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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后起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遍布中国大地的采铜矿场，一车车铜矿石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大型的铸铜场所炉火熊熊经年不熄，大批的奴隶甚至是耗费一生的心血进行着雕塑、翻模、浇铸青铜的工作，一件件鼎、簋、爵、鬲被摆放在神秘庄严的祭祀场、奴隶主享乐欢歌的宴会上、埋入奴隶主豪华的坟墓中。这些凝聚着血与火，展现着古代艺术风采的青铜器。雕塑精美，气势庄重威严，成为显示奴隶制社会权力财富的象征，造就了灿烂辉煌的中国青铜时代，然而与商周青铜器及青铜器雕塑在那个时代所处的重要位置相对照的是我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对代表中国远古文明的青铜器的提及可谓凤毛麟角。有籍可查的记载最早在汉代，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由于汉都长安正在西周王朝沣镐的京畿地区，汉武帝、宣帝时都曾出土过青铜器，博古通今的汉臣张敞根据出土的一件鼎上的铭文曾考证出：“此鼎殆周王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至此之后，青铜器艺术仿佛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悄无声息。青铜器再一次被史学界提及已是距商周一千多年之后的宋代，宋哲宗时期的学者吕大临通过对藏于官宦之家及流落民间的商周青铜器的整理研究，编纂了《考古图》，此书第一次系统性地对青铜器的器形、名称、用途、铭文进行分类分析，是我国第一部重要的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图书，青铜器才作为历史资料被正式纳入中华文化的研究范围。
随着出土青铜器的增多和青铜器本身所显示出的独特的艺术史料价值，近代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研究日渐兴盛，学者著述颇丰，著名的研究学者有容庚、郭沫若、郭宝均、陈梦家、马承源等。容庚在1925～1936年间编著了《金文编》、《宝蕴楼彝器图录》、《颂斋吉金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商周彝器通考》等，收集整理了大批包括遗失海外的商周青铜器的资料，并对铭文、纹饰、断代、分类等方面给予了详细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在1932年编著了《金文从考》、《金文余释之余》、《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著作，对商周青铜器铭文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研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和古代的史实明确结合起来，开发了商周青铜器的历史史料价值，并且在文字训诂方面确立了权威地位，使商周青铜器研究成为一个综合的研究体系。其他的学者参考不断出新的青铜器考古发现，将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著名的论著有郭宝均的《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马承源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这些关于青铜器的论著从不同的侧面，由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更加全面地分析，大大丰富了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对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文保工作的深入，大批出土的青铜器得到了极为有效的保护，也为对其更加准确翔实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既对前期的研究起到了察疑补缺的作用，又促成了很多新观点的产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工作真正步入了正轨。
然而综合前辈及迄今为止的商周青铜器研究，概括起来不难发现，他们无不着重在四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关于商周青铜器的断代分期研究。所谓断代，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准确确定某一件特定青铜器或一组青铜器群所属的固有的时代，“一件青铜器包括造型、纹饰和铭辞等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的研究价值，而以上三个因素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断代的任务是把一件青铜器还原到它本来所属的年代，使之可以放到原来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
。郭沫若、郭宝均、马承源先生均在青铜器断代分期上有独特的见解。郭沫若在他的《彝器形象学试探》一书中，将青铜器的发展分成五个时期，即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衰落期，基本上确定了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标准。而马承源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分期，即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青铜器的衰退，此外还有郭宝均先生等人的不同的分期、各种断代分期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根据商周青铜器的花纹、造型、铭文结合出土地点做出了自己的分期断代，理顺了青铜器诸多特征与社会时代特征的关系，为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主导方向。第二，是关于青铜器器形分类的研究。商周青铜器是以具体的造型面貌而出现的，各种造型由于与实用功能、思想内涵结合紧密，其名称类别在史籍中又较少提及或冠名错讹，因此有必要清楚地区分青铜器的性质和具体的实用功能，从而更好的研究具有同一性质功能的青铜器之间的差别、变化，从中找出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及体系特征。早期学者对青铜器的分类虽然纷繁复杂，但也基本达成了一致，可分为几个大类，即兵器、酒器、食器、水器、乐器、杂器。最为常见的几种青铜器名称也比较明确，如鼎、爵、卣、盘、觥、壶、戈、钺、簋、鬲、彝、匜、钟等都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对青铜器分类的研究是最直接反映各种各样青铜器性质、造型的研究工作，它是其他各项研究的基础。第三，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诡异瑰丽，雕饰种类、内容、方法众多，之所以吸引我们对它进行研究，纹饰所具有的审美功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纹饰还具有一定的承前启后的嬗变过程，无论是对原始纹样的继承吸收发扬光大，还是对魏晋、汉唐纹样装饰的影响深远，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对纹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和形式上：内容上主要包括各种动物和几何纹样，如神秘化的龙纹、夔纹、凤纹，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变形牛、羊、象、虎纹等。形式上则因时代的不同，或刚健粗犷，或秀美细致，这些大都属于美术学的范畴，对我国古代艺术的综合性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四，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是商周特别是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志，西周时期的很多青铜器不是以器物造型而是以铭文所著称的，如墙盘、大克鼎、毛公鼎、大盂鼎等。青铜器铭文中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史实史料，因而为史学家、经学家所格外重视。龚自珍曾说“凡古文，可以补许慎书之阙；其韵，可以补《雅》、《颂》之隙；其礼，可以补逸礼；其官位氏族，可以补《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隙”，古文即铭文。郭沫若也认为“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有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对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是极其重视的。
关于青铜器铭文与中国文字的发展、书法艺术的关系，也是有关学者研究的重点。青铜器铭文，其字形字意于今大为不同，比较难以理解。早在宋代吕大临、王楚等已经辨识了好几百个青铜器铭文文字，并逐渐发现了一些金文构型规律，为进一步理解青铜器铭文字义打下了基础。唐兰和于省吾、郭沫若先生总结自己的经验，也对铭文文字研究做出了贡献。如唐兰先生的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历史的考证法，都对青铜器铭文文字的辨析起到了可借鉴作用。新中国以后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艺术特征的研究方兴未艾，铭文书法由于书写的格式、形式独具特色，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影响也很大。马承源先生就在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青铜器铭文的书法艺术特色及其时代的演进过程。
此外，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还包括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防伪青铜器的研究等多方面。对商周青铜器以上几大方面的研究为我们能从总体上观察青铜器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和重要的方法论，从中可以了解商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青铜器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大影响作用，其中的史料价值也为我们续写中国历史的脉络，显得何其宝贵。我国新时期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大一部分重要的资料就是直接来自青铜器的发掘与铭文研究，说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商周青铜器的各项研究工作，看似包罗万象，蓬蓬勃勃，但却存在着重大的疏漏。无论是对青铜器的断代、纹饰、分类，还是对文字、书法、铸造的研究，都忽略了青铜器本身是一件精美的造型艺术作品，忽略了它首先是以具有审美性质的整体艺术形态出现的这一事实。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也不仅仅具有实用的功能、经济的价值、记录史实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特定的反映时代特色的艺术造型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明白地说就是它首先是一个雕塑形式，一种极为特殊的雕塑艺术形式，具有雕塑艺术的特征。翻开中国雕塑艺术史，谈及商周时期的雕塑艺术，目光仅仅关注在玉雕、陶塑和普通意义上的铸铜雕塑上。这些雕塑在商周时期是比较少的，而面对众多青铜器雕塑精品，要么寥寥数言，一笔带过，要么将其归入工艺美术之类，以实用器的装饰艺术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缺憾。
艺术是文明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心灵表现，也是智慧与审美趣味的特殊外在形式。雕塑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人类的审美造型活动中产生最早，它是物质的，以造型、质感、复杂的结构成为最接近人类生活现实形态的，经过雕刻和艺术手法处理升华了的静态造型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人类形象的历史，反映着不同时期人类的感情世界和文化艺术的审美倾向，被认为是典型的造型艺术”
。从某方面来说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雕塑是最好的研究对象，在世界四大文明中，雕塑艺术是最直接、最多被提及的艺术形式。这首先是因为雕塑能最直观反映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和社会政治经济特征。我们看埃及雕塑，那遍布在上下埃及神庙里的庞大法老雕像和无数的由奴隶鲜血汗水凝结而成的深邃高大的陵墓，直接说明了埃及奴隶制社会王权的巨大威力和奴隶主对社会财富的完全占有。我们看古希腊雕塑，那健硕的运动员雕像、优美的阿芙罗狄忒（维纳斯）雕像，也能看出希腊城邦社会里平民与贵族的审美趣味和对生活的热爱。两河流域巨大的花岗岩石雕猛狮扑人和建筑上野蛮血腥的狮与人、狮与牛搏斗的大面积浮雕，都完整鲜明地以雕塑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人类早期社会的阶级关系是赤裸裸的剥削与压迫的关系，以及在这种阶级关系存在条件下人类所产生的对抗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关系的残酷性和必然性虽然在绘画、建筑、文学、诗歌等方面都有所表现，但其震撼力和可直接触及与感受到的空间实体性是无法与雕塑艺术比肩的。另外，雕塑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最容易感知的外在空间实体，早期原始人类的精神世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宗教与巫术。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一经诞生就存在着精神和物质的两大世界。由于科学地认识世界的能力尚处在愚昧状态，早期人类文明认为在与人类现实生活平行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能主宰人的生命祸福的神灵的世界，并且为了自身的生存不仅要与自然界作殊死搏斗，而且还要取得冥冥之中神的佑护，在各个世界文明中这种巫教都是非常盛行的，是早期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对早期的雕塑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塑的内涵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有的作为图腾偶像，有的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品。中华文明、埃及文明甚至于太平洋彼岸的玛雅文明都具有显著的宗教巫神文化特性，这在所遗留下的雕塑艺术作品中显示得非常明显。埃及的长着鹰头、猫头的人神和长着人头的狮身人面像，都是宗教神秘文化对雕塑艺术造型带来的直接结果。他们相信这些特殊的形象掌握着人的生杀大权，只不过随着阶级和阶级社会的产生，拥有私有财产的奴隶主为了自己本阶级的需要将自己打扮成神的后裔、神的使者、神在人间的代言人，从而利用其愚弄广大的下层人民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玛雅文明的统治者同样将自己说成是天之子，是天上的太阳，那些装饰着黄金宝石或以黄金宝石雕塑的人的头颅、骷髅，显示着统治者对甚至是人的生命的无情占有，从雕塑上看来这种统治更形象更残酷更真实。
雕塑当然附有一定的历史史料价值，可以从中分析出某个社会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特征，但这仅仅是雕塑艺术所给予我们的实用价值之一。作为一种艺术产品，我们还应该重视它的艺术精神价值，这种价值是永恒的，是任何焚烧、砸碎、掩埋所不能毁灭的。
对青铜器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大师辈出，收获颇丰，但此前对商周青铜器雕塑研究的疏漏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从事研究者术业有专攻的个人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育是非常不完整的，远古时代我国早期雕塑艺术萌芽所显露出的生动、活泼、天真和纯朴，是艺术对生活的歌颂和欣赏，“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然而进入阶级社会，雕塑艺术受到的政治、思想意识的束缚骤然加剧，生存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它被用来作为一种政治和宗教的统治工具，在统治者的手中挣扎成长，不是以宗教偶像出现（比如石窟、寺庙中的佛、菩萨），就是被埋入暗无天日的坟墓中陪葬死人（如各个时期的俑、帝王将相陵墓前的陵墓雕刻）。雕塑只是小技小艺，从事雕塑艺术创作的人也只是一般的工匠技术工人而已。有关雕塑艺术的记载也极少，创造了华夏民族辉煌雕塑史的雕塑家也无留名留姓，和中国古代雕塑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所取得的地位极为不相称。
商周青铜器首先是属于艺术的范畴。青铜器不是一般的以青铜为材料铸造的简单的具有一定造型和思想内涵的实用器皿，它要先具有审美功能，再以审美发挥其所有上述的其他诸如史料、实用的功能，否则在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青铜器进行造型、纹样、雕饰的改革变化。从一个方面讲，商周青铜器甚至是属于纯艺术的精神上的审美再现，它有美的形式、丰富的艺术表现内容和完美的雕塑技法。由此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也极其独特，对它的艺术方面的理论研究无疑对完备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来说是起重要作用的，这也是本书最初的写作心得和出发点。
基于以上所述，这本书的重点在于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商周青铜器雕塑艺术做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一部分是雕塑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阐明商周青铜器的雕塑艺术特征，鲜明而独特的雕塑艺术风格及其雕塑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包括论证了青铜器雕塑更为具体详尽的制作方法。第二部分按照新的分期，着重分析研究了商周各个时期青铜器雕塑的艺术特征和造型特点，雕塑艺术风格的变化及其之间的承袭关系。第三部分则论证了商周青铜器雕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以为从以上三个部分基本上可以完整地概括论述商周青铜器雕塑艺术的全貌。但是中国古代雕塑何其浩繁，商周青铜器雕塑的研究也是非常复杂的，头绪繁多，有些部分的研究还需跨学科，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一次完成的。唯希望本书能引导一个对商周青铜器雕塑研究的良好开端，引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商周青铜器雕塑，使商周青铜器以其艺术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作者
五千多年前，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出现了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群体，这些氏族部落在一定范围内聚族而居，具有初步的社会文化形态，各氏族部落通过不断的兼并和发展，逐渐在黄河流域形成以尧、舜、禹为首领的三个强大的氏族部落联盟，这一时期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私有制初露萌芽。为了扩大领地和攫取更多的私有财产，个个联盟部落之间军事上互相攻伐，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着私有财产的氏族联盟首领拥有很高的权利，但同时为了维护各个集团的独立和稳定，在氏族集团内部的事务上，又具有一定的民主制特点，特别是在部落氏族王权的继承问题上，能够根据“选贤与能”的原则，推荐氏族联盟的首领继承人。
以民主制度的“禅让”方式推选氏族首领继承人在黄帝时代已经形成。黄河流域以黄帝族为主体的部落联盟，在部落内部设立了最高权力机构——四岳十二牧会议，也即部落联盟会议，以便用来处理部落联盟之间的政事、宗教和战争事务，维持氏族部落内部的生存和发展，在最重要的推荐部落联盟继承人的重大问题上，采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这就是我国古代社会令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制度。
传说尧欲让位于徐由、巢父，徐由、巢父不肯而最终禅位于舜，舜年老时在部落联盟会议上，因禹治洪水有功而禅位于禹，禹是“禅让”制度下产生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禅让”之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稳定氏族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尧舜实行禅让制是当时特定社会政治现实的必然，一方面尧舜虽然具有雄厚的私人资产，但这种私有化是在氏族的强大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因此为了氏族的整体强盛，氏族首领必须首先为本部族的公共利益着想，进而做有利于氏族群体的实际工作，尧舜由于在这方面很突出因此有很高的德行威望，前任首领亲子的势力不足以取得整个氏族的信任而夺取王位，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分化，氏族贵族包括其本人的子嗣都具有很强盛的力量，他们也把王位看做是私有的特殊物质，企图完全占有。尧舜面对这种社会情况也不得不以禅位来缓和矛盾，分化各部落的对抗力量。禅位制度到禹继位后，氏族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化更加集中，以禹为代表的大氏族贵族的力量更加强大，使得其他氏族势力不能与其抗衡，禹后期通过发动强权战争，地位得到巩固，使得“四方归之，群土以王”，奴隶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已经形成。禹死后，其子启继位，“传子制”代替了“禅让”制。启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了夏王朝，我国自此开始进入了阶级社会。禹传位于子启，不是偶然，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
确立我国奴隶社会制度的夏代共历十三世十二王，四百余年的时间里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为商周两代我国奴隶制的高度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商周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充分的物质的、思想上的准备。
商代是我国第二个以奴隶制社会政治为基础的朝代。商族最初居住在黄河下游，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氏族部落，传说商的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在河里沐浴时吞玄鸟蛋有孕而出生的，说明契生活的那个年代商族还正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契是与禹同时代的人，曾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舜任命他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
，从此始有商的名称，商族经过繁衍发展，逐渐成为夏朝东邻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
商在兴起的过程中因为氏族发展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活动的中心区域曾多次迁移，从契到汤就有八次之多，直到汤最后定都于亳，汤是一位贤能的氏族首领，继位后任用伊尹、仲虺为相，重视生产，整顿军事和政治，氏族群体得到蓬勃发展，随着商族强盛，其势力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汤的领导下开始积极准备力量灭夏。首先汤借口葛国不行祭祀之礼出兵灭了夏的盟国葛，使附近的部落纷纷归降，经过多次大的战斗，“十一征而无敌天下”，后来又挟余威灭了十多个部落和小方国，完成了最后灭夏的准备工作。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联合同盟部落，举兵讨伐夏桀，汤发表了著名的“汤誓”，揭露了夏桀的残暴，汤带领军队所向披靡，经过几次大战，最后在鸣条与夏桀的军队展开决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汤灭夏正式建立了商朝政权，都于亳（今河南郑州一带）。
商朝建立伊始，“改正朔，易服色，尚白，朝会以昼”
，汤认真吸取夏桀灭亡的教训，实行“宽民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用贤任能，使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得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随着私有制的深化，商自中丁到阳甲，内部发生了长期争夺王权的斗争，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发生倒退，国民怨声载道，国势日趋衰微，政治统治中心又被迫迁移达五次之多，更加重了商王朝的社会危机。力挽狂澜的是商朝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盘庚。盘庚是一位很有才能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继位后将商都迁于殷（今河南安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安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使商摆脱了中道衰落的危险，并为以后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盘庚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缓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安定人民生产生活，同时挟国力之强盛，对周边小国用兵，扩大了商的影响力，商的疆域不断扩大，商朝到第二十三个国王武丁时期达到了全盛，史称“武丁中兴”，其疆域已经东至大海，西达陕西西部，东北到辽宁，南至长江流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奴隶制大国。
自商王祖甲之后，商历代各王腐朽无能，耽于娱乐而荒于朝政，“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不仅如此，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享乐生活和独尊的权利，对奴隶的压迫剥削日甚，尤其是商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为能，高天下以为声，以为皆出己下，好酒淫乐，嬖与妇人”
，运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更“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饮”
，只知享受又以杀人为乐根本不关注下层人民的疾苦，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都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社会动荡不安，反抗之声、反抗势力“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最终导致周武王的举兵讨伐，由于平时不做战备，不修仁政，商朝的军队在代表新兴势力的周王大军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不堪一击，牧野之战早已对纣王和奴隶主痛恨入骨的广大下层奴隶阵前倒戈，助周攻商，纣王兵败，匆匆奔上鹿台摘星楼，穿上华丽的玉衣点火自焚而亡，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在统治了六百多年后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