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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认为“通俗文化已经有了许多个世纪的历史，它大概与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 [1] 但是，把通俗文化当做一个特殊的现象加以对待一般是从16世纪的欧洲开始的。伯克（Peter Burke）认为，在近代欧洲（1500—1800），通俗文化最初被叫做“非官方文化”或“非精英文化”，它与手艺人和农夫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关系密切。因此，谈论通俗文化不可能不涉及“普通民众”（ordinary people）。 [2] 作为一个与“书斋文化”（learned culture）相对应的专门概念，通俗文化出现于18世纪晚期，是由德国作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明确表达出来的。而实际上，通俗文化是被知识分子“发现”的产物。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厌恶（美学原因），也为了配合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政治原因），知识分子发现了民众和他们的文化。 [3]
由此看来，通俗文化是和民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通俗文化来自于民众，或者说它是被民众创造出来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通俗文化不是靠民众识别而是被他人鉴定的。” [4] 伯克认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那些到了民众手中的通俗文化就是来自于外部，而不是他们自制的。 [5] 而洛文塔尔在考察了18世纪的英国文学之后发现，当时的通俗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商品。由于阅读大众的出现和印刷出版业的兴盛，通俗小说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通俗文学作家受雇于书商和出版商，成为雇佣劳动者；文学市场主要被书商和出版商运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写作的题材，也引导着消费大众的阅读趣味。因此，以通俗文学形式出现的通俗文化实际上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 [6]
不过，尽管近代欧洲的通俗文化已经拥有了现代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但是它依然更多地与普通民众（也就是伯克所谓的手艺人和农夫）相依相偎。而普通民众的身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乡村世界），他们与文化传统的天然联系等等，都对通俗文化构成了某种制衡，这时的通俗文化还不至于过分嚣张，甚至还有着一些没有完全被商业主义渗透的自然和素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出现了。这种大众文化已经与原来的通俗文化完全脱钩断奶；或者说，当通俗文化完全变成商业文化（即被商人掌控和利用，变成它们获取利润的工具）时，大众文化应运而生了。为了对这种大众文化进行形象的描述和说明，德国人特意发明了一个词——忌屎（kitsch）。
根据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鉴定，所谓忌屎，是一种流行的、商业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由杂志封面、插图、广告、落套的和庸俗的小说、连环画、流行歌曲、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构成。“忌屎是机械的或通过配方制作的。忌屎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忌屎随时尚而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忌屎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所有伪造物的缩影。除了消费者的钱，忌屎假装对它的消费者一无所求——甚至不图求他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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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则从美学的角度对忌屎做过如下解释：可以很方便地把忌屎“定义为说谎的特定美学形式。……它出现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时各种形式的美像服从供应与需求这一基本市场规律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被社会性地传播。一旦它不再能精英主义地宣称自己具有独一无二性，一旦它的传播取决于金钱标准（或者在集权社会中是政治标准），‘美’就显得相当容易制造”
。
由此可见，当现代大众文化被定位成忌屎时，那里面已经蕴含了一种强烈的否定意味和贬义色彩。而更让我们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欣赏趣味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近代通俗文化更多与普通民众发生关系，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是通俗文化的主要消费者。然而，当通俗文化演变成忌屎之后，它也就从乡村完全进入了城市，其消费群体则由普通民众变成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放弃了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之后，以“娱乐道德观”（fun morality）代替了“行善道德观”（goodness morality），于是享乐主义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信条。“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
忌屎迎合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的浮浅与便宜的基本特征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种适合于中产阶级生活节奏的、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却能够从中获取娱乐的艺术样式。而这种艺术样式又培育了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珍妮·夏普才说：“媚俗艺术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趣味，而中产阶级趣味是现今我们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趣味。”
格罗斯（David Gross）在评论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观时则干脆指出：“大众文化已变成中产阶级文化，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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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以来，尽管大众文化已在欧洲各国出现，而且它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但是大众文化最发达的生产地却是美国。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第一，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使美国较早步入了一个大众社会，而大众社会则是现代大众文化产生的温床。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而娱乐行业提供的好处正如其他消费品一样，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享用”；
第二，美国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度之一，而技术革命的成果也运用到了传播媒介当中。传播媒介，尤其是比印刷媒介更先进的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对于大众文化的塑造与传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与欧洲相比，美国缺少深厚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底蕴。因此，以资本的运作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更容易在美国得到推广与普及，而不会获得有效的抵抗，这也正是处于欧洲文化传统中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慨叹美国文化缺少“精神（Geist）关联物”并批判大众文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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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之后，美国把自己的大众文化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地，这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赢得市场份额的一种策略或手段，同时也隐含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渗透逻辑。这种战略计划和目标客观上也刺激了大众文化的生产。
美国的大众文化首先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20世纪30—40年代），随后美国本土学者也起而附和（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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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得到晚近一些本土学者甚至政治家的肯定。比如，大众文化研究专家托马斯·英奇（M. Thomas Inge）指出：“我想论证的是，我们所谓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没有区别，至少就20世纪的美国而言是如此。我们所具有的只是美国文化。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众社会中，旧有的文化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去理解我们的艺术和创作成就的形式、功能以及评价它们的方法。美国人不必再为我们只有爵士乐和滑稽剧这些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而抬不起头来，不必再为我们主要通过电影产生国际文化影响而挺不起胸来。事实上，我们可以开始为这些特殊的成就扬眉吐气。”
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认为：“如果说，罗马献给世界的是法律，英国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国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义，那么，现代美国献给世界的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大众文化。”
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从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介入到大众文化研究之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作用、功能等等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于是通俗文化重新取代了大众文化，成为一种通常性的表述。显然，当众多学者用通俗文化来指称那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时，他们想淡化的是大众文化的贬义色彩，而把它还原成一个中性词。然而，在这种语词变换的游戏中，大众文化的特殊性质也遭到了某种遮蔽。于是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学者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1953年的一个说法：“大众文化有时候被叫做‘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但是我认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一个更准确的概念，因为像口香糖一样，它的特殊标志只不过是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的一种商品。” [11]
[1]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 Popular Culture ，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N. J. ：Prentice-Hall，Inc. 1961，p.xvii.
[2] Peter Burke，Prologue to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aurice Temple Smith Ltd，1978.
[3] Peter Burke，“The‘Discovery’of Popular Culture，”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 ' 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216～17.
[4]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Fontana Paperbacks，1983，p.237.
[5] Peter Burke，“The‘Discovery’of Popular Culture，”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 ' 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218.
[6]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 Popular Culture ，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N. J. ：Prentice-Hall，Inc. 1961，p.xii.
[7] Clement Greenberg，“Avant-Garde and Kitsch，”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 Mass Culture ：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57，p.102.
[8] 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 Telos ，no. 45（1980），p.127.
[9] See Theodor W. Adorno，“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367.
[10] See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 Mass Culture ：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57.
[11] Dwight Macdonald，“A Theory of Mass Culture，”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 Mass Culture ：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57，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