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乐府撷英》真实地记录了我从 2008 年以来在西安音乐学院任党委书记期间工作、学习、生活的经历与感悟。书中的文稿大部分来自平常工作的点滴积累，因此也是我日常工作的所思所困、所想所为，汇集起来居然也可以出版成册了。

一直以为，生活中总有一些不经意的发生是值得记忆和珍藏的，也许它对当时的自己并没有产生太多的触动和震撼，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阅历的积累，它会变成一种无形的意志和动力，尤其当你用文字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的时候就会格外的有意义。于是，这些文字便是在这样的初衷下被保留下来。

整理这些文稿的过程像是同过去的自己进行着一次次的交谈，它们让我再次回顾这五年我在这座从陌生到熟悉的“乐府”中的奋斗与拼搏、困惑与苦闷、满足与欣慰……

“乐府”是我对西音的“爱称”，一来是因为她是高等音乐学府；二来她地处汉唐政治文化中心古长安，在地理文化上她是似乎有着汉乐府现代遗存的意味，当然，此“乐府”非彼乐府也。

十年前，我的一本名为《凤岗随笔》的小册子中收录了我在西北农业大学工作生活的点滴随感，我在书的后记中曾这样描述我和地处凤岗的西北农大之间的情愫：“这是一方生我养我的热土，它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让我感到亲切，时时刻刻给我以家的温馨；这是一处我安身立命的人生驿站，它留下我青春的步履，生命的痕迹。”在这本记录我与“乐府”西音的小册子出版之际，我首先想到了她对于我又是怎样的一份情感，让我有同样的冲动与激情为她书写？

是爱与虔诚。她虽没有凤岗的家园之感，但同样是我心灵的驿站，我将之前的经验与积累毫无保留的播撒在这里，看着她开花结果，看着她茁长成长。她的一草一木同样触及我的心灵，她的一砖一瓦同样牵系我的痛痒。恍然悟出，这种情愫来自对音乐和事业的双重虔诚，虽然我并不是音乐家，但命运将我与音乐联系在一起，并且拼接成我为之奋斗的事业之路，我便义无反顾的以虔诚之心走下去。记得歌德曾经说过：“虔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过灵魂的最纯洁的宁静而达到最高境界的手段。”

高校工作我是熟悉和热爱的，来西音之前我先后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任副校长和党委书记。2008 年上级调整我到西音任党委书记，当时我既欣喜又忐忑，欣喜的是在政府工作 8 年之后重返教育领域，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忐忑的是对于音乐艺术我是个门外汉，得一点一滴的从头学习、了解、认识。我当时想，在整个人文学科中艺术应该是最高层次的，那么，在艺术高等教育中也应顺理成章的体现高等教育理念和思想，了解艺术教育的特性，再将其放入高等教育共性发展规律中对应思考，应该很快能够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中。

随着我对学校、学科、专业、教学等环境与环节的熟悉，我的忧虑也油然而生。首先，音乐学的学科归属是艺术学，而当时的艺术学是文学门类之下的二级学科，换言之，西音当时仅是一个二级学科单学科办学的高校，此种状况尽管当时全国九大音乐学院都存在，但面对国家整体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我们的生存空间在哪里？第二，由于专业音乐艺术教育的特殊性，重视专业技能训练而忽视理论思考与研究，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教学环节，而且影响到学院整体学科建设发展与科研成果的形成。学院的学术水平如何体现？教师的个人发展和影响力受到制约，而这一切似乎在学校的教师中并没有显现出忧患意识，好像一贯如此、顺理成章。而我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基于这一思考，我提议在学院开展了一次历时三个月的“教育思想大讨论”，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全院从教育思想出发认识教育的本质，围绕“什么是大学？”、“我院应该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我们的办学特色应该如何体现？”等问题展开讨论。当时很多同志不理解，认为这是流于形式的政治说教，但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这次活动的开展使大家对高等教育的内涵有了初步共识，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以《为什么要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为题，将此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收录在文集的“教育理念篇”中。这一篇章中的文稿也都是基于我5 年中对高等艺术教育存在问题和西音发展中遇到的困惑引发的一些思考，虽不成熟、详尽，但也能反映出些许深层次的本领域的教育问题。

2010 年对于学校和我个人都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 6 月，我院合唱团在第十四届央视青歌赛中异军突起、力压群雄获得银奖。消息传开，校园沸腾了！师生员工奔走相告，三秦大地的父老乡亲们也拍手称快，这是我省近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贺电贺信纷至沓来，媒体纷纷采访报道。获奖的喜悦尚有余温，可就在年末，药家鑫一案发生，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将学校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学院的声誉在这次的事件中受到了损害，甚至是无端的诋毁。

经历既是磨炼又是财富，无论经历的是喜悦还是失落、委屈，最终都会成为你面对未来的从容与淡定。读者可以在《挑战与突破——青歌赛合唱比赛纪实》中感受到那份难掩的喜悦；在《尘埃落定的思考——药家鑫案始末及其思考》一文中了解到整个事件的真实过程，去体会作为学院和我个人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之后的所思所想。我将这些文稿编在“治学偶得”中，它们也的确让我在忙碌与繁琐的工作中获得了对人生、对社会、对道德、对教育产生的新的诘问和思考，一部分能够找到答案形成进一步认识，一部分还需要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寻求解答。

对“乐府”的情感还有很大成分来源于对音乐的钟爱。有时觉得对自己而言能有这样一段人生经历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过去音乐只是我闲暇之余的一份惬意，但从未想过我会如此的亲近它、感受它、了解它。在我看来，音乐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需求，正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我个人一直以来都比较偏爱带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音乐，似乎是能够从中寻找到一种基于民族情怀的个人情感。我相信音乐无国界说，因为我可以从《芬兰颂》中听到西贝柳斯的爱国情怀；从流淌的《沃尔塔瓦河》中感受到斯美塔那笔下捷克民族的坚强意志；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更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好诠释。当然，更能够触动我的还是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作品，也由于此，在我未到音乐学院之前就已经熟悉赵季平的音乐了。之后，共同的事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在我来西音工作半年之后，省委调整赵季平任学院院长，这样我与他成为工作上的搭档，进而成为朋友。季平是名人，不仅是西音院长，还是中国音协主席、陕西文联主席，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对同事朋友的谦和尊重，让我对他多了几分敬重与佩服。写赵季平的文章、报道不计其数，但我以为我的视角不仅是作为艺术家、作曲家的赵季平，还是工作中更为生活化的赵季平，《印象赵季平》收录文集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2010 年 8 月第 29 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我院以“来自唐朝的声影”为大会奉献了一台音乐舞蹈“盛宴”。我说“盛宴”绝未夸张，因为其中的所有元素均来自唐代宫廷燕乐的遗存，第一部分是被称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西安鼓乐，第二部分是与台湾舞蹈学家刘凤学博士旗下的“台湾新古典舞团”合作完成的唐代宫廷乐舞，演出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音乐家、教育家们的掌声和赞许。

演出成功让我更加坚信特色发展是地方音乐艺术院校的必由之路。对于西音，特色来自于汉唐古文明遗存的文化传统和西北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华夏文明五千年的音乐传统更应该是我们的音乐艺术之源，这个源是不应该被现代所遗忘的，更不能被西方文化所替代。

这一思考来自于我对现代高等音乐艺术教育现状的一丝困惑。正如我在《西部网访谈录》中提到的，20 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使整个中国艺术文化格局几乎彻底转型，一切的传统均被扣上低级、落后的标签。音乐艺术也不例外，导致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上受到西方影响，比如，很多声乐系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将西方歌剧咏叹调演绎的非常好，但对一首中国风格声乐作品却很难驾驭，所以老百姓比喻音乐学院是艺术的“象牙塔”高不可攀。

再如，学院作曲技术理论仅限对西方“四大件”的学习与训练，作曲专业的学生谙熟和声、曲式、复调、配器，他们可以效仿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创作四乐章的交响曲，即便冠以民族性、中国化的标题，却不能表达出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情感和生活。因为他们对本土音乐艺术的了解仅限于表层，没有体系性的课程让他们系统掌握中国音乐理论基础，或许这些理论未被整理挖掘出来，但绝不是没有。传统戏曲、民歌、民间器乐中蕴藏着中国音乐特有的律制、调式、乐谱、乐器，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别具风格的“韵”，“韵”是音乐民族风格呈现的土壤和根基，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魂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艺术教育中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轻视和忽略；也源自于我们对社会音乐文化需求的漠视和不屑。闭门造车、孤芳自赏的艺术教育格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文化发展和音乐艺术繁荣？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面对多元文化格局，西方中心论已在文化领域受到质疑，音乐教育还要恪守这样的模式走下去吗？重视传统、突出特色应该是我们本土音乐文化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尊重、去解读、去传承的精华，我们当代艺术家、教育家以及后辈学子理应担当此任，义不容辞，那么从专业音乐艺术教育角度我们又该如何引导？这可能是每一位音乐教育家值得深思的问题。

“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在学与思、思与悟中获得对事物本质的不断认识。我虽勤于思，但却悟性不高，诸多困惑还需求助于同我一样置身于教育和音乐艺术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推动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

教育是无尽的求索，音乐更是永恒的话题。我时常庆幸自己可以每天沉浸在其中，与“乐府”中的每一位同仁朝夕相处，感受他们的快乐，分享他们的收获；“乐府”中的乐音给予我无尽的精神宝藏，穿透我心灵最深处，化贫乏为充盈，使我的人生更加充实和富有！我为你畅想，只因你是我的追求，你是未来的希望！

2012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