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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说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进入大众文化的视角各各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对研究大众文化的视角略作分析。进一步加以归类，可以形成如下三种视角：批判理论的视角、符号学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
（一）批判理论的视角。整合说和颠覆说实际上都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遗产。根据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 [1] 同时也根据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总结， [2] 我们似可把批判理论归纳如下：批判理论是借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运作、尊重科学的发展但是却与种种科学化的社会研究与哲学方法（尤其是实证主义）划清界限、批判权力统治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批判自身、旨在拯救个体并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理论。而自由、幸福、理性、幻想、乌托邦、人类解放等等既是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构成了批判理论特殊的叙述方式。正是在批判理论的引领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思考、分析与批判。但是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眼里，马克思所谓的那个充满了革命冲动的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众， [3] 所以在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显然隐含了对大众的失望情绪；而本雅明等人则乐观地假定，依然“存在着一个大众革命主体（如果不是一个共同体，至少也是一个政治集体）” [4] ，这种想法让他们对大众文化寄予了厚望，因为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的加工再造，大众文化可以把革命主体进一步武装起来。于是，大众文化也就变成了颠覆的工具。
表面上看，整合说与颠覆说似乎截然对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其实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左翼激进的一面与右倾保守的一面的对立，甚至是同一个人思想中两种不同的思想资源的较量交锋（本雅明与马尔库塞身上恰恰存在着来自激进知识分子与来自浪漫怀旧的文人的两股拉力）。这种对立起因于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分野于对大众意识水平的不同理解（被动顺从还是能动反叛），胶着于对大众文化功能与作用的不同解释（是统治者整合的帮凶还是被统治者颠覆的武器），然而它们又统一于“批判理论”的基本宗旨之下。也就是说，由于它们革命的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与批判的对象（极权主义社会）是一致的，由于对大众文化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其实都是被救赎、人类解放、乌托邦主义的宏大叙事书写出来的话语，所以它们并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在对共同的目标的追寻中，它们可以握手言和，从而走向新的融合。
（二）符号学的视角。自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发明了符号学（semiology）的理论之后，人们有了认识事物的全新角度，但真正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改变成社会符号学，并以此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学者是罗兰·巴特。在《神话学》（1957）一书中，巴特通过对摔跤、玩具、洗衣粉广告、脱衣舞、占星术等符号学体系的分析，把符号学的方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看来，神话是大众文化的形式，而现代神话已经成为一套符号学体系。通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神话生成了某种意义。比如，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正在敬礼，他注视着一面法国国旗，这是它的能指。但它还有其所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对所谓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没什么比这个黑人效忠所谓的压迫者时所展示的狂热有更好的答案。”
其后，巴特又用外延与内涵之间的差别，重新推敲了能指、所指和神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外延上看，各种大众文化符号的意义总是自明的，但符号学的任务却是要超越这些外延，进入符号的内涵。于是，表面上看，那只是一束玫瑰花，但它表示的却是激情；从外延上看，那不过是一幅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但其内涵却是要表示法帝国主义的伟大和公正。符号学的方法揭示的是包含在文化神话中的种种意识形态。
以符号学的视角解读大众文化，确实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由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充斥着各种文化符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通过文化符号的现代神话把自己掩盖得看不见摸不着，仿佛自然天成，所以，符号学的解读实际上就是祛魅（disenchant），即把大众文化的所指或内涵揭示出来，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出原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巴特对于大众文化终止了价值判断而只动用了说明和阐释，由于他用戏耍的、魅人的、充满享乐的（jouissance）写作方式来接近大众文化，他的方法也就有了严重的缺陷：把大众文化放到非时间矩阵（atemporalmatrix）中进行考察，其结果是取消了历史辩证法（historical dialectics）的维度；不使用“物化”之类的概念，又使他因此丧失了批判性分析的宝贵工具。 [5] 实际上，后来的霍尔和费斯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符号学方法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也就具有了符号学方法共有的优势和相同的缺陷。
（三）文化研究的视角。自从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首任主任之后，英国的文化研究便成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利维斯（F. R. Leavis）等人的应对方式是阅读“伟大的传统”，以此来建立坚实而和谐的“生命感”，从而抵制大众文化的快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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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霍加特与威廉斯则一方面肯定了工人阶级通俗文化的自然与纯朴，一方面了又描述了美国那种娱乐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在他们的研究中，“理解”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大众文化成为其共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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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他们与“利维斯主义”（Leavisism）的重要区别，也是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所奉行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能够浮出历史地表，实际上是“新左派”面对“二战”后的英国社会进行全面反思的结果。这样，“文化研究并不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而是一种文化政治层次的介入。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文化研究就与英国社会紧密接合，参与的成员大都投入社会运动之中，知识上的关切（intellectual concern）与政治上的坚持（political commitment）无法做截然的区分，这些是它与英国既有体制中学院派最大不同之处”。
因此，文化研究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在倡导“穿越学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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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学科方法”（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也在积极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种进行社会斗争、从事社会批判的武器。其后，由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理论的引进，文化研究进入了结构主义阶段；由于发现了葛兰西，文化研究又发生了“葛兰西转向”。但文化研究进入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之后（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已有了很大的变异。
霍尔、费斯克的大众文化学说实际上都是文化研究思路运作之下的一种理论话语。由于文化研究者动用的理论资源不尽相同，他们在分析大众文化时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但是，大体而言，他们都分享了以下的观念：以平民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精英主义的姿态对待大众文化；抛弃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概念，推翻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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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主张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并关注文化产品的“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
更多地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场所，并解读其权力如何运作、斗争如何展开、意义如何生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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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种视角来解读大众文化，其好处是可以把大众文化打量得更复杂、思考得更精细、分析得更透彻，但其缺陷似乎也暴露无遗。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认为，平民主义代表的是精英统治论的镜像，如果说精英统治论把受众看作愚蠢之徒而对他们以恩人自居是错误的，那么平民主义把受众看作颠覆者并把他们当成恩人同样是错误的。“二者都按没有事实根据的漫画手法行事，没有对受众的社会和文化性质作出经验的和历史的适当鉴别”。
莫蕾斯基（T. Modleski）则指出：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者“一头浸淫于（大众）文化当中，半遮半掩地与他们的研究主体发生了爱恋，有些时候，他们也就因而不再能够与受其检视的文化体，保持贴切的距离。结果一来，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间，一手为大众文化写下满纸的歉语，一手却又紧抱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
[11]
这样的声音对于那些沉浸在文化研究视角中的学者来说，应该是一种重要的提醒。
[1] See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2，pp.245～46. See also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the Penguin Press，1968，p.155.
[2] See Douglas Kellner， Critical Theory，Marxism and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1.
[3] See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Beacon Press，1972，pp.5～6.
[4] Andrew Arato，“Introduction to Esthetic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p.215.
[5] See 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 Telos ，no. 45（1980），pp.135，139.
[6] See Simon During，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in Simon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2.
[7] See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London，Sydney and Wellington：Unwin Hyman，1990，p.44.
[8] See Elaine Baldwin. . . ［ et al. ］.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Prentice Hall Europe，1999，p.3.
[9] 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 ： Cultural Studies ，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33，32.
[10]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388.
[11] T. Modleski，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11. 转引自David Morley：《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