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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十年动荡后，活下来的人都有劫后余生之感，人们怀着美好的憧憬，迎接新时期的到来。那时我还在中华书局，当我们再次聚在仓库里听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时，热烈的场面几乎炸破拥挤的会场。第二天我用宣纸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张欢呼打倒“四人帮”的大字报。这是我十年来第一张自己起草、表达自己意志的大字报，堪称“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当我去贴的时候，看到邓经元先生写的一张《某某有春桥思想》的大字报，不由地大笑。“文革”中，这些领导同志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四人帮”路线，百般阻挠学术书的出版，只许出宣传“四人帮”反动路线的书。这说明大家已开始自觉清算“四人帮”的流毒了，看到这种形势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1977 年校点《二十四史》的工作结束，我又重新回到师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是参加了培养“文革”后师大首届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为他们讲课，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后来也为本科生和夜大生开些专题讲座。那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每次讲课教室都坐得满满的，我讲起来也很有兴致。1984 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直到现在每年都招收若干名博士生。
之后我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兼职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我曾和别人开玩笑说自己是“贼星”发亮。1980 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81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当选为副主席，主席由号称“军中一支笔”的老革命舒同担任，1984 年舒同离任，我接任主席。之前我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被任命为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83 年受国家文物局聘请，我和几位专家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负责鉴定全国各大博物馆馆藏的书画作品。1986 年又被文化部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主编。1986 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九、十届常委，并兼任书画室主任。1992 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9 年正馆长萧乾先生去世后接任馆长。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社会活动的增多。如 1982年起，多次到香港各大学讲学、访问、鉴定、办展，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1990年为筹备“励耘奖学金”举办的“启功书画义卖”。这次义卖得到香港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所得款项扣除办展成本、所得税后共计一百六十余万元，我把它全部交给学校，成立一个扶植贫困学生的奖学基金会。起初学校要用我的名字来命名，我坚决不同意，而以陈老校长的书斋名“励耘”来命名，以此略表我对老师的感激与缅怀，也希望下一代能把老校长的精神和品格传承下去。而当 1997 年香港回归时，我真的体会到一种民族自豪感，不禁口占了几首小诗：
珠，合浦还来世所无。一百载，华夏更重书。
珠，光焕南天海一隅。惊回首，国耻一朝除。
髫年读史最惊人，踞我封疆一百春。望外孱躯八十五，居然重见版图新。
1983 年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在东京举办“启功书作展”，之后多次应邀到日本讲学、访问或举办展览，如 1987 年与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联办《启功·宇野雪村巨匠书法展》，1998 年应日本日中友好会馆为日中友好会馆建馆十周年的邀请，举办了“启功书法求教展”。1994 年为庆祝中韩建交两周年，应韩国东方画廊邀请与韩国书法家金赝显联合举办了书法展。1995 年应韩国总统金泳三邀请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韩国进行访问。还多次到新加坡举办“启功书画展”，并组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展。1996 年赴美国、法国、英国访问，参观了三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作品。1999 年又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席“中国艺术精华研讨会”。至于在国内办的个人展览就更多了，如 1992 年由全国政协等单位主办了“启功书画展”，2001 年举办的《启功书画集》展及座谈会，2002 年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举办的“启功书画展”等。
总之这二十多年过得空前的充实，充实得简直应接不暇。这二十多年我住在北师大红六楼宿舍，前来造访的人络绎不绝，常常由早晨六点多钟就有抢占地形、在门口恭候的，有到晚上九、十点钟还不肯劝退的。有的当然是公务，有的纯属私访，有的事先约定，有的突然袭击。公务当然耽误不得，但私访有时也不好得罪，如果没能腾出时间加以接待，往往招致来者不满。还有每天大量来信，情况也如此，大多属于：“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或“我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在恭维了一顿之后就向我索要“墨宝”，还有把自己大卷大卷的作品寄来请我指教，我哪里有那么多的墨宝？而我自知个人的分量，绝不敢让国家给我配专职的秘书，对那些盼望回信的很难一一作答。这里对专程来访未能接待及诚意来函未能回复的一并致歉。有时来的人太多我实在支撑不了，就在门上贴张条子；“启功因病谢客”，但很快条子被人揭去，又因有朋友把我比成大熊猫，便演义成“大熊猫因病谢客”，其实我从来没有自称过大熊猫，更没有直接把它书写张贴，我知道大熊猫是国宝，我哪里敢以它自比？后来我让学校出面，拟一段声明，说明确实是由于身体不好而不是找借口推脱，但有的来客置若罔闻，敲门声仍不绝于耳。实在应付不了，我就只好落荒而逃，到学校的招待所躲几天，但没过两天，消息灵通者又闻风而动，接踵而至。有时我索性躲到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如国家招待所，甚至是钓鱼台，但这都不是长久之计。我当时的狼狈劲自己都很难表达，幸好挚友黄苗子先生曾戏作一首《保护稀有活人歌》略加陈述，不妨请整理者过录一下，以再现一下当时的情景，以求博得诸位的谅解，其中称我为“国宝”实在不敢当，但所写情景确实如此：
国子先生醒破晓，不为惜花春起早。只因剥啄叩门声，“免战”牌悬当不了。入门下马气如虹，嘘寒问暖兼鞠躬。纷纷挨个程门立，列队已过三刻钟。先生谦言此地非菜市，不卖黄瓜西红柿。诸公误入“白虎堂”，不如趁早奔菜场。众客纷纷前致辞，愿求墨宝书唐诗。立等可取固所愿，待一二日不为迟。或云夫子文章伯，敝刊渴望刊鸿词。或云小号新门面，招牌挥写非公谁？或云研究生，考卷待审批，三四十卷先生优为之。或云书画诗词设讲座，启迪后进唯公宜。或云学术会议意义重，请君讨论《红楼梦》。或云区区集邮最热衷，敢乞大名签署首日封。纷呶未已叩门急，社长驾到兼编辑，一言清样需审阅，逾期罚款载合约；一言本社庆祝卅周年，再拜叩首求楹联。……蜂衙鹊市仍未已，先生小命其休矣。早堂钟响惕然惊，未盥未溲未漱齿。渔阳三挝门又开，鉴定书画公车来。国宝月旦岂儿戏，剑及履及溜之哉！……
我也有类似的诗，写这些索要书画的朋友是如何地不留情面，逼得我无处躲藏：
来书意千重，事事如放债。邮票尚索还，俨然高利贷。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左颧又跌伤，真成极右派。鄙况不多谈，已至阴阳界。西望八宝山，路短车尤快。拙画久抛荒，拙书弥疥癞。如果有轮回，执笔他生再。
但平心而论，我是愿意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我能尽力的事业贡献一切力量的。
这是难得的春天，虽然它来的有些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