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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中，我收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即整理行装，匆匆北上。到了北京火车站（那时在北京前门），早有老同学拉了平板车在等候我们。接我们的是物理系的老同学陈克歧，他热情地帮我们把行李放在平板车上，一边拉着我们的行李，一边向我们介绍北师大的情况，很快就到了学校。
我们到校不久，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召开了。北京市为了庆祝全国政协召开，举行了提灯会，我们和老同学一起参加提灯游行。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们一大早就到天安门集合，等到下午三点钟，毛主席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随后是列队走过天安门，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北京师范大学万岁！”浑身热血沸腾，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在北师大学习，都是大师级的教授给我们授课，侯外庐先生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胡明先生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这都是解放后新开的课，高年级学生也没有学习过，因此，上课都在风雨操场，全校师生都听课。专业课有董谓川先生讲的《教育方针》，林励儒先生讲的《中等教育》，邱椿先生讲的《外国教育史》，薛鸿志先生讲的《教育统计学》，周先庚先生讲的《心理学》；还有团中央的领导来讲团队工作，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既是理论课，也非常联系实际。
除了上课外，就是参加各种活动，如“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我们还到街上去演活报剧。参加志愿军报名的当天，大家都在凌晨起床，抢在第一个报名。
我一进学校就担任了《师大青年》的编辑。当时的报纸实际上是一种板报，用几张道林纸拼起来。当时担任编辑的有历史系的张伟垣和俄语系的一个同学，我负责排版、美编、抄写。这对我来说驾轻就熟，因为我在中学时代就是办板报的老手，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办了三年。所以我常常说，我是办报出身，直到现在还担任着几个杂志的主编。
最有意思的是 1950 年暑假，北京市团委派我们几个团员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农村去建团。我在农村住了 40 天，真正了解了北方农村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没有固定的就餐地点，每天派到不同的农户家就餐，给他们应有的伙食费。这真是叫做吃百家饭，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先派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走过一轮后，派到富农家里。但不论是在贫下中农还是在富农家里，这 40 天没有吃过一滴油。每天就是窝头咸菜，或贴饼、玉米渣、稀饭；好一点的有大葱蘸酱。可见北方农村之苦。
1951 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什刹海游泳池去游泳。正在兴头上，忽就有人叫我上来，说学校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赶快赶到学校，党总支书记李传信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他只是和我聊起家常，然后问我，如果派你到远方去较长时间，你有什么困难。我当时以为组织上要调我出去工作，因为我们班上已调走了好几个同学，有的到团中央，有的到公安局，有的去参军。当时西藏刚解放，很缺干部，听说要调我到远方去好几年，我想一定是要到西藏去。我当时表示，没有什么困难，家里就只有一位老母亲，没有工作，但是我的舅舅会照顾她。
这样等了好几天。一天忽然通知我，让我到燕京大学去报到，参加留学考试。这对我来说是绝对没有想到的。
这里，我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情况。建国以后，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任务，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高瞻远瞩，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从1950 年开始到 1966 年，国家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 8310 人，占派出总数的 78％。同时，还派出大量的在职人员到苏联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直航飞机，留学生都是坐着火车去，每批都有几百人，一拉就是一个专列。留学生就是这样一专列一专列奔向苏联。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特有的 50 年代留苏热。同时，大量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中国，帮助开展教育、科研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当时对于派到苏联去的留学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留学是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学习任务，要加强自身修养，努力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身体健康、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此外还要严肃纪律，要严格执行使馆关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定和制度，自觉用组织纪律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所有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留学生纷纷上前去敬酒，我们也去了。总理问我们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教育专业。他对旁边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这是你的干部。”宴会后，周总理还和同学跳了一会儿舞。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