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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
从1896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发明第一辆汽车到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飞行，从1844年第一条电报线路在美国的诞生到20世纪末的信息高速公路，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钢铁战争”到9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智能战争”，不需要更多的例子，我们便会发现技术已经全面占领了我们的生活。同时，“由于每种技术都延伸了我们的一种官能并超越我们自身的限制，所以它们激励我们去获得对自身身体的最佳延伸。当我们购买家庭录像系统的时候，我们想让它执行每一个可能的编辑功能，这并不是我们会用到它们，而是因为没有这些功能的话，我们会觉得它有缺陷或不合格。”
显然，技术在占领我们生活的时候，还给我们带来了崇拜甚至迷信技术的观念。那么，技术理性向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和现代人的技术崇拜对于大众文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简言之，我们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使大众文化得以成型的基本骨架。如前所述，大众传播是大众文化的助产婆和整容师，而促使人们对大众传播不断更新换代的基本动力又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技术的迷恋和崇拜。从有线广播到无线广播，从默片到有声电影，从电唱机到高保真音响，每一次媒介革命，其背后都有技术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同时，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又加快了大众传播更新换代的步伐，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传播界学者已把广播电视等归入了“传统媒介”的行列，现在，他们更热衷于讨论的是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新媒介”（new media）。所谓“新媒介”，主要是指“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以及90年代迅猛兴起的超级信息交互通信网络（即Internet）和近年来刚刚盛行的多功能媒体（multimedia）等。”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必须承认，技术革命对大众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做了如下总结：第一，技术的进步是大众传播得以存在的基本方式；第二，技术的发展同时又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消遣方式和途径；第三，技术在大众文化中的广泛运用，又不断提高了人的期望水平和欲望。
而在我看来，新媒介的不断出现同时还规定了其自身的传播方式和大众新的接受方式。这些新质因素的添加，无疑改变着大众文化的结构，从而拓宽了大众文化的视野，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涵。
今道友信《关于爱》中译本封面
然而，技术革命的种种成果并没有改变大众文化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因素对大众文化的固有本性只具有维护、修复和强化的功能。今道友信在谈到现代社会的特征时指出：传统社会只存在人与自然的世界，而现代社会“则成了人、自然、技术关联三者并列”。同时，由于愈演愈烈的技术抽象，使得现代社会更重视功能而不重视实体，更重视结果而不重视过程。
比如，现在的旅游文化是由汽车、飞机、空中缆车、照相机等等技术成果支撑起来的。在高度技术化的旅游中，旅游者不需要长途跋涉的艰辛与劳累，却也失去了“美在过程”的欢欣和享受。他们所获得的只是省略或简化过程的“直奔主题”，然后立此存照，留下一张到此一游的空洞记忆。再比如，在传统社会中，爱情的萌生、表达和升华是借助于“鸿雁传书”这种传统的传播手段进行的，这种传播手段催生的是等待、焦灼、痛苦、思念等等情感。然而，现代传播媒介由于大大缩减了过程，也就顺理成章地埋葬了那些古典情感。因为在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倾诉衷肠的时候，我们获得的是一个共时的结果，却失去了一个历时的过程，结果，漫长的等待和痛苦的思念也就被技术革命的火力摧毁了。
事实上，被技术文明武装起来的大众文化就像现代人的爱情一样浮躁、空疏、没有质感、缺少分量，同时又具备了与现代文明相呼相应的速成化、泡沫化、能指化等诸多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力量的不断渗透，大众文化又给人们带来了“原始体验”的极度匮乏和“文化体验”的畸形丰富。所谓文化体验是指主体需借助某种外在形式——具体地说，就是借助于技术文明的产品如电子媒介或文化消费机器等所进行的体验。比如，在电视里，我们看到了北极光，看到了南极的皑皑白雪；东方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风情万种，西方人看到了东方世界的神秘莫测。然后我们便说我们获得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拥有了对大自然的审美。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体验方式是以过滤或牺牲了原始体验的丰富性为代价的。因为文化体验的内容具有一种非实在性，体验的方式又具有一种假定性。文化体验的后果是世界在我们感觉中的空洞、抽象甚至扭曲和变形。实际上，通过文化体验我们并没有获得对这个世界的准确认识，我们所获得的只是技术文明成果所制造出来的种种幻觉。
在人们对技术永无止境的迷恋和崇拜中，我们还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技术力量的强大和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恋，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反客为主和对大众文化的裹胁与制约。
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工具作为技术文明的成果，一直是人们所使用的一件得力武器。而每一次工具革命，实际上又都是人的肢体的进一步延伸。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人的主体性有了更有力的支撑点，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然而，人类每一次在技术领域的突破又同时意味着赋予了技术一种更强悍的力量和更霸道的特权，结果导致了技术逻辑的生长和工具理性的蔓延。从机器人杀人到千年虫的困扰，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克隆技术对人类的威胁，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在乞求技术赐福于人类的同时，也让技术拥有了控制、操纵人类的权力。
工具理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控制是从传播媒介开始的。比如电视，在通常意义上，公众是把电视作为打量社会的一个窗口而对待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电视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同时也是弗洛姆（Erich Fromm）所谓的一种“社会过滤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电视里所显现出来的社会往往显得可疑。加拿大社会学家克楼克（Arthur Kroker）和库克（David Cook）认为：“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
这番分析提醒我们，电视的操纵固然有人为的因素，但是电视作为一种娱乐媒体，它本身已形成了自身的理性品质，它会有选择地放大它所需要的东西（如欢乐、幸福的承诺等等），又会别有用心地遮蔽它所不需要的一切。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西方后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关系的逆转，于是人不再是语言的主人，而是成了语言的奴隶。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就是这种关系最凝练的表达。现在，我们也可以借用这种表述来说明公众与电视的关系：不是我看电视，而是电视看我。因为只要是面对电视机，公众所具有的主动性只剩下了转换频道的主动性，除此之外，公众只能成为电视节目的奴隶，甚至成为大众传播预先购买下的一件商品。美国学者斯梅塞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阅听人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买主。”所以，当阅听人坐在电视机前享用那些“美味佳肴”时，“他实际上是在做苦工，他不仅在消磨时光，也是在以一种相当确定的方式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他全神贯注地参与节目，实际上做了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景。他所做的，正如同把时间耗费在无报酬劳动中的工人所为。他在替消费品的生产者执行市场功能，并进行生产与复制劳动力的工作。”
公众变成商品，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同时也是工具理性把人“物化”的一个典型例证。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人的异化是通过“人是机器”这种比较粗陋、原始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工具理性也更多地表现为对人身体的占有，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工具理性却是通过“人是商品”这种更加精致、完善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也以更隐蔽、更高超的策略实现了对人心智的控制。对于大众文化来说，工具理性的全面获胜，不应该是一种福音，而更应该是伽达默尔所言的“文明危机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