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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间，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俗称“走资派”）是教育系最早被批斗的。1966 年 6 月 1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当时我还在吃晚饭。教育系几位教师来找我，问我听到广播没有，我说听到了。她们问：“我们怎么办？”我说再看看吧，要吸取“反右派斗争”的教训。这句话不要紧，成了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状之一。6 月 11 日，外国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把我揪出来批斗，要我回答为什么要利用《外国教育动态》散布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用心何在。如果说这是第一次批斗，因为运动刚刚开始比较文明，还让我坐着挨批，到 6 月 17 日，批斗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仅让我在前面站着，还不断有人喊“低头”。
不久，学校又出现了一批新的造反派，原来的“红卫兵师”成为“保皇派”。在教育系批斗的目标转移了。他们把我放在一边，既不批斗我，也不许我参加批斗会，说我是“走资派”，不是革命群众，连游行也不让我参加。当时毛主席经常有最高指示，往往在晚上联播节目中广播。一听到广播中有最高指示，大家就集合起来上街游行，从师大走到天安门，然后再回来，来回大致有 30 多里的路程。有一次又听到广播毛主席的指示了，我匆匆赶到学校去集合，刚排到队伍里，就听到三年级一位造反派喝令我出来，说“走资派”不能参加游行。我虽然心里不痛快，但倒也落得早一点回去休息。1966 年深秋，全国大串联，师生纷纷到各地革命圣地去串联。教育系有一帮年轻教师组织步行队到延安去，有几位教师要我同行，但开会准备时我又被一名学生撵出去，说虽然我的问题不严重，但总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串联。我倒也免去了吃那份徒步上千公里的苦头。
此后我就成了“文革”的逍遥派，直到后来工宣队进校。1967 年夏天，毛主席畅游长江，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全民游泳。我们于是积极响应号召，天天去游泳。那时没有正规的游泳池，主要在自然湖泊中游，开始是在我校南面的太平湖。太平湖其实不太平，老舍先生就是这一年在这里自尽溺死的。后来这个地方在建地铁环线时给填平了，现在是地铁的列车库。我们当年天天去游，常常是我和孙喜亭各自带着自己的儿子在这里游泳。以后游泳地点又转到积水潭、后海，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年年夏天都去游泳。反正这是毛主席号召的活动，不会挨批判。
当时造反派有两派，有一派要结合我到革委会，但另一派头头就反对，并且说我从思想到生活都已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化了，不能结合。为什么说我生活都修正主义化了呢？因为我留苏时国家发了西服、睡衣，回国以后，有时就穿西服，在家里就穿睡衣。还因为我的头发不听话，洗过头以后常常“怒发冲冠”，因此我就用一顶尼泊尔小帽压一压。学生到我家玩儿，看见这个样子，就说我是修正主义生活方式。后来我真是从心底感谢这位造反派头头，否则被结合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后来我又被派到第三轧钢厂、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在第三轧钢厂是做小工，把轧钢工人压下来的带钢，约 50 公斤重，搬到一边堆放起来。我搬了一个多月的钢带，结果手指得了腱鞘炎，至今未愈。1970 年秋天，我被派到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北京燕化地区，那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我干的活起初是架子工，搭建工棚，后来又去烧锅炉，用蒸汽做混凝土预制板，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我们在那里整整干了三个多月。1971 年春节以后又被发配到山西临汾山坡上劳动了整整两年。在那里劳动虽然很累，但很开心，而且增强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增长了农业知识，增强了身体素质，我从小就很矮小瘦弱，但没有想到不惑之年还能挑起一百多斤的水桶，割麦子也割得很快。第二年来了一批新“战友”，应该都是我的学生辈，他们比我年轻许多。但有一次，我把一根输水钢管的一头提了起来，但新来的年轻“战友”却提不起来，割麦子也没有我割得快，可见锻炼的作用。
在劳动的队伍中还有许多老教师，如教育系老主任彭飞同志、历史系何兹全先生、中文系郭预衡先生、数学系吴鸿迈先生等，他们当时都已年逾花甲，我们在劳动中经常沟通，增进了友谊，到现在见面时还很亲切，常常以“五七战友”相称。
在“文革”中，闲来无事，我想读点书。那时似乎什么书都是毒草，只有鲁迅的书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于是就读起《鲁迅全集》来，越读越有兴趣，特别是在处境困难的时候读鲁迅的书最有味道。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病”，总要从教育的观点来看问题。我发现鲁迅的作品不仅针砭时弊，而且很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鲁迅作品中许多地方讲到教育，并且有几篇是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如《我们怎样做父亲》、《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贯的，而且很先进，有些话说得很精辟。于是我就萌发了开展鲁迅教育思想研究的想法，“文革”以后这种思想更为强烈。刚好，那时杭州大学教育系的金锵同志和鲁迅早年的学生、时任杭州学军中学校长的俞芳同志也正在开展鲁迅教育思想研究，他们到北京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就联合起来一起研究。我们略做分工，我搜集鲁迅从事教育工作的事迹和整理他的教育思想，他们去访问鲁迅当年的学生，请他们写回忆的文章。从1977 年开始一直到 1981 年，刚好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成稿，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这项研究曾列入中国教育科学第一次规划会议的规划中。此书 2001 年在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我又修订出了第二版。
1972 年 1 月，北师大临汾五七干校撤销，我们都回到北京。工宣队派我到师大二附中去担任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算是把我解放了。
1972 年本来是一个恢复教育秩序的好时期，周恩来总理提出恢复教学秩序，因此学校教学活动逐渐正常起来。但到了 1973 年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了学校教学秩序，而对中小学影响最深的是 1973 年 12 月的“一个小学生日记”事件。1973 年 12 月 12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及日记摘抄》，于是一场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在全国中小学中展开。开始的时候，师大二附中还比较平静。我曾代表党支部写报告给北师大工宣队，说二附中没有老师压制学生的事情，但这个报告被打了回来，并要求发动群众来检查。于是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大鸣大放，还开始砸起桌椅、门窗来，学校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只好把学生拉到解放军部队去军训才算把这场动乱平息下来。在这场运动中，伤害了一些教师，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
虽然批判了“师道尊严”，但我认为教师还是要有些威严，当校长的更要有点威严。威严与爱学生是不矛盾的，爱学生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也是出于对学生的成长发展的责任，既要理解学生，信赖学生，又要严格要求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才真正体现了对他们的爱。爱学生当然要平等的对待学生，平等并不等于没大没小，不要威严。威严不是压服，而是一种人格魅力，使学生既敬又爱。
我在二附中时曾经两个夏天带学生去“拉练”，一次在怀柔县，一次在昌平县。在路上“拉练”的时候，有些调皮的学生故意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有时甚至还赖着不走，坐在地上。我每次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这些掉队的，做他们的工作，有时甚至帮他们背背包。我明明知道他们力气比我大，身体比我好，但我还是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最终不再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