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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这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的基本特征，也是外部环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力支持。同时，国际政治环境中也存在对中国不利和挑战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某些西方大国在冷战思维的心态下，试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并以各种方式扶持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和政治力量，试图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对此，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并积极地采取措施，应对各种不利因素。
（一）世界形势总体和平、稳定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许多新变化。一方面，和平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上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近年来，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造成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到了战争的漩涡之中；民族、宗教引发的冲突愈演愈烈；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相互交替。另一方面，维护世界全局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国之间日益利害相连、安危相关，各大国从实现本国长远发展战略考虑，都在努力营造于己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持久的全面对抗，特别是彼此诉诸武力的可能性日益缩小，新的世界大战越来越打不起来。
冷战后 20 多年的历史证明，当前世界形势总的来说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这也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态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改变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争取、利用世界和平的大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时代主题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一致性为中国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发展自己进而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世界和平大环境下应运而生，顺应当今世界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因而这一战略必然会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二）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深化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对峙转变为“一超多强”，多极化渐成趋势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进人 21 世纪，美国作为“一超”的综合实力依然突出，但由于连续遭受“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挫伤，与世纪之交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经明显下降，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
经济上，美国力量下降，“多强”力量上升的趋势不断增强。小布什执政的 8 年，美国经济严重滑坡，年均增幅仅为 2.2％，比克林顿时期年均下降 1.5 个百分点。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更陷入深度衰退，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急剧下降，从 2000 年的 30％以上降至2009 年的 23％。与此同时，欧盟随着扩员经济实力大增，在 2004 年其GDP就已超过美国；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继续上升，2000—2009 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上升到 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6％。
政治上，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温室气体排放、朝核、伊核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下降，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力减弱。新兴经济体在“金砖四国”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以及多种区域合作机制等多层次平台上积极开展合作，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扩大。
发展模式上，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受质疑，主要兜售美国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严重受挫。中国等新兴大国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应对危机方面彰显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种非西方道路和模式的发展潜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随着新兴大国继续强劲崛起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远超美国，未来世界力量对比态势将进一步朝着不利于“一超”的方向发展，多极格局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英国国防部 2010 年发表的《全球战略趋势——展望 2040》报告认为，全球权力中心将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转移，单极权力结构将变成由 3 个乃至更多国家或国家联盟组成的多极权力结构。
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有力支持。因为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的过程。国际关系民主化，其实质就是世界权力均衡化，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抑制战争冲突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使中国能在世界上寻求平等互利的伙伴，从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空间得以拓展，形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外交关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中国仍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对象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对象。西方以对中国输出资本和商品为载体，附带输出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长期面临的风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西方认为是“和平演变”中国的好机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欣喜地说：“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韩国、智利以及其他地方都发生了这种变化。中国也将发生这种变化。”
尼克松认为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必然会发生和平演变。所以改革开放后，西方向中国人兜售西方民主制度如何好、经济私有化如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人主义怎样充分体现人权、自由主义又是如何代表社会进步等等。通过输入这些价值观念诱导中国人崇洋媚外，煽动一些人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达到搞垮中国的战略目的。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曾一度得手，培养了一小撮所谓“民主运动分子”，他们搞坏青年人的思想，煽动学生上街游行、静坐、冲击政府机关，导演出一场 1989 年的北京政治风波。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势头的加强，世界民主化进程出现了新的特点。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所面临的“西化”风险将有增无减，而且斗争形式和防范措施更加复杂化。“民主国家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成立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是 1999 年在美国主导下，由美国和波兰等 10 国联合发起的，在国家，地区及全球水平上促进民主制度和价值的协作体。2000 年 6 月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由 107 个国家参加的第一届部长级的全球会议，通过了申明其共同的民主原则的《华沙宣言》。2002 年 11 月 12 日，在韩国汉城举行了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有民主共同体的 110 个成员国（共有 118个）和 11 个观察员（共 21 个）参加，会议通过了《汉城行动计划》，全称为《民主：为和平与繁荣投资》。2005 年 4 月 28 日，民主共同体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了第三次全球会议，124 个国家参加，17 个国家派出观察员。《华沙宣言》确认了民主的普遍性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并确定了衡量民主国家的普遍标准。而中国则被该组织视为“非民主”国家，被置于需要“转变”之列。
（二）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式民主”带来政治风险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并采用遏制和接触两手，企图阻碍或延缓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从外部施加压力，制约中国；另一方面以外交为手段，企图促进中国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在美国战略家的眼里，今天的中国仍是那个在东方打破了美国世界霸权的新兴政权，仍是不听美国命令的“逍遥法外”的国家，仍是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一个大国。美国战略家认为一个不接受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愿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中国外交已全无意识形态色彩，但美国文化中固有的普世主义和“天定命运”的观念，使美国不可能违反自己的本性而去学会容忍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扩张冲动，但美国认为这并不能确保中国强大以后会真的永远不称霸。美国必须阻止中国的强大，更不会放弃在亚洲的军事霸主地位。
2001 年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后，布什政府提出“在反恐的旗帜下维护与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战略方针。美国先是出兵占领伊拉克，用大炮在海湾地区扩张所谓的“民主”。接着是在中亚地区操纵“颜色革命”，动用外交、意识形态和美元三种力量，支持美国所要颠覆的国家的反动派走上街头搞所谓“街头政治”，制造动乱夺取政权。例如2003 年，美国支持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发动“玫瑰革命”；2004 年支持乌克兰的反动派发动“橙色革命”，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反动派发动“郁金香革命”。这些披着“革命”外衣的街头政治动乱，果然推翻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建立起三个亲美政权。美国借民主之名，支持别国反对派搞所谓街头政治，制造动乱夺权频频得手。对此，中国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高度警惕。
（三）世界范围宗教势力复兴的消极影响
全球化时代，世界的迅速变化使不少人无所适从，转而求助于宗教的心灵慰藉。近二三十年来，宗教也借助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壮大自己，这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浪潮得以形成。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造成冲击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与伊斯兰国家在地理上相邻，文化上接近，很容易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各种非法出版物借朝觐、边境贸易等机会，流入中国边疆地区。在一些地区新旧教派的矛盾有加剧的趋势，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信徒和异教徒划分敌我，挑动社会矛盾。一些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又和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成为中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威胁。
2. 国内基督教信徒人数激增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基督信徒人数大为增加。新增信徒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和大学生。美国、韩国等国家的传教团体在这些地区比较活跃。新信徒通常采取家庭或社团聚会的方式进行宗教活动，没有经过合法登记，更加直接地与国外宗教势力接触，不排除这些新信徒中部分人在重大问题上与党和政府立场不一致。二是内陆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农民。地下基督教会在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薄弱的内陆和边疆地区如河南东部、云南怒江、内蒙古呼伦贝尔发展迅速。这些地区的某些基督教势力，利用农民群众受教育程度低、科学文化知识不足的特点，宣传神创论，攻击进化论。一些信教农民甚至丧失了勤劳致富的渴望，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来世。应指出，在中国流传的基督教教义是经过长期宗教改革和世俗化改造的教义，往往是为了迎合群众心理，扩大传教速度而相当简单化、庸俗化，带有很强的排他性。一些新信徒大肆宣传被歪曲过的教义，并直接攻击无神论和佛教等其他宗教。这不利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如果听任这种现象蔓延，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3. 传统迷信影响有所扩大
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运动，中国传统迷信的影响也有扩大的趋势。一些地方的风水师已经成为正式挂牌营业的职业。一些党员干部公开地烧香、拜佛、抽签等，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迷信风气的泛滥。这种风气对于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也是邪教和其他带有反社会色彩的宗教生长发育的温床。
（四）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国际上各种唱衰中国和防范中国的“酸葡萄心理”仍然根深蒂固。事实上，由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紧随其后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这似乎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条‘铁律’，正是对这条‘铁律’的担心，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一旦他们遭遇某些问题和挑战，就立即把这些问题与中国挂钩，试图找出中国造成威胁的依据和把柄。比如，当全球变暖逼近，就制造出“中国环境威胁论”；当世界粮食短缺时，就抛出“中国人口威胁论”；当国际油价飙升影响千家万户时，就指责中国能源需求造成了“中国能源威胁论”；当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力推动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时，就抛出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中国新殖民主义论”是近年来国际战略界一些人所鼓噪的一种论调。该论调有意将中国近年来与非洲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污蔑为所谓的“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并将中国“走进非洲”与非洲的所谓“腐败”、“独裁”和“违反人权”等联系起来，丑化中国形象。同时，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使西方国家感到十分不快，认为中国的政策破坏了欧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战略，使西方孤立分化某些国家的措施失去效果。这种担忧也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中国责任论”也是近年来国际上日渐盛行的一种论调。2005 年 9 月12 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提出了中国与美国互为“利益相关者”的命题。他宣称：中国不仅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名成员而且应与美国“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此后，“中国责任论”盛行起来。用佐利克的话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一种承认。但是，这种接纳和承认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中国要“负责任”。按照佐利克的解释，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挑战美国的权威，并与美国一道建设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中不仅包含着美国价值体系中的美式资本自由和美式人权自由，更包含着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国家长远利益。实际上美国是要强加给中国责任，维护美国化的国际秩序。不难看出，“中国责任论”者也存在着“西化”中国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在迫使中国接受西方模式的政治制度，改进中国所谓的人权状况等等，以此要挟中国作出符合西方需要的变革。
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中国责任论”，目的在于使中国全面接受西方规则，将中国纳入西方战略体系的轨道，成为西方国际战略的一个棋子或者组成部分。
客观上讲，上述国际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鼓噪、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对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形成一定的冲击。
（一）坚持多极化，开展多边外交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宣传世界多极化。“多极化”是中国对国际环境长期的、稳定的和具有战略意义的认知，是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张并推动世界多极化，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中国应该顺应这一趋势，而不是违抗它；它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是中国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以及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二是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各大力量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衡，有利于维护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和平。三是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有助于减少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四是中国认为，多极化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需要有关国家主观努力予以推动。具体来说，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途径主要有：
第一，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地区组织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里，中国领导人呼吁它的伙伴们抛弃冷战思维，积极认同共同的利益，希望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不会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二，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与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冷战后，美国倚仗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试图建立单极世界，并且推出“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为自己辩护。一些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多极化并不热心。此时，多边主义就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其一，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并通过多边外交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建设多极、和谐世界的队伍中来。其二，多边主义强调各方的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相互协调，但表面上并不以美国的单极世界为直接指向。所以，美国反对多极化，但并不反对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如果利用得当，多边外交往往可以成为推动多极化的工具，同时还具有不易树敌和效果较好的特点。
第三，积极与美国及其盟友如欧盟、日本等发展友好关系，从而推动“多极世界”的形成
。有国外学者指出：为推动“多极世界”的形成，冷战后中国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与美国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相信，从长远看，美国的世界优势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短期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地位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变。鉴于中美力量存在差异，冷战后中国利用其“战略资产”在一些共同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以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二）做负责任的大国
在当今世界，大国只有做负责任的文明国家，才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这已成为世界各大国的共识。对于中国而言，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承担与自身实力和外部世界的期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是消除外部对中国崛起担忧和疑惧的有效途径。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1995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军控与裁军》白皮书，2003 年 12 月发表《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2006 年发表《中国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努力》白皮书。中国近几年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进程，先后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技术控制制度”等防扩散组织，并提出相关建设性主张。中国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的斡旋，将朝美之间的双边安全危机转化为由多边机制共担风险，不但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安全。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展示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中国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的反恐合作机制，与美国、俄罗斯、德国、巴基斯坦等国举行了双边反恐磋商。中国及时向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伸出援手。2005 年东南亚和南亚海啸发生后，中国政府先后三次向灾区各国提供了总计约 6.88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并派出救援队对受灾国家大力援助。为了防止“非典”、禽流感和甲型H1N1 流感在全球蔓延，中国还与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联合起来抗击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侵害，比如同美国制定了《中美禽流感共同行动倡议概念文件》。
在宗教信仰方面，针对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的不利影响，中国在加强国内宗教管理工作，团结爱国宗教人士，取缔非法教会的同时，加强宗教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国外更多地了解我国的宗教状况与政策，促使国外宗教组织规范在华活动。
中国还以积极合作的态度与各方一道参与其它全球事务，在粮食与能源消费、贸易政策、打击跨国犯罪、气候与环保等领域，推动国际磋商、谈判和共同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建设性、公平性和共享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这一系列外交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奉行的是一种对世界安全和繁荣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于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实力，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一是要用增长的实力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提供中国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和文明程度；二是要用它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繁荣。也就是说，中国绝不会用增长的实力搞扩张，而是将它用于为构建和谐世界作贡献。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中国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发展，不使用过去殖民主义强国或者帝国主义列强那种掠夺别人、欺负别人、剥削别人的办法。中国的和平发展给邻国、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是障碍、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实践证明，中国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别国利益，而且还给别国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在事实上正一步步实现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选择和平发展战略使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正逐渐深入人心。
（三）加强自身建设，防御国际政治风险
内强方能外强。中国要实现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力量的增强。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就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抵制国际政治环境中不良影响的最根本途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才不会被西方敌对势力的花言巧语迷惑，不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会出现大的曲折，西方反华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就无机可乘。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才能长期保持团结，不发生分裂。13 亿中国人就能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无坚不摧，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就奈何不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建国 60 多年来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国家，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起来的。只要中国人始终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中国政治体制就不会重蹈前苏联被“和平演变”的覆辙。人民民主专政是捍卫人民政权的法宝。只要人民民主专政始终保持强大威势，持久地震慑和打击一切反华势力对中国的颠覆活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就无用武之地。
坚持党的先进性建设。上世纪 80 年代，苏联共产党由于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国内经济长期衰退，在文化建设方面无所建树，使原本生机勃勃的苏联文化出现了严重萎缩，最终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大多数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党的先进性，所以被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相反，2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质，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才顶住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巨大压力，带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不断走向复兴。
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凡是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国家，大都是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积累了大量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往往使西方有机可乘。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究其根源，大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停滞或缓慢引发的。所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要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对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只有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不断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各类矛盾的生成，不给西方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这是挫败“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环节。
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责任。邓小平所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
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相当多，维护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疏导、缓和与化解，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公民为本”、“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动态稳定观，以治理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为重点，不断提高驾驭社会复杂局势的能力，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不断提高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国家长久治安的战略与策略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