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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大众文化的成因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比如，周宪在述及大众文化的成因时指出：“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都市化的形成以及大批城市大众的涌现，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一种带有文化产业性质的大众文化应运而生。”
而陈刚在给大众文化下的定义中，也明确地把大众传播作为其构成大众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
显然，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有着撕扯不开的关系。那么，什么又是大众传播呢？看来，在梳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大众传播的涵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形成很有必要。
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二十年代广播电台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战后才出现的电视）。”
从目前的情况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不但促成了旧电子媒介的更新换代（如从普通电影到立体电影，从普通电视到高清晰度电视、卫星电视等），而且也催生了一批新的电子媒介（如程控电话、录像机、VCD、DVD、卡拉OK、传真机、多媒体电脑、因特网、手机等）。可以说，电子媒介的队伍已经壮大；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壮大的趋势必将愈演愈烈，以至于我们今后肯定是生活在一个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时代。
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尽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个部分，但是在催生、塑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电子媒介无疑起着更大的作用。按照传播学家的看法，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已经经历了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个阶段。在口语文化时期，由于传播是在单纯的、人人都具有的说—听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口语文化具有了粗陋的民主和平等色彩。而随着印刷文化的来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民主平等关系被取消了。因为印刷文化机制本身便具有一种拒绝和排斥功能，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进入印刷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掌握、控制、甚至垄断文化的阐释权，而大量的没有识文断字能力的芸芸众生则被印刷文化机制无情地抛置到了边缘的角落，他们唯一具有的资格是被动地接受与倾听。可以想见，在典型的印刷文明时期，与之成龙配套的只有精英文化、贵族文化，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译本封面
只有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电子媒介的出现对于大众文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学者切特罗姆（Daniel J. Czitrom）在分析早期电影对美国人的影响时指出：由于电影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和景观融为一体，从而导致了这种新型的电子媒介与传统文化精英的格格不入。同时，由于电影不是为了特定的阶层、客厅、课堂而设，而是为了现实生活、为了了解西部、工人、农民、木匠和工程师，为了探讨关于女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广阔领域，所以电影深受底层民众的喜欢。结果，电影不但把平等意识带到了人民大众之中，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
到了二次大战末，电影媒介已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即继印刷文化之后的艺术、娱乐、大商业和现代技术的汇合，它符合大众的口味，又从大众中获得力量。这种新的大众文化把作品和制作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二者都不符合旧的文化学说的模式。……对大众来说，看电影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体验和解释同代人或家庭的共同价值观的新方法。
从切特罗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电子媒介的电影，由于其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本身便蕴含着一种平等、民主的理念，所以与印刷媒介对大众的拒绝、排斥功能相反，电子媒介最大限度地对大众行使着、发挥着它的接纳和聚合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切特罗姆才认为电影创造了大众文化。如此看来，电子媒介不但在创造大众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次极富革命意义的壮举，因为它打破了精英文化或贵族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大众也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化领地和文化支援，第一次具有了与上层精英垄断的传统文化分庭抗礼的资格，甚至有了蔑视、无视传统文化存在的权利。
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在催生了大众文化之后并没有抽身而去，可以说，在20世纪大众传媒的更新换代中，每一种电子媒介的出场都是对大众文化的一次再引导和再规范。于是，电子媒介在完成了大众文化的“助产婆”的使命之后，又充当了大众文化的“整容师”。而不断的引导和规范，反复的化妆和整容，也使大众文化的革命性冲动耗尽了、反叛性精神衰竭了。如今，整个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安居乐业，而且其产品在具有了典范效应之后已批量生产、大量输出。如此说来，大众传播便不可能不是一把双刃剑，它成全了大众文化，同时也使大众文化成了它的奴隶。这样，我们便需要分析电子媒介在整合、塑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究竟为大众文化注入了怎样的内容和精神意向，在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其他一些学者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中，电子媒介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概而言之，在对大众文化的整合与塑造中，电子媒介所挥发出来的如下功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第一，如果说传统的印刷媒介是一种传播中更重思想、高深学问和形而上精神意向的媒介，那么，电子媒介由于其自身感染力强、转瞬即逝等特点和要求受众做出瞬间反应、群体共鸣等规定，则更易承担娱乐的功能。事实上，从最初的《火车大劫案》到后来逐步成型的好莱坞模式，从肥皂剧到各种电视娱乐节目，从电子游戏到网上漫游，西方电子媒介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强化、放大着自身的娱乐功能。而娱乐既是大众所需求的精神产品，又是构成大众文化的基本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媒介表面上为大众提供的是娱乐性的产品，但实际上出售的却是一种享乐的意识形态。
第二，与印刷媒介相比，可以把大部分电子媒介看做是麦克卢汉所谓的“热媒介”。热媒介清晰度高，要求接受者的参与程度低。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考虑，我们发现正是电子媒介规定了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效果。也就是说，由于电子媒介提供了高密度的信息内容，受众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有意识的信息整合和深层次的意义提炼，结果导致了麦克卢汉所谓的“麻木”、“恍惚”、“麻醉”和“梦行状态”。德国媒介理论家史特姆（Hertha Sturm）在对电视的研究中发现：“当收看电视的人面对着快速变化的图像和速度被加快的姿势和动作时，他简直是被逼着从一幅图像换到另一幅图像。这不断地需要新的、意外的适应可察觉到的刺激。结果，看电视的人不再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在内心里也停止标识。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发现个人是用更兴奋的、被唤起的生理状态来行动并作出反应的，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理解力的下降。所以，看电视的人成为一种外部力量的牺牲品，成为快速的视听节目编排的受害者。”
从这段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电子文化产品的制作秘诀是遵循了刺激—反应的心理模式，而长期与电子媒介交往，受众势必滋生“看客”心理。同时，受众的心理定势形成之后，又反过来要求电子媒介提供一种填鸭式的、无深度的、看过即忘的服务。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所达成的这种默契中，大众文化与其说难以形成一种深度模式，毋宁说它的运作机制就是无深度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即刻的、平面化的、生理方面的快感反应。
第三，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那种地理和社会的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
贝尔分析视觉文化的成因时主要考察的是城市人造的市景和现代运输手段对视觉快乐的重视和对视觉美学的召唤，但并没有排斥电子媒介在塑造视觉文化时所起的巨大作用。这番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由于电子媒介主要是以视听画面征服、改编大众文化的，所以视觉化、影像化实际上已内化到了大众文化的逻辑结构中，从而使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典型的视觉文化。视觉化的大众文化给文化大众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由于大众终日与电子媒介“耳鬓厮磨”，所以逐渐隔断了大众与现实的联系，而视觉画面又强化了大众的幻觉效应，他们把影视画面误以为现实，结果反而导致了真正现实的失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才认为：“美国社会，作为一个充满形象的社会，是一个使人们感觉到现实的缺乏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是一种文本。现在人们感到的不是过去那种可怕的孤独和焦虑，而是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没有真实感。……而这一切都是和色彩、摄影、电影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第四，阿多诺在论及大众文化时虽然也使用过“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以“文化工业”取而代之。在他看来，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为了消除误会，是害怕人们把大众文化理解成“某种类似文化的东西，自发地产生于大众本身，是通俗艺术的当代形式。” [1] 在阿多诺论述的语境中，做出这样的置换是大有深意的，但如此一来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大众传播在大众文化向文化工业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还不完全是二而一的东西。简言之，早期的大众文化尽管粗陋，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大众主体的诉求为其主要构成内容的。而这一时期，大众传媒还没有完全对大众文化形成一种决定性、制约性的力量，只是随着电子媒介的繁殖与发达，来自大众传播的客体性因素才逐渐规范了大众文化，进而把大众文化整合到了机械化大生产的既定框架中。因此，在大众文化向文化工业的转换过程中，大众传播（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成熟的或发达的大众文化，其运作方式既摆脱了接受主体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生产主体的控制，它现在唯一接受的是来自于大众传播所传递出的技术理性的指令。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大众文化才具有了程式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特征，同时也才具有了复制性、商品性和批量生产的可能。
以上，笔者从娱乐性、平面化、视觉化，技术的力量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的渗透与改造，操纵与控制。这虽然不是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复杂关系的全部，但是却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把握和认识大众文化的基本思路。事实上，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交往的一个最大成果是使文化彻底地媒介化了。所谓文化媒介化就是首先依靠某种传媒的特性生产文化产品，然后再借助传媒的力量推销其文化产品。因此，文化媒介化使大众文化最大限度地凝固、附着于某一物化产品，大众文化从此不再是一个玄虚的理论术语，而就是《豪门恩怨》、《泰坦尼克号》、可口可乐、米老鼠与唐老鸭等等产品本身。西方的一些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直接等同于“媒介帝国主义”，显然这种等同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已没有单纯的文化，有的只是被媒介这只上帝之手梳理过的文化。
[1] 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1，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