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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1 月，外国教育研究所独立成所，我担任第一任所长，并兼任教育系系主任。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开始和国外交往。1980 年 3 月，教育部邀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专家、美籍华人胡昌度教授来我校讲学三个月，同时组织了一个高等学校比较教育教师进修班，有 10 所高等学校十多名老师参加。我作为教育系系主任和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组织了这次活动，并亲自与本科生和进修班教师同堂听课。进修班结束时，我们十多名教师凑在一起商量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的问题，大家认为，应该在教育系开设比较教育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眼界，为此，当务之急是需要编一本教科书。这个主张得到当时教育部高教司的支持。于是我们就开始着手编写，做了分工，收集资料，编写提纲。1981 年我们在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大）召开了编委会，讨论大纲。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国解放后第一本比较教育课本终于在1982 年问世，至今仍是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基本教材。
1979 年，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在全国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收后，比较教育被列为教育学科中的二级学科。1983 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学科第一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点，我被批准为第一个比较教育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过准备我于 1985 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其于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就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比较教育博士王英杰。1993 年，研究所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研究生，至 2002 年已有韩国、日本、越南等国 7 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此外从 1997 年至 2004 年共招收高级访问学者 13 人，博士后 5 人。由我指导的研究生已有 45 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韩国的具滋亿是第一位获得我国文科类博士的外国留学生。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外国教育研究所于 1995 年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不久，华东师大、东北师大的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更名。经过全体成员多年的努力，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成绩被社会所承认。1988 年我所比较教育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并列为全国重点资助的 12个研究所之一，2000 年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 年再一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立以来，特别重视与国外的交往。自从胡昌度教授来所讲学以后，我们就与美国教育学者经常联系，不断派遣研究人员到美国去留学。最早的一位就是王英杰，1982 年就被派往斯坦福大学留学二年。以后又有研究人员被派往日本、德国等国。在派出的同时我们又把外国学者请进来。请进来的著名学者有埃德蒙·金、库姆斯、横山宏、达维多夫、铃木慎一等。
到了 90 年代初，我又感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总是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即使介绍外国的教育思想也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分析。特别是联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觉得中国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不少障碍，可不可以从国外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吸收一些经验？同时在研究各国教育时发现许多奇怪的现象：我们常常讲，教育受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但是，同样是发达国家，美国的教育制度与欧洲大陆的教育制度很不相同；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教育中却存在着许多相同的问题。因此我萌发了研究教育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想法。“八五”、“九五”教育科研规划都以“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作为重点课题。虽然课题已经告一段落，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远没有研究透彻，我们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定义和身份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存在着身份危机。但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也好，是一个研究领域也好，对各国教育总是需要研究。教育领域中有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别的教育学分支学科难以胜任的，如国别教育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各国教育政策、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国际教育问题的研究等等。研究方式上，我赞同多元的方法，但更重视文化研究。因为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才能对教育现实及其由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比较教育研究会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坚持开展各项研究活动，队伍也越来越壮大。1998 年还在中国成功召开了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与会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前任和现任主席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都对这次会议做了积极的评价。这次会议多少弥补了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未能在中国召开的遗憾。继在 2002 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后，2005 年 8月 22 日至 24 日，第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又由我们来承办。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和秘书长福克斯（Christine Fox）教授、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铃木慎一（ Shinichi Suzuki）教授和现任会长望田研吾（Kengo Mochioda）教授、美国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阿诺夫（Robert Arnove）教授、韩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李铉清（Lee Hyun Chong）教授、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王淑英（ Suk⁃ying Wong）教授以及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钟启泉教授、副会长王英杰教授和孙启林教授、秘书长赵中建教授等出席了论坛，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等 15 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 20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980 年夏天，我应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平冢益德教授的邀请，与中央教科所金世柏和我所苏真一起去日本琦玉县参加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第四次大会，并提出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申请。1984 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大会是由华东师大的马骥雄教授和河北大学刘文修教授参加的。1987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六次大会，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派出了金世柏、周南照、吴福生、孟宪德和我参加了大会。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为该会的团体会员，并选举我为该会的副主席。我们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举办下一届大会的申请。但执委会考虑到时间太仓促，决定第七届大会由加拿大举办，为了照顾中国的迫切要求，会期由三年缩短到二年，第七届提前到 1989 年举行，第八届大会1991 年再由中国举办。
第七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如期于 1989 年 7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周南照、詹瑞玲、吴福生、曹清阳、毕淑芝、王英杰和我多人，还有在北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等。当时适值国内发生过天安门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于是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上对下一届大会能不能在中国举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坚持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当时已经恢复正常秩序；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应因政治问题而干扰学术活动，中国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办好大会。执委会中有少数与我们友好的专家如埃德蒙·金、梅斯曼以及前苏联的马林科娃等支持我们的意见，但大多数委员有的由于自身的偏见，有的由于要与本国政府保持一致而反对在中国召开。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执委会还是决定第八届大会由捷克举办。决议草案如何拟定，又展开了一场辩论，我们坚决反对提天安门事件。最后达成协议，不提该事，只提出“执委会鉴于广大学者对捷克斯洛伐克教育民主化进程感兴趣，下届大会在布拉克召开”，并议定第九届大会在中国举办。
1990 年 7 月，我和周南照去马德里参加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和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在会上又一次对第九届大会能否在中国召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多数执委都同意在中国北京召开。但是，本来应该谁家举办，谁家就担任联合会的主席。但一些执委仍然坚持让德国比较教育学家米特尔继续担任主席（上届也是他担任的主席）。在金和梅斯曼等友好学者的支持下，由我担任合作主席，负责筹备 1993 年在北京举办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这次执委会上吸收了中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入会。
1991 年 7 月在布拉格召开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参加的有周南照、吴福生、詹瑞玲和我四人。会议期间又商讨下届大会筹备的问题。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国教育部港澳台办提出中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参加联合会的名称有问题，认为称为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台北）不妥，要求他们更改名称。台湾方面坚持不同意更改，联合会执委会则推托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他们无权要求成员单位更改名称。几经交涉无果之后，我们只好采取既不退出又不参加的策略。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也因此在北京流产，后来于 1994 年改在悉尼召开。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虽然由此不再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一切活动，但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仍然保持着执委会委员的名义，收到他们不断寄来的文件。同时，我们学者间的个人交往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有所加强。前任联合会主席米特尔多次访华，后来继任的主席威尔逊、安娜·胡特逊等也都来华参加过我们在 1998 年举办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胡特逊还参加了 2002 年我校为百年校庆举办的世界比较教育论坛。联合会秘书长，香港大学的马克·贝磊（他已是联合会现任主席）更是中国比较教育学会的好朋友，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其他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者也都与我国比较教育学者有频繁的交往。
1996 年，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在日本成立，中国比较教育学会是发起单位之一，我始终参加了该会的筹备工作和第一次年会。会议决定第二次亚洲比较教育年会于 1998 年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主办。1998 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承办了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各国比较教育专家200 余人，包括来自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伊朗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专家 70 余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比较教育学者 20 余人也参加了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世界比较教育的会议。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大会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未能在我国举办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遗憾。
我作为一名比较教育学界的老兵，回顾几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千。比较教育在我国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已经发展壮大。现在全国已有博士授权点 7 个，硕士授权点十几个，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出版了无数专著。但是瞻望未来，比较教育的发展仍需我们努力。创业维艰，发展创新更难，年青一代比较教育学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