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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在 1978 年 4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教会上，邓小平同志重新解释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涵义。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要做到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可能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1979 年 3 月 23 日到 4 月 13 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文章，名为《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我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打开了眼界。教育范畴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不完全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要依靠教育。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生产力在起作用。”
1980 年夏天成立不久的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教育局为了普及教育科学理论，举办了一次为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准备的高等教育讲座。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北师大教育系的身上。举办这个讲座，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但又觉得承担讲座的任务难以胜任。因为我们过去长期只研究中小学教育，不研究高等教育。制定讲座计划的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陈孝彬同志给我出了“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这个题目。我亲自动手，查阅了许多资料，找到了现代生产的基本特征。提纲写完，我觉得没有把握，我把提纲首先请当时的教育系副主任尹德新同志为我审阅，他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首先对我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你的题目是现代生产，而你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他说的是近代生产，近代和现代在历史学上是不同的时期。”原来，我的提纲中开始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话来自旧的译本，1953 年以前的译本把“现代”译为“近代”。在我引用马克思的话中，马克思是说：“近代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他的意见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去查阅了《资本论》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在这些外文版本中关于“近代大工业生产”都用的是“modern”这个词，后来我找到了《资本论》的中文新译本（1975 年版），都已经改成了“现代大工业生产”了。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放心，又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请我童年的老同学沈思聪同志审阅，得到他的认可，我才敢于走上讲台。这次讲座连续了好几讲，除了我讲之外，黄济教授讲了“教育的本质”、迟恩连讲了“苏联教育”，国务院经委主任袁宝华讲了“德国的职业教育”。这次讲座延续了半年的时间。
我在这次演讲中讲了两个观点：一是“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第一个观点没有人反对，对第二个观点，别人则为我捏了一把汗。我的讲稿分别由《红旗》、《外国教育动态》、《百科知识》摘要选登。《百科知识》刊登时，编辑就有些顾虑，问我能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删去，编辑吓唬我说：“怕你受到批判！”我说：“我不怕，‘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有争议？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1958 年曾经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分水岭”！现在把它看作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不就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吗？论文发表以后倒是没有受到批判，毕竟大家已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能随便挥舞棍子，但这个结论的确一直不被某些人承认。
1991 年，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又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当场就有人批评我的观点。不久，1992 年第 1 期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略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评了我的观点。该文章尖锐地指出：“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利用两种制度都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面现象，得出 21 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学习化的社会’的结论。”同时文章还认为“这不仅阉割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烟幕，对此我们必须用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态度相对待”。
也是这一年夏天，我在一次报告中讲到关于教育发展史的分期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分为五种教育，即原始社会教育、奴隶制教育、封建主义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分为：原始形态教育、古代学校教育、现代教育。我还加了一句“当然，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育文摘》小报，摘录了我这段讲话，没想到受到了某位领导的严厉批评，他在我文章上批道：“用生产力来划分教育的发展历史，如何体现教育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禅，要与实际相联系。”由于这位领导没有看到我后一段话：“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所以他批评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口头禅，而不联系实际。这个批评是在中央教科所的领导中传阅的，但传到我的耳中。我又不好去与领导辩解，无奈我只好请摘编我的文章的小报编辑部出来澄清，才算没有对我公开批判。
其实马克思在讲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时是从大工业生产的特性提出来的，并没有规定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专利品。现实的时代也告诉我们，现代生产必须有现代教育的人力资源的支持，现代教育也只有适应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才能得到普及和发展。所以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1 年 11 月 10 日至19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 38 届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上专门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Work）的问题，会议最终通过了决议，提出了八条重要原则，并倡议各国从教师培训、评价等各个方面强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这次大会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的符娟明教授参加了会议。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报告的出炉受到了各界的重视，不仅像《红旗》和《百科知识》这样一些重要杂志刊登了主要内容，而且各地请我去开讲座。我仅在 80 年代那几年就这个题目讲了约 40 场，听众上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