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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前，我在教育系讲授教育学，曾经带领学生去参观盲聋哑学校，看到许多有生理障碍的儿童很聪明活泼，但缺少教育。当时北京市只有三所盲聋哑学校，招收学生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我感到我国很需要发展这种为有生理障碍儿童服务的特殊教育。
障碍儿童是社会上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只有接受教育，学到生存的本领，他们才能融入社会，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因此，发展特殊教育，既是人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发达国家都很重视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国际教育组织也十分重视。1959 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宣言》中就提出：“儿童应不受歧视地享有一切权利；制订法律要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儿童的家长和社会、公众事务当局有责任为处在困境中的儿童排除困难并给予特殊照顾。”国外大学教育学院中都设有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特殊教育专业人才。有的还设有特殊教育的大学，为有生理障碍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大学就是世界上为聋人设立的综合大学。1991 年我访问过这所学校，学生还为我们表演了舞蹈，校长接待我们的时候，讲话时还习惯地不断用手语。我在苏联学习的列宁师范学院里也设有特殊教育专业，而且培养了一名全盲、全聋的教育学副博士。这名副博士名叫斯科罗霍多娃，5 岁时因患脑炎双目失明，继而双耳失聪。后入敖德萨盲校学习，掌握了盲文和聋人手语。她凭借自己的毅力和特殊教育专业老师的帮助，读完了本科，又读研究生，1962 年获得副博士学位。我曾经听过她做的报告，当时她还是列宁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在学院的大讲堂报告，听报告的人挤满了讲堂。她讲她如何学习，如何凭借触觉、嗅觉、振动觉及其他正常感官，感知、理解和想象世界。报告非常感动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盲人同学，名叫瓦洛杰·伊万诺夫，他是在卫国战争中失去双目的，我们都视他为英雄。他用盲文记笔记，我们关系很好，有时他还帮助我学习。这是题外话了，但说明生理障碍并不可怕，只需要用教育来弥补他们的缺陷，发展他们潜在的能力，障碍儿童长大后同样会为社会做出贡献。
1979 年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就萌发了设置特殊专业的念头。为了筹备这个专业，我从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把朴永馨调到北师大来。他是我国派往苏联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的两名学生之一。“文革”前我去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参观时也见过朴永馨。因此要办特殊教育专业，我就想到他。另一名留苏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银春铭，他在上海工作，我无法把他调过来。我又让教育系秘书秦忠洲抽一部分时间参加筹备工作。1982 年从首都师大调来顾定倩老师。于是 1986 年特殊教育专业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科学历的特殊教育专业。
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当然要涵盖障碍儿童教育，所以当时国家教委也很重视特殊教育，在基础教育司设有特殊教育处。当时我正担任北师大副校长，为了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我和基础教育司商量，在北师大成立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中心于 1988 年 11 月正式成立。英东教育楼建设中我们又专门为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建设了特殊教育实验室，这在当时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我国的特殊教育事业还不够发达，还不能满足障碍儿童受教育的需要，理论研究也待进一步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于 1988 年 6 月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北京国际特殊教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cial Education， Beijing， 1988）。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名代表出席，其中中国代表 100余名，大会收到论文 134 篇。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出席了大会开幕式、闭幕式和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并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会议分成教学计划、聋哑教育、儿童早期鉴定和干预计划、课程、师资培训、职业训练和就业准备、服务设施和形式、研究、为残疾人服务的技术等九个专题进行了分组讨论。我们北师大在这次会议上唱了主角，这次会议也是我校首次主办这样规模的国际会议。虽然这次会议的发起和承办是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和美国环球交流公司，但一切专业工作都是我校特殊教育中心承担的。
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是我校最早创建的，硕士点建立的也很早，但博士点的建立却落后了其他学校好多年。北师大作为教师教育的排队兵，要继续加强对障碍儿童的教育研究。我国是人口大国，这样的儿童大约也以千万计，因此特殊教育事业特别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