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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中，一方面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走向中国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毛泽东、冯友兰等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种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
吸收和概括了自然科学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必然要和民族哲学传统——中国传统哲学发生汇合。在汇合过程中，它们是怎样融入对方的？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探讨主要体现在下述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再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历史文化相结合，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之具有中国内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前者是基础，后者也不可少。一般主要是从前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导致对其内涵理解上的偏颇。其实，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已从不同视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问题；毛泽东吸取并超越了这一思想，提出要研究历史，不应割断历史，从而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现实实际三者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演变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谐思想应当建立在中西哲学的互补性、融合性、整合性上，并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作为最高境界。“中国化”只能是作为“道统”（学术思想）的而并非作为“治统”（政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此，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学术思想上的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所固有的进步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部分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必须与中国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相联系。谈“中国化”，有一个站在什么样立场的问题。“中国化”中的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中国化”的成果不止是为政治辩护，还应为老百姓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美学与伦理思潮表现为：贯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二者之间内在的接榫点是“和谐”，和谐社会理论特别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另外，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化派和早期现代新儒家的新的伦理思潮，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这种伦理思潮探讨了道德与经济、道德与阶级、个人与集体、两性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现当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多理论与现实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逻辑延伸。但是，马克思主义“化”世界的应然正在被世界“化”马克思主义的实然所取代。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来说，“中国化”的应有之意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主义改造国情，民族性顺应时代性，决不能主次不分。鉴于中国封建历史与传统的强大惰性，应特别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有意无意地导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歧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摸索出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前提是，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基本原理，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原理及范畴的准确内涵；“结合”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去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也不能只限于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结合”的最高形式和最终目的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哲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上，以前对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不是价值认同，而是建立在价值分裂基础之上的批判法占了主导地位，从而延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承继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应当是与批判法相对立的“融通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下，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长期隔阂状态，最大限度地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有价值的成分，使之尽可能多地融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不完全中国化向完全中国化转变，能够使对传统哲学的充分否定向充分肯定的方向转变，能够从以前对传统哲学点滴式的、个别的承继向多角度、全方位承继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是：立足实际，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不只是把后者当成注释和证明。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优秀传统，达到两种哲学精神、两种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灵魂的融合，是最深层次的结合。要处理好中国现当代哲学中，作为主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派（比如同样是外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产物的现当代新儒家）的关系。以前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并不令人满意；一些中国哲学术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有区别，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道路上进行多方面地探索和细致地比较，才能得到进步和发展。“结合”应从专题入手，一个一个问题来研究和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有深刻教训。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研究的讲话包含斗争史观、目的史观、革命史观、服务史观等内容；这一模式在哲学史的研究和运用过程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弊端，表现为从唯物唯心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表格化、把中国哲学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前准备等；由于政治因素的外在强化，它造成了民族理性的扭曲，干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结合中，还应警惕中国传统哲学消极因素的渗入。老庄“无为”哲学的非道德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对民族有消极影响，显现出道家哲学的缺陷。当代实施以人为本理念的障碍是历史已有的“官本位”思想；现代“官本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权力机制的缺陷。“正义”就是人们得其所应得，得到同等的对待；“正义”价值观包括三个方面：基本权利、扩展权利、发展权利，而中国古代儒家只考虑了基本权利——温饱问题。根据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历史的发展变化就是人类历史精神的发展变化；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历史没有形成理性的主体精神，当今中国仍需要历史精神、历史意识、历史主体的重建，以达到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彻底批判和瓦解，使理性自由精神得到彻底解放。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井冈山时期的准备阶段，二是延安时期的系统化阶段，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充实、完善阶段。
毛泽东的“实践论”固然吸取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但绝不能简单地视为“深受这种‘原理’文化的影响”的产物。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的哲学兴奋点已经实现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并深受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影响，更直接指向中国现实，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外来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传统知行观在近代嬗变的必然产物。知行范畴、知行主体、知行过程、知行作用在近代的嬗变趋势是以凸显面向客观现实和重视主体能动性为轨道的，毛泽东的实践论正是这两者的统一，并克服了其矛盾和模糊的一面，作出了新的提升和概括。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中最具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一朵奇葩。中国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许多内容比如战争观、战争本质论、战争认识论等等，是对中国传统军事哲学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今天仍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处处体现出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则。把宗教问题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在许多方面都对马列主义宗教理论——对宗教本质根源的认识、如何处理宗教类的问题以及对宗教的定位等等——有所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中国近现代哲学是对“中”“西”“马”的融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与渗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西方哲学特有的理论思维、时代特征和科学境界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位和价值。中国近现代哲学不能以保守或激进来划分，有很多思想家（如章太炎）没有被反映出来。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问题是：有哲学的称谓但不一定明白什么是哲学；将哲学史等同于革命史；没有处理好“中”“西”“马”的关系；中国现代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打通“中”“西”“马”的界限，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划分受到革命和政治的影响，但是学术还是应该和政治分开。“中”“西”“马”融合除了政治层面、学理层面外，还有一个生活实践层面；如果没有在生活上融合，理论的融合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讨论并解答的问题比较多；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所以“中”“西”“马”的结合势在必行，关键是要找到好的结合平台，为“中”“西”“马”平等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冯友兰对“中”“西”“马”的融合进行了深入研究。冯友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运用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读和曲解，但也有不少的创新——他形成了自己系统比较完整的、内化于己身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中国哲学史观。“抽象继承法”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正是这种创新使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走在前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冯友兰之所以与其他学者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原则不同，原因在于他基于新实在论和唯物史观支撑的文化观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并不是中西之间的不同，而是古今、新旧的差异，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冯友兰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研究和评判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主张通过产业革命引导中国走向自由之路，这是有局限性的。思想的变革与经济是同步的。经济依赖于思想的创新、科学的发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必须首先取得学术的独立。这些又都要依赖于政治上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确立。冯友兰 20 年代提出、90 年代倡导的“和”的哲学，是有预见性和启导性的，是他最后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哲学遗产——“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中国哲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最宝贵的哲学。
其他现当代思想家对“中”“西”“马”的融合也有一定研究。从唯物史观角度看，康有为结合中西之说乃一种资产阶级社会观。加强对新儒家的研究，可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时有其特定心态和应对之方。熊十力借用佛教概念和西方哲学话语，对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认识论上做了解说，并从中提炼出了作为其哲学体系建构的原初基点和终点的“性智”概念；中西哲学融合的模式只能是以中学的“性智”统摄西学的“量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角度看，文化观在唐君毅中西人文精神比较诸问题的文化哲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金岳霖晚期吸收和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在论述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思维认识的确定性及其相互关系上，修正了前期思想。这种可贵的探索并不算成功——客观事物的可知性及其唯一的确实性不是自明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理论难题。张岱年 20 世纪 40 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外界实在”进行了一些深入研究，以此来实现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补充和超越；他在批判西学基础上所做的哲学创新工作，对研究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有重要的意义。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建构起体系化的“智慧学”逻辑结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角度看，在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语境下，重建儒家哲学显得非常必要。从现代哲学学科分类的角度对儒家哲学进行分类，揭示其丰富多样的内涵。加强对儒家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中国哲学体系，为整个中国哲学重建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此相反，有人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是一个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自己的哲学。应当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同中国哲学史学结合起来。在这一方面，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方法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有一定历史贡献和学术价值。
“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立法原则提供的“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之路——后者基于“利益诉求”的核心价值，背离大道并导致各种现代化的问题；在学习西方时，要注意汲取儒家思想，建立自己的“文明有机循环体”，避免走上“利益本位”和“以夷变夏”的自我毁灭之路。道家哲学思想文化在理论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相同相异、相通相融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与现实社会生活具有渗透亲和性，在精神层面对个人心理具有抚慰调适性；探讨道家哲学思想文化蕴含的发展原理及和谐观念等思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家哲学思想文化获得提升、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老子的思想并非消极，他关于道的论述重点放在如何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深刻悖论——“有欲”与“无欲”的对抗问题上，并给出了一条保持适度平衡的“中道”解决办法；这启示我们要重新厘定人类生存质量与生命价值的观念，重视人的精神生命，正确看待物质财富欲望的满足，把握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人类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
儒家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辩证思维、知行统一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共产主义、辩证法、理论联系实际存在异同关系，二者之间可以沟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有认同现代生态伦理的部分主张，如能积极汲取现代生态科学知识、汲取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弥补其不足之处，可为建设中国气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
本文认为，中华文明是持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社会和谐的理想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哲学凝聚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和感受，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恢宏气派和独特风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功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国传统哲学原有的形态自近代以来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可能解决中国救亡图存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势所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和任务变革的需要。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事求是以及主张变易、承认矛盾和追求和谐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肥壤沃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
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当然，有了“马”先生，不是就可以抛弃孔夫子和“德”“赛”两先生。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融合“中”“西”“马”，在融合中创新，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