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进知识分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学习和传播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先进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给中国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从1918 年 7 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讲演。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在报刊上开辟专栏、主编专号、发表文章、展开论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 3 月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 月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着重引导中国人民以此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他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对提高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觉悟起了重要作用。

陈独秀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先驱人物。1920 年 5 月他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 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他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并带动了一大批宣传社会主义刊物的涌现。他在 20 年代初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马克思学说》以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等讲演和文章，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于 1922 年发表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上的《马克思学说》是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又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文章，较之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认识论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学习、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在 1921 年 1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马克思还原》一文，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作了系统的介绍。他于 1926 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仅 7 年时间就印行了 14 版，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突出地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介绍了列宁的思想和理论。这对于中国人民结合自己的实践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1919 年 7月，他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强调要效法俄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他以“新民学会”为阵地，组织先进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在长沙建立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等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周恩来等在天津建立了“觉悟社”，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抛弃了旧有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张闻天、恽代英、董必武、陈望道、张伯简等，都步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张伯简，1898 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白族，早年曾入滇军。1919 年，为追求真理辞去滇军中的军需官职务，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张伯简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组织的“劳动协会”的活动和法、德两国工人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 年冬在德国柏林加入共产党。1922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选为组织委员。他身在异域，却时刻关心家乡的革命，写信给云南学联，鼓励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年秋，张伯简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成长为一个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1924 年，张伯简回国后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继而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任中共中央出版部首任书记，负责过党刊《向导》和《中国青年》的编辑发行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张伯简还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编纂的《社会进化简史》一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是我国较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著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1926 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该书被列为学生的课外读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将此书作为学习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书目予以推荐。1926 年 8 月，张伯简参加省港大罢工，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因积劳成疾，不幸在广州病逝，年仅 28 岁。

毛泽东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杰出代表。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政治工作，并亲自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讲解。还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言传身教，宣传革命真理；口诛笔伐，揭露社会黑暗，发动群众投身革命，充分发挥了革命理论唤醒民众、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广大理论、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不同时期党的理论宣传和普及作了不懈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很多成果，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和模范人物。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第一人”的艾思奇，正是从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了真理的力量，并立志帮助那些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苦苦求索的青年人。于是，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他在 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10 月的一年里，针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思想深处产生的种种疑惑和问题，用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都做了浅明的解说。这就是著名的《大众哲学》这本书由于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因此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在广大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就是看了《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去了延安。据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准备南迁，校方动员学生把书籍交到学校统一保管运输，结果发现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大众哲学》。这样一本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印刷了 32 版，供不应求，使得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1979 年又印行了 35 万册，仍旧一售而空。蒋介石曾一声叹息，“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足以证明《大众哲学》的影响是何等巨大。毛泽东也高度评价艾思奇的创造性贡献和《大众哲学》的社会价值，盛赞这本书胜过十万雄兵。

艾思奇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真理掌握群众，并让群众掌握真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艾思奇同志吃了不少苦头，也受了不少委屈。苦头之一，便是要向自我挑战。接触过他的人，一致反映他是一个敦厚而不善辞令的人，是一个专注学问淡于生活的人。然而，“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坦言：“我肩上这个担子是极不胜任愉快的，因为真能担当这重担的人，应该对于生活有充分的经验，而我缺少的却正是这一个东西。”但他毫不退缩，一边向马克思主义书本学习，一边向实际生活学习，终于获得了成功。艾思奇同志受到的又一苦头，便是随着《大众哲学》等书的大受欢迎、广为流传，各种批评也随之而来。他但始终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坚定地走下去，不为所惑，不为所动。艾思奇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楷模。2010 年是艾思奇的百年诞辰，一些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已陆续展开。全国以纪念艾思奇百年诞辰为契机，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与中国化，推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总之，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勇于攀登、永不止步，不仅获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火，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普照在中华大地上。 svjvnepwheTEw8hvvb1/1iFAErFpmTMt15DNeJaA7cLdMwhh7FBfi8EEfEXbu59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