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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异彩纷呈的戏剧百花园中，祁太秧歌犹如一朵馥郁芬芳的乡野小花，至今仍保留着原生态的质美，深深扎根于山西晋中这片古老的土地。作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歌体小戏，其地域文化艺术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祁太秧歌的主要发源地为山西省祁县、太谷一带，除晋中市所辖平川各县外，尚辐射影响到文水、交城、孝义、汾阳、太原南郊、阳曲、清徐等周边十余县市，各地不同的语音其曲调、剧目、表演程式等方面都基本一致，可见其流布范围之广。
祁太秧歌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成为晋中社会颇具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民间文化现象。为避免孤立、静止地看待祁太秧歌，我们不妨从社会文化心理以及生态的角度重新全面审视祁太秧歌的生成与发展演变，通过分析祁太秧歌的内在艺术特征，揭示其地域社会与文化心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晋中乃至中国社会农村下层民众从此不再被“失语”，鲜活的众生百态可望籍此机会得以浮现。他们的疾苦与奋争、他们的纯朴与诙谐、他们的自由与放荡乃至他们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无不尽现我们眼底，这是一个地域性局部历史复原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片段有机织补的过程。
文化是一个民族基本的存在形态和方式，当今全球文化日渐趋于同质化，不同文化差异的消弭所导致的结果是文化认同的危机，越来越大的人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意识。这是一种种强有力的本土化冲动，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高度的警觉甚至抵制，本土地方性文化也因此重新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有人认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认同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认同问题。认同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生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是如此。所谓认同，乃是对自我的认识。而文化认同，理应基于文化的差异，而不可能是建立在抽象的文化共性上，认同是一种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具体的人际交流和情感亲和是认同的心理基础。许多研究表明，自我认识与其说是孤立的“我思”产物，毋宁说是在与他者的差异比较中被“生产”出来的。我们谈论认同时，通常暗含了某种持续性、整体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多数时候，这种属性被当做理所当然的，除非感到既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
文化认同也表现为一种对过去安全的、本真的“家园”的向往和追寻。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社会经济也正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们的价值、审美取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致使祁太秧歌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目前来看，能够掌握传统秧歌技艺的民间艺人已寥若晨星，保护和传承工作亟待进行。当前祁太秧歌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传统剧目失落，流布范围萎缩，传承人员老化，艺术特征被同化，研究创作环境薄弱，保护资金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对祁太秧歌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关于祁太秧歌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问题更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文化毕竟还是一个方式，一种理性工具，它是可以改良和改革的。对于民族和文化热爱也应该包括继承和发展两方面……文化传承意识作为社会感情的最高范畴，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终极性态度和绝对性体悟。古人讲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承担。
在工业文明的崛起的今天，这种对于人类文化的公然漠视，甚至被某些“文化人”捧为时髦的反文化，都是人类毁灭的不祥之兆。当然，最令人感慨的还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歇斯底里－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一种神经错乱，一种深刻的浅薄。经济之为文化的浅表，只有在维护文化存在的意义上才成为人的存在构件；反过来才是对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人，不就是在生存与死亡的搏斗中，“诞生与死亡、祝福与亵渎的路径”上，“失魂落魄地把持着存在”吗……在传承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社会感情进入最高范畴，那是一种近于宗教的感情，它甚至超越正义和良知法则，是终极的善，是最高的理性，是人类存在的最后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情感能真正进入生命体验，进入存在的体悟，而不仅仅是现实态度，不仅仅是良知体系和道德感情。
值得欣慰的是，祁太秧歌于 2007 年已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民俗民间文艺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就在于这种具体地存在于小环境中的文化凝聚力和表现力。方言、俗语、习俗、母题、原型、声腔、程式、传统指涉以及即兴性和参与性等等，都是民间文艺活动普遍具有的形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和具体的、特定的族群、社区的文化特征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成为文艺活动的社会心理环境，并因此而成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
我国文艺普遍具有共时性叙事的特征，其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类的存在，也就是说，记忆是整体性的。这个整体是人人参与其中的文化结合体。个人通过追忆的过程寻找这个整体，并归入它的阴翳之下，与这个整体融而为一，使所有的人变成同一个人，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殊而牢固的文化认同。
我们试图通过一幅幅几近原生态的生活情境的细节描述，来剖析明清时期晋中农村民众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感知，建立地方社会经济、民风民俗、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以及精神追求的某种联系，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文化解读与判断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综合、动态的过程，我们试图对它的是非优劣、来龙去脉作出判断。只有将艺术置于文化的大背景，考察它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也即通过对其“场效应”的考察，才得以了解艺术在背景中由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连锁反应所构成的复杂境况，
这基本上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艺术与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当然其中不乏一些主观认定的成分，但这些都是基于某种经验的整体性总结。如果我们将这种总结视为是一种生产过程或创新的过程，其中一定不乏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对于某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多少会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当今社会发达的信息传媒网络也会使我们深感压力，因为写作的“同质化”也是我们努力要拒绝的，对于“独异性经验”的追求似乎有些徒劳无益，尽管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得到确认、留下印记并产生特定的意义。
愿祁太秧歌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愿我们的民间文化能够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愿我国民族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