，1998）。这个成果是划时代的，因为它证实应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进行语篇分析，确实可以帮助计算机实现自然语言理解。
1980 年至 1995 年，语言学家们继续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用计算机技术绘出语篇中的主位、述位信息变化模式，用科技手段阐释语篇的不同类型及其产生模式，通过输入系统网络和系统结构来生成句子。目前，人们做的是“用计算意义的方式——智能计算，来生成语篇，而且所有的计算都可能涉及自然语言操作（Halliday， 2001）”。这是较前人用数学逻辑语言产生语篇的历史性进步。
综上所述，语篇分析这门新兴学科，正在绽放出绚烂的花朵，它的勃勃生机令各学科瞩目。笔者在此希望这门学科也会尽可能多地汲取哲学及其他学科的营养，更加快速地发展壮大自己，并把自己的成果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上，与其他学科互相充实、互相渗透，走向共同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