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三节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

国际经济影响因素是一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金融危机更把我国推到了国际社会的前台。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从容应对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全球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最主要内容。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日益加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中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和市场途径获得国际分工的重新选择和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必像历史上的后起大国那样,通过战争掠夺别国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崛起。中国 30 多年来的发展道路表明,中国是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机遇,实现综合国力迅速发展的。首先,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吸引外资的第二大国。大量外资流入中国,解决了中国资本不足问题,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次,大规模对外贸易强劲推动中国崛起。从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加快进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呈直线上升趋势。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获取生产要素,加快和平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再次,世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中国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为和平发展提供了体制条件。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引进几万家外资企业,并以这些企业为载体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生产模式,加之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导,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有利于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微电子、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方兴未艾。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场革命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创新出现群体突破态势,新的技术群和新的产业群蓬勃发展,科学技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创新时代,许多重大创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的联系日益紧密。” 新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革,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化趋势的发展,推动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这对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跨越发展都十分有利。” 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社会成功的发展经验,发挥现有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科技创新工程,有效地利用世界范围内一切可以利用的新科技成果,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主导产业,加快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当前西方产业结构传递趋势进一步加强的有利时机,积极吸纳发达国家技术含量较高、发展前景较好、具有一定市场空间的产业,加快工业化进程。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我国的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技术革命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技术转移并将形成新的世界经济中心,而这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这为我国在“十二五”时期提升国际影响力带来诸多机遇。一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提升必然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增加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从而加强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影响力。二是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20 国集团正在取代仅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中最为重要的对话磋商协调机制,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我国广泛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提供了更大的国际舞台。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四)绿色产业在全球兴起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契机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争相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预示着未来全球产业调整发展的方向,这为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的新契机。其一,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有利于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其二,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正在全球兴起,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发展步伐,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我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处于低端的不利地位,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三,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需求提供了重要机遇,发展这些绿色新兴产业也有利于利用节能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面临的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对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海外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威胁也随之加大。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一)外商控股和技术垄断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大规模进入中国,全球 500 强大跨国公司已经有450 多家在中国开业。外商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和品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带来风险。一是给中国产业发展造成隐患。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平衡。外商带来的投资和技术,集中在利润率较高的外向型产业,使中国的外向型产业过度扩张,在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上需求旺盛,对内需型产业形成挤压,导致内需型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发展失衡。这种情况在拉美国家和韩国都发生过,它们的一些外向型大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却不能带动产业整体发展,大量以内需为主的产业升级缓慢,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外向型产业发展迅猛,内需型产业发展迟缓,倘若全球经济出现大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很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便是例证。

其次是区域结构不平衡。由于外资和技术绝大部分集结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进入内地的资金技术少,导致沿海产业现代化的步子快,内地产业现代化的步子慢,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的差距不断拉大,使整个产业结构出现东西两极分化,造成地区产业畸形发展。2006 年 9 月 4 日新华社电文报道:“商务部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截至 2005 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 6125.1 亿美元,其中东部十省占 81.2%,中部六省占7.6%,西部十二省市区占 4.5%,东北三省占 6.7%。最近几年东部十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速度还是最快的,为年均 7.9%,而中部六省只有 4.5%,西部十二省市区只有 4.3%,东北三省则呈现负增长。” 外资大量向东部集中带来的不良后果,衍生出一些威胁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

二是外商控股和技术垄断给中国产业安全带来隐患。“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 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 5 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 80%以上的 5 家最大电梯生产厂家已由外商控股;18 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 家与外商合资;化妆行业被 150 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控制在外商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 90%来自外国品牌。” 让经济学家们深感不安的是,外商控股和技术垄断最大的隐患是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专家们担心外资控股和技术垄断会使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品牌、利润主要控制在外商手里,“中国制造”变得有名无实,使中国某些产业成为一具空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经济被跨国公司控制,民族产业不能成长壮大,中国不但没有崛起的机会,连发展、现代化都实现不了。

(二)对外贸易风险

第一,外贸和资本对外依存度较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 。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高达 80%左右,特别是中国出口过多依赖于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外贸出口一度急剧下降就是例证。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 年 11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 1898.9 亿美元,同比下降 9%,是 2001 年 6 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粗略测算,美国GDP增长率下降 1 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出口增长率下降 5 个百分点左右。 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潜伏着巨大隐患。

第二,出口产品附加值低。一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全球分工链条中的位置,决定于其产品中所含智力附加值的高低。智力附加值,主要体现为研发、设计、融资、管理、营销、服务等方面的价值。发达国家一方面力图让中国接受其技术和营销标准,另一方面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封锁,目的是保持其技术优势和垄断。这类现象一旦被固定化和普遍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就有被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末端的可能。比如中国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为 9.99 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 2 美元,两者相差的 8 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 2 美元中,1 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65 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区区 35 美分的加工费。

第三,贸易摩擦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目前已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期。中国产品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大有势头越来越猛、品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之势。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8 年,中国已连续 14 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连续 3 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而自 2008 年11 月以来,中国共遭受超过 100 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强,名列世界第一。 从彩电、鞋、草莓再到汽车零配件,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频挥舞反倾销“大棒”,试图遏制“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从涉案数量和涉案金额看,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严厉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和欧盟。其中,美国自2006 年11 月以来对中国发起“双反”调查共23 起,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 2009 年美国就对我国发起 10 起“双反”调查。 “中国制造”正成为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的最大受害者。另据统计,2009 年前三个季度,共有 19 个国家对中国发起 88 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 102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9%和 125%。 层出不穷的贸易摩擦不利于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

(三)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国际经济结构失衡视为对世界经济的中期风险。国际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资源国则拥有大量顺差。“全球贸易盈余方和赤字方的缺口不断扩大,巨额盈余与巨额赤字并存。一方面中国和亚洲的贸易盈余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赤字在不断增长。经常账户的失衡又通过资本账户的失衡来平衡,即中国和亚洲用贸易盈余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美国利用外资,主要是亚洲的资金来弥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形成中国和亚洲在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同时向美国输出资本的格局。今天,这一失衡的格局,尤其是美国的金融结构失衡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这一调整必然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变动,即需求、利率、汇率、资金流量和流向一系列变动,从而对中国国内的投资、生产、融资和出口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显然,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当前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面临的风险不小。此外,专家们还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国家主权被跨国公司利用体现西方利益的国际规则损害的风险;开放金融市场过度的风险以及国外多种经济力量在中国角逐,带来政府治理难度增大的风险等等。

(四)知识产权领域的制约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社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现在已成为了WTO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的一种新的知识产权国际体制,对于保障各国的知识产权和促进国际科技交流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它确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实际上限制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升级,已经日益感受到知识产权的制约,例如,中国出口的DVD机,支付给跨国公司的专利费超过总价格的 1/3,本土品牌的DVD机已经不堪重负而难以出口。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在自身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执意以发展中国家的弱势身份来排斥国际知识产权的体制安排,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与恐惧,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调整和完善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0 多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提供巨大机遇的同时也暗藏风险,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必须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有效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一)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一直在对利用外资的政策进行调整。“国家对外资企业的控制一直是中国规制体制的一种常态。事实上,中国有关外国投资法律体系的完善一直意味着国家管理作用的增强而不是弱化。” 特别是随着入世及全面开放,针对外资在中国呈现高位稳定增长的态势,中国政府更应注重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发挥外资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1. 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

中国政府应把利用外资与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相结合,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优化外资在华的产业和区域布局结构。在产业政策方面,应修订现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保持外资政策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利用所得税、流转税、外资持股比例等手段,引导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约农业和环保产业,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吸收外资的重点,积极开放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缺服务领域,注重引进高附加值、高辐射力、低能耗和处于产业高端的外商投资项目,逐步限制和禁止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进入。在区域结构方面,要把促进中西部加快吸收和利用外资作为缩小与东部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适当放宽吸收外商投资的条件,以及给予中西部其他优惠措施,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比例。

2. 坚持利用外资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中国政府认识到,外资对中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具有巨大促进和示范作用。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努力处理好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利用外资与自主研发创新的关系。今后中国在吸收外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对外资技术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鼓励境外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资源采购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制定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配套的政策,加强双方的供需衔接与协调,并对配套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必要支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开办针对性强的技术培训学校,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培训基地创造条件;鼓励跨国零售企业扩大在中国的采购,推动更多的国内生产企业进入其全球营销体系,直接按国际标准和规则组织生产和经营。

3. 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外资垄断

针对外资对一些重要行业控制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外资并购可能导致的垄断问题,中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加强对外资在战略性行业进行投资的风险评估工作;要特别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能力,完善相关的外资并购法律,防止外国投资者可能出现的不正当并购行为;进一步强化依靠市场力量约束外商投资企业垄断行为的机制,加快出台《反垄断法》,防止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监控机制,尽量避免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行为。另外,引入和强化竞争也是重要的监管思路。例如,在国内企业短期内还不具备竞争力的一些产业中,至少要引进两家跨国公司,使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

(二)积极稳妥地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1. 提高贸易出口的质量和效益

一是要通过完善出口促进政策、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品牌认证等措施,不断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支持企业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出口。二是要鼓励企业加强环保、节能产品开发,积极开展产品质量、安全、环保、卫生、劳动保护等有关国际认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入国际技术及专利联盟,获取境外专利及注册商标。国内企业要积极采用电子商务等现代贸易方式,建立国际贸易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降低销售及售后环节的成本和利益流失,获取更大的出口利润。三是要加快制定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监督出口生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工人正当权益,依据经济增长率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杜绝通过牺牲工人工资福利降低出口成本的违法行为。取消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并开征出口税,必要时通过环境税、资源税、配额和许可证来调控出口,以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

2. 推动加工贸易升级

加工贸易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和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也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加工贸易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应该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步实现升级。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发展,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加工贸易。加快落实深加工结转的各项政策,提高加工贸易的加工深度,延长增值链条,扩大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提高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企业要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利用加工贸易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

(三)妥善应对贸易摩擦

对于贸易摩擦,我们应“以平常心看待,以责任心应对”。由于任何一个小案件,都可能涉及许多百姓的生计,涉及一批企业的生存,所以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认真组织应对。同时,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国内企业、行业协会和相关政府部门要进行科学分工和有效协作,构建“三位一体”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国内企业要健全财务等管理制度,熟悉和采用国际标准,自觉按照国际规律进行营销和定价,尽量避免陷入贸易摩擦。对于已经发生的贸易摩擦,要积极应诉,善于应诉,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结果。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协调功能,完善价格协调机制和行业标准,加强市场信息服务,积极组织行业内企业对外应诉。政府部门要建立出口增长预警机制,完善出口信用体系和处罚机制,规范出口秩序,合理调控出口。加快技术性贸易摩擦体系建设,引导企业积极有效地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加强对外谈判和深化国内改革并重,早日解决市场经济地位和“三项条款”问题,改变中国企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中的不利地位。积极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中外贸易摩擦,遏制他国滥用贸易壁垒,维护中国正当权益。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妥善使用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引发无谓的经济摩擦。

(四)着力扩大内需,内外均衡发展

针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风险,中国要提高自身的防范能力,必须调整过度依赖外资和国外市场的出口发展战略,转向以刺激国内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和完善国内市场为特点的内外平衡发展方向上来。中国有世界上吸引力最大的国内市场,充分挖掘市场的潜力,有效释放国内需求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重要途径。2008 年 11 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国实施了总额达 4 万亿人民币的刺激国内经济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增加投资用于三农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民生等问题的十项措施,在出口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对于扩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公路交通运输在 2009 年的投资规模将达到万亿元,而 1 公里的高速公路消费钢材 500—1500 吨,水泥 4000—12000 吨,沥青 1900 吨;每投入 100 亿元,可带动 400 亿元投资规模,每 1 亿元可创造就业 1800 个岗位,间接就业岗位 2100 个,100 亿元的投资可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就业岗位 40 万个。另外,用于保障性住房的每年 3000 亿元投资,不仅可以解决1300 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而且也拉动约 6000 亿元的上下游产业,创造 200 万—300 万个就业岗位;2009 年铁路将安排工程投资 6000亿元,可创造 600 万个岗位,带动上下游近万亿元的产值,直接带来GDP1.5%的增长。 为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今后中国应进一步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 JBtQ90dpuJxByJzZ+LxPNpx+PXz2u3RowrRVmwRZH55TGqP1HZMEUQqTTPyvD1ot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