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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进辅仁大学，并一直工作到现在，还要从邵老伯和唐老伯说起。我十一岁时，他们帮助我家募集了 2000 元的七年公债，每月可得 30 元的利息，到十八岁，这笔公债已用完了。那时我刚中学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唐二位老伯对我真叫负责到底、仁至义尽、善始善终，他们认为最稳妥的长久之计是为我谋一份固定的工作，于是在我二十一岁时，找到四川同乡傅增湘先生帮忙，他慨然应允。
傅老先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在参加殿试时，我曾祖是阅卷官之一，在他的卷子上画过圈。傅老先生在当时是著名的社会名流和学者。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当时书院的山长是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纶，他十分欣赏傅老先生的诗文。光绪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入翰林，任编修，又升为直隶提学使。当时改革风气初开，傅老先生率风气之先，创办女子学校，培养了大批女子人才，直到晚年，当时的女学生还常登堂求教。北洋政府时，因教育成就显著，受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时政，尤其不满当局干涉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而辞职。后又将精力转向筹办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又任辅仁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对辅仁大学有开创之功。傅老先生博学多闻，退出政界后搜罗古籍，校勘群书，达一万六千馀卷，后都无偿捐献北京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大量有关古籍的专著。傅老先生与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交谊笃厚。他任教育部总长时，陈校长任教育部次长，他下野后，陈校长接任他作护理部务，掌管大印，相当于代理总长，后来辞去政务，应英敛之之请，专职任辅仁大学校长。二人之间可谓长期共事，于是傅老先生决定为我的事去找陈老校长。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傅老先生介绍我与陈校长会面时的情景：
我先到傅家，把我作的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交给傅老先生，算作我投师的作业。他嘱咐我在他家等候，听他回信。然后拿着这些东西直接到陈老校长家。当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我渴望得到它，又怕失去它，为了它两位学术大师，一位前总长，一位前副总长亲自过问它，这怎么能让我不感动。好不容易盼到傅老先生回来，他用平和的语气传达了令我激动的消息：“援庵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又叮嘱道：“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就这样我得以去见陈校长。初次见面还未免有些紧张，特别是见到他眉宇间透出的一股肃穆威严之气，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道：“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一句话说得我放松下来，还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但事后我想，老先生早已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对封建科举制度看得那么重要，他这样说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情绪，老先生对青年后生的关爱之心可见一斑。
之后，老校长即安排我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在交派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教的是什么，怎么教的？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况报告了一番，陈校长听了点点头，又嘱咐我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子不同，你站在台上，他们坐在台下，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万不可对立。中学生，特别是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也正是脑筋最活跃的时候，对他们一定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可对他们有偏爱，更不可偏恶，尤其不可随意讥诮讽刺学生，要爱护他们的自尊心。遇到学生淘气、不听话，你自己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你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就是师表，你要用你的本事让学生佩服你。”上班后，我自然不敢怠慢，按陈校长的嘱咐，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几十年后，还有当时的学生记得我和我的课，称赞我的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使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该说我的教学效果还不错，但一年多后，即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刷掉。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说我中学都没毕业，怎能教中学？这与制度不合。于是我一进辅仁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陈校长却认定我行，他也没有洋学历，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我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我到美术系去任教，但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钤印等。说实在的，凭我的绘画功底和从贾老师、吴老师、溥心畬先生、溥雪斋先生、齐白石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做个美术系区区的助教绰绰有余；实践也证明我能胜任，很多当时美术系的学生至今还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分管美术系的仍是那位张院长，孙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年多后，他再次以资历不够为理由把我刷下。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做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事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
那年正是 1937 年，7 月 7 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北平。北平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用说流离失所的难民了，一般的小康家庭都难以为计，更何况我刚刚工作又失业，生活又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我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再靠写字画画卖些钱，勉强地维持生活。
到次年三月，我的八叔祖看我生活实在困难，出于好心，想帮我找个工作，他本人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做小职员，给我介绍工作也只能从这方面找，严格地说就是找伪职，当伪差。他从商店买了张履历卡，填写上姓名、年龄、籍贯等。我一看他把我的姓名写成“金启功”，就很不高兴，因为我爷爷早就发过誓：“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于是我争辩道：“我不叫金启功啊。”他连哄带压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不是也叫金禹宗了吗？”当时家族的势力还很强，宗族观念还比较重，虽然一提金启功我心里就恶心，但又不好当面坚决抵制，这样就迫不得已地叫了一回金启功。他把履历表交给当时任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王克敏手下的祝书原。正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恰巧又赶上日本顾问与王克敏被刺事件。当时刺客向他们开枪，王克敏先趴下，日本顾问被击中，倒在王克敏身上，王克敏算是躲过这一劫。日伪政权当然大为恼火，全城戒严，到处抓嫌疑犯，形势非常紧张。很多人受到牵连，如王光英先生就被抓进煤渣胡同的特务机关。当时我如坚持不去，也很容易被怀疑与此案有牵连。我母亲和姑姑也吓得束手无策，乱了方寸，都劝我说：“别惹事了，还是去吧，看看再说。”这样我就身不由己地干上了伪职。那个单位属于秘书厅下的一个科室，按职位排有科长、科员、助理员、书记，我做的是助理员，一个月能挣 30 元，勉强养家糊口。但幸好的是，机关里的工友听差还都叫我启先生。就这样我心神不宁地一直干到夏天。
没想到这时我的救星又降临了——陈校长找到我，问：“你现在有事做没有？”我咬着后槽牙说：“没有。”“那好，真没事，九月份发聘书，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国文吧。”听到这个意外飞来的好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我本来就不愿干伪职，只是迫于生计和叔祖的好意，更不愿就此真的姓了金，正好像是在苦海里挣扎，这回总算是得到解救。我赶紧回家告诉母亲，激动地想起一句戏词，攥起双拳，仰天大叫：“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啊！”我的母亲和姑姑也都高兴得直哭。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秘书厅找到负责人祝书原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老咳嗽，昨天我去看病，医生说我是肺病，我只能辞职了。”也不知他信不信我这套假话，反正他没强留我，只是问：“谁能接替你啊？”我说：“我们这儿比我位置低的只有那位书记，他可以。”祝书原就按我说的向上边打了报告，真的就这样定了。事后这位书记还常给我写信，很感激我对他的推荐，直到去年还给我来过信。可见人都是很善良的，为人家做了点好事，人家就会感激你，虽然我当初推荐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无意中又得罪了那位科员，他知道后好一阵埋怨我不该推荐那位书记，原来他想把自己的人塞进来。就这样我于 1938 年 9 月第三次回到辅仁，直到今天，六十六年再也没离开过它。
回想我一生，除了秘书厅这件事，我从没做过不清不白的事，1938 年春夏之际的三个多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解放后不久，曾发起“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我积极响应号召，真的十分忠诚老实，把干过几个月伪差的事原原本本向组织做了交代。当时开会的地方在女院（恭王府），散会后我就直奔南院校长办公室，找到陈校长，非常惶恐地向他说：“我报告老师，那年您找我，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有，是我欺骗了您，当时我正做敌伪部门的一个助理员。我之所以说假话，是因为太想回到您身边了。”陈校长听了，愣了一会儿神，然后只对我说了一个字：“脏！”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