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首先是需要一个较好的安全环境，如果国家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那么国家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主要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安全环境、国内外分裂势力和非传统安全因素。
（一）大国关系总体对中国有利
大国关系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最重要方面。只要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世界就大体处于和平年代。当前，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印度、中国这全球六大力量中心之间，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但没有引发它们之间军事冲突或战争的重大矛盾，彼此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围绕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增多，大国合作面进一步扩大，相互借重加深。反恐、防扩散、应对全球变暖、维护能源安全、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等成为促进大国合作的粘合剂，共同战略利益日渐增多致使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进一步降低。具体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在“9·11”事件后逐渐好转，中美在反恐和解决核扩散方面进行越来越多的接触，两国军方也有了频繁的高层往来，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反对“台独”的共识，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双方在安全领域发生直接碰撞的可能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了全面和深层的发展，两国军事合作加深，进行了多次军事联合演习，并共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印、中日关系也有所改善，中欧之间解决了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国际秩序和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有了更多共识。因此，当前大国关系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的国家安全是有保障的，今后 20-30 年中国并不面临现实的大规模入侵和战争的威胁。
（二）周边安全形势基本稳定
亚洲各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在当前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深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难有起色的形势下，亚洲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整体崛起态势进一步巩固。“10+1”（中国与东盟）、“10+3”（中、日、韩与东盟）、东亚首脑会议（EAS）、上海合作组织（SCO）、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与次区域多边机制竞相发展。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积极发展与域内外国家的双边多边合作，在推动周边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睦邻外交成效突出，互信与合作普遍增强，周边国家大都视中国崛起为“机遇”，对中国在周边“谋和平”、“求发展”、扮演“负责任大国”普遍给予肯定。总之，随着区域多边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不断发展，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显著增强，周边形势总体对中国有利。
（三）台海有望继续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
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促进台海局势保持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积极进展：两岸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增进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就全面实现两岸直接双向“三通”、推进经济金融合作等达成一系列协议。两岸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不断加深；中美在反“法理台独”上共识增多、合作加强，“一个中国”基本格局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进一步巩固。总之，两岸力量对比与涉台国际环境继续朝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塑造国家安全环境的能力增强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国力发展迅速。就经济产出而言，中国GDP在 2010 年超出日本 0.7％，2011 年可能超出日本 10％，几年后就将超出日本一倍，更为接近美国。这是按官方汇率判断，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的经济产出可能已超过美国 1/3（按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二元计算）。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也体现在国家防务中。2010 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 5321.15 亿元人民币，官方汇率折算 780 亿美元，已超过日本 50％，并超过印度 150％。
按照 2011 年我国 6011 亿人民币的军费，我国的防务开支能力将更超日印。这些因素无疑将增强中国在与外部交往中，以自己的意志塑造国家安全环境的能力。
（一）美国是影响中国安全的最主要因素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其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和挑战其领导地位的潜在对手，因此，冷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在推行“接触”政策的同时，都坚持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尤其近年来强化了遏制中国的力度，主要表现如下：第一，“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名，重返东南亚，将针对中国的东部“半月形”围堵线修补完整，其东亚防务体系已经构建起来。第二，派遣军事力量进驻中亚，并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在中国西部构筑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半月形”围堵线。使中亚的军事存在与东亚的防务体系东西遥相呼应从而构筑起一条围堵中国的“U”字形围堵线，中国面临美国东西两线的军事压力，地缘战略态势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强化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拼凑亚洲版的北约以威慑中国。美国将美日同盟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同盟”，与日本重新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修改了美日两国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已暗中将南海、台海及钓鱼岛纳入其防务范围。今后日本与美国的防卫合作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很可能由过去的后勤支援、提供情报转变为直接派兵配合美军作战。第四，美国确认中国是首要潜在威胁，已开始将全球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目前已加强了对关岛基地的战略投入，使之成为在亚太地区威慑中国的“桥头堡”。第五，为谋求军事绝对优势，美国在本土开始着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目的是防范中国、俄罗斯，尤其是中国，企图使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大打折扣。第六，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美国多年来对台湾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出售数百亿美元的先进战机、军舰、导弹等，实际上助长了“台独”气焰，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和崛起。
（二）国际上某些国家联合对华防范的势头凸显
在“中国威胁论”的浪潮下，国际上某些国家鼓吹联合制约中国的势头凸显。这一方面表现在美欧日等大国的对外政策上，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0 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同时他两次把中国作为对应的例子予以引证，凸显其对华防范的考虑。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Campbell）2010 年 3月在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表示，“该地区新兴崛起大国（如中国）和既有大国美日的互动，既存在机会，也面临挑战。为使新兴大国遵守、甚至加强现有国际体系，美国需要加强领导。”
另一方面，一些对华一贯友好的大国面对中国持续发展的态势，对华防范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在 2009 年 9 月日本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就公开强调：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中国今后仍将进一步扩大，日俄应该联手抗衡中国。
（三）传统军事领域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全面转型，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主要国家为了确保各自战略安全，即使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依然竞相采取包括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的加强军事战略力量的措施。美国 2009 财年的军费开支高达 5854 亿美元（不含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费用），比 2008 财年上涨 7.5％，2010 财年更是高达 6800 亿美元
；加紧实现军事战略转型，包括从内部进行渗透的“软战争”、重点发展信息武器和“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新的常规威慑性武器等。俄罗斯2009 年军费开支达 941 亿美元，比 2008 年大幅增长了 27％，
还出台《2020 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军备升级，确立了以提高机动性和快反能力为核心的军队改革方向。印度连续几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2009年军费达 264 亿美元，涨幅达 21％，着力加强海陆空和太空战略力量建设，对外军购开支居世界前列。
澳大利亚首次发表国防白皮书，未来 20年澳军费总开支将达 2263 亿美元，军队规模增加 10％。
（四）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中国有约 2 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与 15 个国家接壤；还有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与 11 个国家相邻。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意识形态各异，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较多”，“当今世界上一些引人瞩目的地区性冲突、宗教极端主义事件、国家分裂主义活动、大宗毒品走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也都频频发生在我国的周边地区。”
这使中国周边环境面临的消极因素较多。具体来说：中俄关系政治上趋向成熟，但却缺乏相应的经济内容，一旦一方崛起或双方同时崛起，必将引发新的角逐与竞争；朝鲜半岛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与和平统一进程，努力发展与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但怎样维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地位，确保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平衡，防止美、日、韩三角军事联盟对我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则是严峻的现实；中日之间存在着历史问题、台湾问题，还有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的争端，对日本国内政局发展的右倾化和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扩张势力，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南海问题面临六国七方之争，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等西方势力的介入使南海问题的解决日趋复杂化；印度在 1998 年核爆炸实验成功后，正积极发展导弹技术，还暗中支持达赖集团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印之间还存在着边界领土争议。
（五）国内民族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
当代中国领土完整受到国内外分裂势力的挑战，其中影响最大、危害最为严重的是“台独”、“藏独”和“东突”民族分裂势力。这三股势力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国家的鼓励和支持。
霸权主义是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主要障碍。近年来，“台独”势力不断膨胀，“台独”活动进一步升级，台独分子与国外一些反华势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政权安全，台湾问题成为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一些西方国家为中国统一大业设置障碍，大力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竭力鼓吹其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台湾的“民主政治”，并以台湾的“民主政治”对中国实施渗透。
西藏分裂主义是由老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手策动的，而西藏反动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等分裂主义分子，则是外国侵略势力的内应力量。自 19 世纪英国侵略西藏以来，由于国际敌对势力的纵容和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新中国成立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与国外的反华势力继续勾结，于 1959 年发动了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叛乱，达赖喇嘛随之逃亡国外，建立了“流亡政府”，继续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
西方某些国家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人权、环境保护、历史传统继承等领域，不断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1993 年 7 月，美国参院外委会召开了第一次西藏问题听证会，为西藏分离分子撑腰。诺贝尔奖和平委员会授予达赖 1989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2003 年 5 月 8 日，美国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中，声称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此外，西方少数国家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曾接见过达赖并与其保持联系。2007 年底，德国绿党政治家、前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安特耶·福尔默发表文章写道：“西方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西藏问题能够成为在世界战略扑克游戏中对付中国的一张王牌。”
基于这种国际背景，达赖集团在谈判桌上不肯对中央政府做出让步。
新疆“东突”分裂主义以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是西方国际敌对势力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阴谋的产物。它的核心思想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企图通过制造讲突厥语的、信伊斯兰教的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对立，把新疆分裂出去，妄想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东突”势力曾先后受到英国和苏联的支持，冷战结束后又获得美国的同情。“9·11”事件后，在有确凿事实证明“东突”恐怖势力与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基地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宣布两国“东突”团体为恐怖组织，并冻结其资产，但却拒绝将在反恐战争中抓获的中国籍恐怖分子引渡中国。现在仍有不少“东突”团体在美国活动，美国仍不时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其实质是支持分裂分子。
（六）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1.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局部冲突不断、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猖獗的背景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构成潜在威胁。国际社会及我国周边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会使原有的冲突和矛盾形势加剧，导致某些强权国家以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强化与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结盟关系，加强其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直接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 国际恐怖主义威胁
作为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国际安全所面临的重大威胁，恐怖主义在第二个 10 年将继续发展。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际恐怖主义，主要是在中亚活动的极端宗教主义和分裂主义。“东突”分子就是通过在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网络，长期对新疆等地进行恐怖主义渗透，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破坏中国西北边疆的政治稳定与民族团结。近年来，随着在国外旅游和经商的中国公民人数的增加，在许多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有不少中国公民也成为受害者，在巴基斯坦、苏丹、中亚等国还发生专门针对中国公民或中国援建项目工程为目标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另外，种种迹象表明，恐怖主义分子正在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将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将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新的挑战。
3. 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面临的能源威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行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受到干扰和制约。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每年石油消费的 1/3 需要进口，但由于美国也是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与中国存在着石油进口上的利益冲突，加上其对中国一贯的遏制政策，其自然将制约石油供应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在中东、中亚、北非等地区排挤中国，与中国争夺能源开发权和进口来源。尤其是在中东，美国通过控制、影响伊拉克、沙特、科威特等产油国干扰中国的石油进口，使中国在石油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二是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安全受到潜在威胁。由于中国海军目前还不是一支远洋海军，其远洋护航能力还不够强大，将来如因台海问题、东海纠纷、南沙群岛争端而爆发战争，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安全将面临美、日海空军的严重威胁。
4. 国际气候压力增大
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考查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难题，若处理不好，同样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疑问，因为这一难题密切地与国际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其全球性、普遍性、公益性与紧迫性也许更能令警惕中国崛起的国际力量拭目以待中国大国成长中的国际责任。
近年来，美国一改过去的消极态度，企图主导《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并联合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等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必须分担责任，并把减排问题政治化、扩大化和联系化，将之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联系在一起
，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形成了较大的战略压力。
对于目前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稳中有变的谈判立场，在坚持不承担减排温室气体义务的前提下，对于清洁发展机制等灵活机制更加支持，更加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利技术合作，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机制也采取开放态度。这种较为积极的做法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减排成本上的巨大压力。目前的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承诺到 2030 年减排20％，GDP的影响率估计为 0.351％，如果降低承诺到 10％，则若 2020 年实行的话，每年需要的削减成本也要达 500 亿美元。
显然，这个前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对任何国家、任何人构成威胁，但是面对日趋猖狂的国内外分裂势力及其活动，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的发展，面对关系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面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要实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必须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加速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构筑和平发展的安全屏障。
（一）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拓展中国安全利益
为了营造更加稳固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应积极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并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安全合作可采取以下策略：
1. 整体规划，量力而行
中国应更加重视地区及世界各国间的安全合作，通过加强不针对第三方的多边对话合作，构建多边安全机制，促进各国、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中国通过多边安全机制可以获得在其他活动中难以得到的资源，通过多边途径使自己的合理主张和要求在国际上合法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只有寻求中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利益，追求更多的利益，获取更大的安全。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多边安全合作时，应综合考虑利弊得失及自身的承受能力，整体规划，量力而行。同时以适宜的议题为突破点，不断积累经验，主动运用多边合作来筹划国家安全。
2. 周边为主，兼顾全球
根据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以及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国家安全防御重点应放在周边。在经略周边安全环境中，要通过利用多边机制来完善周边合作网络，解决中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目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北面有上海合作组织，东南有东盟地区论坛和与东南亚联盟的贸易合作，东北方向有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开放多边安全机制的功能，深化已有的合作机制，增强其包容性与稳固性。具体措施是：首先，在北面，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合作和军事互信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其经济合作的功能，促进多边机制基础的稳固。其次，在东南亚，尽可能地充实多边合作的内容，在加强与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力争建立稳固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再次，在东北亚，力争在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通过有效的沟通、协商与合作稳定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并为开展新的合作创造条件。最后，在南亚，也要争取通过多边机制寻求新的合作突破，目前已经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已是上海合作组织“准成员”，中国作为观察员也已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争取建立“8+1”机制。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周边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框架的建立，将进一步增强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以此为前提，中国应推动拓展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规模，如在“10+3”基础上构建“10+n”的多边机制，逐步实现周边地区多边机制的整合。在地区多边机制上，可借用亚太经合组织深化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内容，努力构造更大范围的新的多边安全体系，包括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多边合作。在努力巩固周边和地区多边机制形成和有效性的基础上，再求得推动全球层面的多边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充实。
（二）推进新军事变革，构筑国家安全屏障
1. 推进新军事变革
第一，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着眼于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这一方针注重遏制战争的爆发。根据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军队将灵活运用各种军事手段，与政治、经济、外交等斗争密切配合，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努力遏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爆发，使国家能用好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二，提高军事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走向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要以世界军事强国为参照系，博采众长，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吸收外国军队建设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决定我们绝不可能从国外买到关键军事技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也不可能真正帮助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国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
第三，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军队现代化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现代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重点发展、跨越式发展、系统配套发展武器装备的路子。二是体制编制现代化。改革军队的体制编制，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努力。三是军事思想现代化。根据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新形势和现在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发展和创新出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建军和作战的规律。四是军队正规化。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整体效益。
第四，培养造就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造就新型军事人才是巩固国防、治军强军的重中之重。实现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和严格的教育训练制度，密切跟踪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军事训练应着重提高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院校教育要着眼于从根本上提高创新能力，以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
2. 拓展对外军事交往与合作
对外军事交往与合作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改善国家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第一，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军事交往。首先应加强和巩固同周边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友好关系。近年来，中国与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军事交往逐步增强，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其次，积极发展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交往。中国应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全面展开军事交往，无论是高层代表团互访，还是军事技术合作及武器装备采购方面，都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全面发展。
第二，积极开展防卫安全合作。近年来，中国军队不断拓展与其他国家在防卫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与其他国家举行的多场联合军事演习更加引人注目。自 2003 年以来，中国已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巴基斯坦、印度、法国、英国等国家举行了 10 多次不同规模的演习。这些演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军事演习，而且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点也逐渐从单纯的陆地、海上走向陆、海、空三维一体的立体空间。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 4 次主动对外开放演习，邀请各国军方人士现场观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性。
第三，开展多层次的对外军事学术交往。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有选择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据不完全统计，自从 1991 年以来，我军共派出 800 多批、2 万多人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和研究，学习借鉴了不少国外经验，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促进了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我军还向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和科威特等国派出了军事留学人员 200 多名，同时接受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地区有关国家的近千名军事留学生及各类培训人员。
（三）反独促统，打击分裂势力
中国大陆应善于运用威慑手段遏制“台独”，并处理好威慑手段与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关系，促进祖国统一。中国必须拥有两种军事威慑能力。第一种是慑止“台独”势力宣布法理“台独”的威慑能力。第二种是慑止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冲突的威慑能力。
将来两岸如果能就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达成协议，那将会遇到如何处理威慑手段与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关系的问题。在初期，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将主要用于防止偶发事件导致两岸军事冲突。随着两岸合作的发展和互信的增长，军事威慑的因素将逐渐下降。
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台海冲突，那将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国有必要发展慑止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冲突的威慑能力。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只拥有很少的核武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相互确保摧毁”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中国具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只要美国不能确定它对中国进行第一次打击时能全部摧毁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或者中国在遭受美国第一次打击后还有能力将一枚核弹头打到美国，美国就不会对中国首先进行核打击。如果中国拥有对付美国干预台海冲突的常规威慑能力，美国就会尽力抑制“台独”分裂势力制造法理“台独”的企图。
除台湾问题外，对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活动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防止西藏、新疆任何形式的分裂。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搞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搞好各民族间的团结，把民族地区的事情办好。从长远看，只要中国边疆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蒸蒸日上，逐步缩小与内地的差距，保持对西北邻国的市场化改革的领先地位，加强中央政府及内地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分裂主义势力就没有多大的市场。
其次，对于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都不要心慈手软，而应当机立断，把一切分裂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各级政府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充分认清反分裂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切实做好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对“三股势力”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保持高压态势，以铁的手腕严厉打击和严密防范“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
最后，保持与有关国家在打击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问题上的合作。比如，在抵制泛伊斯兰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有相近的利益，可以合作；在抵制泛突厥主义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也能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
（四）增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
1. 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对策
首先，积极支持和贯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次，加强反扩散方面的国际合作，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建立沟通和磋商机制，努力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国周边地区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同时，通过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结合而造成的威胁。再次，应加强中国自身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的建设。
2. 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对策
首先，要加强与周边国家政府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切断中国境内国际恐怖组织的国外来源。其次，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一起在打击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再次，要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和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引渡恐怖分子、交换反恐情报等方面建立起经常的联系。
3. 应对国际能源危机的政策
首先，在国内能源政策方面，要努力转变主导能源，实现从“肮脏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向“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度削减煤炭的需求与使用量；进口或输入天然气，以天然气取代煤炭，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使用率和普及率；采用清洁煤技术，减少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限制本地发电厂电量规模，使用外地或进口电力；鼓励使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实行零增值税）。其次，扩大能源进口的途径。除了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外，要发展与东盟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关系，扩大从这些国家的能源进口。
4. 应对国际气候压力的对策
首先，在国内环保政策方面，要确立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指标；确立交通部门氮化物排放量控制指标；确立机动车铅排放量的控制指标；确立所有部门氮化物和铅排放控制指标；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和其他污染气体排放税。其次，加强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一是要尊重联合国、世界银行、WTO等国际机构的权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工作；二是推动国际环境合作由非正式走向正式，由双边、多边、区域性合作走向全球合作，重视发挥非官方机构合作的作用，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高校间、民间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