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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阐析新时期小说的反讽叙事，不能将反讽视为简单自明的概念。实际上，反讽是一个极具学术内涵的批评概念和理论术语，并在历史的时空中迁延流变。在进入新时期反讽叙事存在的勘探之前，厘清反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阐明我们在何种层面上使用反讽这一概念，无疑是我们言说的前提。
尼采曾经说过：“那些在其中符号化地凝缩了一段完整历史过程的概念是无从定义的，只有没有历史的概念才是可以定义的。”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对尼采的观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一个历史性概念……不能按‘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用取自历史实在的那些单个的部分逐渐将它拼合出来，……这是历史性概念本性的必然结果，出于方法论的目的，这些概念并非要在抽象的一般公式中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在种种具体的发生性关系中把握它，这些总是明确地带有独特的、个体的特征。”
反讽（Irony）同样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历史中生成、发展、衍化和流变。反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变动不居，我们要想寻求一个内涵与外延边界清晰、超验的、抽象的、永恒的反讽定义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厘定和澄清概念的具体内涵又是我们言说和立论的基本前提，因此只有把历史性反讽概念“归为一个概念性整体的诸元素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而成的复合体”时，此概念才具有可理解性和可阐释意义。历史上，DC·米克、巴博等人在探索反讽释义的时候几乎都采用要素分析或要素在历史实在中联结成的复合体归纳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的反讽释义具有其独特的个体特征。我在此强调反讽概念的历史性、语境性并非想逃避对反讽下定义的艰难，而是强调要在反讽的历史迁延和发生性关系中领会它的具体含义和流动性。
反讽虽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遗产，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显著表征，但它却是文艺学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它以其历史的悠久性和适用的普遍性证明了反讽的巨大艺术魅力在时间矢量上与空间维度上不断拓展和延伸。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为希腊戏剧中的一种喜剧角色类型Eiron（伊隆），这是一个“佯装无知”的人，即佯装无知者在自以为是的对手Alozan（阿拉宗——一个妄自尊大的人）面前说傻话蠢话，但最后证明这些傻话蠢话才是真理，从而使表面高明的对手陷于尴尬的境地。很明显，施讽者是“伪装的无知，虚假的谦逊”。柏拉图《对话录》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苏格拉底在辩论中把反讽作为置论敌于死地的一种重要修辞策略，苏格拉底把它视作“深思熟虑的伪装”。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在貌似傻问的一连串追诘中击败了诡辩派哲学家希庇阿斯。在 16 世纪以前，反讽者作为一种角色类型，而反讽主要作为一种修辞格而存在。反讽的古典含义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言在此而意在彼”、“说与本意相反的事”、“为责备而褒扬或者为褒扬而责备”、“进行嘲笑和戏弄”等。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反讽只是提供一套符号代码，但却包含两层信息：表层信息和深层信息。表层信息和深层信息互为条件且相互颠覆彼此矛盾悖谬，由此形成二元对立的信息代码架构。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反讽都具有双重指涉功能，表层指涉（虚指）的含义悖谬迫使人们思索文本背后的深层指涉（实指）。深层指涉最终消解颠覆表层故意设置的形式迷障。因此米克说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
16 世纪以后，反讽概念的内涵不断地迁延流变，反讽的释义也逐步跨出古典反讽（Traditional Irony）的意涵边界和简单的修辞视阈，出现了反讽复杂含混的诸多变体和亚类型，但二元对立的信息代码架构始终是反讽概念的基质和内核，舍此，反讽将会丧失它的阿基米德支点，反讽概念及其意义也必将在流变中耗散。
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兴起之后，反讽终于走出了它的传统领地——修辞学意义上的反讽。谢林、索尔格、施莱格尔等人在反讽概念的拓展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施莱格尔认为，反讽是探求真理的方法，是锻炼思维的“精神的体操”。
“反讽是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
于此，反讽就不仅仅是一种微观的修辞技巧，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文学创作规则，具备了哲学层面的形而上意涵。由此，古典反讽让渡到近代浪漫反讽（Romantic Irony）阶段。施莱格尔所处的是一个思想贫乏且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敏感地觉察到在近代工业中人的非人化和人性的沦丧，工具理性和金钱物欲的甚嚣尘上。为了挽救在工具理性中逐渐式微的价值理性，弥合人与价值分裂的痛苦，施莱格尔同席勒、荷尔德林等人一起提倡浪漫主义诗学。荷尔德林曾言：“不再有哲学，不再有历史，惟有诗的艺术将超越其余所有的科学和艺术而长存。”
浪漫反讽当然为这批浪漫文论家所极力倡导，浪漫反讽力求调解人内在的人性二重性对立：天使性与恶魔性，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反讽的职责就是让人性的二重性保持适度的平衡和一定的张力，防止人性的断裂和灵魂的沦丧，在此，反讽首次在浪漫主义诗学主张中具有了明确的哲学诉求：“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交谈中，只要是还没有变成体系，还没有进行哲学思辨的地方，人们都应当进行反讽。”
应该说，德国浪漫主义反讽的诸多开拓为新批评的反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美新批评文论的鼎盛使得反讽理论的内涵又有了新的拓展。英国诗人艾略特指出玄学诗的特征是“理趣与反讽”；瑞恰兹认为“反讽性关照”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亦即“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同时他认为反讽性的作品代表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布鲁克斯认为，反讽是“表示诗歌内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术语”；兰色姆强调反讽的普遍性：“只要你去找，就很容易找到，可以说是普遍的存在。”新批评派理论家中，对反讽最钟情的莫过于布鲁克斯，他在著名论文《反讽与“反讽”诗》中，很精辟地指出：“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因此它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中，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在另一篇论文《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布鲁克斯就更明晰地阐述了自己的反讽观。在多数新批评理论家眼中，反讽语言是诗歌的本体特征，诗歌语言必然是反讽语言，诗歌应当从其语言和结构的二元悖逆、冲突张力以及矛盾对立的构成来分析。另外，燕卜逊也在《含混七型》将反讽范畴应用于实际批评，令人遗憾的是，新批评文论没能将含混、悖论和反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阐释清楚。新批评文论对反讽概念的改造与拓展不仅限于文本的语言层面和结构层面，还涉及主题和形而上层面。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则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给反讽下过一个不俗的定义：“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
布鲁克斯也发现汉密尔顿的《失乐园》存在主题上的反讽：“诗人努力给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活，但只有在悲剧的结尾，当他们被赶出乐园，才面临艰难不幸的但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天使长迈克尔在送这一对出天庭时，告诉他们可以在自己心中‘获得一个天堂……远更幸福’，人的堕落成了一种幸运的堕落。”
正如赵毅衡所总结的：“我们可以说新批评把作为语言现象的反讽与作为哲学概念的反讽紧密结合起来，是汇总了自 18 世纪末以来反讽概念的整个发展过程，而把它演化成更全面的诗的‘本体性’原则。”
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以降的 20 世纪语言论转向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思维范式和思想版图。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本体论哲学到认识论哲学再到分析哲学、语言论哲学，从传统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神话叙事、本质论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到历史小叙事、解构叙事，从神话人物、史诗式英雄、世俗英雄到凡夫俗子，从帝王将相到草莽细民，从“上帝之死”到“人的死亡”，从神圣价值解体到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从现代至后现代的混乱荒诞语境使得反讽现象和反讽叙事成为当代最为引人瞩目和深思的文化景观之一。反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如加塞特就认为本质上的反讽是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厄内斯特·伯勒在其论文《反讽与现代性》中，就详细论述了反讽和现代性的关系，尤其是把反讽叙述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最为重要的征候详加分析，并在文中最终得出结论：“反讽是文学现代性的决定性标志”。
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同样视反讽为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就把反讽看做后现代文化诸多重要特性之一。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区别与断裂中，其中“形而上学／反讽”是他罗列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精神分野。形而上学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以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对理性的绝对推崇，相信人类能够通过认知达致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和规律性、本质性的把握。因此形而上学始终离不开主体／客体的认识论框架，并强调在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结构划分中建构人的主体性。而后现代反讽则试图解构认识论的哲学大厦，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因此后现代反讽文化充斥着荒诞性、或然性、偶然性、随机性和不可知性等非理性内涵。反讽的后现代性表达的是对世界的疏离感、陌生感。哈桑认为后现代的反讽是一种由王尔德所界定的“悬念式反讽”（Suspensive Irony）。
通过上述简要的系谱学考察，我们大致理清了反讽概念和反讽理论的发展脉络，这对我们分析新时期文学的反讽叙事具有相当的帮助。我们看到反讽是一个具有拓殖性意义的概念，反讽的内涵在历时性的衍化中不断丰富和拓展。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反讽到德国浪漫派视反讽为一种重要的创作原则，再到新批评把反讽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和结构原则，再到现代后现代时期反讽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可以看出，反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丰富性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由于反讽概念的历史流变、含混复杂、意义拓殖，反讽存在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以及反讽运用的主体差异性，这无形给我们今天论述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反讽叙事增加了命题言说的难度。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论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还是把本文所阐述的反讽叙事的内涵作一个大致的厘定。我所谈论的反讽在功能、性质和应用上基本限定在三个方面：（1）修辞论反讽。也就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反讽。它主要是指以一种悖论性陌生化戏谑化的话语方式传达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所言非所指”的修辞方式和策略。修辞论反讽是一种工具性的方式和手段，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界定，修辞学意义上的反讽是新时期反讽作家操持的最主要的反讽方式，在文本中有大量的体现。批评家也将其视为文本分析的主要工具，它的优点是批评家借助它可以对新时期小说的文本进行精微的细读，如黄发有的《90 年代小说的反讽修辞》、李建军的《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等。修辞论反讽把论阈限定在修辞层面而没有考虑反讽技巧背后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机制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以及反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新时期凸显的历史意义，本文在论述修辞论反讽时，尽量把这种反讽修辞方式和新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而不单纯固囿于反讽的修辞技巧和工具论层面。（2）叙事论反讽。这种反讽是一种形式本体论性质的反讽，它视反讽是形式本体的基核，是形式本体的基本结构原则和创作图式，是文体不可或缺的内在框架。在实际运用形态里，它虽然涉及反讽的主体性建构，即反讽叙述者的叙述语态、叙述腔调、反讽叙述者与文本之间的叙述控制、叙述距离、反讽叙事的价值立场等，但它显然更重视反讽文本和叙述对象内部的诗学建构，即叙述文本的结构应当建立在悖论的基础上，有着深层或潜隐的二元对立结构图式，这是叙事论反讽的美学基础。（3）存在论反讽。这种类型的反讽着重于反讽的文化意义和哲学意涵。存在论反讽既是反讽者的一种在世方式和看取世界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哲学态度，也是世界和自我存在的实际状态。它既是德国浪漫反讽的精神遗产，也是反讽内涵在当代的重要拓展。存在论反讽的哲学与文化意义在于：“他们对为现状提供正统性的概念持怀疑态度。他们否认以正义和理性的形而上学观念，以对好与坏的陈腐的划分或以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为基础的正统性。”
后文论题中所有关于反讽叙事形态的论述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三个维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