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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需要对“文化”一词进行梳理。
追溯我国的“文化”概念，最早当源于《易·彖传》之释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的“人文”可理解为“人道”，“人所理解并创造的秩序系统，人伦道德”。“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亦可释义为“观察人类的文饰情状（或曰文采），可以教化天下促成天下大治”。
西汉时学者刘向第一次将“文化”二字合在一起，他在《说苑·指武》篇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句话的意思是用文武两种手段来治理天下，其中的“文化”意为“文治教化”，即用礼仪道德来教育感化人民。刘向之后，“文治教化”成为中国古代人对“文化”的最通常的认识。
汉语“文化”一词的现代概念是 19 世纪末由日文转译西文而来，西方“文化”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a，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后来，英文、法文的Culture、德文的Kultur都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逐渐从耕种、培育庄稼引申为对人的心灵、知识、性情、风尚的培育。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社会学、人文学、民族学等新学科的兴起，“文化”一词遂成为这些学科的重要术语而被广泛应用。1871 年，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在逐步加深。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文化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不是先天遗传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不是个人私有，而是社会共有的，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文化不是固守一地的，而是可以传播交流的。我们现在常说的文化一般是指广义文化的范畴，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其中，物质层面指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制度层面指人类创造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指人类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领域的精神产品，还包括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
艺术作为人类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行为，与哲学、宗教、道德、法律、科学等文化符号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大文化系统。艺术对于人类的存在意义不仅仅是它具有审美价值、审美关怀，即通过审美的愉悦让我们享受精神上的自由，其意义也不仅仅在于通过美的现象和呈现来帮助我们对真理的把握，更不在于它的宗教政治、道德教化寓意，即通过“载道”、“宣谕”式的文本模式让我们接受认同世俗的宗教、教义、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伦理道德观念。艺术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艺术是人之为人的确证，是人类对话性存在中不可或缺的一极——生成的活感性，是人对于“外宇宙”和“内宇宙”不可替代的一种把握方式。
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而人类的精神文化，总是表现着人类对现实的超越。在现、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或对“文化”内涵的认知上，“艺术”无疑都在“文化”系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位。如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要略》里对文化的界定：文化在这里是人类符号创造活动及其符号产品的总称，这种符号活动和产品总是凝聚着人类的信念、情感、价值、意义或理想追求。
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因此，哲学家们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祁太秧歌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对于当代本土文化认同的建构，对于帮助我们重新找寻并重温那种温馨可爱的家园感，其意义是非凡的。当今社会，那种家园感丧失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我们，一种对于传统失落的忆念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文化重建热潮根本源于本真性的诱惑，诸如民俗、节庆、老街、老作坊、古民居、方言、戏曲，甚至于叫卖吆喝、传统饮食等都是我们赖以借助的家园文化符号。对家园感的依恋和重温，费瑟斯通把它表述为，是一种集体历史记忆的重现，“刻意的乡愁”也遮蔽甚至消解了过去岁月中的苦痛和阴郁，这就使得过去变得简单化和令人神往了，对今天的我们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家园感正是通过这种集体记忆加以维系的。
家住祁县在城南，我老汉今年七十三。要知道我的名和姓，我老汉名叫王老头。正月里来是新春，我老汉在家中胡思忖：别余的瓜菜咱不种，一心要把南瓜种。二月里来二月三，祁县东门外把会赶。别余的瓜籽咱不用，一心要把南瓜籽秤。三月里来三月三，我老汉去地里把瓜窝挖。这头起挖到那头起，挖的我老汉呼儿呼儿喘。四月里来四月八，我老汉去地里把瓜扼。这头起扼到那头起，眼看我的南瓜上来两瓣瓣，列转脖脖。五月里来端阳节，我老汉去地里把瓜捺。这头起捺到那头起，眼看我的南瓜开了花，拳头大。六月里三伏热难挡，热得我老汉水长旺。我在此地莫久站，柳林树底乘乘凉。
这是祁太秧歌《偷南瓜》中开场种瓜人王老头的唱词，是一段铺陈式的故事起因交代。这种田野场景在我们祖辈那里是很平常的，在今天看来，却显得有些遥远。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令置身于城市的人们日益感觉生活的单调甚至乏味，城市的纷扰亦令人疲惫，此时我们不禁有些羡慕这位老农了，这种看似平凡甚至劳苦的农作生活，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正是那种久违的家园之温馨吗？其中所蕴含的充盈的幸福之感，老农有，我们也有。
中国人之所以强调自身道德修养，所看重的恰恰是这个主体的人格修养和道德自觉，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点所决定的。余英时曾指出，由于缺乏外在的教会系统作为凭借，为了保证“道”的统一性，人格与修养就成了行“道”的唯一保证。而当士人要对抗社会的强权（即所谓的“势”），唯有依靠个人的内心的强大道德力量。这种内在规定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中国文化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如父子、兄弟、君臣的等人伦规范的建立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人际与社会和谐的普遍认同。
如《郭巨埋儿》的故事，在东晋《搜神记》、宋《太平广记》、元《二十四孝》以及明嘉靖《彰德府志》等书中均有记载。
郭巨夫妇待母甚孝。家无柴米，度日维艰，郭巨向舅父借粮，遭拒。返家途中，遇一乡里以铜钱相济。郭巨旋即买得馍两个吩咐其岳素贞奉母充饥。
郭巨（念）身穿一件破烂衣，腹内无食常忍饥。君子失意把头低，凤凰落架不如鸡。狮子脱毛猴儿笑，虎离深山被犬歁。（唱）人生在尘世上宝贵贫贱，富的富穷的穷大不相同。有钱人住楼院穿绸摆缎，无钱人在大街推车谋生……清早起娘舅家去借柴米，狠心的娘舅不认亲。认亲不认亲还才罢了，他不该手执长棍赶我出门。怒气冲冲往回行，行走路过程奎家门。伢程奎将此事细细盘问，我只得详细说分明。伢程奎听了怜我苦情，铜钱儿给了我一十六文。大街上把馒头买四个，拿回家来孝敬老母亲。两个慢头交予你（指妻）手中，你去到上房里孝顺母亲。
岳素贞（唱）手接馒头泪淋淋，迈步儿出了前庭门。低头儿进了上房中，又只见婆婆睡朦胧。婆母醒来……馒头交予母手中，叫一声婆母你先把饥充。
郭母痛斥其兄弟忘恩负义：手接馒头泪淋淋，骂一声兄弟丧尽良心。想当年俺家有你家贫穷，常来常往到我家中。到如今你家有俺家贫穷，狠心的兄弟你不认亲。认亲不认亲还才罢了，你不该手拿长棍赶儿出门。假苦见了我兄弟面，咬你几口才称我心。两个慢头娘用一个……那一个拿下去喂了孙孙……
郭巨听闻老母将要分一馍予孙去食，遂大怒：我郭巨听言怒气在，再叫我妻岳素贞。你今天无有孝母之意，倒有一片爱儿之心。
妻岳素贞万般无奈，只有向夫表明心迹，甚至对天发誓：岳素贞来泪淋淋，再叫儿父你细听。要不了将我儿卖了吧，卖下钱儿孝母亲。要不了将咱儿活埋了，省下些吃用孝敬母亲。
郭巨（唱）郭巨听言心喜欢，再叫我妻你要听，你说此话我不信，还得你对天把誓盟。（岳素贞唱）岳素贞来跪流平，祷告上天诸神灵。我今天要没啦埋儿之意，死在五黄六月中。
郭巨埋儿心意已决，倒叫妻岳素贞痛伤心：
一句话儿错出口，将我儿送在枉死坑。我把孩儿抱怀中，听为娘把话对你明。怀孩儿一个月不知不觉，怀孩儿两个月沙里澄金。怀孩儿三个月血胞一块，怀孩儿四个月才长肉身。怀孩儿五个月五肢分离。怀孩儿六个月扎下毛根。怀孩儿七个月七窍全通，怀孩儿八个月八宝长成。怀孩儿九个月翻身正位，怀孩儿十个月子离母身。叫冤家将娘话牢记在心，等你父借铁锹转回家中……
夫妻正待埋儿，玉皇大帝已指派土地爷为郭巨一家安排好满坑金银，夫妇获银大喜，遂抱儿归家。“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道德自觉的重要体现。不过，《郭巨埋儿》这个故事具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据古书记载分析，郭巨可能确有其人，因此也成为封建社会宣扬儒家孝悌思想的典型人物素材，通过夸张虚构，以说教世人效仿，值得指出的是，这类故事所渲染的“愚孝”和“愚忠”，终归是不足取的。
每当社会政治出现动荡，帝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时，文化道德的沦亡总是被描述为危机的前提和征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社会危机降临，文化界和读书人首先要检讨的并不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而首先是文化、道德和所谓“人心”。有意思的是，当中国社会、文化面临危机时，传统士人首先想到的，总是恢复主体的地位，从而试图让这个软弱、虚弱的主体重新挺立起来。
中国文化对于时间有限性的思考和处理方式，启发了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哲学：既有对现实时间的享受，亦有对超时间的豁达和自在；既重视实际利益，也重视生命的圆满；既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有立德和立言这样的超越意识；既有匡生救世的现实使命，也有“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趣味。
祁太秧歌题材丰富，旨趣各异，平凡的生活化情境描述是它独具的魅力。正因为此，在欣赏这些剧目时，更易于被我们的心灵所捕获的恰恰就是其中所蕴含的乐观、豁达、慰藉和感动，那是一种朴素而实在的生活境界，生动而鲜活。
祁太秧歌《刘家庄》是一出长剧，全剧共分为十场，分别为：夫妻定计、骗舅分家、坑兄霸产、勤劳度日、任意挥霍、勤劳起家、浪荡破产、知恩答报、夫妻讨饭、全家团圆。故事讲的是一个原本和睦富裕的家庭，弟刘文义、李桂兰夫妇却起了歹念，二人定计与兄文元争分家产，经舅父调停无效，弟妻二人阴谋得逞坑霸全部家产，兄被迫携老母陈氏与妻王氏流离失所，以卖烧土为生，后幸遇东邻张老伯的帮助，购置田地五亩，通过辛勤劳动终于重新建立了富足的家庭；弟文义一家却由于浪荡挥霍竟至于破产讨饭，某日行乞至兄家门，文元夫妻与老母王氏之间有一段对话：
母：这样忘恩负义之人不用理他。他夫妻二人当初不认为娘抚养之恩、兄弟手足之亲，如今将一份好家产任意花光，像这等之人要他何用？
元：母亲，话虽如此，还是收下为好。我兄弟当初不仁，儿今日不能不义，常说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手足情，我看，还是收下才是。
王：如今咱有吃有穿，叫我兄弟夫妻挨饿受冻，儿媳心上实实难忍，还是收下才好。
这是一种道德自觉，更是一份“悲悯”之情。最终老母同意将文义夫妻收留，全家团圆。真可谓：
骨肉分离十几春，全家团圆又相逢。为人不要使黑心，忘恩负义落骂名。兄嫂为人多宽厚，恩义更比海水深。今后全家多和好，富贵荣华万年春。自幼闹家和为贵，勤俭治家乐无穷。好一个勤俭治家乐无穷哪。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不会导致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绝望”，这是一种忧患或悲悯意识。正因为这种悲悯，将一人之悲剧、一姓之灭继、一国之兴亡这样的绝对惨剧，变成了天地易容、江山易帜、沧海桑田般的离合之情、兴亡之感、才会有反躬自省的“悯”，“悲悯”既是对对象的同情，也有个人情感寄托于其间的感同身受。这就使得悲悯成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必要条件。我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历来惯于对世俗的时间加以改造和穿越，通过某些积极因素的加入，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升华。因为人们业已认识到了个人际遇的差异以及世俗生活的悬殊，但是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个世界上唯一公平的也恐怕只有时间。正如《红楼梦》中所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时间的有限性，本来是对生命延续的限制和否定力量，在这里却转变成某种具有强大慰藉作用的解放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