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消费文化与享乐主义

潘知常认为：“当代文化的转型，主要与两个东西有关。其一是技术性的史无前例的介入，导致了技术文化的出现，其二是商品性的史无前例的介入，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出现。它们推动了当代美学的转型。” 关于技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笔者已在前面进行了专门论述。下面我们将要分析的是消费文化这个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当代西方社会的享乐主义思潮又是如何主宰、控制大众文化并对大众文化发挥作用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发现了资本主义得以成型、壮大的秘密。他认为，禁欲主义是新教伦理的共同基础。在禁欲主义道德伦理观的引领下，清教徒提倡节俭，反对有可能导致奢靡的任何行为。比如，他们认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导致放纵懈怠”。同时，由于“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是和“增益上帝的荣耀”这一最高宗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6至8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显然，“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结果，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道德伦理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型和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生长，概而言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财富的增加。因为“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第二，理性行为的诞生。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这种道德伦理延伸到经济伦理中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富有敬业精神的劳动者。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第三，典型人格的出现。清教徒的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对自己克勤克俭，对上帝感恩戴德。而当这种精神被资产阶级商人继承之后，便“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格之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韦伯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特殊角度，然而，当我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重消费、重享乐的社会思潮时还是存在着诸多的困惑：为什么崇尚节俭、追求勤奋的禁欲苦行主义精神会被崇尚消费、贪图享受的纵欲享乐主义人生态度所取代？为什么严肃认真的清教理性精神会让位于嬉皮士们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非理性姿态？如果说在生产财富和占有财富、禁欲和纵欲、节俭与奢靡、苦行与享乐之间，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抛弃了前者转而一心一意的青睐于后者，那么这种转换的逻辑依据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我们无法从韦伯的分析中找到答案。

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又实际上有着双重的起源，如果说韦伯突出说明了其中的一面——禁欲苦行主义的话，那么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Werner Sombrt）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来的先天痼疾——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由于种种原因却被长期忽略了。贝尔把韦伯的禁欲苦行主义定义为“宗教冲动力”，把桑姆巴特的贪婪攫取性定义为“经济冲动力”，然后他接着指出：“从一开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巧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统。” 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冲动力一直受到了种种扼制，只是到了20世纪的50—60年代，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才使宗教冲动力耗尽了能量，从而导致经济冲动力失去制衡因素之后畸形膨胀。结果，真正的消费社会来临了，享乐主义的社会风气作为一种时尚也开始蔓延开来了。

在桑姆巴特、贝尔等人的论述中，以贪婪攫取性构成的经济冲动力显然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又一重要支柱，同时也是我们思考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享乐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资源。贝尔认为，美国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由于宗教神学的统治，20世纪以前的美国怀有沉重的负罪感。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大都市的出现，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的来临，大众消费开始浮出海面，过去的奢侈品也不断升级为现在的必需品。使大众消费成为可能的是如下三项社会发明：“一、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这使得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二、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三、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 大众消费的兴起使人们抛弃了新教伦理的清规戒律，经济的增长、产品的过剩、广告的刺激以及中产阶级花天酒地、纵欲奢靡的生活趣味又助长了享乐主义的社会风尚，结果，“娱乐道德观”代替了干涉冲动的“行善道德观”，节俭的美德让位于消费欲望的不断膨胀。“事实上，50年代的美国文化已转向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式强制色彩。”

由此看来，消费文化与享乐主义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享乐主义是蔓延于大众社会的一种普遍情欲，消费文化又为这种情欲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由于消费文化的引导，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大众的享乐主义欲望。而当享乐主义的消费文化拥有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后，它又会轻而易举地化解一切异质文化，从而把异质文化纳入自己的运作体系之中。为了把这一问题梳理得更清楚，让我们把目光投向50～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

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认为：美国5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无疑是其道德主义，因为“50年代的美国算不上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清教主义统治着艺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同时威胁和恫吓笼罩着公共生活、工商界和专业界。” 然而，在这种沉闷、阴郁的文化氛围中，文化反叛的情绪也开始潜滋暗长。50年代初期，美国青年人对世事漠不关心。他们孤僻离群、谨小慎微、不思进取，他们追求的是与汽车、电视、唱片、摩托车、时髦服装、流行音乐等等相关联的物质享受。于是“沉默的一代”遂成为50年代美国青年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成为当时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但是到50年代中期，随着被后人称为“猫王”的摇滚歌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的登场亮相，青年人开始钟情于摇滚乐，同时也从反叛美国主流文化的摇滚乐中汲取营养。50年代后期，以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为代表的垮掉派作家又进一步为青年人树立了反叛的榜样。因为垮掉派作家“一致反对现存秩序、反对政治、反对理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道德观念，主张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而所谓“垮掉”又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击垮’（beaten down：被当代压抑性的文化所击垮），二是‘自得其乐’（beatific）：很多垮掉派作家通过信奉佛教、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玄想脱俗之说或靠吸毒引起的幻觉，修炼成一种乐不可支的精神状态。” 经过了“摇滚”和“垮掉”的冲击和洗礼之后，沉默的一代遂成为特殊的一代：他们虽然安于现状，但是“他们的享乐主义与反理智主义已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清教传统的否定。著名教育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浦·雅各布认为：‘也许这些学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和伦理革命的先驱，是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但在名义上是宗教的）、面向个人的（但又是结成集体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引路人。’”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青年文化作为一个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因为60年代的许多运动——性解放运动、校园反叛运动、嬉皮士运动，一直到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实际上都是青年学生的运动。这些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反对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秩序，但是在这种反叛情绪中，也融入了强烈的解放感官、解放压抑的力比多欲望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对60年代享乐主义的文化情绪的催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认为，被誉为60年代学生运动精神导师的马尔库塞本人便有“一种享乐主义的气质，他一定觉得美国清教徒式的工作道德观格外难以忍受。在马尔库塞眼中，一切劳动皆是异化劳动，而唯有性爱、闲暇或玩耍才能带来满足。 ”在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重新阐释中，马尔库塞虽然承认弗氏所谓的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压抑人的本能，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当物质生活充分发展之后，人们便不必花费全部精力去应付外界的挑战而维持肉体的生存了，这时，这种压抑就是没有必要的。“要真正从物质生活的压抑之下解脱出来——由此就导致了所谓的‘性解放’观念的产生。” 尽管这种说法对马尔库塞的理论存在着误解，尽管当时的青年学生对马尔库塞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是，客观地说，马尔库塞的理论确实有一种可被曲解、可供误读的因素。于是，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理论也就成了“性解放运动”的助产婆。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性解放”的观念马上得到了文化工业的响应：1968年，在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的倡导下，好莱坞采用了一项影片分级制，即根据影片内容的恐怖或色情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决定允许哪一类观众可以入场观看，从而为宣扬性行为影片的发行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为了对付电视的激烈竞争，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业又利用性表现的自由，在“性解放”的口号下大大增加对于人类性行为的渲染。几乎每个季节的X级的影片，都比上一个季节有所增加，色情影片几乎成为美国的一桩大买卖，每年获利数亿美元。 而另一种堪与色情影片比肩的文化工业是《花花公子》杂志。贝尔指出：“10年前，一份取名《花花公子》的杂志大肆畅销，此事并非偶然——1970年它的发行量达6000000份——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正如马克斯·伦纳所述：如果说性爱是美国生活最后的边疆，那么这个不断进取的社会在性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最强烈的成功欲望。50—60年代，人们对情欲高潮的崇拜代替了对金钱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普遍追求。” 而在对《花花公子》的分析中，约翰·克雷因则认为：“这是为相当风雅而高尚的消费者安排的一个世界，而少女便是一切消费品中最美妙的。少女是一种重要的东西，就像一辆双座轻型汽车、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或一套‘常春藤联合会’西服一样，是预定给男子使用和享受的。”

从性解放的观念到性产业的开发，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弗洛姆的分析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性解放”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的描述作如下归纳：经过马尔库塞理论铺垫的性解放运动，其享乐主义色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从作为理论的性解放的观念到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性解放的实践行为所携带的享乐主义成分，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60年代总体反叛精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说早期的性解放还具有某种纯洁的反清教、反体制色彩的话，那么随着后来文化工业的介入和操纵，性解放的革命性和先锋性则迅速变形走样，它被技术化了、产业化了，并且成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体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当弗洛姆认为在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会成为消费品时，他其实是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秘密：在一个消费意识形态功能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形式的反叛都无法修成正果，它最终的结局要不就是耗尽自己能量之后的不欢而散、销声匿迹，要不就是接受消费意识形态的收编改造、皆大欢喜。于是，面对消费文化，公众不仅拥有了观念领域里的享乐主义人生哲学，同时还拥有了被消费文化机器做成的种种不同的享乐主义文化商品。

当消费至上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当享乐主义成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之后，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病症。贝尔指出：“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 弗洛姆则认为：“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作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 由此看来，消费文化和享乐主义带给西方社会的并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不过，更可怕的还在于，当消费至上与享乐主义融入了大众文化并经过了大众文化的合法包装之后，已被制作成了冠冕堂皇的文化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于是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在享用其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就不得不被动地接受那些文化产品随身携带的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没有强大物质基础作为后盾的超前消费欲望和贪图享乐心理，只会使其意志消沉、人格变态，从而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 pNFWB0aFQwC/MDUT86zpFD5xFVj9NY+Aw5fZs5IR+AGVwIV8aQlRSEGeg+4Ssr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