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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最初所写的几篇学术论文都是在陈校长的直接帮助与过问下完成的，这对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如一定要竭泽而渔地搜集第一手材料的严肃态度，对我一生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指导作用。这里我把某些论文和专著的写作背景、情况、心得向大家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五十年代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作过注，这是解放后第一部注释本。由于我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我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程乙本在程甲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把很多原来说得含混的地方都坐实了，自以为得意，殊不知曹雪芹本来就是有意写得含混，所以我又向出版社推荐程甲本，为此我又写过《读红楼梦札记》和《红楼梦注释序》等研究红学的文章，承蒙学术界，特别是红学界的谬赏，这些文章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提及并引用。我在这些文章中提到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在《红楼梦注释序》中，我指出读《红楼梦》特别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这也正是注《红楼梦》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俗语，服装，器物、官职、诗词、习俗、社会关系、虚实辨别。同时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我认为“《红楼梦》里的诗和旧小说中那些‘赞’或‘有诗为证’的诗都有所不同。同一个题目的几首诗，如海棠诗、菊花诗，宝玉作的表现宝玉的身份、感情；黛玉、宝钗作的，则表现她们每个人的身份、感情，是书中人物自作的，而不是曹雪芹作的诗。换言之，每首诗都是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这是就如何全面理解人物形象提出的见解。又如：“宝玉的婚姻既由王夫人做主，那么宝钗中选，自然是必然的结果。这可以近代史中一事为例：慈禧太后找继承人，在她妹妹家中选择（宝钗之母为王夫人之妹），还延续到下一代。这种关系之强而且固，不是非常明显的吗？另外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肉还家’更犯大忌，……本书的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这就是对《红楼梦》爱情悲剧主题的解释，而且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最能切中要害的。
在《读红楼梦札记》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如对《红楼梦》所写的年代及地点的扑朔迷离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对《红楼梦》官职中既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还有半真半假的进行了梳理；对《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哪些是实写的，哪些是虚写的：大体看来，男子的多虚写，女子的多实写；女子中少女、少妇的更多实写。并结合对辫式、小衣、鞋子以及称呼、请安、行礼的描写分析了当时的风俗。最后对《红楼梦》为什么要“这样费尽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进行了分析。
后来我很少再写红学的文章了，这里面有些复杂的原因。一是 1957 年我母亲和姑姑先后去世，我没有任何积蓄，办后事的钱都是用《红楼梦》注释的稿费，所以一提起《红楼梦》我就老联想起这段伤心的往事。二来我觉得后来的某些红学研究有点不靠谱，仅以七十年代中期发现所谓的曹雪芹故居来说，依我看就属子虚乌有，我在给学生讲课时曾开玩笑说：“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南乡子》“友人访‘曹雪芹故居’余未克往”：
友人联袂至西郊访“曹雪芹故居”，余因病未克偕往。佳什联翩，余亦愧难继作。
一代大文豪。晚境凄凉不自聊。闻道故居犹可觅，西郊。仿佛门前剩小桥。访古客相邀。发现诗篇壁上抄。愧我无从参议论，没瞧。“自作新词韵最娇”。
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
六十年代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古代字体论稿》。这是我把多年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著作。我认为汉字字体不仅是风格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字型结构的变迁，所以要想把汉字的构形历史梳理清楚，不深入考察字体的演变是难以做到的。在这部著作中我提出了几个观点，也澄清了几个问题。我认为字体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种字体不会是一个朝代突然能创造的”，一种主流字体成熟的时期，往往就是它被另一种字体取代的开端。每种字体都有不同的名称，有的是别名，有的是俗名；有的是泛指、有的是专指；有的是广义，有的是狭义，因此字体中既有同名异实，又有异名同实的现象。这都是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字体的渐变性：一种主流字体发展为另一种主流字体没有绝对的时限，因此它所指的对象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如隶书，一般人认为蚕头燕尾的才叫隶书，但“秦俗书为隶，汉正体为隶，魏晋以后真书为隶，名同实异”。而唐人管楷书就叫隶书，因为在唐人看来凡是俗体字都叫隶书。所以我们在谈隶书时一定要首先确定它指的是哪个时代所说的隶书。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种原因是字体分类的角度、标准不同，如楷书，“对于写的风格规矩整齐的字都称之为楷，是泛用的形容词；用楷书这词来称真书，则是专名，名同实异。”也就是说名为楷书是就风格而言，名为真书是就与其它字体比较的实用地位而言。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各种字体因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分类而产生的不同意义，才能正确地研究书法学及文字学。
六十年代我还起草了另一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但在“文革”期间始终无法出版，直到“文革”后才得以问世。这是我的用力之作，化费了多年的思考与斟酌，直到本世纪初我还在不断地修改，可谓耗费了我大半生的精力。“从前人对于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常是凭硬记的，或把一些作品画出平仄谱子来看，或找几首标准的作品来读”，总之对平仄变化的必然性缺乏主动的了解。我发明的“竹竿”理论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即以五言为例，公认有四种基本句式，即A句式：仄仄平平仄， B句式：平平仄仄平， C句式：仄平平仄仄， D句式：平仄仄平平。如果我们两字一节地把无限循环的平平仄仄排成一个长竹竿：“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则会发现A句式是由第三字截至第七字而来（第七字至第十一字是它的重复）， B句式是由第一字截至第五字而来（第五字至第九字是它的重复）， C句式是由第四字截至第八字而来（第八字至第十二字是它的重复）， D句式是由第二字截至第六字而来（第六字至第十字是它的重复），也就是说只要挨着排的从这根竹竿上截五个字，只能截出以上四种句式。再换句话说，如果你记不住五言格律的形式，你就从这竹竿上挨着排地往下截好了，再怎么截也是这四种形式。至于七言，只要在这四种句式前加两个与它相反的音节即可。以上各种句式“除了五言B句式外，无论五言、七言的首字都可以更换（可平可仄），这是因为句子的发端处限制较宽。只有五言B句式首字不能更换，是因为它如换用仄声，则下边一字便成为两仄所夹的‘孤平’，声调便不好听。七言句是五言句上加两个字而成的，不但七言句本身的首字可以更换，即从五言句首带进来的可换之字，也仍保留着可换的资格。”我这个“竹竿”理论不但适用五言句和七言句，还适合三言、四言、六言等任何句式。以三言为例，律诗虽没有三字句，但特别讲究三字尾，即每句结尾的最后三个；而在词中常出现三字句，也应合律。从上举“竹竿”截取前三个音节，即平平仄，第二到第四为平仄仄，第三到第五为仄仄平，第四到第六为仄平平（以下又是上述的重复），全都符合律句的要求，就是截不出仄仄仄或平平平的形式，而这恰恰是词中三字句和五言律句、七言律句后三字最忌讳出现的情况。总之这“竹竿说”可谓我的发明，它可以简单、主动区别出什么句式符合律句，什么句式不符合律句，大大减少了对律句理解的神秘性和记忆、区分律句的复杂性。明白了这一基础，再搞清律诗有首句入韵和不入韵的区别，以及律诗的粘对关系，律诗的基本格律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在书中还指出，古体诗以至《诗经》、《楚辞》，骈文以至散文、史书很多音节的安排也是符合平仄相间（指第二字和第四字平仄相间，为了形象说明，我把每两个音节比为一个盒子，上一个音节为盒盖，下一个音节为盒底，盒底重要，不可换，盒盖较轻，可换。如以平平仄仄为例，第二字的平和第四字的仄是不可换的，必须平仄相间。）的习惯，这说明律诗不是平空冒出来的，它是在人们长期使用中逐渐总结出的规律，或者说中国的诗文都很注重声调的运用，只不过律诗最为注重罢了。
说起学术著作的写作，不能不提到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解放后学术批评往往和政治运动搀和在一起，或者说政治运动往往借学术问题而发端，学术问题最后上纲为政治问题。比如解放后不久，电影《武训传》已开此先例。武训以乞讨为生，把全部所得都用在兴办教育上，这本无可厚非，至多武训本人仍有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性而已，但在全国范围内对它变本加厉地进行大批判就不再是对一部电影的评价，而是把它当成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来对待了。到了六十年代，鉴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路线，彭德怀提出要学海瑞罢官后，上边又要搞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又需要找一个切入口或突破口。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最后是选择了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以至掀起“文化大革命”。但在最初没最终确定目标前，曾多次在其它题目上试探过，其中之一就是 1965 年发动的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论上。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小小的《兰亭序》和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确实没任何关系，架不住在掌握意识形态大权人的手里它就可以上纲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这从再后的批《水浒》就能得到印证。当时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是康生、陈伯达等人，他们还经常拉拢和利用郭老。一次陈伯达得到一本中华书局影印的定武本的《兰亭序》，后有清代李文田的跋。很多清代的碑帖学家都是尊北碑的，他们认为像龙门造像、龙门二十品那样的碑刻才是晋代以后的最高水平和主流风格。而北碑都是方笔，刀刻的一般，于是他们认为那时凡是写得柔软的都是假的，《兰亭序》也不例外。再加上《兰亭序》本有传说，说唐太宗曾派萧翼把此帖赚来，然后陪葬了，更证明其它的都是假的。李文田也持这种观点，他在跋中就以《兰亭序》不是方笔而是柔笔断定它是假的。陈伯达把这样一本《兰亭序》及跋送给郭老，目的很明显，就是让郭老带头从这方面做文章，看是否能钓上大鱼来。郭老接到这样“圣旨”，自然也明白其中的用意，便做起文章。郭老又结合了一些新考证，写了一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说南京挖出一些王家的墓碑，上面的字也都是方头方脑的，因此以柔美见长的《兰亭序》肯定是假的。不但字是假的，就连文章也是后人篡改的。在这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兰亭帖考》的文章，认为《兰亭序》是真的（指《兰亭序帖》原作是王羲之的手笔，现流传的都是根据原作摹写的），并详详细细地考证了现在流传的各种兰亭版本，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文中自然不可避免地也提及李文田等清人的观点。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就需我重新表态。当时郭老住在什刹海，钱杏邨先生（阿英）住在棉花胡同东口，郭老就让钱杏邨找我谈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星期五。钱先生把我叫到他家去，一进门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沙发上，用非常郑重的、真诚的口气对我说：“我告诉你，我们这次是推心置腹的同志式的谈心。你这次必须听我的，事关重大。”我看他那神情，听他那口气，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赶紧问：“您这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事？”他才说：“你现在必须再写一篇关于《兰亭序》的文章，这回你必须说《兰亭序》是假的，才能过关。”我连忙问：“这是为什么啊？”他才把事情的背景和郭老托他来找我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了一遍，等于是跟我交了底。我听了暗暗叫苦不迭，心想我原来是不同意随便说《兰亭》是假的，一直坚持现存的定武本和唐摹本都是根据王羲之原作的复制品，这可怎么转弯啊？但形势已经非常明显，这已不是书法史和学术问题了，又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而且是“钦点”要我写文章。从钱先生家回来，我仔细研究了郭老的文章，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转身腾挪的棱缝。郭老的文章中有一个明显的漏洞：他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应是方笔的，否则是假的，但王羲之流传下来的作品不仅《兰亭》一种，如在日本发现的《丧乱帖》，它是唐人根据王羲之真迹勾摹的，也是那种柔美的笔法，这该怎么解释呢？郭老只好说《丧乱帖》和北碑体的“二爨”碑《爨宝子》、《爨龙颜》“有一脉相通之处”，郭老当时这样说也许言不由衷，但这明明是不符合事实的，对碑帖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这二者截然不同，毫不相干，非要说“一脉相通”那无异于瞪着眼睛说瞎话。好，我索性就在这上面做文章，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在言不由衷。我于是写道：“及至读了郭沫若同志的文章，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抓住这一点，我的思路果然“活泼”多了，四千多字的考辨文章当天写好了，题为《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晚上阿英就派人取走，直接送到郭老家，郭老一看大为高兴，第二天（星期六）一大早就把稿子交给光明日报社，第二天（星期天）就见报了，可见它是一篇特稿。
过了几天郭老去找陈校长，他们二人住的不远，郭老住在什刹海，陈校长住在辅仁对面的兴化寺。郭老一见陈校长就高兴地说：“你的学生启功真好，他说《兰亭》是假的，很好，很好。”陈校长本来是主张《兰亭》为真的一派，有的人向他请教应临什么帖的时候，他常向人推荐《兰亭序》，现在也只好微笑着捋着胡须跟着搭讪道：“那是，他是专家嘛！”郭老乘机说道：“你不也写一篇？”陈校长应付道：“我老了，眼睛不行了，写不了了，等恢复恢复再说吧。”算是搪塞了过去。过几天陈校长把我叫去，仍旧捋着胡子，笑眯眯地对我说：“郭老夸你来着。”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你问刘乃和。刘乃和就学了一遍，她一边说，我们一边大乐。乐完后陈校长又说：“你以后要发表文章一定先给我看，要不然拿出去发表，只不定捅什么娄子呢？”我连忙答应，但心里想：这种言不由衷的拍马屁文章拿给您看，您还不得气得撅胡子，能让我发吗？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得意我的“聪明”，找到了一个既能来个 180 度大转弯的借口，又表明了我这个转弯完全是言不由衷的违心话，这就是“自从看了郭老的文章，说‘二爨’和《丧乱帖》有一脉相通之处，我的理解就活泼多了。”从此也落下个话把，成为朋友间的笑谈，因为明眼人都读得懂后面的潜台词。一次我在西单旧书店遇到老朋友金协中，他划右派后被王震将军调到新疆，算是保护下来。当时王震把很多右派都调到他的部下，如著名的诗人艾青，艾青后来曾跟我说：“幸亏王震将军保护了我，要不然我活不到今天。”金协中见了我就打趣地说道：“我的理解活泼多了。”说罢大笑。我对他说：“你还缺德呢，要不是王震将军，你还能活到今天。”可见大家对这句话的意思都心照不宣。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够胡说八道的了，但不这样写不行。有事实证明，不照着他们的意思确实过不了关。南京有一位叫高二适的人，与章士钊、林散之是好朋友，他大约不知内情，还把它当成纯学术问题，在读了郭老的文章后，首先写了一篇抗议文章，大意是说唐太宗为了这幅帖费了那么大的工夫去把它赚来，怎么会是假的？他把文章写好后交给了章士钊先生，章先生又转给毛主席，但毛没有表态。幸亏他是通过章士钊这条线上去的，否则贸然登报就不知是什么后果了。还有更确切的证据，后来把有关的文章编辑成《兰亭论辨》一书，其中的序果然明确指出赞成不赞成《兰亭》是真是假是一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政治斗争。序中说：“（兰亭序真迹说）经历代帝王重臣的竭力推崇和封建士大夫的大肆宣扬，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郭沫若发表文章后）多数人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论辩集又把同意郭老的十几篇文章算作“上编”，把持不同意见的三篇算作“下编”，其中就包括高二适和章士钊先生的，批判的指向十分明显。但后来为什么没在这上面做更大的文章呢？可能是因为能参与这一论辩的圈子太小，毕竟只能是书法界有限的人，很难达到由此发动更大规模政治斗争的目的，既然失去政治意义，过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了。后来他们果然找到了更好的目标，那就是《海瑞罢官》，从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幸亏兰亭论辩半道收场，如果由它闹下去，我就被卷进革命风暴的漩涡里，干系就更大，想拔都拔不出来了。这种拿学术讨论来钓政治鱼的手段实在是知识分子最害怕、最头疼的做法。后来我在编辑我的文集时坚决删去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