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由于对大众文化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也就形成了关于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论，概而言之，以下四种学说值得关注。
（一）整合说。整合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还有写作《单维人》（1964）时的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整合说的基本思路如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变成了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或“单维社会”，由于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本身的合理性，所以，大众文化并不是在大众那里自发地形成的文化，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工业强加在大众身上的一种伪文化。这种文化以商品拜物教为其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其基本特征，以制造人们的虚假需要为其主要的欺骗手段，最终达到的是自上而下整合大众的目的。为了使整合说的理论表述得更加严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特意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取代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表述，以和那种大众文化“自发地产生于大众本身”，“是通俗艺术的当代形式”等模糊认识严加区分。 [1] 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整合说虽然更多地来自于阿多诺等人在纳粹德国的经验，并遭到了英美一些学者的批判，但由于它表面上指向了大众文化，实际上批判的却是大众文化背后的极权主义体制，所以现在看来，这种思考依然是非常深刻精湛的。作为一种最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整合说为我们开启了认识大众文化的稳固思路。
霍克海默（1895～1973）与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
（二）颠覆说。颠覆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文化革命中的马尔库塞。颠覆说的基本假定如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不是被文化工业整合的对象，而是需要被大众文化武装起来的革命主体。通过新型的大众文化形式（电影、摇滚乐等），通过大众文化所执行的新型功能（心神涣散、语言暴动、身体狂欢与爱欲解放等）对大众革命意识与批判态度的培养，最终可以达到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必须指出，当颠覆说如此思考着大众文化时，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大众文化的通常涵义（如商业性、浮浅性和忌屎色彩），而是为大众文化涂抹上了特殊历史语境中的“左翼”油彩。于是，通过对大众的关注，它强调的是革命主体的力量与能动作用；通过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性思考，它否定的是高雅文化的懦弱与保守，强化的是大众文化的政治实践功能。而革命理论对大众文化的重新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整合说所传达出的自律个体与顺从大众、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紧张对峙的状态，淡化了批判者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精英主义姿态，从而使大众文化呈现出一种民间性（尽管它已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使大众文化的肯定者拥有了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然而，公正地看，颠覆说的乌托邦色彩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雅明最终会回归富有光晕（aura）的传统艺术、马尔库塞最后会皈依美学的主要原因。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思想家。
（三）抵抗说。抵抗说的发明者是美国学者费斯克（John Fiske）。费斯克更多地借用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与解码理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德塞图（M. De Certeau）的符号学理论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欢化理论，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在社会控制之外始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因素，它避开了或对抗着某种霸权力量。”
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统治型的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的形成总是对统治力量的反应，却从来不会成为统治力量的一部分。”
[2]
在他看来，大众（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体）穿牛仔裤，看娱乐片，在商店里顺手牵羊或者仅仅消费一下商品的形象就构成了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由于大众的“恶作剧和诡计是弱者的艺术”，
所以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一种激进的颠覆行为；它永远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体系”。
但是这种“规避性的符号抵制可以维持一种大众意识”，可以改善“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环境”。
这样，从“抵抗”（resistance）或规避的角度来重新考察和鉴定大众文化就成了费斯克的惯常思路。不过，虽然费斯克能把大众文化解读得风情万种，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了某种无可奈何。在坚硬的资本主义体制面前，这种“弱者的艺术”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学者朱学勤的说法——“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约翰·费斯克（1939—），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
（四）斗争场所说。斗争场所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第二届主任霍尔（某种程度上看，费斯克的论述中也隐含着相似的思考），但霍尔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谈判、协商、对话、斗争的场所。而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占领“常识”（common sense）与“大众文化”领域便显得至关重要。巴克（Chris Bark⁃er）指出：“在葛兰西看来，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大众文化中的‘常识’来思考这个世界，并组织他们的生活和形成他们的经验的，因此，常识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至关重要的场所。铸造‘优良识见’（good sense）的斗争，葛兰西认为尤其是认识资本主义阶级特征的重要方面。常识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重要的场所，是因为这是一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的地带，是一种引导日常世界之行为的实践意识。更多的哲学观念的粘连物，都在常识领域里角逐并转化到这一领域。因此，葛兰西非常关心流行思想与大众文化的特性”。 [3] 由于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发生了所谓的“葛兰西转向”，由于霍尔认为“葛兰西的论述最能表达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4] 所以，霍尔便把葛兰西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抢救出来，又借助于沃洛希诺夫（V. N. Volosinov）“符号变成阶级斗争的舞台”之观点，进而固定成了大众文化的“斗争场所说”。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是争夺权力文化或与权力文化作斗争的场所之一，也是斗争中或赢或输的赌注。它是赞同和抵抗的舞台，在那里或者部分地出现了霸权，或者它被获得。……这就是‘大众文化’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否则，说实话，我才不会去在乎它。” [5] 显然，霍尔这种“对进步的通俗文化和反动的大众文化不加区分” [6] 的做法，代表了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语境（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统治时期）中一种比较理性的思考和选择。这种思考比较超脱，也自有其魅力，但是在这场斗争中，知识分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大众文化的领导权，也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斯图亚特·霍尔（1932—），英国文化理论家。
[1] 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1，p.85.
[2]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Unwin Hyman，1989，p.43.
[3]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60.
[4] 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in 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280.
[5] Stuart Hall，“Notes on Deconstructing‘the Popular’，”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 ' 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239.
[6] Michael Denning，“The End of Mass Culture，”in James Naremore and Patrick Brantlinger eds.， Modernity and Mass Cul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