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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根据哲学和科学发展的趋向，哲学不能实现完全的精确化。邦格“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精确化”主张对待现代科学成果有简单化倾向。哲学对现代科学成果的概括，既要注意汲取科学内容，又要注意哲学语言自身的特殊性。
吸取和概括自然科学成果，升华为哲学理论，这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加拿大籍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马里奥·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吸取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成果，论证并捍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在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中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科学的唯物主义应当从自然科学那里获得动力，根据科学的进展来得到检验和完善。面对现代科学的挑战，唯物主义必须应战。他明确主张，科学的基础和本质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某些科学最新进展背后的本体论的预设和动力，而且科学也使唯物主义变得更为丰富了。这些无疑与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本格对哲学的科学性要求是一种形式化的理想。要建立一种与现代逻辑学、数学、科学技术相一致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他认为首要和核心的是保证哲学的精确性，即“用精确的公式取代模糊的隐喻，清除陈腐的命题，吸取与现代知识相一致的新的假设” ［18］ 。实现哲学精确化就是用这种精确性去取代含糊性，用逻辑与数学语言去代替日常语言。在其所著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一书中，映入我们眼帘的不仅有一连串公设、定义、推理和证明，还有公式、集合、矩阵、状态空间和逻辑演算等。仅于讨论心理神经同一性问题的短短一章中，作者竟用了 23 个公设、43 个定义、5个定理和 7 个引理。他还进一步指出，“几乎任何哲学，只要它不是像海德格尔的哲学那样完全非理性的，或像黑格尔的哲学那样无可救药地荒谬，都可以使之精确化和明晰化，即能够借助于逻辑和数学概念重新加以表述。” ［19］ 进而，他把这种精确性要求看做是评价哲学理论的一个主要标准。
从精确性要求出发，本格用了一章篇幅激烈抨击辩证法。他把自己一个中心论点概括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尽管它还有待发展；然而，辩证法却是模糊的且同科学疏远的。因此，如果唯物主义意欲沿着精确化以及与科学相协调的路线发展，它就必须同辩证法划清界限。” ［19］ 本格最终以精确性否定了辩证法。
本格的这种精确性主张，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可以说是整个西方哲学尤其是自 19 世纪实证哲学以来的延续。
1.哲学精确化追求的历史分析。近代实证科学从观察实验出发，借助于数学语言达到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确实性认识，从而摆脱了模糊性带给人们的烦恼。思想家们于是认为，一门知识要成为科学，就要像数学那样具有绝对的精确性。这样，西方掀起了一场追求确定性的运动。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也危及传统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近代哲学家对数学自然科学的向往与崇拜，促使他们将哲学数学化（客观上促成了科学主义的形成），就是这一运动的突出表现。
斯宾诺莎就是在这一理想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他坚信数学的先天普遍有效性，认为哲学思考的程度就在于运用几何学的方法。他的《伦理学》一书即按几何学的格式写成的。该书不仅把自然事物，还把人的精神，包括理智和情感、欲望等因素当做几何学的线、面、体一样来处理，即凭理性的能力由直观获得定义和公理，然后进行证明，导出推论。其实，斯宾诺莎的严格证明并不见得严格，证明的步骤也多是些似是而非的外在安排。他只是利用了数学的形式。哲学的内容所要追究的，恰恰是涉及一般规定的概念性定义、它的真实性及其来源，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各个主要环节的前提定义直接提出，以直观、假定的形式出现。
黑格尔对这种哲学数学化倾向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他认为，由于数学只注重静态的抽象形式而无暇顾及处于变动中的生动内容，绝对数量化的结果就使错综复杂、含义丰富的思想关系变得简单而抽象，意义模糊混乱且独断空洞。数仅具有中介的性质，与表达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很大距离。数学的总体意义，它本身也无法解决，而需要在哲学中加以规定。
诚然，也有很早便用数来表示哲学问题的，但这里的数只是外在的符号象征。毕达哥拉斯已经意识到数的形式与思想内容的不一致。他区分了“一”与“一元”、“二”与“二元”。一是数，二元则是思想的真正内容；二是算术的东西，二元则代表不确定之物。在中国哲学中，一、二、三更不是简单的数目字，而是个体、整全、分化、对立、过程的符号象征，有着不属于一、二、三的丰富的哲学内容。可见，用数学来反映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穷尽事物的本质特征，且事物的本质特征也难以全部数学化。
黑格尔的批评并未引起后世哲学的重视。20 世纪初，罗素等提出的“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以及在这一口号感召下形成的分析哲学运动不过是哲学数学化倾向的延伸。本格毫不讳言他承继了这一传统。逻辑是数学的基础，一切数学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逻辑问题，故哲学的数学化可归结为哲学的逻辑化。精确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成效，与人工智能的研究也不无关系。但数学逻辑化的失败也间接地宣告了哲学中这一倾向的告终。逻辑是哲学的一种辅助工具，不是其根本方法。哲学语言逻辑的问题无疑是哲学应当关注的，但不是根本问题，“语言治疗”并不万能。
我们说，哲学应具有科学性和明晰性，但哲学思考不是与实验室的操作或计算机无异的机械程式。“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 ［19］ 哲学问题总有它的模糊性（固有的），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用数学语言去陈述它。哲学结论一般地说不能被完全量化。其逻辑内涵和信息含量的丰富深刻，与之俱生的模糊多义，不能作精确单义的唯一性解释。不仅如此，自然科学的非自足性决定了数学和逻辑方法不可能有效地处理它们自身。哥德尔定理以及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三大流派对数学基础的看法和争论不但指明了数学的基础是在数学之外，明确了数学方法的限度和其他方法的必要性，而且也显示出数学这类一向被视为最高精确性的知识，从总体上看也绝非没有疑问。
2.辩证方法和科学发展趋势。本格对辩证法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实际上，黑格尔乃至马克思从未说过什么“反性质”、“反事物”这类奇特概念，完全是本格根据其精确性主张杜撰出来的。辩证法也没有废除形式逻辑，只是取消了附加其上的绝对意义，突破了精确的形式逻辑所反映事物相对稳定性的狭隘界限。它在思维发展的较高层次，从事物的运动发展角度，提示了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转化关系，因此包含着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萌芽。
恩格斯曾经预言：“也许能够表明：在涉及概念的地方，辩证的思维至少可以和数学计算一样得到有效的结果。” ［2］ 尤其对于运动变化的事物及其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要精确的描绘只有经常注意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方法才能做到。这里，作为哲学思维普遍形式的辩证方法是不可能以数理逻辑和数学中某些表述的标准来衡量的。研究表明，现代数学、逻辑学一定程度上适应和容纳了辩证法的一些要求。
固然，本格的指责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他道出了我们长期以来简单庸俗地对待这一重要哲学遗产的现状。毫无疑问，唯物辩证法应吸取现代科学成果，包括采纳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合理因素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但首要的不是消极地否定它（辩证方法在人类思维中的悠久历史和巨大作用也抹煞不了），而应从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中，从恩格斯留下的手稿中，从列宁哲学笔记的构想中，从各门学科的发展史上，站在当代高度积极地研究并探讨其方法。拒斥辩证法，这刚好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复归辩证思维的实际进程背道而驰。
现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从研究个体事物转向系统事物，在继续发展分析与还原方法的同时，提出整体和综合的方法。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组织性观念几乎同时出现在玻尔兹曼有序性原理、爱因斯坦的大统一理论、贝塔朗菲的理论生物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一系列有关研究系统的新兴学科在此背景下，或者产生于自然科学（如生命系统论），或者产生于社会科学（如管理科学、决策理论），或者产生于工程技术（如网络论），或者产生于多学科交叉领域（如运筹学、控制论）中。这些当代科学家提出的系统科学学科、概念、原则和方法，进一步从整体上批判了机械论世界观。系统理论不但描述了人类认识史上曾经研究过的一系列矛盾和联系，还从人类很少涉及或从未涉及的方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许多新矛盾及其辩证关系（如部分和整体、微观和宏观、竞争和协作、混沌和有序、对称和破缺、渐变和突变以及平衡和非平衡、稳定和非稳定、可逆和不可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等等）。它说明，科学家的思维确实已经进展到超越古典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僵硬对立，力图把主体和客体、理性和经验、因果和机遇、逻辑推论和直觉认识结合起来，自觉地追求综合性思维，趋向于对科学认识方法辩证理解的阶段。恩格斯所指明的理论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复归这一历史进程在 20 世纪中叶达到高潮。
1.哲学语言不能完全精确化。对语言的精确化要求是本格哲学“科学性”许诺的一个中心观点。的确，语言问题很重要：介于客观世界与主体思维之间的语言载体既可以显真，也可以蔽真。语言学成为带头学科，语言哲学甚至成为哲学中的“转折点”，这在 20 世纪不是偶然的。哲学思维必须借助深厚有力的语言来表达；哲学语言应当成为人类创造力发挥的源泉（而不是束缚和限制）。作为一个独特的语言系统，哲学语言并非高悬的空中楼阁。
从人类的巨大精神创造中，人们会发现两种风格迥异的语言：一种是将人的感受思触可及、似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境界刻画得淋漓尽致且具体可微、形象生动的语言，即艺术语言；一种是思维精确之至、逻辑严密的语言，即科学语言。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语言创造的两个极端的域，各有自己的规范。自然语言处于未开化的混沌状态，其形态随时间、地域、运用者等语境因素千差万别。内外在世界的描述用语需从这种融合性中分离出来，才能获得独立的形式及功能。艺术语言正是通过诉诸视听触意等形象强化了自然语言中对世界感触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一面；科学语言则通过分类、定义、定量、公理化等手段强化了自然语言对世界理智把握的单义性、确定性一面。自然语言既“为各种概念系统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甚至是内部源泉）” ［20］ ，更是艺术语言的活力的根基。
哲学语言不同于且超越于这两种知识化语言（宗教语言属于非知识化语言）之上，同时也不绝对排斥自然语言。作为人类总体经验的整合，它要保持人们面临世界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哲学建立了庞大的世界观系统，其思维是整体和综合的），就需吸取艺术语言那种灵活性、多义性、广博性，不至于留下一个呆板的、僵滞的、被肢解的思想符号世界，以达“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而展现广阔的语义空间，为人们从事理性的、艺术的、实践的活动提供灵感的源泉和创造的活力；但它一般来说失去了艺术语言那种形象可感的直接性，显示了冷静的理智激情追求。哲学语言也吸取了科学语言那种依据材料反思的铁的逻辑理性力量（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差异），以不至于流为奇说异想。但它又不像科学语言由于受严格的对象事实限制，对意义的解释总是趋于单一的、稳定的解释，而保留了词的丰富意蕴并允许想象的适度发挥。这样，多种释读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由此看来，哲学语言不仅建立在科学语言的基础上，还有艺术语言的铺陈（实际存在的具体哲学可能偏于它们中的一方）。吸取科学成果，必须考虑到哲学语言的下述特征（它们也是哲学思维在语言中的实际体现）：
（1）辩证性。哲学语言并不排斥精确性，只是与科学语言的精确性有着不同的规定罢了。它不仅一般地要求人的认识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且特别地要求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并全面地反映事物的发展。这就内在地包含哲学语言语义上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就一般的内容而言，它是精确的，在最淡化语境的层次上表达普适性观点；但又是相对精确的，任何条件下任何人的意识和行为过程都只是提供了某种具体的语义理解环境。具体的个人也只有精确地意识到具体的条件，才能使哲学语言给予他有价值的启示。精确性的目的无非在于准确地表达和传递思想，而对哲学，唯使其语言符合这种辩证性要求才能实现这一点。与日常语言过程性颇多相似，哲学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模糊性及结构的灵活性，可以反映思维的辩证法及其细微“色彩”之处， ［12］ 试图消除这种“缺点”就会导致语言和思维、现实的隔离。哲学语言语义的丰富性是任何单薄的数学语言化所无法包容的，其中“概念的全面性、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13］ 。
（2）启迪性。哲学语言以它那深邃的辩证性给人以宇宙和人生奥秘的大彻大悟。其丰富多义的弹性，加以抽象性、综合性，可与其他观念相互影响，相互激荡，通过延伸、类比、缩影、充实以及诱导、暗示、规范等方式获得不同的衍生意义，具有促进和牵引新思想发生发展的功能，可参与承受和潜入不同的思想体系。精确化语言的“这就是这”，只能使人得到某些当下的知识，但思想却凝滞了。哲学语言若采取这种形式就会失去其独特功效。中国的《易经》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即已蕴含了无限义理。由于它有极大的伸缩性，乃是相当圆融自足的，投射在经验上可以作广义的解释。“万物类象”，其所象征及能象征者，均因未作绝对的规定而显现出未定的变数，以致具有高度的可释性。例如，虚实、有无、动静、刚柔、男女、正反、奇偶皆已包容于其阴阳观念之中。这是难以用本格狭隘的科学性标准来估量其价值的。
真正的哲学总是像灯塔一样屹立在人类智慧的前方而熠熠生辉。理解哲学，如同欣赏艺术作品，不同的主体从哲学语言的语义空间中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和理性。现代物理学家深入到古典哲学中寻找的正是这种启迪性，而本格哲学所采取的形式则很难有此领悟。
（3）开放性。西方在语言问题上存在着两大流派：英美语言哲学将精密科学（主要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逻辑方法奉为圭臬，力图扫除日常语言中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主张建立一种精确的、规范的、实证的理想语言；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把科学方法应用到语言中，强调语言的非精确性、不确定性及解释的可增生性，主张语言的本体性和人文性。本格显然隶属前一传统。它们各有其合理性、片面性，但就领悟语言的真谛而言，后者把语言升华到了真正的哲学高度，阐释了语言的本原意义和文化内涵（不只是描述工具），远比前者高明和深刻。实质上，这涉及人文学科的独立性，而对语言诠释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正是人文学方法的魅力所在。人文学的价值、特殊性及其认知方式与精密科学及其逻辑理性方式有很大不同。哲学语言吸取了人文学的这种语言特点，哲学知识也向人文知识敞开了大门。本格囿于自然科学形式企图解决心灵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忽视了人文知识的地位” ［21］ 。因此，哲学语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由哲学家构想的专门术语或符号系统，它的人文性表现在运用过程中是动态和开放的，即与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本格在指责黑格尔哲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因其无法精确化乃为谬误时，却不屑于思索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内涵。如此削足适履，并不符合哲学语言的特殊性。哲学语言不能完全精确化，“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如是言。
2.科学性不能等同于精确性。唯物主义的哲学概括，主要不在于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否精确化，而在于是否吸取了科学的内容。本格在自己的体系中，反对使用“客观实在”这种无法量化的“物质”内涵，表现了强烈的实证化倾向；将精神归结为可以度量的神经生理过程，这又与庸俗唯物论的立场接近了。他混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否定前者的最终决定作用；在讨论人的感觉、知觉、行为、动机、思维、创造性时，仅把人视为一种“理性动物”，忽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这些都远离了人类真实具体的历史发展。本格形式上将一系列范畴精确化了，实际上这种表达掩盖了他在唯物主义内容上的倒退。
就内容的真理性而言，“哲学的明确性不在于其范畴以数学语言来表达” ［22］ 。对逻辑悖论问题分析显示，即便是相当简单的陈述性命题，也无法达到绝对意义上的精确。这使本格不得不求助于“可错论”，并就“精确性”的含义做出让步。他承认精确性的可变性，认为精确性不能保证确定性，也不能保证深度和重要性。形式化“对于彻底检修一种哲学来说却是非充分的” ［19］ 。这里，人类的经验与现代关于世界的实质性知识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如果说科学的精确性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数学的计算或推演精确，而是科学成果与当代科学水平在反映实在上的恰当关系；那么，哲学的精确性（认识论意义上的）也仅在于与当代人类文化、实践水平的恰当关系。其中，仍需依靠内涵分析和价值判断。
本格对于唯物主义形式化程度的估计大大过头了。即使号称精密科学的数学和物理学，也只有一部分或极少一部分分支建立起公理化体系。至于哲学本体论，它远未成熟到本格所想象的地步。“任何形式系统相对于人类思维的所有逻辑规定而言都是不完善的” ［23］ ，形式化在哲学中的应用更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正如模糊数学的不相容性原理所揭示的，当系统的复杂性超过一定阈值时，有意义和精确性几乎成为相互排斥的两种属性。过分的形式化要求反而使唯物主义本体论一些灵活的内容在本格哲学中不能充分展开。同时，其他一些原理的论述则显得僵硬呆滞，贫乏枯燥，甚至烦琐异常。
即便勉强实现了哲学命题表述的形式化，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知道，哲学需要说明的不是命题自身，而正是它的前提。如果这些前提以定义和假设的面目出现，那么是否与科学一致则因无论证而不得而知。总之，本格同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把精确性与语言的其他特性对立起来，强调一方面，却忽视了其他方面，从而未能将精确性与灵活性、严格性与丰富性、逻辑语言与自然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精确化在科学中也只是个相对的要求。任何严格性、精确性、形式化总是相对的。我们要注意形式化表达的可能性限制，特别地要注意，它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如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