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旨在研究明清时期湖北的慈善事业。其中“明清时期”的范围为明初迄于清末（1368 年至 1911 年）。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出现了很多新趋势，但社会并不是遽然改弦更张。湖北处于内地，受欧风美雨的侵染相对较晚。以 1911 年为下限，基于尊重慈善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更好地揭示其历史脉络。所谓“慈善事业”，并不是囊括所有国家与社会的救贫济急行为，而指依托善会善堂的有组织的善举，包括政府主导的养老慈幼机构——养济院、育婴堂等，但不包括个别性的济人利物的义行，也不包括族田义庄、会馆公所，以及寺庙宫观的施舍行为。

中国拥有悠久的慈善发展历史，但长期没有制度化和组织化。明清时期，乐善好施成为与科第功名、孝行节义并重的广受推崇的社会风尚，出现了善人群体与慈善网络。以善会善堂的涌现为标志，以民间参与为主导、有组织的慈善活动大量出现。这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新现象。日本学者夫马进指出：“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以实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 一般来讲，作为会社，善会强调的是志同道合者共倡善举，多由地方上的善人义士自由组合，服务对象多为小社区。作为机构，善堂强调的是有组织和场所施行善举，组织相对正规。当然，不少善堂乃奉命行事，跟风而建，旋建旋废，形同虚设。从明末同善会算起，数百年中，善会善堂在中国存在了数百年，其数量数以千计。建国初期，慈善被作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产物”被否定和消灭。除了教科书中“不忘旧社会”的说教，以及控诉“仁慈堂”的故事，善会善堂迅速退出公众视野。近年来，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当地善堂遗迹，不少还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在港台和海外，源于明清的善堂依旧在当地社会福利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潮汕等东南沿海地区，浓郁的善堂文化正在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批判、社会救济主要由政府包揽的格局，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再次名正言顺、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转型过程。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慈善事业，学界和社会也许还欠一个公道。

经历 90 年代的艰难再起步，2008 年的井喷式发展，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套用史学家唐德刚的提法，今日中国慈善正处于“历史的三峡”——既势头凶猛，不可遏止，又充满暗礁险阻。若跌跌撞撞，最终突破，必将凤凰涅槃，一路坦途；若依旧故我，徘徊往复，则危机重重，前景堪虞。一方面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方面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红十字——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从索尔弗利诺走来，已经历了 150 个春秋，来到中国也有 100 余年，在历史上留下无数荣光。越来越多人的认识到，中国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培育普及全民的慈心善意，是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慈善史并未引起关注，只有零星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世界史学的转型，以夫马进、梁其姿为代表，率先在海外，慈善史进入研究视野，佳作迭出。90 年代中期，慈善在大陆被官方重新肯定，相关研究也正式起步。时下中国慈善史研究方兴未艾，相关专著达几十部，以及为数众多的论文，慈善史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过当前研究存在很多空白点，尤其是专题与区域研究不足。湖北属于区域研究的“弱势区域”，慈善史方面尚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本项研究在尽量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大致勾勒出明清时期湖北慈善事业发展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