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陈垣先生

陈校长名垣，字援庵，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广东新会人。幼年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但他自称“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陈垣来往书信集》），研读了大量的子书和史书，接受了很多实用之学。但受时代风气所限，仍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费了，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方法，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这期间他参加过县试、府试。二十一岁时先取为新会县试第一名（案首），同年参加广州府试。按惯例，各县案首府试无不取之理，但主试的广州知府施典章对陈垣先生文章中表现出的新思想不满，竟在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所以最初陈垣先生不再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而复试的题目为“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显然是针对陈垣先生初试文章的“狂妄”而发的。但这次陈垣先生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作起了八股文章，那位施知府也无话可说，于是陈垣先生顺利通过府试和院试，考取了秀才。后来他在回忆这次经历的时候曾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同年又参加顺天府乡试，广东甄某请陈先生代考，于是陈先生在考试时一口气作了两篇文章。张榜结果，自己的那一篇没中，而给甄某的却中了。“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和当时口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工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但也有收获——得到甄某3000 元酬金，把历年从家中支出的钱全部还清。第二年又补为廪膳生，即可以拿到“廪”——实物和“膳”——伙食的双重补助的生员，再次参加开封乡试，仍未录取，从此彻底放弃科考，投入宣传新文化运动及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曾参与及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宣传革命。后又大力兴办教育，在新会、广州教过小学、中学，又考入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又与广州医学界的中国名流创办光华医学校和“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2年与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人欢迎孙中山并摄影留念。1913 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又创办北京孤儿院，北京平民中学。这时期他的学术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在历史考据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瞩目。1919 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亲自上街游行。由于社会影响日益显著，1921 年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2 年起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辞去教育部任职，专心于办学与学术研究。1925 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26 年任辅仁社社长。1929 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直到 1952 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到 1971 年故去，享年九十一岁。

陈校长让我和其他几个人各教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而他自己也亲自担任一个班。他一边教他那班学生，还要带我们这“班”青年教师，我们可以在同一课程内直接向他请教，请他指点，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也可以说，陈校长为培养我们这些人，特意创造了一个可以手把手教我们的机会。他提携诱导年轻后学真是煞费苦心。他在开学之前又谆谆教导我说：“这次教大学生又和中学生不同。大学生知识多了，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教一堂课一定要把有关的内容都预备到，要设想到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免得到时被动。要善于疏通课堂空气，不要老是站在讲台上讲，要适当地到学生座位中间走一走，一方面可以知道学生们在干什么，有没有偷懒、睡觉、看小说的？顺便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好不好，学生记下了没有，没有记下的就可顺便指点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创造一个深入他们的气氛，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环境，让学生们觉得你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到了大学更要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要多让学生写作，所以上好作文课是非常重要的，批改作文一定要恰到好处，少了，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收获，多了，就成了你给他重作，最好的办法是面批，直接告诉他们优缺点在哪里，他们要有疑问，可以当面讲解，这样效果最好。要把发现的问题随时记在教课笔记上，以便以后随时举例，解决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陈校长在实际教学中也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我常去听陈校长的课，听了他的课，我更加深理解了老师为什么要选这篇作品，教授它的重点、难点、要求是什么。我不但为老校长精彩的讲解和渊博的学问所折服，也学到了很多教学经验。比如，最初我看他板书时每行（竖行）只写四个字，非常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就知道了。我一试，才明白写到第四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看完整，再多写一个字，就被讲台挡住，学生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得见。仅此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老师是多么用心，多么细致。

除了我到陈校长课堂上现场取经外，陈校长还经常到我的课上把场传授。每次听完我的课都要指点一下，指点时照例以鼓励夸奖为主，一如他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态度那样。对于问题，他总是用启发的口气同你商量，而且总是提一个头，不再多说，剩下的让你自己考虑，比如说：“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很重要”。怎么重要呢？他点到为止，我下来就要仔细地查一查，而每到查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还鼓励我们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那时的大一国文都要开书法课，陈校长就建议我拿些帖拍成幻灯片，打出来给学生看。为了让学生看清楚，陈校长和我特意选择了辅仁大学东北角的阶梯教室。课由我讲，但指挥由陈校长担任，他用为上几何课预备的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放一张新幻灯片。这时课堂上就会爆发出一阵感慨声，看到好的，大家会由衷地表示赞叹，看到不怎么样的，如“龙门造像”中有的作品本来就很差，再一放大就更难看了，大家就会发出嘲笑声。等到感慨声稍微平静下来，我就给他们具体讲解这件书法作品的有关知识，并从用笔、结字、行气、篇章详细分析它的特点。讲得差不多了，陈校长就用尺子再敲一下桌子，于是又进入下一张的欣赏和讲解。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校长当时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对我的鼓励，我讲起来也特别能放得开，准备的讲得很充分，没准备的即兴发挥得也很生动，我和老校长的合作犹如演出了一场“双簧拉洋片”，配合得格外默契，同学们听得也格外带劲，一堂课很快就结束了。就这样，这几节书法课使学生受益很大，每次课前课后都不断地有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还详细地与我进一步讨论这些碑帖，说明这些课确实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这一切都是与陈校长的亲自设计与亲自指导分不开的，他非常注重教学的灵活性、生动性，并手把手地把有关方法传授给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而一旦他们能取得一些成绩，就和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陶醉其中。

陈校长非常注重写作训练，对作文课抓得非常严。当时学生的作文都用毛笔写在红格宣纸本上，他要求我们在批改时也要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来写。陈校长还有一个高着儿——定期把学生的作文及老师的批改张贴在橱窗内，供大家参观评论，有时他还把自己的“程文”也张贴到橱窗内，供大家学习。每到展出时，我们都格外用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但是学生间的一个小型的作文竞赛，而且也是老师间的一次相互观摩，所以我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总是提起十二分的警惕，拿出十二分的用心，不管是天头的顶批，还是最后的总批，每处都兢兢业业地写。每当展出时，看到我的字确实不至落在学生后面时，心里就感到一丝欣慰，这也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教学相长。而陈校长的这种做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的书艺，特别是小楷，他虽然没有直接教我书法，但他这种办法无疑是对我的极大促进，使我长年坚持练习，一点不敢马虎，而且一定要写得规规矩矩，不敢以求有金石气、有个性，而把字写得歪歪扭扭、怪里怪气，更不敢用这种书法来冒充什么现代派。

说到展出的橱窗，还有一点顺便的补充。这些橱窗平时是为贴告示用的，如哪位老师生病请假，就事先公布在橱窗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某一个老师长期“请病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此人必定出事了，而出事又不能明说，结论只有一个——被日本人抓走了。学校也可以通过这种默契的方式向大家公告不好公告的消息，据说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约有十来人被捕过。当然，一旦有人被捕，大家都会尽力援救。这里应该提一提曹汝霖。“五四”运动后，他在大家眼中成了汉奸，他自己为了表白自己，坚决杜门不出，既不与人来往，也不写文章。他七十多岁生了一个女儿叫曹庆稀，在我教的这个班上念书。当很多辅仁的老师被捕后，有人找到曹汝霖请求他出面保释，这虽与他长期的处世态度不合，但他仍勉为其难，真的找日本人斡旋干预，最终很多人都获救释放了，看来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是件很麻烦、很复杂的事。

陈校长不但教我们怎样教书，而且教我们怎样读书做学问。陈校长做学问非常严谨，他强调治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时，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时一定要“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并不是指写文章时要把这些材料都用进去，而是要熟悉全部相关的材料，做到心中有数。对老师的这种治学方法我有两次亲身的体会。一是老师家中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臧经》，他开玩笑说：“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但我每到他家，看到这“四藏”，心里总会浮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的经典老师都翻看过吗？不久得到了回答：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有什么用处，之后又带着我们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能知道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主要的，但仅查目录，怎能知道那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曾一一过目，心中了然的。二是为查历史年月，他得知日本御府图书寮编了一种《三正综览》，就花了200 银圆托朋友在日本抄出副本，自己又逐月逐年地编排演算，最后写成《中西回史日历》。编到清朝的历史朔闰，老师就到故宫文献馆中查校保存下来的清朝每年的“皇历”。后来我买了一本印出的《三正综览》，不但发现它的编排远远不如老师所编的醒目，而且清朝部分与老师的多有不同，就拿去请教老师。老师自信地说：“清朝部分是我在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每年的‘皇历’，自以我的为确。人不能什么事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只有亲手占领了第一手资料，才敢有这样自信的宣言。

老师见了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多数情况下并不急于考问我们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而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个具体问题进行指点。比如老师的家里总挂些名人字画，案头或沙发前总放着画卷和书册，谈话的内容往往就从这里入手。比如他曾用三十元买了一幅章学诚的字，字写得十分拙劣，他只是为聊备一格挂在客厅里，我们这些门生去了，他会指着它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而且能说出一些相关的问题，他必定大为高兴，连带地给你讲出更多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趣闻，全是即兴讲解，而且十分生动，如果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学术札记。可惜，我那时手懒，没记下更多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他就简单地告诉你，“他是一个史学家”，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因自愧没趣，或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回来赶紧查阅这个人的有关情况，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老师又必很高兴。但又常在我们所说的棱缝中再加一点，如果你还知道，他必大笑点头，加以称赞，这时我也像考了满分，感到得意；如果说不上来了，他必再告诉你一点头绪，容你回去再看。

当然，他也会具体过问、指导我们写文章。我最初不知从什么方面、角度入手，他就帮我谋题目。他问我：“原来你都读过什么书？其中哪些读得最多、最熟、最有兴趣？这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我说：“我原来随戴先生读了很多经史一类的书，但我的兴趣还在艺术方面，我也接触、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他说：“那很好，艺术方面有很多专门的知识，没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切实修养，还做不了这方面的研究，你很适合做这些题目。”在他的鼓励下，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有关《急就篇》研究。《急就篇》本是史游编的童蒙识字课本，很多书法家都喜欢书写它，就像后来许多人喜欢书写《千字文》一样，因此流传下大量的法帖。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老师也给我很多具体意见和知识，再次体现了他的博学多闻。特别是这篇文章的题目究竟怎样命名为好，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重要的概念——“章草”究竟指什么，老师早就对这一概念发生过疑问。因为《急就篇》又称《急就章》，又有用章草一体所写，所以后世竟有以“章草”代称“急就章”。这样一来，章草的概念就非常混乱，有人说是汉章帝所写，所以叫章草，这是从篇章的角度出发；有人又说章草应指字体的特点，如故宫所藏影印邓文元写的《急就章》用的字体是章草；而罗复堪给他定的题目又叫“邓文元章草”，此处的章草是指字体名还是指篇章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后来我终于想明白，陈校长的老家广东可能有这样的习惯，即把字体名和篇章（急就章）名合在一起都叫章草。不管怎样，老师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由辨明概念入手，才能把这篇文章写好。经过与老师反复的斟酌、推敲，最后才定下文章的题目：《急就篇传本考》，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考辨，并对失传及在传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后来，我又根据出土的汉朝木简考证了《急就篇》中第一句所说的“急就奇觚与众异”的“奇觚”指的是什么：原来古人有用方木棍作书写载体的方法，如果把方木棍按对角线劈开，使之变成两个三棱形，这样就可以由四面书写，变成六面书写，大大节约了材料。木简在三棱体的斜面上只写“急就”二字，既不称“篇”，又不称“章”，在另外两个直面上写正文，每面三句为一行，这样又把《急就篇》研究深入了一步。说到木简，还应补充一点。现在很多人把出土木简泛称为“流沙坠简”这是不确切的。“流沙坠简”是罗振玉根据法国人沙宛所藏的敦煌木简出的书翻译的书名，意思是“从沙漠中刨出的遗留的木简”，它是特指，而不是泛指一切木简。

后来，在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又写了《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篇论文。如前所述，我早就喜欢董其昌的画，但又发现很多画画得不搭调，一会儿这边水高，一会儿那边水高，当时认为或者是赝品，或者是代笔人水平太差。后来听贾羲民老师说，才知道其中也不排除董其昌本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很有启发，而且发现给他代笔的松江派画家都是很有功底的，画起来都是有板有眼的，于是就对这些代笔人及其画风发生了兴趣。我把这些想法和陈校长说了，他认为这个题目很有意义，鼓励我把它写出来。在我写作过程中，老师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朱彝尊曾在《论画绝句》中提到赵左和僧珂雪曾替董其昌代笔，并亲笔把这条资料抄录给我。这是一首七言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替香光（董其昌）应接忙。泾渭淄渑终有别，漫因题字概收藏。”朱彝尊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陈校长读书有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习惯，即遇到有用的资料就随手抄录在纸条上分类备用，现在看这条资料对我有用，就寄给我。这条资料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说明早在清初就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当我写好文章，呈给老师看时，他十分高兴，夸奖了一番。我也很得意，至今认为它是我论文中的得意之作，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和老师辛勤指导、具体帮助分不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光对我如此，老师对所有的后学都倾注全力地加以培养。如柴德赓写过一篇有关“谢三宾”的文章，专论清初那些反复无常、时而降清、时而反清的降臣叛将，内容暂且不说，仅为他文章的题目，陈校长就不知和他商量了多少次，时而改成这样，时而改成那样，也够得上“反复无常”了，真可谓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但体现了老师严谨认真的学风，而且寄托了对后学晚辈的殷切期望。

陈校长不但教我们怎样教书、怎样做学问，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如何做人。日寇占领北平后，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学者，他只能以笔代枪，把他的爱国思想、爱国情绪寄托在他一篇篇史学论文中，他常引用《论语》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这就是他写这些文章的苦心孤诣。有时直接给我们讲解其中所蕴涵的内容和情感，每到此时，忠愤之气溢于言表，再加上他本来就眉目威严，使我不由想起陆放翁《跋李庄简公家书》所云：“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慷慨，形于辞色。……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他还专对辅仁大学中年青的中国神甫进行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教育，这些行动都是对后学之辈很好的爱国教育。

在这方面，陈校长对我更是耳提面命。他有时看我给学生作文的批语或写的诗流露出一些消沉的情绪，就委婉地批评我思想不要太旧，要不断地除旧布新；有时看我有些偷懒，就鼓励我加紧努力。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也对我平生影响最深：

光复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立夫、国防部部长陈诚曾到北京，在宣武门内路西市党部举办招待会，招待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意在拉拢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支持。我那时已是副教授，所以也参加了。会上陈立夫和陈诚不但不关切长期处于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反而责怪我们“消沉”，对他们的到来不够欢迎。陈校长当即反驳道：“你们说我们消沉，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消沉？不问问我们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是怎样在日本人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生活的？”说到气愤时，竟激动地直用招待吃点心的叉子敲盘子。接着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韦也慷慨激昂地说：“不知二位部长听说过这样的民谣没有”？于是一边用叉子敲着盘子一边念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气得陈诚大叫道：“那你就投好了！”会场上哄然大乱，可见当时的民心所向。接着一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又操着浓重的湖南常德土音，继续大骂国民党，可惜我听不懂他的话。据说散会后，此人又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讲演，国民党特务朝他扔臭鸡蛋，他在左派学生的掩护下才得以离场，听说后来跑到解放区。这次会上陈校长的凛然正气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常说“身教胜于言教”，陈校长以身作则，告诉我在复杂的社会中应该怎样堂堂正正地做人。

光复不久，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出任北平市某一局局长，想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一个“自己人”做帮手，帮他管一个科室，不知怎的，想到了我。如果纯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的薪水比当一般教师要高得多。我当时真有点动心，但又拿不准，和一些人商量，也莫衷一是，便去请教老师。老师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她不太懂得，让我请教老师。”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老师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我恍然大悟，立刻告辞回来，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向那位教授对我的提拔表示感谢，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写好后，拿过去请老师过目，他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值三十元。”这话真是大有禅意，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做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确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宝，而帮我指点迷津的恰是陈老师。他指导我怎样正确衡量自己，认识自己，怎样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选好自己的人生舞台。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时从了政，即使干得再好，再顺利，至多使社会上多一个可多可少的官员而已，而我的专长和才华（姑且这样说）就不能得以发挥。所以陈校长不但是我的业务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1963 年我根据一篇发表过的、读者反映很好的论文，经过多年的修订补充，整理成一本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前我想请老师题签。老师非常高兴，问我：“你出版过专著吗？”我说：“这是第一本。”又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后，忽然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一岁”。老师又忽然放下我，历数起很多学者的寿命来：“全谢山（祖望）只五十岁，戴东原（震）只五十四岁……”正当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老师忽然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努力啊！”说罢欣然命笔。我愣了一刻，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一方面为我的成长高兴，高兴得好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浇过水的小草开花结子，便高兴地喊人来看；一方面又以长者的经验告诫我，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要抓紧大好时光多出书。这时，看着他为我题签的身影，我几乎掉下热泪来。老师的书斋名“励耘”，老师用他全部的身心和热血为我解释了什么叫“励耘”，如何做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园丁，如何做一个提携后进的长者。

过了一两年后，我又起草了一本《诗文声律论稿》，带着它去请老师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禁不得劳累，但见我这一叠稿子，非看不可。我只好托辞说还须修改，改好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我又想，老师以后恐怕像这样的书签也不易多写了，不如把将来准备出的书也求老师一次写了，但又难于为自己以后的著作预设好题目，于是想起“启功丛稿”这样一个名称，准备把它作为总称，下面可以放进任何文章著述，于是说还有一本杂文，求老师一并题签。老师这时已不太能多谈话了，但仍毫不犹豫地答应我马上就写，我就退到旁边的屋子坐等。没多久，秘书刘乃和先生举着一叠墨笔的书签来了，每种都写了若干张，任我选择，我真是喜出望外。但痛心的是这本《诗文声律论稿》中经“文化大革命”，一直拖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见到了；还有惭愧的是我的《启功丛稿》下面的著述还不够丰富。但每当我看到这些题签时，都不由地想起当时的情景，老校长殷切的话语仍响在耳边，老校长慈祥的面孔仍历历在目……

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我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却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时，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就像“护犊子”那样护着我。我自幼丧父，我渴望有人能像父亲那样关怀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它，我就能感到踏实，增强力量，充满信心，明确方向。现在老校长把老师的职责与父亲的关怀都担在了身上，这种恩情是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

在这里我还想为老校长说几句公道话，或曰打抱不平。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介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解放后参加了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老校长逝世于 1971 年，当时还是祸害横行的时代，所以他死得很凄凉。他那时住在辅仁大学对面的兴化寺街，主要靠秘书刘乃和先生协助他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但“文革”时刘乃和先生被扣在学校隔离审查，其实造反派审查刘乃和的目的并不在她本人，而是通过她来挖些整陈校长的“黑材料”。于是那一阵陈校长只能一人在家，我们几个学生也都被扣着，关牛棚的关牛棚，隔离审查的隔离审查，也都无法去照顾他。他子女的情况也都如此，家里只剩下一个管做饭的袁姐。一天，老校长因行动不便倒在地上，两个多小时没人管。后来陈校长的二孙媳，我称她“曾大姐”急了，冒着危险到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处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一情况，要求赶紧把秘书放回来。这封信还真的起了作用，不久就把刘乃和放了出来，好整天看着老校长。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校长曾为这次史无前例的浩劫忧心忡忡。我想直到他死也始终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像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事后毕竟得到一个说法。一个洞察历史的老人就这样带着遗恨走了。我失去了最崇敬的导师，最可亲的长者，我把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幅挽联，想在追悼会上挂出来，但那时我连进到大厅当面鞠躬的条件都没有，只能在院子里默哀，明智的朋友看了我这幅对联又是用真情所写，都劝我不要挂出来。幸好黑暗终于过去了，现在我可以一遍一遍不断地向他老人家的亡灵吟诵了：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eztTR60CNmuJ7zKTYVZPg5kxx9HOy3M3rNlOxUhIae8ADESuM5OIlfhPaSoK9z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