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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7 月，我由莫斯科回北京。开始分配到华东师大，但因为我回北京后即与周蕖结婚，她被分配在北师大，教育部为此又把我改派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教育系主任是彭飞同志，他分配我到地理系讲教育学公共课。一年以后，教育系在北京市西城师范（又称北京市第二师范）建立学生实习基地。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的郭笙去挂职当副校长，金元逊任教导主任，派我任教育学教研组组长，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教育学课程。
这一年正是反右斗争那一年。当时的运动把我吓得目瞪口呆。因为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没有参加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因此对这样搞运动很不习惯，但还得积极参加。暑假后反右斗争告一段落，我们即到西城师范工作。除了讲教育学外，就是带着班上的学生参加劳动。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毛主席号召全民除“四害”，即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消灭苍蝇主要讲究卫生，不乱扔垃圾；消灭老鼠主要靠鼠药和老鼠夹子，难以人人动手。最有意思的是消灭蚊子和麻雀。为了消灭蚊子，大家想出了各种办法，用灯火引诱，在黄昏前和黎明后半明半暗的时光，待蚊子投向纱窗时扑打。最有效的方法是拿一个洗脸盆，里面抹上肥皂水，拿它来兜蚊子，有时洗脸盆里会沾满一层，可见当年蚊子之多。消灭麻雀更有意思，全北京市老老少少拿着竹竿，有的站在地上，年轻的爬到房顶上在同一时间内摇旗呐喊，不让麻雀有停下来的机会，直至疲劳至死。当年我就带着学生在学校打麻雀，还被派到动物园打麻雀。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笑至极。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开始。是年 5 月，教育系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被北师大党委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8 月，我被王焕勋点名去当他的助手。于是我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学处副主任，一直到1962 年 8 月才离开，在附中工作了整整四个年头。
1958 年“教育大革命”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和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从教育大辩论开始的。大辩论的热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红与专”的问题。1958 年《红旗》杂志第 7 期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在教育界引发开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讨论，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是否结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教育的分水岭。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就不能只在学校读书，还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参加实际劳动，教学实习是真刀真枪的搞生产。北京的密云水库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清华大学师生动手设计建造的。1958 年秋天，全国师生都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校还办起了各种工厂、农场。
除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辩论”外，师生中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大辩论——是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还是又红又专。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还专门听了陈毅副总理关于又红又专的报告，他用飞行员打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红与专的关系，给大家的印象特别深刻。辩论结束后，每个人都要写“红专计划”，表明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计划。
在 1958 年到 1959 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附中进行了多种学制改革的试验，有九年一贯制（中学四年一贯）的试验，有半工半读的试验，并编写了各种教材。
这些过“左”的试验，当然不会取得成功。1959 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的改革试验，受到北京市委的批评，因此就停了下来，开始转到狠抓教育质量上来。特别是1959 年高考，福建省名列全国第一，北京市就坐不住了，狠抓北京四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几所学校。于是我们决定抓高中的教学质量并把好毕业班的关。1960 年高考，师大附中居然位居北京市高考第一名。
1960 年，陆定一提出，要批判“量力性原则”，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把学生当容器，造成了教育的少、慢、差、费。他提出新的教改试验，并由此成立了北京市景山学校，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开始试验从小学到高中九年一贯制，后改为十年一贯制。教育部把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中学当作了附属试验学校。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没有开展全面试验，但也要按他们的精神改革教学。
现在看起来，当时从中央来讲，是想摆脱苏联教育的影响，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从客观上讲，的确有许多突破，但从当时师大附中的改革来讲，只能说是搞了一场闹剧。我在这场闹剧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我帮助王焕勋制订了四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的教学计划。我对各学科的内容既不熟悉，又没有去请教专家，自己凭着教育学上的书本知识就随意制定了多个方案，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可笑。
除了教导工作外，我还担任了初中一个班的俄语课教学。我当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备课的时候觉得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太低，词汇量太小，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怎么能学得好？因此我根本不管教学大纲中要求，增加了识字量，加大了进度和难度，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有几位优秀的学生学得很好，有的后来考入了师大二附中设立的文科班。
在师大附中的几年里自己虽然做了很多蠢事，但对我来讲收获是很大的。我亲身经历了中国中学教育的实际，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实践中探索了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特别是通过后来的反思，悟出了一些道理，为我后来的教育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我曾经系统地听了特级教师陈婉芙老师的生物课，还听了许多老教师的课，感悟到教学真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都不同。当时像数学组就有韩满卢、申介人、曹振山三位老师，不仅在师大附中很有名，在北京市名气也很大，由于他们的特长和风格，被人称为“韩代数”、“申三角”、“曹几何”。我本来还想对陈婉芙的教学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但因为后来回到师大，也就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