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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恩格斯关于哲学和科学“相互补偿”的著名论点说明，正确处理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前提。面对现代哲学和科学出现的新情况，哲学概括必须紧紧抓住从科学到哲学的“中介”，即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在科学成果向哲学理论“跃迁”过程中，哲学概括应当遵循视野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角度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层次的反思性和超越性、目标的批判性和导向性等原则。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指出：“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 ［1］ 我们知道，把理论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概括，可以“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 ［2］ 。那么唯物主义的现代发展如何有效而充分地吸取和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呢？
对“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应建立在概括现代科学的材料和成果基础上”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引出下述问题：专门科学是如何进入哲学的广阔领域中的？显然，这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也是“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3］ 。如何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决定了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方法；反之，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成品”总是隐含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如何对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1.哲学和科学之间要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 ［2］ 。恩格斯这一基本论断为我们正确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深刻认识和理解它的当代含义，是哲学发展吸取自然科学成果的根本前提。
恩格斯深刻分析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然科学在对哲学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定时期的哲学在发展的步调、速度、水平上大体与科学相适应，科学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哲学的面貌。近代前期搜集材料的科学方法与机械唯物主义、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宏观领域的理论综合与辩证思维的关系就是这样。自然科学走进理论领域，需要哲学思维的帮助。二者的这种联系不是由个别人、个别学派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科学知识性质、它的理论方法论前提来决定的，因为这些性质和前提自身要包含一些作为自然科学哲学基础的范畴和原则。这种关系也不是任何外在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而是内在的相互渗透、相互取长补短。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构、它本身的发展趋向、内在逻辑以及理论完善程度的提高，是其采用辩证思维的内部推力。恩格斯以“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的字眼来强调指出，能否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客观的、内在的关系，是促进或延缓哲学和科学各自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家对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还有助于他们从哲学的丰富内容中吸取有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利用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科学新成就进行哲学分析，也会使哲学自身更丰富。
哲学和科学是如何补偿的？哲学的对象和问题“没有种类”，它“潜藏”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通过智力材料表现出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 ［4］ ，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对哲学也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故此，哲学以普遍文化做基础，其不同于科学之处，乃在于它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各因素，“不只是对科学的反思，乃是对全部文化基础的反思” ［5］ 。这样，每个历史时代的哲学精神在整体上相对于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就可能有一定的“剩余”内容，从而显示出对科学的补偿调节效应。它最大限度地涵盖了科学所掌握的复杂系统客体的层次和含量，作为文明中活的“灵魂”因之具有了“透视”的功能。哲学所进行的一切可能的、逻辑的、终极的思辨性理论思考，“剔除”了不同方案中似真程度低、片面性较大或完全相互矛盾的认识成分，以获得最合理的理智假定。在其内部理论的运用所产生的新的思维途径的同时，就为未来世界观结构以及科学探索奠定了新的概念模型和背景。这种意义往往是潜在的，如古代原子论思想的启示就是这样。科学自身的“非充分性”放置在广阔的哲学世界观中更为明显，它“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6］ ，因此，需用人类的整体文化尤其是哲学的普遍融合加以补充调节。在具体的科学探索中，哲学理智蕴于其中，可以直接“侦察”科学内容“章节”上存在的“交汇”、“一致”和“矛盾”之处，通过观念、思辨的逻辑思维延伸，填充了科学思想之中的空白和不足，引发新学科的诞生。同时，它又将科学所提供的世界观成分融于时代文化的普遍观念中，构成科学与文化的双向流通，保持了科学得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活力。
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科学自身的无足轻重。人们称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线”——因而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观点而独步一时。近现代哲学主要就是通过自然科学这面“凹凸镜”来看待自然界的。其实，对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如探讨知识的来源，分析经验观察和理论知识的关系，阐明科学理论的本质、结构和功能，提示科学概念形成的一般途径和方法，本身就构成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有人甚至认为，科学的前沿就是哲学的前沿。
2.哲学概括要反对两种极端倾向。上述情况说明，哲学和科学是相互促进、互相渗透的。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非水火不容。由于哲学思维导向的非实证性和不确定性，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即需科学的矫枉；而科学有时的短视和片面又需要哲学的补正。同时，它们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决定论和统计论的争论起源于哲学和科学分界上的混乱 ［7］ 。不同于科学思维的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等特征，哲学思维具有整体性、模糊性、思辨性的特征。例如，阴阳五行与现代科学在哲学层面上也许并不冲突，或能相互参照，但阴阳五行并不是科学本身。然而哲学研究中总不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决然的对立，无论形式上如何承认哲学和科学的紧密关系；另一种则是混淆两者的界限，以至于人们难以区分其内容究竟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还是富于哲学精神的问题。
唯物主义哲学的概括，要真正从科学中得到补偿，就不能隔离它和科学的有机联系。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哲学概括。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本人就是大自然科学家，他们或者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或者对其有相当的造诣；而现代著名的理论自然科学家又大都是具有深湛哲学思维素养的方家（所谓的“哲人科学家”）。这种一身兼二任的特征为他们深入理解自然科学的哲学意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受悠久人文政治伦理传统的影响，加之缺乏近代科学思维的熏陶，哲学和科学的联系、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联盟一直没有很好地实现，实际上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在我们的很多教科书和研究中，简单地进行“原则加例证”的论证方式以及纯哲学的思辨争论，依然屡见不鲜。这种对哲学原则的教条主义解释，对科学的点缀式引证，或无谓的概念文字的游戏，并未将哲学和科学挂起“钩”来，也无益于二者的发展。当代哲学和科学联系的进一步密切，也使哲学对科学的反映日益迅速。倘若对科学的新发展不能正确而敏捷地作出应答，唯物主义就不只是落后于科学现状，甚至落后于其他哲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哲学紧密跟踪当代科学发展的优势，我们应当虚心学习。
哲学概括也不能混淆哲学和科学的相对界限。例如，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将数学和逻辑方法直接应用到哲学中，忽视哲学思维和哲学语言的特殊性，夸大形式化的作用，也难以将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真正联系起来。这表明，哲学即使意识到了它与科学的密切关系，但以哲学取代科学，或者以科学取代哲学，抹煞两者的区别，仍然会走上错路。西方科学哲学从强烈地否定传统哲学到后来又肯定了它对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年来，通常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与特殊关系出发，采取以下典型方式概括科学成果：一曰“提升”，认定某些科学范畴具有自然、社会、思维“三界”的普适性，拔高后纳入哲学体系；二曰“补充”或“引进”，认为某些科学理论已具有了世界观意义，可以补进哲学中；三曰“更新”或“改造”，认为某些科学范畴或理论在更深或更具体的层次上解释了世界观、认识论等问题，可以代替原有的范畴或原则。这些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待系统科学的态度上：把系统、信息、结构、功能等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把“三论”以及自然科学的实证化、定量化理论和方法引进哲学原理的内容和形式中；把整体性规律、层次性规律、结构功能规律、自组织规律补充到辩证法的规律中。这种探讨比“原则加例证”前进了一步，至少是基于概括的方法论思考。但如此简单、直接地概括混淆了两种不同思维向度的分界，意欲上升，实为倒退，结果是把科学还没有搞清的概念弄得更加混乱。没有对哲学史的深入了解，没有对科学的“脱毛”功夫，没有一定的哲学凝思沉着心境，这种概括便不会有多少积极的成果。
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探讨以及进行哲学概括时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把从科学到哲学和从哲学到科学看做是一下子完成的，忽视它们之间的“中间地带” ［8］ 。我们并不否认直接概括科学理论的可能性，而且讨论哲学问题也免不了常常回到具体的科学理论上来。但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关系出现的新情况，再也不容许我们忽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个广阔领域：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
20 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发展为解决新形势下哲学和科学关系问题提供了可能。科学的理论化、整体化、社会化趋势不但使它本身愈加依赖于哲学思维方法，也使科学的“自我意识”正在提高。这表现在大批杰出的理论自然科学家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参与到哲学的讨论中，为推动哲学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说明，由于理论自然科学的迅猛进展，哲学和科学的补偿又有了新的内容——横亘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有关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正是这一领域为实现哲学和科学的互补，进行科学成果的哲学概括，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科学日益分化、专业化的今天，我们要重视传递两者相互作用、双向过渡和转化的具体过程。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功能，是哲学唯物主义概括科学成果不可跨越的中介。
1.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的特征。自从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以后，哲学便不再直接面对世界，而是直接以科学为基础，是对各门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作为整体在产生初期，主要对经验材料事实进行整理，理论思维在科学中的应用不十分明显，科学家对抽象哲学理论也不大感兴趣。这种情况从牛顿提出物理学要警惕哲学，发展到 19 世纪哲学和科学势不两立的极端情形：自然科学家甚至辱骂哲学。此时，哲学重视科学成果的意义，面临的是自然科学成果本身。由于当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并不多见，几乎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恩格斯也将注意力主要放在科学家的科学著作上。
20 世纪初，列宁提出结盟的伟大观点时，已注意到科学家对于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现代科学理论抽象程度的提高，要求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要重视理论思维的应用，认识科学及其所研究对象的深刻联系，而且也促使他们直接参与到哲学问题讨论中，就理论的方法论和原则发表意见，为自然科学提供坚实的基础，为科学的前进洞明方向。著名的理论自然科学家出版哲学思想意义很强的著作，从科学乃至社会更为广泛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对科学的初步概括和总结一般就不是直接由专门的哲学家来作出的，而是由对科学的发展过程、成就与问题有深刻理解和体会的科学家来完成的。无论是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还是科学发展遇到了重大困难，一些时刻关注科学命运，且思维深刻、富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都要对此作一番哲学的反思。
科学家的这种反思一般并非专门的哲学理论研究，它们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发生的。提出这些哲学思想的科学家从专业意义上说，也很难算作哲学家，他们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心理学家等。而且，“这种哲学很少是得到仔细处理或解释明白的，它也未尝伸展到它们的建立者的特殊兴趣的范域以外。相反地，这些人的哲学总是潜藏在他们的著作的序文或引言之中，潜藏在插入在本来是纯粹专门性论著之中的偶然的议论之中” ［9］ 。由于他们不关心去建立系统的哲学理论，其思想具有如下特征：（1）无系统性。它们只是些比较零散的哲学性论语，缺乏内在逻辑结构，没有形成一个有系统的理论整体。（2）混杂性。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它们没有完全抹去科学的实证色彩，还混杂着科学自身的概念、理论。（3）狭窄性。科学家往往仅从科学的某一理论出发，缺乏宏观的视野来论述科学成果的哲学文化意义。这些特征是我们进行哲学概括时应特别注意的。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总的说来，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是科学向哲学的扩展和延伸，是向完整意义上的哲学过渡的“阶梯”。哲学家只有借助于对科学家这种“半成品”哲学的加工、整合，才能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哲学的大厦。因此，科学认识活动的主体——科学家在唯物主义哲学奠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视和抹煞的。当代杰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或哲学著作，理应成为专业哲学家概括科学成果时消化的主要“食粮”。
2.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发展在 20 世纪突破了一系列传统的哲学观念。一些著名科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工作，亟须哲学唯物主义的概括和升华。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他们的哲学观点总是批判多而吸取少，指责多而求教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他们哲学思想的性质搞错了。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盲区、一个未开发的哲学处女地。认识不清，定性错误，这是阻碍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观念壁垒。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开展两条哲学路线斗争，进而追究其社会历史根源（如阶级地位），这实际上是把哲学、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不同性质的东西混为一谈。划分自然科学的不同派别只能根据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不同科学解释，不能依据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偶尔议论。因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大都是些零散的、不系统的、缺乏逻辑联系的理论观点，很难就一个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完全地直接地划归隶属；它主要与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息息相关，主要受制于科学而不是哲学。
自然科学的基本精神同唯物主义相一致，因而，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唯物主义者。即使在今天也必须肯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现代自然科学家哲学信念及其思维方式的本质、主流和发展趋向。且从科学和哲学、科学和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法关系等方面来说，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与近代的自发性不同，已经进展到现代的“自觉性阶段” ［10］ 。弄清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这些性质和特征，有助于我们重视从科学家的思想宝库中吸取丰富的哲学养料。
3.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的地位。现代著名科学家始终站在理论自然科学革命的最前沿，站在自然观和思维方式变革的最前沿，他们的哲学探索同本质上依赖某种哲学传统、对科学成果进行哲学“裁剪”甚至曲解的某些西方哲学家（包括科学哲学家）的加工不同，完全是以坚实可靠的科学实际进程为基础的。尽管这种探索难免受到西方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它主要是受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是已存在的某种哲学传统。所以，他们富有成效的探讨可以信赖并应值得特别珍视。
例如，爱因斯坦、玻尔、莫诺、维纳等人对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信息论所作的哲学探索，深化了唯物主义本体论，这与西方科学哲学 20 世纪强烈的取消本体论倾向截然不同。再如，脑科学家斯佩里和艾克尔斯强调精神对物质的特殊性，主张精神自我和大脑的相互作用，他们的脑科学纲领为哲学唯物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而本格受精确性思潮的影响，出于哲学体系形式化的要求，把“精神物质化”，违背了脑科学的事实。可见，应把注意力放在科学家的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上，同科学家去结盟和交流，把他们的思想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如果绕过他们的思想，就会劳而少功，甚至陷入误区 ［11］ 。
若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关系来看，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初步概括相对于对其他哲学的加工而言，也是“第一性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关系，就是一种加工和原材料、二级加工和一级加工的关系。自然科学是哲学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二者又需要通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这一中介来实现。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就成为哲学唯物主义的直接基础和推动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总之，科学家对唯物主义基本信念的论证和推进，对辩证思维的探索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出发，对科学成果进行加工概括，是保证哲学科学性、实现哲学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顺利实现这一中介的过渡，就应从整体上深入全面地展开对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的研究。
从“中介”出发，对科学成果进行哲学概括，大大缩短了向哲学理论过渡的漫长道路。这种概括保持了哲学自然的特殊性，既不是简单地“上升”，更不是脱离科学的空洞思辨，那么，在科学成果向哲学理论的“跃迁”过程中，它有什么特征？或者说，一种积极的哲学“产品”，相对于科学基础来说，它的概括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1.概括视野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不论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是多么复杂多样，它们都息息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一种整体上的联系。一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在提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方面有同一性，并与时代的实践相关联，可见体现出该时代的认识水平。哲学的概括就应以整体的观点看待科学，在广泛的联系中，将其置于已有的全部科学历史和整个文化中来把握和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保持了对科学的整体视野。他们肯定科学独立和分化的意义，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指出科学技术对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他们明确认为，16 世纪以来，科学在反对宗教和封建意识形态中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在其创立的新世界观中，以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且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今天，科学一体化的发展，科学社会学的兴起，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思潮的涌现，这些情况更说明了哲学概括必须保持对科学整体视野的迫切必要性。
固然，科学发展还存在着种种不平衡性。能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整体影响和具有全局意义的，往往是在基础理论和带头学科中的划时代发现，其科学理论内容的根本性突破，几乎可以对科学各个领域的变革都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从而引起科学家观察分析和解释科学事实的基本理论思维方式的改变，使得其他的认识因素（部分、环节）在特定时期内相形见绌。外显的科学理论内容上的革新深入到内蕴的深层科学思维方式结构上的重建，也吸引哲学家们重构关于理论思维前提的哲学理论。哲学世界观层次的自觉总结，必然反过来影响和变革人们的一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恩格斯正是以 19 世纪科学上的三大发现为基础，论证了以辩证思维取代形而上学思维的历史必然性。哲学的这种综合性，正是思维方式变革的强大动力。
2.概括角度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哲学研究中有些概括角度千篇一律，令人生厌。其实，就科学成果的全体而言，哲学概括的角度是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本身有着复杂的多维结构，包括方方面面：形式和内容、逻辑和历史、经验和理论、结论和论证，以及各种不同的科学分支等。这些方面还可以再加细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探究下去都有同哲学思想发生联系的可能。不仅如此，即使专注于科学的某一方面，因受哲学传统、研究主题的影响，它与哲学联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哲学所要概括的一般有三方面的内容：认识的结果、认识的方式以及广阔的文化历史影响 ［12］ 。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反映科学整体。如果未加批判、片面地夸大科学认识的某一成分及其哲学意义，从这个被片面夸大的认识成分出发去构筑世界观理论体系，就有可能“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 ［13］ 。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和当代哲学中都是存在的。只有坚持概括的多样性和全面性要求，才能从科学中提炼、过滤和加工出有助于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前进，从而更新哲学理论。
3.概括层次的反思性和超越性。我认为，哲学体系和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一条如玻尔所说的“逻辑的鸿沟”，也可以借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哲学理论与其“事实”材料没有逻辑上直接的通道。反之，从哲学的原则到具体的应用也并非观念的直接“操作”。哲学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需要通过许多理论环节以及观念的潜移默化与其所获得的“经验”依据发生关系。哲学的启发、灵感和顿悟并没有否定它们联系的间接性。这样，概括就远不是直接把科学概念提升为哲学范畴，把科学理论引进哲学体系，或用科学结论更新哲学原理。哲学概括是一个理论反思过程，它把科学成果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探索它的哲学意蕴。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哲学就是对经验科学的再加工和再思考。这种论点有其合理之处。这就是说，即使在哲学中没有与科学相同的范畴，甚至没有对应的理论，哲学也同样能以其独特的方式包含科学的认识成果和精神。康德哲学无疑是建立在牛顿经验科学概括的基础上，但类似“知性”、“纯粹理性”、“先天综合判断”等范畴根本找不到与后者的直接对应。恩格斯也没有把 19 世纪生物学中的“进化”、物理学中的“力”（当时已泛滥成灾）照搬到哲学中，但他深刻地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精神。显然，这些方式的概括就不是对科学的直接延伸或泛化，而是反思和超越。
这种反思并不是一般地重复科学的现存结论，而是从哲学层面，超越具体科学理论的限制，向科学提出问题：科学发现中包含着怎样的研究方法、概念框架、解释原则、价值观念？它们从何种角度推进了哲学问题的理解？体现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哲学又如何形成新的统一性思想并重构自己的范畴体系，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就不仅意味着把科学成果转化为哲学理论范畴之“网”的超越，而且意味着哲学的自我反思、批判和超越。我们应从超越科学和自我超越的双重意义上去理解哲学概括。
4.概括目标的批判性和导向性。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诸种方式（常识的、经验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等）是相互联系的。科学本身就包含着种种经验、幻想、逻辑、直觉、价值、审美、信仰的因素和前提。哲学概括通过考察人类把握世界诸方式相互关系的总体效应，探索它们之间的彼此融合、过渡的综合机制。这样，它就超越了自身对科学的单向依赖关系，而以对全人类文化成果批判性地考察、反思科学成果，纠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发育病”，正确提示它所依据的认识论、价值观前提，阐发新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从而为科学、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总的导向。恩格斯把阐明 19 世纪科学发展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顺利克服困难的方法论前提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使他所讨论问题的价值比当时企图“构造”各种体系的哲学思维水平高出了一个层次，充分体现了哲学对于科学的导向功能。他的深刻洞察力不仅在很多方面预示了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且仅从所包含的启发潜能和思想财富来看，对于认识现代科学所发生的过程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哲学的概括不只是密涅瓦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更重要的是创造——哲学思维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与反省过程。理论家的作用就在于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为各类知识领域间的正确联系，为各研究对象的过渡提供类比和说明方法。理论思维正是通过辩证地研究人类思维、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来实现的。这就要求哲学概括必须具有深沉的历史感、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大的创造性，站在比科学更广阔的背景下和更基本的原则上去理解同时代科学成果。哲学概括立足于科学，又超越了科学。它所造成的“启发式情势”能够促进和启示科学发展，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作者无意于此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模式，因为统一的哲学概括模式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呼唤那种基于科学的哲学创造精神。如果说科学概念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构造，那么，作为理性之巅的哲学思维艺术就更应发挥其能动性。只有这种真正的哲学之魂，才能将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思维层次推向更高的境界。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