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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负责附中的班主任工作时，和学生接触密切，当时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如《表扬和批评》、《谈纪律教育中的严格要求》、《从理论联系实际谈起》等分别发表在《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上。这个时期我还坚定了自己的教育信念，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在一个学生身上领悟得比较透彻。
1958 年秋天，全国轰轰烈烈大炼钢铁，学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中学里，操场上小平炉林立，师生们彻夜奋战，欲夺取“大跃进”胜利。一天清晨，我忽然发现会议室里睡着一位女学生。第一天没有在意，以为炼钢炼得太晚了，无法回家。可是一连几天这个女孩子都没有回家。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回答说不愿意回家，再三劝说教育她都不愿意回家。
经过调查了解，我才知道，她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生于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出生后就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解放后才被接回家，因此与父母思想感情上有一些距离。再加上母亲要求过严，据说姥姥还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待她和对待她的哥哥不一样，孩子觉得缺乏家庭温暖，因此拒绝回家。经过再三工作都无效，只好把她安排在宿舍里。之后我曾经多次和她母亲联系，劝她多给孩子一些温暖，有了感情才能对她提出要求。但是，她的父母却觉得学校对她的要求不严，因而使她的思想不稳定，学习成绩欠佳。我们在教育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后来他们甚至认为学校的态度是没有阶级观点的“母爱”的表现，差一点在批评“母爱”时把我也捎进去。
“母爱教育”在 1963 年受到了严厉批判。批判的起因是 1963 年 5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斯霞和孩子》的文章，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可是，几个月后，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也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当时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除各大报刊外，《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爱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这些问题。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当时中宣部一位领导就说，“母爱教育”在全国影响很坏，一定要批判。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接受了这种教育。他说的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件事，当时因为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既不是名师，又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所以没有被点名，也就不为人所知。
这次教育批判的背景，来头是很大的。1963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在教育战线讲阶级斗争，就不能讲母爱，母爱没有阶级性，与阶级斗争理论相悖，自然要狠狠地批判。为了批判母爱就要挖老祖宗，一直批到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他们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然“母爱教育”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非把它批倒不行。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这是我从许多学生的学习中看到的。我发现有些学生喜欢数学，有的学生喜爱语文，凡是他们喜爱的课程，学得就很好，不喜欢就学习不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学它。有些学生喜爱某门课程，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对课程本身有什么了解，有什么兴趣，而是由于老师讲得好，引起了他的兴趣；还有些学生对某门课不喜欢，并非因为对该门课的厌恶，而是因为对任课老师不满，换了一位老师，学生的兴趣又能被调动起来了。总之，“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却是一门教育科学，也是一种教学艺术，值得去探究。
在师大附中的最后几年，适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的食物供应大大减少，于是提倡劳逸结合。晚上也不开会了，“大跃进”时期的那种工作热情没有了。这倒是给我一个读书的机会，这几年里我读了《中国通史》、《西方哲学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我因为大学主要是在苏联学习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教育史了解甚少，这个时期的读书，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1962 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北师大对师大附中的领导也放松了，师大开始从附中调回自己的干部。我于 1962 年暑假招生完毕后回到师大。
回到师大，我在教育系二年级担任教育学主讲老师兼辅导员。1965 年学校开始“四清”运动，运动结束后，我被任命为教育系副系主任。1965 年底，学校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任命我为研究所的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