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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简要地考察了反讽的历史流变并限定了反讽的效用范围，本节旨在说明为何将反讽叙事作为诠释新时期小说乃至新时期文学的窗口或主导性线索、以及反讽叙事之于新时期小说乃至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和历史语境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特雷西认为，“任何解释活动，至少涉及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
新时期小说的反讽叙事自然是“有待解释的现象”，也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这里的解释首先要立足于审美层面的叙事学考察，亦即从文学叙事的内部解析反讽叙述的构成、特征、文本样态和发展变化。审美层面的阐释是一切阐释的基础，舍此，一切的判断、推论只能是主观臆测，无法摆脱其虚妄性。其次还要关涉叙事现象背后的话语生成机制、叙事制约系统、小说的叙事处境等历史文化语境，当然，反讽叙事主体的思想意识以及反讽作家与时代的“相互作用”也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因为文学是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既不能忽视自身的文学性和审美质素，当然也不能完全逸出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思想文化的规约以及特定历史语境的规定性。中国新时期小说既是小说本身在新时期的历史延伸，又作为新时期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存在，而反讽叙事作为新时期独特的叙事状貌，更是莫能例外。
本文将反讽叙事作为考察新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视点和特定角度，首先是因为反讽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具有复杂的存在面相和丰富的艺术内涵，无论是修辞论反讽、叙事论反讽还是存在论反讽，新时期小说都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和研读的文本，这些反讽叙事文本极具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其次是因为反讽叙事是新时期小说无法绕开的极为重要的叙事现象，是一种历时性的、弥漫性的存在。如果将新时期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完整的时间段落，反讽叙事一方面弥漫于文学叙事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一以贯之，始终“在场”。反讽叙事虽历经不断的蜕变嬗递，但一直不曾“出场”，成为贯穿新时期小说的一条主导性的叙事线索。再次是因为反讽叙事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销声匿迹和断裂（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之后，骤然间在新时期文学的舞台上大面积盛行且成风起云涌之势并成为主导性的叙事景观，其中必然隐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特定时期思想文化的内在诉求。反讽叙事的发生、崛起、升腾、鼎盛及其陨落无不和新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变迁、体制转型、思想状况和精神征候息息相关。纷繁复杂的反讽叙事景观不仅具有文学自身的审美阐释价值，同时它和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变迁和作家主体意识的嬗变等“外部因素”深刻关联，具有文学叙事审美价值以外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思想文化意义。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当其他各种叙事景观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后又接连沉寂时，新时期以来的反讽叙事何以能始终“在场”？这仅仅从叙事模式自身或小说修辞的角度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虽然中国的反讽叙事历史悠久，反讽修辞、反讽叙述也相当成熟，反讽叙事本身也具有足够的艺术生命力，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揭示新时期小说反讽叙事的生成与发展；这仅仅从反讽叙事的现象存在来观照也是不够的，尽管新时期反讽叙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具有阐释价值的文本；或仅仅从作家把反讽作为普遍的叙事策略来审视也是不够的，因为作为策略层面的反讽意识和反讽叙述虽然涉及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但它还不是问题的根本；在我看来，只有透过现象层面上的反讽叙述存在，从反讽叙事的价值和功能入手，才能充分揭示反讽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为何一直是强势存在且始终“在场”。“升腾与坠落”是我所描述的新时期反讽叙事的运行轨迹。如果以反讽叙事的文本表现为依据把新时期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反讽叙事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叙事价值和文化意义。
新时期前期是反讽叙事的成长期，这一时期反讽叙事的崛起与升腾主要在于小说以反讽的方式展开对“文革”的冷峻批判。众所周知，新时期以降的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的禁锢，开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品格。但从总体上而言，新时期前期的小说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激情和道德激情，还依然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范畴，还依然延续着意识形态的叙事模式。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无论是新启蒙叙事、人道主义叙事，还是文学叙事中极力张扬的人的主体性，这一时期的小说主题都侧重于从“人”的角度展开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可惜的是多数“伤痕”、“反思”的叙事文本承继了传统的思维方法、认知模式和叙事成规，甚至一些文本的反思不是叙述主体理性反思的结果，而是政策理论的推导。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苦难控诉和无主体的反思文本，其致思方式绝难脱离旧有的轨道和叙事窠臼，这从部分“伤痕文学”中所运用的“忠—奸模式”（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运思方式）就可见诸一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讽叙述出现了，反讽叙事以其不动声色的冷峻，解构既往叙事虚假的意识形态激情和道德激情，揭露了极左政治的黑暗。在对“文革”的批判和清算中，揭示社会政治内在的荒唐和悖谬比血泪控诉和伤痕展示更能切中问题的症结，因此，反讽成为当时反思“文革”的批判利器。新时期之初的许多作家也以反讽作为批判的叙事策略，于是出现了从叙事控诉到叙事反讽的叙述嬗变。
叙述反讽的适时出现，于此不仅是复活了古老的修辞手法，丰富了小说叙事的表现方式，而且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叙事的“标志性转变”——叙事终于积聚了足够且清醒的反叛力量，破除了宏大叙述和伪主体性所设定的各种叙事成规，开始了对意识形态叙事的清理和对陈旧道德叙事的偏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反讽式的语言破除了政治“元语言”对叙事形态的支配，让呆板、机械、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日常语言、民间语言、私人语言还原其本初的状态。陈村的《一天》、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吴若增的《脸皮招领启事》、宗璞的《我是谁》、王蒙的《名医梁有志传奇》、冯骥才的《啊！》等一系列小说或用反讽性的语言揭露“文革”的极端荒谬，或以反讽性的事件揭示专制主义时期人们心灵的畸变，或以反讽性的场景展示人们在专制重压下的深重灾难和灵魂创伤，或以人物反讽性的命途遭际控诉“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们精神的摧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反讽叙事主要从现实的荒诞起步，揭示现实、历史、人性的荒谬，从而达到对“文革”历史的彻底否弃，完成对“文革”历史的反讽式叙事批判。
稍后，对历史的批判性省思推进到文化层面，“寻根文学”的兴起，不仅有理论上的宣言，而且有大量的文学实践，反讽叙事也推进到了文化层面。现实的痛楚、改革的艰难逼使作家们追问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寻根文学”自然成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逻辑延伸。反讽叙事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政治层面的揭示上，它开始关注酿成惨祸的终极原因，因此将反讽的叙事触角延伸到了传统文化的层面。作家们也意识到仅通过现实的悲剧、时代的环境和意识形态话语是很难穿透时代的苦难的，所以文学叙事也开始了正本清源的历史追索。从反讽的视点观之，寻根文学叙事，如《爸爸爸》、《小鲍庄》、《棋王》、《最后一个渔佬儿》、《神鞭》、《三寸金莲》等无不充溢着强烈的反讽意味。寻根文本本来旨在索解悲剧的历史成因，不经意间变成了对历史痼疾和文化沉疴的揭弊和反讽。
所以，从反讽的叙事价值和文化意义上考量，可以见出：成长期的反讽叙事不仅改变了前期启蒙主义文学叙事的单一状貌，拓展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叙事格局，同时也极大地深化了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强化了对“文革”历史的批判——尽管成长期的反讽叙事只能算是有限度的“在场”，但它确实构成了反思和批判“文革”的重要叙事维向，其叙事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成长期反讽叙述的叙事价值和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反右”扩大化、“文革”的政治批判和历史文化反思。之后，新时期小说的反讽叙事逐渐步入鼎盛期，从前期的有限度的叙事存在开始成为弥漫性的叙事存在。从刘索拉、徐星、残雪等的“现代派”小说开始，反讽叙述开始引入了哲学维度，反讽所揭示的荒诞不仅涉及现实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层面，而且更关注的是哲学意义上、存在意义上的荒诞，亦即文学叙事中的荒诞意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现实荒诞、历史荒诞推进到了存在荒诞。“现代派”小说中的主人公认定了世界的荒诞本质，以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态度对待现实生活，表现了生存世界的荒诞和虚无。荒诞成了生活的原生态，成了世界存在的先验本质。《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生活世界的“荒诞”。反讽是对荒诞世界的理性观照和哲学反抗，“现代派”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反讽话语进行叙事，不单纯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主要是体现了转型期人们的精神迷惘和思想困惑，反讽所揭示的荒诞从生存层面进入到了存在层面——对荒诞世界的反讽呈现，可以看做是对世界意义的解构，它远离了意识形态叙事和道德叙事对国家命运、民族生存等宏大主题的意义设定，强调了个人生存意义上的体验和存在意义上的荒诞感。
“现代派”小说之后，先锋小说异军突起，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完全拆除了认识论叙事的框架，第一次将“怎么写”置于“写什么”之上，开创了当代文学文体意识自觉的时代。从反讽叙事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马原的“叙述圈套”和元叙述，孙甘露的语言能指狂欢、格非的叙述迷宫，还是洪峰的戏谑调侃，均以反讽的态度去对待世界的“存在”。反讽以叙事本体论的形式，冲决了“工具论”的束缚，构成了对理性世界的反叛，对意义确定性的颠覆。反讽叙事在先锋小说中，既是存在论层面的叙事存在，又是形式本体论层面的叙事存在，概而言之，解构世界的意义和人为的理性秩序，重返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世界的非理性是反讽在叙事中最为显著的功能。因此，反讽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既有现代性的内涵，又具有后现代性的意蕴，从“现代派”到马原、孙甘露、格非等的先锋实验小说，反讽叙事完成了从精神实质到形式本体的蜕变。先锋小说以自身的叙述性，以自身的反讽姿态、叙事策略和反讽世界观形塑了自我“秩序的他者”形象，解构了政治、集体、国家、民族、人民等的宏伟叙事，解构了罪恶、苦难、善、正义等的道德叙事，也解构了基础、必然、本质、规律等的认识论叙事，解构了理性、民主、公正等的启蒙叙事，同时也解构了中心、权威、神圣、主体、“卡理斯玛”、等级……“叙述就是一切”，“反讽就是一切”。冲决意识形态规训和道德伦理禁锢的反讽解构与颠覆的激情一直在延续，王朔的反讽叙事不仅溢出了审美的边界，而且成了具有文化价值的“王朔现象”；王蒙、刘震云、王小波、莫言、阎连科等著名作家也贡献了大量优秀的反讽力作；具有思潮性特征的新历史小说将进步论历史观、历史理性、历史必然性作为反讽嗤笑的对象；新写实小说将反讽的利刃指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结构；女性主义小说则以女性的叛逆构成对男权世界的反讽——几乎所有正面的严肃的真诚的崇高的神圣的必然的事物都遭到了解构，反讽就是以其“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修辞，以其揭示存在内部悖谬和荒诞的叙事，以其澄明的视境观照存在的态度，成了颠覆性思维和解构哲学在叙事领域的最佳代理。长久的积郁和压抑以反讽的面目爆发，既是叙事策略层面的考虑，又是反讽的性质使然。恰逢这一历史区间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全面迁徙，信仰坍塌、道德沦丧、文化变异、价值扭曲、人文精神失落……历史总体性、社会一体化的土崩瓦解，给反讽叙事的兴盛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源。众神狂欢，不再有任何禁忌，没有什么不可以被纳入到反讽叙事场中去接受末日审判。
反讽的解构性酿成了反讽叙事的弥漫性存在和反讽叙事在转型期的强势“在场”。反讽叙事的主题维度、艺术品格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反讽叙事和时代语境变迁之间的镜像式互动与互证也深具文化阐释意义：反讽叙事在这里得到了历史的阐释，历史也得以反讽作为自己的阐释注脚。
20 世纪末新世纪初，随着意识形态权威的进一步失落，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进一步瓦解，道德激情的进一步消解，神圣叙事宏大叙事的进一步祛魅，价值观念的进一步多元化，无论是社会文化思潮还是主导意识形态，它们对社会的整合力已大大消弱。加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表征的无中心、削平深度、不确定性、游戏、偶然、零散化、反讽、能指狂欢、精神分裂症等后现代性征候开始进驻并逐步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国大陆确实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时代。消费意识形态的流行和欲望化叙事的弥漫应该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现象。
反讽叙事依然是小说领域里弥漫性的存在，只是失却了“伤痕”、“反思”文学时期的批判精神和“现代派”小说、先锋试验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时期的解构颠覆激情。作为思潮性特征的反讽叙事已经成为过去，叛逆、颠覆、批判、解构、嘲讽的主体姿态亦渐行渐远，反讽失去了明确的靶向目标而身陷无物之阵——但时代境遇的反讽性决定了反讽不可或缺，在既无肯定又无否定，“亦此亦彼”的多元情境中，反讽成了人们摒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的话语方式和生存态度，反讽叙事不可避免地零散化了，成了欲望时代显著的叙事表征。
没有终极信仰，没有灵魂的慰藉，没有存在意义上的关怀，没有超越性的思想维度，没有值得看护的精神家园，没有确定性的追求，没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唯有赤裸的欲望成了生存的唯一真实。张扬合理的欲望自然无可厚非，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禁欲状态，但欲望不是生活的尺度，也不是衡量生命的价值砝码，更不是存在的意义所系。当叙事面对这些升腾起来的欲望时，它不再以世俗的道德眼光进行善恶判定，不再是简单的肯定、赞赏、皈依，或否定、贬抑、厌弃，而是以反讽的眼光冷静地穿越欲望的各色图景。这里，反讽的叙事伦理应当高于世俗生活的伦理，在此意义上，反讽叙事依然在后信仰时代、后悲剧时代有着毋庸置疑的存在依据，只是反讽消解了形而上的深度和坚执的批判维向，开始附着于生存的经验与现实的表象之上并逐渐呈泛化之势，表现在叙事上，就体现为反讽叙事的“此在”化和“现在”化。后先锋小说诸如“新体验”、“新状态”、“新都市”、“新乡土”、“女性另类小说”……虽不说全部是叙事反讽，但反讽的存在也是弥漫性的。可惜的是，反讽叙事没有能够揭示欲望时代的本质，而是顺着消费意识形态的欲望法则陷入了狂欢，反讽又从本体论、存在论的高度开始跌落，部分地回到了修辞论和工具论层面——反讽叙事并不因弥漫性的“在场”而避免沦落的命运，反讽于此放弃了自身的价值承担和存在关怀，在历史游戏、现实欲望的叙事图景里消解了自身。
从上述成长期、鼎盛期和消褪期的反讽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存在状貌看，反讽不仅审美样态和叙事价值存在差异，而且各个阶段的反讽叙事也总是和历史语境相因相契。因此本文所论述的重点尽管落脚于反讽叙事各个层面的审美阐释和价值评析，因为这是其他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但本文并不仅囿于反讽叙事的文本表现，并不仅囿于反讽叙事的现象学观察，在此基础上它还试图追索新时期文学（本文限定在小说叙事领域）中反讽叙述何以成为触目的叙事现象的发生学原因；试图描述反讽叙事在新时期的运行脉络和嬗变轨迹；试图勘测出反讽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出现的新质素新变异；试图理清反讽叙事的写作主体自身文化心理、反讽意识的历史变易；试图揭示反讽叙事与新时期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深度关联；试图凸显反讽叙事在新时期出现并成蔓延之势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并进而对新时期小说的反讽叙述进行价值审视和叙事批判，对其叙事特征、审美内涵、艺术价值、思想意义和文化涵量进行充分的估价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