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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时期，和珅是一个重要人物。和珅是一个极富机谋权术的人，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让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点尾大不掉了。为了笼络他，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但乾隆只让女儿称和珅为丈人，而不称公公，这样一来好像自己这一方成了男方，成了女婿，气势上就能占点便宜。这也算是一种皇威的体现吧。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珅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在朝堂上乾隆与和珅商议选派谁去补现在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珅“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珅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会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珅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珪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珪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让和珅知道了，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珅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如果嘉庆一旦接管了实权，绝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乾隆拿到这首诗后果然大怒：一来我还没正式决定，你就先透露出去，法度何在？二来这确实有向手下亲密大臣卖人情的嫌疑，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知道，凡老皇帝到后来，他最大的对手或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们都怕自己的儿子因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废掉，或者另立一套，把自己的既定方针否掉。所以太子在没登基前总有被废的危险。现在乾隆也不例外，他也把这件事与废立联系在一起。于是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并把嘉庆的诗当廷示众。当时的权臣除和珅外，还有阿桂、董诰等。阿桂是实力派。雍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把西南一带世袭执政的土司，改为朝廷指派轮换行政的流官。当地土司不满而纷纷造反。阿桂就是最后攻克四川一带大、小金川，平定叛乱的功臣。当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火炮，这在那时可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般的部队、一般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装备，可见阿桂当时的地位。解放战争前，从北京城到西山的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很多旧时的炮楼、碉堡，那都是为阿桂练兵进行实战演习修建的。但阿桂是武将，这次该文臣出马了。在乾隆的追问下，董诰经过一番思考只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这话可理解为：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让臣子认为君主说过错话。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告诫乾隆：您既然已经决定立嘉庆，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前边的决定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过言”了吗？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废立的嘴，乾隆听罢也只能默默无语，以别的理由不再召朱珪入京，并嘱咐董诰以后要好好为自己辅佐嘉庆。没想到和珅没能借这个机会扳倒嘉庆，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站在嘉庆这一边。
当然和珅也不会只把赌注下在一边，他也会抓住机会讨好嘉庆，以表自己早有拥戴之心。早在乾隆六十年，乾隆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但还没正式公布时，和珅得知后，就抢先向嘉庆献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以表拥戴。但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据说，嘉庆接过来瞥了一眼，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声质问道：“宫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言下之意，你这贪官贪得也太出格了。
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嘉庆作为儿子，当然要举哀服孝，按一般的官员，须丁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宫中另有一套说辞和规矩，丧期可以通过巧妙的解释而缩短，一天顶好多天，有如现在的打折。所以嘉庆很快就正式即位亲政了。亲政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和珅。先让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珅种种不法之状，然后由嘉庆下达交刑部严查的命令。拿入刑部后，嘉庆还没敢马上杀他，因为他毕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经营了那么多年，到处都是他的党羽，就像崇祯一开始不敢贸然杀掉魏忠贤一样。而和珅还在狱里作诗，向嘉庆表示忏悔。但嘉庆最终还是没放过他，宣布他犯有二十大罪。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条大罪就是“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可见嘉庆对和珅表面拥戴，实则反对，是多么地痛恨。最后，赐帛令其自尽。而嘉庆的另一项命令就是急召朱珪入朝，任上书房总师傅。
这是和珅的必然下场。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嘉庆还没被正式立为太子，和珅还没倒台，权势如日中天时，众皇子中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谈：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当太子，就对其他阿哥说：“众位哥哥，如果老皇殡天了，你们都有继承王位和宫中财富的可能，我自知没那样的好命。就说那机会多如雨点，也落不到我头上。我只有一个请求，哪位哥哥将来当了皇帝，请把和珅住的宅子赏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试想，在那个时候，众皇子就惦记上和珅的府第了，他能不倒台吗？这位阿哥最后真的如愿以偿，不但如此，而且在日后朝廷激烈、残酷的倾轧中，居然能安然无恙。因为他早早表示只在财物上有贪心，正表示在政治上没野心，这样，所有在政治场上争斗的人谁也不会拿他当对手，他于是得以保全。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很多。李后主被俘后，日日思念他旧时的“无限江山”、故苑的“雕栏玉砌”，所以吟咏方毕，牵机（毒药）遂至。正因为他让别人担心还有政治上的不甘心。而蜀后主刘禅，被俘中原后，每日乐不思蜀，反而得以尽天年，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统治者怕的恰恰是这种政治野心，腐化堕落对他们并无所谓，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仅从苟全性命这点上说，谁能说这种人不正是“大智若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