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反右之后马上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其实，这期间相隔八、九年。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这几年我过得太平淡。右派摘帽后，我仍然不能做主讲，只能和以前一样上点作品选课，再配合别人编点这方面的教材。倒是因为时间相对宽裕，加上又没剥夺著作权，我发表和准备发表了几本专著。

1966 年 6 月突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国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农民无一不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推动下，各单位铺天盖地的都贴满了大字报，形势已非常紧张，再亲近的人也不敢多交谈了，正所谓“道路以目”。一次在看大字报时偶遇到陈校长，他只以充满疑虑与迷茫的神情低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这究竟是怎么了？”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样回答他，安慰他。而像我这样久经沙场的被改造对象倒是有清醒的思想准备，看这架势，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接受改造了。很快我的家就被抄了，工资也被扣了。但万幸的是我的遭遇还不是最惨的。还没像老老实实、从来不多说一句的大学者刘盼遂那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然后塞到水缸里。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到小乘巷去抄我的家，问我：“有什么‘封资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说：“那好，就给你封了吧！”于是把我的东西贴上封条。再来的红卫兵看到已有红卫兵查封过了，也就不再追究。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待遇就是万幸了，可能平时学生对我并没什么恶感，此时也就高抬贵手了。再加上后来我老伴的精心保存，我那些诗稿、文稿，还有一些零星的收藏才得以保留下来。当时我的工资停发了，每月只发给15 元的生活费，还算通情达理，考虑到我还有一个没工作的老伴，法外开恩再加 15 元，但那也不够花呀。幸好我在辅仁美术系的一个学生，他的丈夫是化学系的，也上过我的大学国文，后来又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熊尧先生，他是PHD （留学的“哲学博士”），又没受到运动的冲击，便每月资助我 40 ～ 60元，帮我度过难关。后来政策逐步松动，发还工资，我才把钱还给他。

不久大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但牛鬼蛇神又分两种，一种是正式的牛鬼蛇神，像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陆宗达先生、俞敏先生、李长之先生等人，几乎全伙在此，他们被安排在教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活动，学习、开会，当然少不了“坐喷气式”，蹶着挨批斗。有人认为“蹶着”是当时的新发明，其实不然，这里面还有典故：明朝有人写了一本关于太监的书叫《酌中志》，就提到当时的太监常要蹶着鞠躬，时间长了，以至晕倒，这和“文革”时看到的情况不是很相似吗？另一种是必定挨整，但又没多大油水的人，为“准牛鬼蛇神”。像我这样“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人自然属于这一种。我没有任何现行言论，仅有的一点问题早已做了定论，再搞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但不划出来，就没办法区分左、中、右了。准牛鬼蛇神中还有穆木天先生、王汝弼先生、杨敏如先生等人。我们的待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

我们整天被集中在主楼六层的一个房间内学习、开会，交代问题。召集人是沈藻祥先生，他每天要向领导汇报情况。当时的领导也说不清都是谁，一会儿是“革委会”，一会儿是“筹委会”，一会儿是“红卫兵”司令部，一会儿是军宣队。当然还要无休止地写检查材料、交代材料。当时如果实事求是地交代是绝对过不了关的，革命群众必定继续批判你“不老实”，“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不能触及灵魂”，“企图蒙混过关”，只有昧着心、狠下心把自己狗血喷头地臭骂一顿才能最终过关。我当然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当年的那些检查，前几年居然出现在北京著名的旧货市场郎家园上，经过一番周折才被朋友赎了回来。现在还能从中看到当时的“文革”语言，那也就算得上是一件文物了吧。说到学习，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正经可学的，为了体现革命热情，就需要尽量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即使讨论讨论大字报也好。那时为了忙里偷闲，我们时不时地都争着下楼给大家打开水，顺便遛遛，看看大字报，回来后好找些话题讨论讨论。我们这些人在革命群众眼里已经沦落为牛鬼蛇神了，可有些人还想在牛鬼蛇神中充当左派，执牛耳。有一位教授永远要当左派的痴心不改，这次他逮不着李长之了，便来逮我。他能逮我什么呢？无非是成心找茬呗。比如有一回我下楼给大家打开水，回来后大家照例问有什么新鲜的大字报？我说有一张大字报批评说现在“某某报”完全执行过去某某报的路线。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当时一些乱上纲的大批判，并没牵涉到当时路线斗争最核心的问题。我说完以为就完了，不料这位教授又对我进行分析推理，硬说从我的介绍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赞成过去反动路线的。这我哪受得了？我再觉悟低，究竟还不至于连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分不清，而他硬要把别人的观点反过来，还一口咬定这是你说的，然后扣上一个大帽子。事后我找到沈藻祥，让他务必向领导反映清楚，否则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我可真是被这些人整怕了。我们“准牛鬼蛇神组”的成员，也有随时“晋升”的机会，往往有头一天还在这个组里尽量表现自己，滔滔不绝地批判别人，第二天就不见了的情景，一打听，原来发现有新罪行，从而归入到正式“牛鬼蛇神组”扫马路去了。反正那时的罪名和帽子满天飞，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有点海外关系的叫里通外国，随便安一个就行。后来我曾刻过一方闲章，题为“草屋”，出处是陶渊明“草屋八九间”，而“八九间”即前八种罪名：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第九种罪名“臭老九”之间。但后来，拨乱反正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了，我也就不再用这枚章了。

不久发起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大串联活动，目的是进一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更广泛、更深入地推向全国各地。我们这些人当然没资格去搞大串联，但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绝对不能闲待着，待着本身就是罪。那时萧璋是被挂起来的系主任，但他不是党员，而他一直积极要求入党，时时争取表现的机会，在他的争取下，我们几个半老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也得到了一个参加革命运动的机会——到北京郊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无疑是恩赐和荣誉。于是我和陆宗达、叶苍岑、葛新益、萧璋等人自告奋勇，每人花 30 元（不要忘了那时我每月只有 30元），各买了一大桶红油漆，到周口店的周口村去刷革命标语，因为那时时兴到处刷标语。我们白天写标语，晚上就住在农民家里，睡在土炕上。越写到后来，天越冷，冻得手都肿得打不了弯儿，真体会到什么叫“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了，但心里还觉得挺带劲的。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回来时已到年根儿，整整奋战了三个月，一大桶红油漆用得罄光，要不是为了过年，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正当我们怀着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回来时，没想到刚一下进城的长途车，当头就挨了一棒，只见车站附近、大街两旁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红海洋’是大阴谋！”原来在我们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革命形势又有了飞速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革命理论，据说还很有来头，是哪位首长亲自说的：到处刷标语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阴谋，为的是把墙上的地方都用革命口号占满，好让革命群众没地方贴大字报。这种观点不可谓不深刻，吓得人不敢再刷了。但仔细一想也实在荒唐：把所有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刷上标语，那得刷多少？总之，我们去的时候是抱着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的，回来的时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回来的，革命形势发展的真快啊，无论我们想怎么紧跟都跟不上，好不容易革了一回命还革错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后来实行了军管，最疾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显得稍微平静了一些，教师与同学都按班、排、连的编制混合编在一起，老师要和同学一起学习、搞运动。其中主要的活动之一是抄大字报。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抄大字报不用刻意地挑好纸、好笔，也不用讲那么多的排场，一支秃笔、几张彩纸，甚至报纸，边抄边聊即可。越是这样，越没有负担，越可以挥洒自如；相反，像我后来出名之后，给我准备了最好的湖笔，最上等的撒金乌丝格，甚至名贵的蜀绢，一大堆人簇拥着，有的要给我抻纸，有的要给我研墨，有的要给我照相，一边还不断地评论着，赞美着，我倒心里别扭，放不开，写不好，总怕浪费了这么好的材料，对不住这么多的人情。所以我对抄大字报情钟独有。后来总有人喜欢问我：“你的书法算是什么体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大字报体”。除了抄一般的大字报之外，时不时地还要抄精装版的大字报，比如为庆祝党的生日、国庆等，就要出讲究的板报，用上等的纸抄些毛主席语录、诗词之类的，再配上些高山红日、青松翠柏的图案，凭我几十年的功底，这些更是小菜一碟，每出完这样的板报，我总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欣赏一番，观众也要啧啧称赞一番。更有有心人：前几年我在拍卖市场上居然看到我那时抄的毛主席诗词成了拍卖品，而且确实是我的真迹，价格卖得也很好。当时有些喜欢写字的同学经常和我一起抄，我们可以互相切磋技艺。但有一点我需声明一下：我一生从未收过书法学生。以前我教的都是中文系的普通学生，改革开放后我招了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那些都是随我学古典文学或文史古籍整理的，并没有学书法的。有些人并没跟我学过书法，但写了字到处说是我的学生，这必另有所图，也是我所不能承认的，“文革”时那些和我一起写字的，我们之间也没有这方面的师生关系。

军管时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苏州专门派人找我来调查柴德赓的情况。他们把我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盛气凌人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柴德赓见过反革命分子胡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反映问题，坚决揭露批判他，以便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争取到‘给出路’的机会。”我心想这哪里是找我外调？简直是审查批判我。幸亏这边陪同的军代表告诉他：“这人已归队（即通过审查不再‘挂起来’）了”，那位外调人员态度才缓和了一些，改口说：“那就继续改造思想，争取更好的表现和出路吧！”这话听起来多么熟悉，好像右派摘帽后听到的许多教导一样。我只能心平气和地如实向他说明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其实那只是一般的交往，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不久听说柴德赓在苏州也被宣布“解放”了，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但真是物极必反、喜极而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柴德赓在得到平反消息的第二天竟突然死亡了。原来，头天晚上他太激动、太兴奋，和前来向他宣布归队消息的人彻夜长谈，内容可想而知，必定都是些表白、感激的话，勾起他种种往事，竟一夜未眠，当时他正在干校劳动，第二天他不但没休息，反而激动地亲自打着红旗下地劳动，路上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只不过被恢复到一般人的身份与地位，竟如此的激动，只能说明在被剥夺了一般人的身份与地位后他是多么的痛苦，又多么渴望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柴德赓是很得陈校长喜欢的，他死时陈校长年事已很高，身体又很不好，更何况当时又处在人人自危的时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敢告诉他，直到他不久也去世，始终不知道柴德赓已先他而去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 1971 年 6 月的一天。那天有人通知我，军代表要找我谈话。那时我一听有人找我谈话心里就发毛，更何况军代表是那时的最高领导。我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去他的办公室。不巧，要找我的那位军代表不在，我只好说明情况，问其他人知道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有一位答道：“听说是什么‘二十四师’，要调你去，就是想通知你这件事，至于具体情况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详谈吧。”我一听这消息，当时就蒙了，又无法继续打听清楚，只好先出来，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犯嘀咕：我和军队什么关系都没有，再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往军队里调？军队里怎么会要我？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这事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再说我老伴身体非常不好，正患黄疸性肝炎住院治疗，她病得非常重，一般人得黄疸性肝炎只需吃些药静养一阵就好了，可她都动用了激素，必须有人陪住照顾。调到别的单位还好说，调到军队，军令如山倒，没什么条件可讲，指不定发到什么地方，谁来照顾我老伴？就这样我一夜辗转反侧，忐忑不安，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就急忙去找那位要找我的军代表，他不知昨天别人怎么跟我说的，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上级领导准备调你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编辑部去工作，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体现了党一向重视文化工作，也体现了党对你的信任……”他再往下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听到是到“二十四史”而不是“二十四师”，我心里的石头砰地一下落了地，顿时踏实了下来，原来如此！想起昨天的误传，想笑又不敢笑，本来嘛，“二十四史”和我才着边，“二十四师”和我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迎来了“文革”期间最稳定、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段时期，从1971 年 7 月一直干到 1977 年，任务是校点“二十四史”。我的具体任务是校点《清史稿》，这时，我的人事关系虽然还在师大，但人已借调到中华书局，等于到了一个全新的单位，而这个单位的其他人也都是从全国各地临时调来的，而且都是研究各朝历史的专家学者。这些人临时组在一起好处很多，一是虽有临时党组领导着你，但终究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攥着你，什么小事都能串起一大堆事；二是大家新凑在一起，虽然有的原来有些认识，有些交往，但终究没长期相处过，彼此没什么大矛盾，不至于一下就像原单位那样闹起派性、打起派仗来；再说大家从心里早就厌弃了这几年没完没了的批来批去，有了这机会都想干点本行的实在事、正经事，而当局也想干出这项工程，证明他们注重文化事业，所以也不会特意地引导我们去搞运动，整个的环境气氛相对宽松了许多。和我一起负责点校《清史稿》的还有刘大年、罗尔纲、孙毓棠、王钟翰等先生，其中刘大年先有事撤出，后罗尔纲、孙毓棠也因病离去，只有王钟翰和我坚持到最后。在我们接手之前，马宗霍等人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但遗留了很多的问题。据他们说整理此书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满清入关前，即满清建立初期——努尔哈赤时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统明确，很多记载也比较简略凌乱，整理起来很困难；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称谓，如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历朝历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人名，本来就挺复杂，再加上后来乾隆一乱改，很多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拿不准、点不断了。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工作量虽然很大，一部《清史稿》有 48 大本之多，但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发现并改正了大量的错误，如《清史稿》中居然把宋朝人的、日本人的著作，甚至对数表都放了进去。经过点校，《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准确、通行的本子。

到中华书局不久，就赶上“9·13”事件，全体职工挤在中华书局的仓库里听传达，当听到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以后，大家心中都出了一口恶气，心情空前的舒畅。工作一顺利，心情一愉快，我的积习又不断地萌动，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时候又忍不住写写画画起来，随便抻一张纸，信手挥洒几笔，一时成为中华书局一景。这使我想起了苏东坡的遭遇：当他在乌台受审时，他已写下“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绝命诗，但被贬黄州后，境遇稍有改善，就又高唱“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了。我每完成一幅小作品，大家就评论两句，缓解一下疲劳，在场的谁有兴趣谁就拿走，谁也不必刻意地求我，我也不特意地送谁，大家都把它当成一种乐趣，暂时忘却那多事之秋带来的种种烦恼。多少年后，回想起这融洽的情景还觉得很有意思。我曾写了四首小绝句《题旧作山水小卷，昔预校点诸史之役，目倦时拾小纸作画，为扶风友人持去，选堂为颜‘云蒸霞蔚’四字。今归天水友人，为题四首》：其中前两首写道：

小卷零笺任意描，丛丛草树聚山坳。不知十几年前笔，纸上畸魂似可招。

窗下馀膏夜半明，当年校史伴孤灯。可怜剩墨闲挥洒，块垒填胸偶一平。

其中“纸上畸魂”、“块垒填胸”等正是指在那特殊年代作画时的感情。 yHkcaaQwBY2EuaZPhfyF3d67FwWd4nUA+PIrOx0jR68RQk2dwdIGTgzTvXD0xu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