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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松树一样做人，竖挺不拔；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
——顾明远
1929 年 10 月，我出生在江苏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江阴。我的家本来还算是小康人家，祖父在常熟一个茶庄做伙计，父亲在外埠学校教书。但抗日战争几乎把我家弄得家破人散。祖父失业在家，父亲在外面又结婚，把我们母子俩遗弃在家。我幼年的生活几乎都是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才勉强维持下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受尽了日本侵略军的苦头。原来我们住在江阴城里，日本兵来了，我们逃到乡村，一年中辗转了多个村庄，先是贯庄，继而北漍、周庄、华墅。一年以后，时局稍为稳定，我们就搬到离城不远的小镇金童桥。但日子并不太平，日本兵经常下乡来清乡，我们一听说日本鬼子下乡来了，就赶快逃到另外的村子躲起来。因此学业也荒废了，这一年只上了几个月的私塾。所谓私垫，实际上是金童桥的一位郎中先生，他一面给人看病，一面收了几个生徒。大致有四五个人，年龄不等，记得有比我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因为年龄不等，所以学习的内容也不同。初入学的学《三字经》，最大的一个读《孟子》，老师让我读《大学》。天天让我们背诵，也不讲解。读了几个月，最后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什么意思，完全不明白。
抗战 8 年，由于流离失所，我上小学就先后换了 6 所学校。到上初中，才算稳定下来。
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中度过的。幸而所在的南菁中学中有几位好老师，使我的青少年时代没有虚度年华。例如初中一年级教算术课的章臣顺老师，他讲四则算术，常常用图解，如讲两车对开，时速不同，在一定距离内何时相遇等此类问题，都用图画出来，就很容易懂了。另外一位是教初三平面几何的胡静莲老师，她那时才二十多岁，患有肺结核，但给我们上课时却总是精神抖擞，极富激情。考试时她常常出一些难题，但不记在一百分内，算是附加题，第一名交卷也能加分。我非常喜欢数学，常常把难题做出来了，而且第一名交卷，因此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可以拿到一百多分。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位音乐美术老师胡森林，他一身兼两职，既教音乐又教美术。他擅长彩粉画，音乐本来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也颇有修养。当时学校只有一架风琴，但他的课上得有声有色，给我们讲五线谱，介绍各国名曲，使我们增加了许多音乐知识。他不仅课堂上教我们，而且课下还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合唱团、口琴队。我国著名指挥家，曾任上海交响乐乐团团长的曹鹏就是我们当时的口琴队队长。抗战前夕他过长江参加了新四军，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军进城仪式，军乐队就是他指挥的。
我的中学生活极为丰富多彩，没有现在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因此学习比较主动。我们学数学，不仅学数学知识，还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我们数学作业本都是最好的道林纸本，书写特别整齐。高一时上立体几何，把画圆锥体、立方体当作绘画，有阴面阳面，同学之间还互相比较谁画得最好。课外活动也是生动活泼。记得我小时候喜好画画，在我姨夫家阁楼上弄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就学起画来，结果班上有许多同学也都画起来了。当时夏鹤龄同学喜好书法和篆刻，于是班上许多同学都练写大字和刻起图章来。为了节省纸墨，我们就蘸着水在方砖上写。今天中国书法协会会长沈鹏是我的同学，他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不能说和那时的兴趣无关。
我们班在当时要求民主的气氛中办起了两个文艺社团和刊物，即曙光文艺社和新绿社。开始只是办墙报，用道林纸写好了贴在墙上，但设计很讲究，有文章、有插图，图文并茂。第二年在薛钧陶同学的策划下，曙光文艺社办起了刊物，是油印本，刻蜡版。手工印刷大多是我和夏鹤龄两个人干的。没有想到这刻蜡版的技术在二十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用上了，为造反派刻小报，免去了我去做苦力劳动，这是后话。后来我们又办起了铅印的正式杂志，名《曙光》，表示当时大家生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曙光必将来临。但终因经费来源缺乏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改为在《江声日报》上出文艺版，直到解放。为了这个曙光文艺社，我们这些骨干分子在解放后不知受过了多少次审查。其实我们当时办刊物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更没有政治后台，只是为了搞文艺，但内容还是倾向于进步的，期盼着民主的曙光。记得第一期排版时遇上 1946 年双十节，国民党发布了《双十节文告》，进步人士马叙伦撰文评论了双十文告，我们在油印本上就转载了这篇评论。我还清楚地记得正式出版的两期封面，第一期是一位木刻家为悼念陶行知而刻的陶行知头像，头像上陶行知的嘴巴被一把锁锁着，说明陶行知被国民党迫害，不允许他说话；第二期的封面也是一幅木刻，刻的是一个工人的双手双脚被铁链锁着，工人正握着拳头向两侧挣扎。这两幅木刻都是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曙光》杂志应该属于进步的刊物。
我在学校的功课一直很好，但当时的家境无法供我上大学，因此我一度很消沉。但我仍心有不甘，于是参加了 1948 年的高考。我那时年轻气盛，同时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报考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如清华的建筑系，上海交大的运输管理系，但都落榜了。于是经人介绍到上海私立荣海小学去当教员。我担任了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在这一年里，我一面在学校教书，同时常常利用星期日跑书店，买了许多俄罗斯 19 世纪著名作家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契珂夫，以及高尔夫等人的名著。我还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1949 年全国大部份地区得到解放，我就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正是因为全国解放、大学免费，使我圆了大学之梦。
我后来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与南菁中学六年的生活不无关系。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有意义，学校的生活很有生气。我的成长是教师培养的结果，我也愿意像我的老师那样去培养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