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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西方管理学家对东方管理倾注了极大的兴趣，旨在借鉴东方智慧来完善西方管理。本文力图通过对东方智慧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的核心思想的分析，表明现代社会所追随的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其人本主义源头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内，或可认为是人本管理的西传东归。本文最终认为将非理性思维的东方管理与理性思维的西方管理相融合是现代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新世纪、新时代、新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描述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名词，接连诞生，使我们不仅感到自然科学发展的迅捷，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更新，也不断使我们体会新的理念、新的体制、新的模式对我们日常管理的冲击。其中，以研究人自身的特点为对象，探究如何使人与工作的关系达到最完善境界的学科——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起，至今兴盛不衰，从业者趋之若鹜，研究者津津乐道。德鲁克的名言：“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人’。”代表了众多管理学大师的思想要略。近几年，我国兴起一股把“人事管理”、“人事部门”更名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源部门”之风，对带着旧经济体制痕迹的传统人事管理加以批驳的同时，表现出的是对西方先进人力资源理念以及科学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大力宣扬甚至顶礼膜拜。当然，尊重科学、追随现代新事物是对进化论的遵从，然而，并非这股全球化之风吹来的都是西方的先进理念，我们发现，西方不少管理学家是怀着对东方管理智慧的崇敬之心而研究其学术的，他们惊叹于西方管理学在二十世纪的飞跃发展，之所以能领导世界管理学潮流，追本溯源，是两千多年前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给予其“道”，使之持续发展。一时间，研究东方管理之风弥漫，使人们再次体会了前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训导。
东方管理文化是聚居在亚洲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恒河印度河流域与西亚两河流域以及非洲古埃及尼罗河流域的东方各族人民，共同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群体意识、风俗习惯等。
中国的管理文化包容着独有的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和兵家的管理文化，同时还改造吸收了释家、伊斯兰教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可以说是东方管理文化的集大成者。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核心理念“人的劳动能力是获取财富的宝贵来源”及以人为本理念，寻根溯源，可以探寻到中华传统管理文化的源头。奴隶制社会的《周易》作为三大流派儒家、道家、墨家以及诸子百家的基本理论汇综，为我们提供了根本性的人本思想框架；儒家的仁爱论、性善论、性恶论为我们提供了以民为本、仁政的管理理念；道家的效法自然、人性关怀为我们提供了道为本、人为本的真正的理性人的管理思想；墨家的兼爱利人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人本管理实践的参考；兵家的人本性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战略管理思维的原则。管理思想的西传东归，为我们提供了宽广的思维空间。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璀璨遗物——《周易》学说，为整个中国文化提供了最丰富的养料，而作为《周易》重要的组成部分——《易经》成书于西周末年，是一部古代自然科学的典籍，它将自然现象与客观规律有机地归为一体，包括对整个客观世界发展变化规律的综合认识。《周易》的博大精深，使其成为我国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胚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思想三大流派儒家、道家、墨家以至诸子百家的理论依据。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周易》中一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是“阴”、“阳”，自然现象中，天为阳、地为阴；动物中，雄为阳、雌为阴；人类社会中，君为阳、臣为阴，总之，客观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由相互对立的阴阳所组成。阴阳作为两种性质的事物，具有相吸作用。当阴、阳的交感处于平衡时，事物处于“变”的阶段，当阴、阳消长失去平衡时，事物处于“化”的阶段，即事物将发生质变。换言之，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就会产生整体的质变。《周易》的阴阳交感之说，充分体现出“平衡”、“和谐”的原理，这也正是发展的基础。“和谐”有天道和谐、地道和谐、人道和谐，而人道和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周易》提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的人本管理理念。反观现代组织的管理，系统论把组织看作是由人组成的协作系统，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的人际关系，组织与外界其他机构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围绕着实现组织目标这一管理宗旨，恰恰《周易》的阴阳平衡，人道和谐思想，是今天管理界遵从的合作－互利－双赢－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
《周易》中另一经典思想——比卦，体现出早期的人本管理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智慧结晶。比卦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理解后，按卦象要求排列的一种古老的形式。从其远古的操作过程可以得知，首先，比卦强调人与人发自内心的相亲相辅，围绕一个核心，亲密合作、团结稳定、和谐发展；其次，比卦强调人与人亲密合作的基础并不是无原则的和谐与平衡，亲近的关系也应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其三，比卦强调“外”、“贤”，即应当广开才路，在广纳人才的同时必须重“贤”，避免“比之匪人”，即避免用小人与坏人；除此之外，比卦还强调“显比”，即光明正大、扬善惩恶，管理中要设立崇高的目标，有利于团队合作，用人中要光明正大地树立楷模，同时惩戒违规者。
西方管理界的梅奥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提出“社会人”理念，而《周易》学说中以人为本的社会组织观念，较之提前了三千多年。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崛起与腾飞与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所谓的日本企业管理体系的三大支柱：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其核心思想即是以人为本，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制胜的真实表现。
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企业管理界兴起儒学热，使得这近五千年前的中华文化瑰宝再次成为世人的关注焦点。无论是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的仁爱论，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以民为本”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仁者，人也”，要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首先要爱人。“仁”是人们相处、相知、相爱之道。“仁”的标准为“恭、宽、信、敏、惠”，即庄矜、宽厚、信义、勤敏、慈惠，只有庄重的人才不会受人侮辱；只有宽厚的人才能受人爱戴；只有讲信义的人才能得到别人任用；只有勤奋机敏的人办事才会有成效；只有能给予别人恩惠的人才能指挥别人。要达到完美无缺的“仁者”境界，首先就要“爱人”。孔子把“仁”作为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基本标准，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导人们成为有道德、有教养的公民。不仅人们自身要成为仁者，并且孔子把这种道德素养的标准寄希望于当时的统治者，以仁爱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同样，儒家的仁学精华也是人力资源管理讲求的尊重人性，协调人际关系，上级对下属应宽厚谦和，下属对上级（组织）应忠于职守，最终以人本主义获得和谐发展的“仁政”管理的体现。
孟子学说以“性善论”而著名，性善论认为其一，人的素质，可以为善。人的道德本性是善的，只要通过适当引导，就可以表现出来；其二，仁义礼智，人所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的本性之善，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经放松，便会失去。孟子的性善论与西方管理学说中的Y理论颇为相似，从Y理论的观点看：人并非生性懒惰，要求工作是人的本能；人需要适当的鼓励来担负责任；适当的管理能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个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人的智能只发挥了一部分，应对其加以完全性开发等，其人性假设，基本是梅奥的“社会人”。而今天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大量应用的该理论，其本源就是两千多年前孟子提供的“性善论”。这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突出体现。
荀子的性恶论虽然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的，但其“恶”并不是凶恶、恶毒的意思，而是指引起争夺、动乱、贫穷的人们无穷尽的追求欲望与自利本性。荀子认为，恶为内因，善为外因，人的恶性是先天的，人的善性是后天的，而要使人性善，就必须要经过后天的教育、引导才能得到。荀子学说向当时的统治者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运用必要的礼义规范对百姓加以适当的引导，使之向善、从善。现代管理虽然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管理实践大量运用Y理论，但同时也并不舍弃东方智慧中的性恶论，管理过程始终不放弃控制环节，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流程也以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物质激励）以及退出机制（末位淘汰等）为基本环节，兼顾了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面思想理念。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以民为本的思想，为当时的国家统治、国家治理所服务。一些基本主张如“民者，君之本也”，“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为政本”“爱民、富民、教民”思想都是现代组织管理最根本的教科书。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经过精心测评后被录用的员工，用人过程中如何真正体现以员工为本，对员工同样要施以仁爱；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引导、激励，员工的竞争力增强了，组织的竞争力才会增强；让员工拥有组织（企业）股权，使员工利益与组织利益紧密结合，员工富裕与组织富裕互为因果。组织财富的获得、组织目标的达到，其指导理念与操作模式都离不开东方智慧的儒家文化。
老子开创的道家学说，以黄老之学为发展，以庄子学说为融合，最终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作为道家学说的精粹。道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为“道”，这里的“道”并不是有形的道路，也不是研究和处理问题的实在的方法，而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本质之道，是一种无形的、不变的、不可名的恒道。道家学说就是以道贯彻天、地、人为核心，以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平衡的自然以及天、地、人合一体为目标，并以成道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老子以“道”为基石，《道德经》数以百计的“对子”，揭示了事物是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运动是对立统一的规律。老子提出运用辩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东方管理的实质精华：辨证管理。同时，道家学说的核心逻辑结构是从人出发，回归到人，最深刻全面地体现了人本思想。道家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它揭示了生命的存在、如何存在、生命的意义，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以及怎样协调等基本问题，以求得人本身的完善。道家以人为出发点，提出“天人合一”、“天、地、人一体”的观点，将人与天地平等看待，开辟了真正的理性人的发展道路。人本思想与辩证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最早的管理思想，即效法自然、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的两大基本命题。
道家管理的宗旨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是“无”在作为，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规律；无为而治就是抓住事物本质规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标本兼治，治本为主，从无为到无不为。
道家管理的原则是效法自然。自然就是万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效法自然就是利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来治理，即尊道原则、得道原则、御道原则。尊道即对支配天地万物的“道”，必须尊重、顺应，从管理的角度也就是管理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对人性的尊重也就是对道的尊重。得道即要掌握并运用道，即要认识天地万物的本质规律，又要使自己的精神修养与道契合，而整个得道过程正是从无为到无不为的循环演变。御道即把得道的结果实施到现实管理中去。统治者必须顺应百姓，服务人民，才能利己安民。管理者必须以自己得道的操行，尊重、顺应被管理者的本质人性，才能得到被管理者的忠诚之心。得道而多助，管理的过程能够得到团队合作而产生优化绩效，失道而寡助，不按道行管理，则将导致管理失效。
“效法自然”，“无为而治”，这些道家的管理方略被奉为最高的管理形态。道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本，以此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应当以无为而自化，以好静而自正，以无事而自富，以无欲而自朴为原则，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秩序，达到天、地、人三者合一的最高管理境界。较之其他兵、法、礼、义、仁、德治等管理方式，道治不仅在每一种方略中都有体现，而且确实是管理的最高形态。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把人的劳动能力作为获得财富的来源”完全可以溯源到道家的自然之“道”，管理者尊重此道，管理者得到此道，管理者应用此道，以道家的管理方略为理念，这套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运用的是西方战术，但追本仍是东方智慧。
墨子的墨家学说虽复苏较晚（从先秦的兴盛到汉武帝独尊儒学、罢黜百家，至明清晚期逐渐复苏），但墨学中丰富的管理思想仍吸引着大量哲学家、管理学家等学者的兴趣。其兼爱利人、尚同思想、尚贤思想均为管理学界遵从的基本理念，而其中“兼爱利人”思想作为墨家学说的精华，为我们的管理提供了指导性原则的借鉴。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所谓“兼”，本意为一只手拿两只稻穗，引申为同时涉及几种事物，即不分你我，彼此等同。所谓“兼爱”，就是普遍平等的爱，不分老少、不分贵贱、不分血缘亲疏和上下等级的无差别的爱，即博爱。兼爱是“仁”的体现，是普遍性的人本主义本质。墨家认为，“兼即仁矣，义矣。”“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若明。”意为真正的仁爱一定要爱人如爱己，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像牛马那样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墨子的兼爱是以人的平等思想为基础的，这在当时封建制与奴隶制的交替混乱、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时代背景下，是极为可贵的。
墨子认为，人与人应当相爱，因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即凡是天下的灾祸、篡夺、埋怨、仇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不能相爱，因此有仁德的人都指责人们不相爱。而兼爱之所以能消除灾祸、篡夺、埋怨、仇恨，是因为“兼相爱”的结果导致交相利，即互利。只有“兼相爱”，“视人若己”，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才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缓解甚至消除冲突，其结果就能合作互利。墨子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管理讲求的换位思考——沟通与协调——互利双赢的指导原则颇为接近，也可以说，这一“兼相爱”的根本性以人为本理念恰能取得管理中的效益最大化结果。
“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准则运用在组织中，则能化解冲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创建优秀的组织文化；运用在国家治理中，则能创设一个仁爱环境，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如墨子所言：“若使天下兼相爱，人若爱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其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就能改变丑恶的时弊，只有用兼爱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墨子从修身、爱他人，到利他人、为他人，其实质，是把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动态地表现出来了，也就是人本管理，通过确立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倡导关爱、尊重、合作的精神，以组织目标为引导，最终达到同仁间互利，合作团队互利，人与组织互利的目标，以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近年来，企业间商战的激烈使得各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把注意力投向了对中国兵家学说的研究和探索。在商场如战场、商战如兵战的市场竞争中，凝结着中华智慧的《孙子兵法》成为了商战的教科书。因为研究结果发现，兵法与企业管理之间存在着颇多的相通性，兵法中的一些内在机理、原则、方法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普遍适用性。
兵法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战争中敌对双方的较量是势不两立的，为了消灭敌方，保全自己，军事家或作战指挥往往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圣人所贵，人事而已”、“间与天地之间，莫贵与人”。著名的兵家代表人物孙膑鲜明地提出了“人为贵”的思想，认为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受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但人的因素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是与天地对应的根本性制胜要素。古往今来，取得竞争优势的国家都是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取得军事竞争胜利的军队也是优秀将帅、忠心士卒云集的一方；取得市场竞争成功的企业同样是杰出管理者、优秀核心员工和敬业一线员工的合作团体。
兵家学说以人为主体的理念同时为我们提供了选人机制、用人机制的管理要点。
在选人机制上，《孙子兵法》提出择人任势，“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即善于作战的人能利用形势去寻求胜利，而不苛求部下，所以能根据才能选择贤才而且善于利用形势。《武经总要》诠释了择人任势：“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敌也。”其中体现了兵家以人为本的选才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即智谋才能，用兵作战应靠谋略制胜，因此胜人一筹的智谋是兵战用人的首要标准。联系到现代社会，知识日益更新、信息层出不穷、技术日新月异，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是足智多谋，深谋远虑，卓越的智慧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是其企业在强手如云的商战中获得成功的必然条件。信，即信用、信任、威信。“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信，是所有管理者的立足之本，兵家所言之“信”，恰恰是现代社会最缺乏的基本品质。作为管理者，只有讲求诚信，信守诺言以及赏罚分明，才能提升威信，使管理取得最大成效。仁，即与人为善，关心下属。“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现代社会的“仁”，同样是人本主义的表现，既要尊重员工价值，又要关心下属的要求，视员工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勇，即勇敢、果断。“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人人皆知，兵站的勇敢、果断是制胜的关键，而商战中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样需要勇于冒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开拓、勇于负责的勇者领导。严，即严格。选才亦要注重严于律己、管理严格的楷模人士，这也是成为一个有威信的成功管理者的必备条件。
兵家同样重视用人机制，选了优秀的将士还必须对其培育、对其激励，才能够用其才、挖其潜，达到团体效益与个人效益的最大化。兵家提出以人为本的用人策略有：“适”、“恩”、“威”、“恕”、“严”等几方面。“适”，即对优秀人才以充分的信任，为其创设相宜的工作环境，通过适合的激励机制使其达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恩”，即对优秀人才施以物质与精神的需求满足，使其产生感恩心理，为组织付出奉献精神，这正是情感激励的典型表现。“威”，即对有才能桀骜不驯的下属，恰当地运用个人威望与权力对其进行控制，驱使其为上级所用。这一手段在民主社会必须谨慎使用。“恕”，即是宽以待人，即使对犯有某些错误的人，也应尽可能宽恕，既往不咎。现代社会的领导必须要有宽广的胸襟，容纳百川，对人的使用扬长避短，对人力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严”，与“恕”并不对立，“恕”，宽容的是事过之后已有悔改的人员，不应以一时之错毁其余生；而严肃处理的则是犯错的过程，为保持团队强大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必须对违反纪律规范又抗拒制度权威之人进行严肃处理，从而起到威慑他人、令行禁止的作用。现代人力资源的柔性化管理仍然不能舍弃刚性化的制度规范，这是组织生存的基本保障，是管理的基本平台，也是柔性化管理的根本依据，失去了“严”，则失去了组织的立足之本。
今天在我们的管理实践中，学习并应用的基本上是以西方管理思想为主的体系，东方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竞争的战略指导。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确实是一部向外扩张、掠夺的历史，而东方智慧中讲求“和谐”是国家治理的最好方法。这一思维对于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第二，如何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的道德指导。在人的行为方面，西方偏重从理性思维出发对组织的研究，对物的研究，以及以“应然”角度指导人们怎么去做。东方智慧则更多地从人的本质道德出发，研究人为什么会产生各种行为，强调道德对人的态度与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当今世界更需要建立一个全球规范的道德价值观体系来维护和平与稳定。第三，如何对人与工作的关系起引导作用的心理指导。在工作方面，西方注重对工作职责的管理，认为一个组织必须职责清晰，分工明确，才能发挥其组织功能。东方智慧更强调人的心理需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将有助于人对工作的完成与完善。
东方的以伦理思维为主的灵性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思维，西方的以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为主的实证性思维方式，是一种理性思维。以东方智慧为本，西方管理为标的融合性管理是发展趋势，也是东方“道”行的体现。
1.苏东水：《东方管理》，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2.胡祖光、朱明伟：《东方管理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3.陈荣耀：《比较文化与管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4.陶铁胜：《中国传统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5.阎世富：《东方管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9 年版。
6.苏东水：《中国管理通鉴》，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7.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8.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 年版。
本文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