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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今已知的最早文字是殷商甲骨文，距今至少3500年，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是当时的人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
中国文字自甲骨文之后，商后期和周代有钟鼎文，是镌刻铸造在铜钟或铜鼎上的文字。距今3000多年战国时秦国有石鼓文，是刻在巨石上的文字，因巨石像鼓，故称“石鼓”，所刻字体为大篆。距今2700多年。
在国外，公元前约3100年，苏美尔人发明象形文字，古代苏美尔人生活的地方，就是当代伊拉克一带。
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发明字母书写体，是现在欧洲字母的基础，古代腓尼基人居住地，就是当今黎巴嫩一带。
文字发明较早的地方，也是人类科学文化最早发达的地方。
（评：有了文字就要书写，书写出的文字需要加工整理，这就是最早的编辑）
文字用手写、刀刻、石雕、铜铸，都无法广泛传播。为了扩大传播，人们在碑文、铭文上拓印。开始用锦帛，成本太高。西汉时有了纸，是比较粗糙的麻纸，不太适于书写和拓印。由于宫廷对纸的需求量大增，东汉时蔡伦对造纸法进行了改进，制造出适宜书写拓印的新型纸。
蔡伦造纸之后，拓印工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不能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于是产生了印刷技术。印刷技术是受拓印的启发而产生的。
我们隋唐时代，产生了木雕版印刷，距今已有1200多年。木雕版印刷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为反刻），把墨汁涂在字上，把纸铺在墨汁上印制。雕版印刷的缺点是木板上刻的字不能重复使用，印完雕版就报废了。印刷是连续同型制作，也就是说，雕版上的一个错误会产生成千上万个同样错误，而且雕版一旦刻成，改动极为困难，所以对文字的准确性要求极高，刻印之前必须反复校勘，准确无误。这种校勘工作是由专门的文人进行的，就是当今的编辑。
距今1000多年的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041～1048年间）。毕升以胶泥制造单字，加以固定，用完拆散，需要时再重新组排，一个字能反复使用，省去每次刻版的时间，印刷速度大大加快。排版有错误，能及时更正，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活版印刷对人类文明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一座历史丰碑。
1450年左右，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活版铅字，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活版铅字一直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直到发明激光照排，活版铅字才结束历史使命。
（评：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才使书籍的形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书籍出版越多，质量要求越高，编辑工作就越显重要。因为一旦不实或有错，就会流传广泛而久远。编辑工作，慎之又慎。）
中国第一位留下姓名的编辑是春秋末期的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鲁国人。孔丘曾担任过祭祀等礼仪活动的司仪官（当时称“儒官”），所以他创立的学派称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学派，具有“独尊”的地位。
孔丘编辑过的书籍有《诗》、《书》、《礼》、《易》、《乐》、《春秋》，共六部。其中《乐》没有保留至今，只剩其余五部书，号称“五经”，均为儒家经典著作。
《诗》又称《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05篇。据《史记》等书记载，孔丘曾删定过《诗经》。
《书》又称《尚书》，意为上古时代的书，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和奴隶社会史的极为宝贵而丰富的资料。相传孔丘曾对书做过编辑。
《礼》，唐代以前指《仪礼》，唐代至明代既指《仪礼》，也指《礼记》，明代时，《礼记》取代《仪礼》而为礼类唯一经典。孔子参与编辑修订的是《仪礼》。汉代称《士礼》，又叫《礼经》，晋代始称《仪礼》，反映了周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各项生活礼节。
《易》又称《周易》、《易经》，中国古代著名占筮和哲学著作，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形成于周初，系根据当时占筮活动的筮辞，配以64卦符号而成。《易传》是对《易经》的系统解说和对其哲理的发挥，是孔子和其弟子所作。《周易》经孔子整理、解说成为儒家主要经典。
《春秋》，中国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周代各诸侯国的重要会议多在春秋两季举行，重大决策也多在春秋两季作出，各国史官都编写自己的国家史书，史书的名称都叫《∗∗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孔子根据鲁国的《春秋》为底本，予以修订改编，使鲁国《春秋》流传至今，而其他各国的春秋均已散失。
《春秋》所记史实，起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止于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后世人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为“春秋时期”。时期名称是以书名而得名。
《春秋》行文极简，类似后世的标题新闻。由于孔子对《春秋》的改订及《春秋》被列为儒家经典，使春秋时期的宝贵历史资料得以保存、传世。
（评：中国第一位大学者首先是一位编辑，可见编辑职业是多么重要）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他在学术上主要是删订、整理别人的作品，也就是给别人当编辑。他自己讲了那么多年学，却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的著述。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好在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他的只言片语凑成一本孔子语录，名为《论语》。
孟子情况比孔子好一些，孟子本人在世时就开始参与《孟子》一书的编辑整理，编成《孟子》七篇，留下了一部完整的对话体著作。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孟子》的影响要比《论语》大得多，因为孟子是完整系统的著作。
清代初年，北京大兴县有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叫刘献庭，富有创见，著作甚丰，可是没人替他收集整理刊印，当代只剩下一本《广阳杂记》。清学者全祖望为他写了传记，才知道刘献庭是位大学者。
（评：没有编辑家收集整理，几乎任何伟大的著作都不可能传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为了巩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秦始皇采取了多种措施，而跟出版史相关的主要有推行统一的文字即书同文和焚书坑儒。
“书同文”就是针对文字异体采取的统一文字的措施。文字异体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文化是很不适应的，对于封建国家的统一也极为不利。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即命李斯等人校定文字，依古籀文，创制出一套笔画字形相对简省整齐的文字，称为“秦篆”，也叫“小篆”。秦以后，六国文字中与秦篆异形的字基本上绝迹。小篆以外，秦始皇还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隶书对篆字做进一步改进，笔画由圆变方，书写省便，更适于官方文件应用。于是，隶书很快就代替了小篆，成了普遍通行的一种文字。到了汉代，隶书继续广泛使用。
（评：书同文的确是了不起的贡献，可是焚书坑儒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焚书坑儒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他是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措施，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幸运的是，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公元前206年汉朝就取代了秦朝，秦朝不过统治了15年。秦朝灭亡时，战国后期的那些读书人还有很多活在世上，这些读书人靠自己的记忆，把被秦朝焚毁的《诗》、《书》等典籍又背诵出来，默写下来。当时的一些出版机构以这些回忆资料为底本，加以收集整理校勘注释，成书出版，使这些典籍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章碣在《焚书坑》中写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意思是：靠焚书坑儒，禁锢思想文化，是不能长久统治的，靠关山要塞，也不能维护专制政权。焚书坑儒，搞文化专制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加速专制王朝的灭亡。
（评：多亏秦朝是短命王朝，汉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不然的话，先秦典籍很难流传至今）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事业的繁荣，西汉旧有的图书收藏日渐增多，同时，新的学术著作也出现了不少。两者汇集起来，反映了西汉时期图书事业的发展。
私人藏书在西汉也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汉时期，禁书的律令依然存在，汉惠帝时，取消了该项禁令，民间藏在山洞、墙壁中的书籍便陆续出现。武帝继位后，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并在百年之间征集了“积如秋山”的图书，这些图书分别放置在太常、太史、博士等政府部门和禁中延阁、广内、密室。
遗憾的是，西汉一代聚集起来的图书到西汉末年又遭到王莽之乱的浩劫。正如《后汉书》所记：“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图书事业的发展再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
（评：社会动乱遭受浩劫的不仅是人，还有图书，还有文化。人们用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文化，被少数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毁掉，这是人类惨痛的历史教训）
中国自西汉始，中央都设立图书编辑机构。最早最有成绩的总编辑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供职于西汉成帝和王莽政权两个时期，负责全国图书的编辑工作，前后几十年的时间。
刘向主持收集校订整理编辑了全部皇家藏书近2万卷，著名的《战国策》就是他编辑而成。后世把《战国策》所记叙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作“战国时代”。“战国”与“春秋”一样，也是因书名而得到时代名。
刘向编书时，对每种书都另写一份作者介绍，内容简介等。把这部分简介另辑一书，称为《别录》，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杰出先例，后世官私藏书多效仿他这么做。
刘向还编成了《楚辞》16卷。
刘向去世，工作和职位由其子刘歆接任，刘歆继续编成了当时的全部的皇家藏书。
刘向、刘歆编成的书，分为六大类，称为“略”。群书目录、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合成一类，叫辑略。其他六“略”才是真正的图书。分述如下：
∗六艺略：《诗》《书》《礼》《乐》《易》《春秋》及研究这些书的著作。还包括文字学（小学）的书籍。
∗诸子略：“六艺”以外的诸子百家著作，包括儒家著作《论语》《孟子》等。
∗诗赋略：指纯文学作品，不包括散文。
∗兵书略：讲军事谋略的。
∗术数略：天文、数学等。也有荒诞的东西。
∗方技略：农、医等实用科学。也有荒诞的东西。
先秦诸子著作、历史著作，大多是西汉时编成的，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最大。
（评：没有刘向、刘歆父子的编辑工作，中国的先秦文化将是何等的苍白贫乏）
古今中外的编辑史上，不乏反面的沉痛教训。
华佗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名医，家喻户晓，但却留下了千古遗憾，他的精湛的医术，人类宝贵的医学遗产没有传世，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华佗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名医，他医术精湛，技术全面，尤其擅长于外科。创造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当时剖腹切肠的大手术。同时，他还创编了医疗体育运动项目——五禽戏。华佗高超的医术和成就，主要见于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华佗传》，而传记只是对华佗事迹的概括和描述，不可能详细记载华佗的全部医学著作。华佗自己却没有留下著作。那么，难道华佗只注重医疗实践而没有著说立书吗？不是的！
其实华佗非常重视医疗经验的总结和对病历的记载与分析，也亲手写了著作，叫《青囊经》。当时，纸张已经发明，但著述复制靠手抄。《青囊经》还未及手抄复制，华佗已身陷囹圄。华佗在被曹操杀害前，在监狱里，亲手把他的医学著述送给一名狱吏，并嘱托：“此可以活人。”但是，这名贪生怕死的狱吏因害怕受华佗的牵连而获罪，坚决不肯接受华佗用心血写成的书稿。华佗极度悲愤绝望，向别人要火烧毁了这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弥足珍贵的医学宝贵遗产。从此，华佗的许多精湛的医术绝技失传了，可以想象，在人类的医学史上，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后来，曹操的小儿子患重病年幼死亡，曹操才后悔杀害华佗。
这件事，在《三国志·华佗传》上由明确记载。
（评：一个胆小如鼠又鼠目寸光的狱吏，竟使大量医疗绝技失传，惜哉！痛哉！曹操重视军政治国人才，却迫害技术人才，使华佗的医疗绝技失传，也是千古罪人。当权者慎用权力，慎之又慎！）
韩愈是我国唐代的散文大家，《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代表作品之一。可是在这篇著名的散文中，韩愈却出现了一处明显的笔误。
韩愈在文章开头评价李翰所著的《张巡传》（张巡即张中丞，中丞是官名，张巡是安史之乱时抗击叛军的名将）时写道：“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意思是李翰所著的《张巡传》还有不足之处：一是没为许远立传，二是没记载雷万春的抗敌事迹。
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详细补写了许远的事迹，为许远立了传。可是对雷万春的事迹却只字未提，而是用大量笔墨叙写了一个叫南霁云的将领的事迹。韩愈自己的文章，也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状况。也就是说，韩愈应该补写雷万春的事，却写了南霁云的事。后世研究者认为：开头“雷万春”三字应是“南霁云”三字的笔误或是开头想写“雷万春”，后来改变想法，改写“南霁云”，但忘了把“雷万春”三字改正。
（评：一处笔误，流传千年，如有编辑，可以避免）
欧阳修是北宋时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政论散文《朋党论》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名篇。可是在这篇文章中，作为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却出现了两处常识性历史错误。
第一处：《朋党论》写道：“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这句话所写的史实不是发生在汉献帝时，而是发生在汉献帝之前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桓帝时，宦官专权，遭到朝官和太学生的反对，宦官以“诽讪朝廷”罪，将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逮捕。灵帝时，窦武、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后来，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处死，宦官又陆续杀死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史称“党锢之祸”。
第二处：《朋党论》写到：“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这句话叙述的史实不是发生在唐昭宗李晔时，而是发生在唐哀帝李柷时。李柷即位没有改元，仍继续用唐昭宗的年号“天祐”，所以，多年以后的欧阳修记混了。另外唐哀帝李柷还有一个帝号，叫“昭宣帝”，与“昭宗”近似，也是欧阳修分不清的一个原因。
据《新五代史·唐六臣传续》载，昭宣帝天祐三年（应为“两年”），梁王（朱全忠、朱温）操纵朝政，与宰相裴枢意见不合，后借故将裴枢等七大臣贬斥，同日赐死于白马驿。随后又贬死绅之士数百人，朝廷为之一空。《新五代史》的作者，正是欧阳修本人。他在《新五代史》中写的是“昭宣帝”，在《朋党论》中却误写成“昭宗”了。
（评：如不认真核对，历史学大家也会犯低级错误。这两处史实误记都是把皇帝的帝号记错了，如有编辑校正完全可以避免）
宋代洪迈写了一部书，叫《客斋随笔》，里面记载，宋代人修《唐书》时，把韩愈的《进学解》改换了两字。
第一字，《进学解》有“招诸生立馆下”一句，《唐书》把“招”改成了“召”。关于这一字改动，有不同看法。
洪迈认为“颇不如本意”，理由是：“既言先生入学，则诸生在前，招而诲之足矣，何召之为？”
《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作者郑子瑜不同意洪迈的看法，认为“召”字更觉妥当，理由是：“有人以为近曰‘招’，远曰‘召’，其实未必然。《楚辞·招魂序》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郑子瑜认为《进学解》中的先生是用“言”召诸生，而不是用“手”招诸生。
从编辑角度来看，这一字属于可改可不改之例。使诸生立馆下，既可用手“招”又可用言“召”，很难说是用哪个字更好。
第二字，《进学解》有“障百川而东之”一句，《唐书》把“障”字改成了“停”字。原意是说川流横溃，设障使其向东流。如改为“停”，还怎么使河川东流呢？用“停”字就讲不通了。
当代版本仍然用韩愈《进学解》的原文，这两个字没有改动。
（评：对编辑来说，应该改的当然要改，但最好让作者自己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不要费力不讨好。一定要避免越改越差。）
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唐以前，中国文坛盛行骈四俪六的骈文，形式华美，却内容空洞，再加上难以掌握，成为不适用的文体。中唐时，韩愈发起，柳宗元继后，大量撰写单句奇行的散文。这种语言形式，类似先秦时的散文语言，所以叫“古文”。
韩柳之后的晚唐五代，用“古文”写作的文人很少，文坛又盛行骈俪声偶之辞，即又盛行写骈文。到了北宋初期，只有柳开、田锡、穆修等少数文人坚持古文写作。
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人，1009年中进士，仕途不遇，穷困而死。与柳开、田锡相比，他既没有柳开的开创之功（柳开是北宋第一个写作古文的作家），又没有田锡那样的写作理论建树，但穆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仍有一席之地。穆修的最大贡献是：搜求、校勘、刻印了韩愈、柳宗元的文集，使韩柳的文章能够传承后世，影响造就了宋代一大批古文作家。
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都是读了韩柳文集，受韩柳影响从事古文创作的，他们的创作加上韩柳，史称“唐宋八大家”。唐宋古文运动终于成功，把骈文挤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唐宋古文统治中国散文文坛1000多年。穆修功不可没。
（评：文章千古事，依赖一编辑。其实穆修是因为生活困难，想刻印韩柳文章卖几个钱维持生活，却客观上成就了一项重要事业）
中国古代出版业很少出版实用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科技类书籍中，中医药方面的占多数，建筑方面的最少。
中国建筑从上古时代的巢居、穴居开始，过渡到后来的干栏式房屋，又发展到台基式建筑，有几千年的建筑史。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建造了数不清的宫殿民居、亭台楼阁、塔寺庙坛、桥涵津渡、城堡墙垣、署衙园庭……创造具有中国独特风格与文化内涵的建筑艺术，中国建筑真正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是这样一种深邃精湛的文化，却主要靠师徒间言传身教、口耳相传，很少有书籍传世。因此，很多绝技都失传了。
在中国古代，建筑专业书籍只有两部。一部是北宋时1103年初刊的《营造法式》，李诫著。另一部是清代1734年（雍正十二年）刊印的《工程做法则例》，由朝廷工部颁布。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底蕴，两部书实在是太少了。
为什么古代会出现建筑专业书籍极少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下列原因无疑是主要的：
第一、中国社会不重视自然科学技术，鄙薄技术工作。
第二、中国文人读书主要是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科学技术进步，甚至把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当做“奇技淫巧”，加以排斥。
第三、掌握技术专长的工匠大多文字功底偏低，难以把手中技术用语言记录描述下来。
上层社会只顾穷奢极欲的享乐，不考虑技术相传，泽被后世。
（评：没有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出版业，技术传承是非常困难的，技术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信息、文字、载体是构成图书的基本元素，在这三个要素的基础上辅之以基本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必要的装帧形式，图书才得以产生。造纸术发明之前，图书的载体主要为竹帛，图书形制为简牍版。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出版的竹木简牍时代。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的开端就提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三者并行之说是有道理的，只不过盛行的时间和使用的范围各有不同。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字记载体是竹帛，其次才是甲骨和金石。
（一）甲骨和甲骨文
甲是龟甲，契刻在龟腹甲（少数刻在背甲）上的文字称为甲文；骨是兽骨，骨（主要是牛肩胛骨或鹿头骨）上契刻的文字称为骨文。甲文和骨文合称甲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的一种文字记录，发现于商后期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的废墟遗址，因而也称殷墟甲骨。其内容主要是殷王朝的占卜记录。甲骨文又称殷墟卜辞、甲骨刻辞、殷墟书契等。
（二）青铜器和铭文
青铜器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之一，这意味着人类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标志着社会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古人在制作青铜器时，往往在上面铸刻一些文字，这种文字称为“铭文”。铭是镂刻、记载的意思。因为青铜器是用金属制作的，所以青铜器铭文也称为金文；又因为这些文字是铸刻于钟、鼎、彝器上的，所以也被称为钟鼎文。
（三）石刻文书
在石上刻字，是古人的一种风气。我国的石刻遗存时间长久，分布地区也很广。无论是古人的刻石记事或是皇帝的刻石记功，其内容都是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现存刻石实物中，最早的是唐代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石鼓。
（四）竹木简牍及其影响
写了文字的竹片称为简，写了文字的木板称牍。1世纪前后，我国的造纸术已经发明且相对成熟，但东汉宫廷和市民中仍继续使用简。经过三国、两晋，纸被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之后，简的使用才逐渐减少。直到东晋桓玄下令“以纸代简”，我国古代书史的简牍时期才宣告结束。由于时代久远，沉埋地下的殷周简策早已腐烂，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现在所能见到的，是战国至两汉晋初的古简实物。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书籍都是直排文字，由上至下书写，从右到左排列，这种行文格式就是来源于简策。备用的简放在左侧，左手拿来，右手书写，写好的简顺序推向右侧，因而形成从右到左的编纂顺序，即使先编好的简策也从右边开始，相沿成习。所以发展到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以后，还要在纸上打出宽窄与竹简差不多的行格。
（五）帛书
竹木简虽然价廉易得，制作也很方便，但是它笨重，携带不便，而且每根简容纳的文字有限，编简成策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发生错简，会给读书、藏书带来很多困难，对图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在简牍盛行时期，又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
贵重的丝帛除用于书写一般文字之外，更具有竹木简所不能胜任的特殊用途，比如丝帛可用以绘画、绘制地图、绘制简书中的附图、记载有纪念意义或重要的事情等。
由于丝织品本身容易朽烂，难于长久保存，况且帛书不如简牍普遍，所以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很少见到。20世纪中叶，帛书实物有了新的发现，这对帛书形制的研究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从内容分析，已发现的实物大致可分为信件、绘画、书籍三种类型。
（评：人类为了复制文字，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其中又以中国人想的办法最多，成就最高，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的成就。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实现了变革，而且它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其发明也带领中国出版业进入到写本书时代，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止。蔡伦成功地试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为我国的造纸事业开辟了广阔道路。雕版印刷之前的文字复制方法主要有手抄复制和拓印。
（一）手抄复制
手抄复制的盛行并非始于纸的发明，这一复制手段在先秦就有了。纸张被普遍应用后，由于其经济和便利，抄书的风气更为兴盛起来，从民间到官府，形成了一个写书的高潮。不少作品刚刚完成，便以传抄流行。
（二）拓印技术
捶拓也称拓印，是把石碑或器物表面上刻的文字或图形复印到纸张上的一种方法。捶拓技术在我国的出现，与石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五代之前，书籍主要靠抄写流传，长篇著作抄写起来费时费工，读书人要想得到一部书非常困难。石经刻立以后，人们以它为标准本，在阅读、摹写的过程中，逐渐发明了捶拓的方法，用以从石上直接取得经书的复本。这种方法是将洇湿的纸铺在石上，用软刷将纸刷匀，轻轻捶打使纸紧贴于石面，然后，用细布包裹棉花而作成拓包，蘸上墨汁，在纸面上轻轻拓刷，石上的字是凹进石面的，所以有文字的部分受不着墨，把纸揭下来，便成为一件黑底白字的复制品（也有极少数石刻的字是凸出石面的，其复制品则为白底黑字），这就是拓本，也称拓片。拓印可以避免抄写之劳，而且比抄写省时。所以，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捶拓是一种较简便的复制图书的方法。
（评：中国独有的拓印技术和刻制印章启发了印刷技术，其他民族没有走上这一步）
由印刷产生的书籍叫印本书。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给图书的复制以及流通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和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国外了。具体来说，印刷术最先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继而西传至伊朗，并影响了埃及和欧洲，促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的宗教改革。
我们将印刷术发明之后至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出版的印本书时代。中国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唐时代。雕版印刷术也叫整版印刷术，它是一种将文字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质料的板上，制成版，然后在板上加墨印刷的方法。
一项新技术的产生，主要需具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当时社会对这项技术的迫切需求；二是当时是否具备产生这种新技术的可能条件。
雕版印刷的第一步工作是“写样”。所谓“写样”，就是把文稿誊写在一种极薄的纸上，然后再把文字移置于木板。“写样”需要大量的优质毛笔。隋唐时期的毛笔制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制笔数量多，名牌笔也已产生，还出现了大量专业笔匠，完全能够适应雕版印刷“写样”的需要，这也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创造了一个条件。
（评：印本书的出现才标志着真正出版时代的到来，有了印本书，书籍可以大量复制，文化可以更广泛地传播，人类文明的脚步大大加快了）
活字印刷术就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拣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采用活字印刷，一书印完之后，版可以拆散，单字仍可用来排其他的书版。欧洲各国对活字发明这一荣誉，长期都有争论，常把它归于德国的谷登堡。我国的发明者是宋朝的毕昇，时间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要比德国的谷登堡（一译古腾堡）使用活字印刷早400多年。活字印刷技术中所使用的活字的制作是使用此技术的关键。早在宋元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曾经用黏土、木材、铜、锡、铅等原料进行对多方探索和实验，均获得成功，至今仍留有不少文献记载和珍贵的实物。
胶泥活字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活字。可惜的是，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未得到推广，当时用这种方法印行的书籍也没有流传下来。元代王祯在《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中曾谈到：
有人另生巧计，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烧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版。为其不便，又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版印之。
这指的就是毕昇用烧硬的泥活字，排在铁框子里印书，后来又有人将烧好的泥活字排到泥框中去再烧一次，制成整段陶版来印书。
泥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用磁版印出《周易说略》、《蒿俺闲话》两书，自称“泰山磁板”。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徽泾县秀才翟金生及其家人，经30年努力，烧炼了10多万个泥活字，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评：活字印刷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印刷效率大大提高了，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
由《梦溪笔谈》所记可知，毕昇曾试用木制活字印书，但没有成功。到了元朝初年，木活字被王祯制造成功了。
王祯，是我国著名农学家。他很重视农业，编写成了《农书》，但因《农书》字数多，难于刻印，他就准备采用木活字来排印。请匠人刻制木活字3万多个，约两年完工。大德二年（1298年）他用这套木活字试印了自己撰修的《旌德县志》，全书6万多字，不到1个月就印成了100部，比雕版的效率高得多。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者之中，以铜活字使用最早，使用次数也最多。
我国在北宋时已经用人用铜板刻成整块印版。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广告纸所用的铜版就是证明。但铜活字何时起源，尚无定论，有五代、宋、元、明四种说法，但是明代已被大量文献和实物证明是铜活字发展的成熟时期，更加确切地说，铜活字印书在我国15世纪末（明朝弘治初年）已经兴盛起来。
13世纪，王祯在《造活字印书法》中有“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的记载，这就是说，元朝已经有了锡活字。我国在明朝时期已有人用铅刻制活字了。明朝弘治末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陆深《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即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菘在他所著的《壹是纪始》中说：“活板始于宋……今又用铜、铅为活字。”可见，早在现代铅合金活字传入我国之前，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
但是，中国直到近代，一直以雕版印刷为主，很少采用活字印刷。这种情况直到德国人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才发生变化。
（评：中国活字印刷最直接的成就是启发了德国古登堡创造了金属活字印刷）
当中国印刷术传到国外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5世纪50年代，谷登堡在欧洲率先推出了金属活字印刷术。50年内，这种技术就在欧洲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流传开了。到了1470年，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建起了14座以上的活字印刷所，接下来的短短10年中，印刷所突破了100所，到15世纪末，已有1100所印刷所遍布欧洲的200多个城市。当时西方社会对印刷术的需求如饥似渴，这项技术促进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激发了欧洲民族的理智思潮，促进了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发展，鼓励了民族主义和新型民族国家的建立。
（评：古登堡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把现代印刷术传播到了全世界）
套版、饾版、拱花这三种印刷术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我国人民在世界出版史上的重大贡献。
普通雕版印刷一次只能印一种颜色，称为“单板”，套版是在一张纸上印出几种颜色。起初，人们在同一块版上的不同部位，分别涂上不同颜色，一次印成，这叫“涂色”。后来，人们才把需要印上不同颜色的部分，分别刻成同样规格的版，逐次印在同一张纸上，这才是真正的“套版”，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套印本”。套印两种颜色的叫“双印”，三种颜色的叫“三色本”，以此类推。
“饾版”是把彩色依次套印或叠印，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印品与原作几乎无异。饾版得名，是因为版面的形状像饾饤（古代把五色小饼摆成花卉禽兽珍宝的形状，堆砌在盘中供陈设叫饾饤）。
“拱花”是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可以呈现浮雕的图像，与现代钢印的效果相似，有立体感，适于印动物、植物、山水等。
（评：这三项技术把雕版印刷推到了极致）
隋唐政府非常注意对图书的搜集和整理。隋初，秘书监牛弘向隋文帝上《请开献书之路表》，他说：“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需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指出国家应重视图书的搜集，提出向士民征求书籍，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广泛征集图书，民间藏书不断上献，政府藏书很快地充实起来。隋炀帝继位后，隋代政府的藏书已达37万多卷，是历代政府藏书的最高纪录。隋朝政府还通过对图书的登记、校定、整理，编成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唐代统治阶级对图书的搜集也十分重视。《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载：“高祖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称购募遗书，重加钱帛。”但安史之乱使唐政府藏书遭到了严重损坏，统治者力求恢复，直到开成初年才有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仍然未能达到隋末水平。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日趋衰落，阶级矛盾益深，图书事业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唐代前期图书事业的繁荣景象再也无法重现了。唐代政府对藏书的整理从开国之初就开始了。这时藏书共有58152卷。此外，尚有佛经、道经9000余卷。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常规图书编纂的同时，一些新的图书编著形式在这一时期日渐成熟。
这一时期，图书的编纂对象除了常规性的类书、史书、勘定经典、颁布法令外，又增加了韵书及政书。政书的编纂可以追溯到专讲职官制度的《周礼》。《周礼》又称《周官》，它以天、地、春、夏、秋、冬为类，分别记载了周代的官制职守。
2.图书出版方式和装订形式的划时代变革
从手抄出版到刻印出版，从卷轴装到册页装的变革，都是伴随雕版印刷而来的，装订形式在唐朝还有旋风装、经折装等形式，唐代后期，终于发明了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为图书装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3.图书出版与校勘、编目相结合
隋唐五代时期，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都要在抄书之前进行校勘工作，在抄书之后进行编目工作。这种做法对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4.编撰、出版、发行一体化
隋代几次大规模的出版活动都是由秘书省主持，例如隋代第二次出版活动，先由秘书省“总集编次”，接着由秘书省“召天下工书之士”抄补残缺，最后仍由秘书省决定如下收藏方法：“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收藏就是发行，就是流通，就是传播。犹如今日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图书卖给各个大型图书馆收藏，是出版社发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辑、出版、发行一体化，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对于保证图书质量、稳定书价等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然被广大出版社采用。
五代后唐时出版业的重大事件是“雕印九经”，所谓“九经”指儒家的九种经典著作，即《易经》、《尚书》、《诗经》、三礼、三传。雕印九经以西安的《开成石经》为底本，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历时22年才全部刻印完毕。
雕印九经标志着雕版印刷代替了手抄、刻石等方式，成为我国书籍复制的主流方式，图书进入印本书时代。
（评：隋唐是中国又一个大统一时代，出版事业是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自安史之乱以来近200年的战乱割据状态，除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外，全国再度统一，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宋代皇帝实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化风气浓郁，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还编纂《太平广记》500卷。
宋代刻书分五大系统：
官刻：也叫政府刻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
中央官刻机构很多，以国子监最重要。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出版管理机关，也是中央刻书的主要机构，所刻之书诚“监本”。靖康之后，国子监书版被金兵抢走，多遭毁弃，是出版业的一大劫难。
私刻：也叫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刻图书，私刻本多选择善本，精细校订，所以私刻本的质量比较高。家塾本也属于私刻。古代豪门贵族，往往聘请教师教授自己的后辈，这些教师往往有真才实学，他们一面教书，一面著述，依靠主家财力，刊刻成书。
坊刻：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书坊刻印的书叫坊刻本。
寺观刻：佛寺道观刊印本教经典，称为“佛藏”“道藏”。
书院刻：书院是我国唐宋以来特有的文化教育基地，绵延至清末。编辑出版图书是书院一项经常性活动。书院刻书重点为本院师生自用，层次较高，善本较多。
宋代的雕版刻字至少使用了最为流行的三家书体。欧体（欧阳询，557～641年），颜体（颜真卿，709～785年），及柳体（柳公权778～865年）。欧体笔力刚劲，笔画清朗，结构遒密，瘦劲秀丽。颜体笔画肥厚，字形肥胖，间架开阔，笔意凝重，结构严整。柳体吸收欧颜二家之长，笔意清秀，结构端正，字画平直，起落顿笔，横轻竖重，自成一派。一般说来，北宋早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后来流行颜真卿体，南宋以后，用柳公权体字渐多。除以欧、颜、柳风格为主外，也受到徽宗（1101～1125年在位）瘦金书体的若干影响。
（评：百花齐放比一枝独秀要好，多种出版方式比只有一种出版方式要好）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避讳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极端于明清，废于民国。尤其是对君主的名字，必须严格避讳，如果不慎“犯讳”，常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但在位皇帝名字要回避，皇帝祖上的名字，也必须回避，与他们名字同音的字，也都要回避。在书籍出版中，通常的避讳方式是，凡遇当今皇帝名字，以刻小字“今上御名”回避；遇到皇帝父祖的名字（庙讳），以缺笔方式回避；也有以改字方式回避的。
东汉明帝叫刘庄，班固的《汉书》中，把“庄子”称为“严子”；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将“民部”改为“户部”；唐代大诗人李贺，人称“诗鬼”，才华横溢却不能参加进士科举，因为李贺父亲的名字叫李晋肃，“晋”与“进”同音，李贺必须避父亲讳。
为了尽量减少避讳带来的麻烦，古代帝王家族取名多取单字，这样可减少一半的避讳；另外，多用生僻字，人们平常很少用这些字，这就是古代帝王名字一般人不认识的原因。
（评：避讳是专制皇权在出版领域最突出的体现）
一是字体多用赵体，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体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元代刻书，几乎都是赵体，一直影响到明初。二是元代避讳不严，元刻本几乎见不到避讳的痕迹。三是元刻本多用简体字或俗字，这些简体字和俗字后来有很多成为当代的简化字，也就是今天使用的正规汉字。如：“無”刻作“无”、“龐”刻作“庞”、“雙”刻作“双”、“馬”刻作“马”。四是元代刻本以福建的建阳为最多，原因之一是福建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大，福建纸较粗糙，有的呈黑褐色。
（评：元代的简化字启发了后人对繁难汉字进行简化，也是不小的贡献）
《本草纲目》是一部伟大的药学著作，书中记载了1800多种药物，1万多个验方。李时珍利用的文献资料多达758种，这些图书的目录都在《本草纲目》的书首一一列出，显示出了李时珍严谨的治学精神。《本草纲目》写成后，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书商胡承龙看到了这本书，认为很有价值，开始刊印，但速度很慢，6年后才完成。完成时李时珍已去世3年。1603年，江西巡抚夏良心倡议重刻《本草纲目》，得到呼应，只用6个月即完成。据统计，明清两代共刊刻《本草纲目》23次，足见此书影响之大。此书还被译成日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流传海外，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科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里大量引用《本草纲目》的内容，并称赞《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评：著作是伟大的，可是如果没有出版商的慧眼，《本草纲目》的命运如何，也是很难预料的）
徐光启所撰《农政全书》共50多万字，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的集大成著作，也是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其余4部是：西汉氾胜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北宋交替时陈敷的《陈敷农书》、元代王祯的《王祯农书》）。该书的许多内容对于今天的农业生产仍有指导意义。徐光启本人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崇祯12年（1639年）该书出版时，徐光启已经去世6年了。徐光启临终时嘱咐他的孙子徐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该书出版后一再重印，17世纪传入日本，又传入朝鲜，其中的“蚕桑篇”还翻译成英法德俄等国文字。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此书是“农业方面的卓越巨著”。
（评：出版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文明传播于社会，服务于人类。出版决定的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命运，有时是一项事业、一种行业、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冯梦龙（1574～1646年），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科举一直不如意，回到家乡，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他一生编辑创作的作品不下50部，最著名的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言”共收作品120篇。冯梦龙在编辑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打破正统文人的雅俗之分，有意识去编选广大群众能读懂并喜闻乐见的作品，并把这些作品抬到与经史相同的高度，确实是难能可贵。
凌濛初（1580～1644年），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他与冯梦龙经历相似，科场失意，从事编书，一生编选作品20部以上，其中以“二拍”最著名。“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收白话短篇小说78篇，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独立创作。
“三言二拍”在国内的遭遇颇为奇特，因种种原因，清朝至民国初年已湮没无闻。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还不能看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只有《醒世恒言》一种。“二拍”在清朝被视为“淫秽小说”屡遭禁毁，清中叶已不大流传。
“二拍”面世后的崇祯10年（1637年），出现了抱瓮老人编的《今古奇观》，选“三言”29篇，选“二拍”11篇，选的都是两书精华。
后来经学者努力，从日本和国内找到“三言二拍”的早期版本，经整理后以完整面貌与读者见面。
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看，将小说由书场带到案头成为读物的功臣是冯梦龙，将小说由集体创作转为作家个人创作的功臣是凌濛初，二人对白话小说都有巨大贡献。
（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事业，也是编辑的事业）
《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至永乐六年完成（1403～1408年），历时6年。全书共计22937卷，以黄缎装为11095册，高一尺六寸，宽一尺。共约3. 7亿字。
《永乐大典》领衔编纂的是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大学者解缙。
《永乐大典》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类书，其规模之大与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永乐大典》各条文辑自经、史、子、集、宗教经藏、戏曲、小说、工艺及农耕等文献著作，取材于7000多种书籍，分题立目，依韵成序。政府动员了3000位学者参加编撰抄写，正文墨书，条目与引文出处用朱色书写，白纸朱格，美观醒目。当时虽拟梓印，但因费用过大，未能实现，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刻印，后仅抄写了一份复本。
《永乐大典》成书后，正本先藏于南京文渊阁，1421年移往北京故宫文楼。1557年，故宫发生火灾，起火点就在文楼附近，嘉靖皇帝下令务必抢救出《永乐大典》，结果完好无损。由此，嘉靖皇帝产生再抄一部副本的想法。嘉靖四十一年，汇集书法写手100多人，经过6年，抄成副本一部，正本藏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
《永乐大典》正本被焚于明亡之际。副本在明清两代也屡遭厄运，最后严重散失。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丢失2000册；光绪元年，还剩不到5000册；一年后，又被盗2000册；到1893年，只剩600多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连抢带烧，剩下已寥寥无几，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有64册了。
从清末开始，人们对《永乐大典》进行搜救，到1949年，增加到174册；1959年达到215册。目前，国内外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永乐大典》约有800余卷，400余册，其中存于大陆的约200册，存于台湾的约70册，存量不足原书4％。
（评：悲剧啊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永乐大典》的命运也说明：写本书的保存是相当困难的，复制的太少。人类应当感谢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
明代的假冒伪劣图书开始多了起来，为了抵制这些假冒伪劣图书，书籍刊刻开始采取防伪措施。首先政府要求“四书五经”和一些重要的图书要根据“钦颁官本”依样翻刻，不许用其他版本等。更多的防伪措施来自于私刻和坊刻，为防止其他人翻刻牟利，开始在书中打出铺号及防伪标记。不少书商还在书中刻上自己的肖像，一方面取信读者，一方面以此与翻版书区分开来。
随着防伪技术的发展，约在明代万历年间，印本书中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防伪标志。如当时刻的《宣和印史》，书前空白页上印有一汉佩双印印记，印记图案复杂，线条极细，使一般翻刻本难以仿制。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品防伪标志实例。
当时北京宫廷收藏宋、金、元各朝遗留的藏书，到1441年时共存7350种，总计100万卷，约43200册，其中约30％为印本，70％为写本。
（评：盗版之事，古已有之。图书防伪，任重道远）
清代是整个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末世，但是清代前期又出现“回光返照”，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前期的社会及图书事业缓慢前行。
清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体现在大兴文字狱和禁书活动上。清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及著作，严厉镇压。就连无意间触犯清政府忌讳的人和著作也难幸免：顺治五年，毛重倬等坊刻图书中只用干支纪年，没用顺治年号，被治罪。康熙初年，庄廷拢刊刻《明史稿》，案发后，凡刻书、送板、订书者，一应俱斩。康熙末年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案”，把桐城派创始人、散文大家方苞也牵涉入狱，方苞在狱中写下著名散文《狱中杂记》，揭露了清代监狱的种种黑暗内幕。雍正时有“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文选案”。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无论次数还是严酷程度都超过前辈。他多次发布禁书令，凡有民主或民族色彩的著作，一概禁毁，仅两年间，就烧书24次，烧毁13800余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仅见记载的就有108起之多，许多大案都是捕风捉影，株连无辜，极为残酷。明末清初的启蒙文化被摧残，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遭到扼杀。17世纪以后，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距越来越大，有多方面原因，但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所起的恶劣作用也不能低估。
（评：专制统治制造的文字狱，摧残的不单纯是几本书、几个知识分子，而是摧残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代康熙雍正时由陈梦雷、蒋廷锡等先后主持编纂的，陈梦雷用力最多。《古今图书集成》共10040卷，5020册，是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雍正六年用铜活字印成，共印65部。光绪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用铅活字印1500部。光绪二十年，清内务府影印100部。1934，中华书局用康有为藏本缩印该书，在当时较为流行。1986年，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重印1934年本，这是目前应用最广的版本。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用时9年编成，陆续抄成7部。负责这项工作的总编纂是纪昀（纪晓岚），总校官是陆费墀，官员360人，抄写、装订的有3466人。
这部大书收集了从古代到当时的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至今，世界还无一部书籍的规模可与之相比。
为了收藏《四库全书》，清政府在北京皇宫建文渊阁，在圆明园建文源阁，在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在盛京（沈阳）建文朔阁，以上称“北四阁”。
后来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在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在杭州西湖建文澜阁，称“南三阁”。7部《四库全书》分藏于7阁之中。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证明，7部收藏比起《永乐大典》的2部收藏的确要安全得多。
文渊阁的藏本，抗战前后曾运到上海、重庆，1948年运到台湾，现藏台北“故宫”。
文源阁的藏本，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
文津阁的藏本，1915年运到北京，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文朔阁的藏本，原归辽宁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调归甘肃省图书馆代管。
文宗阁、文汇阁的藏本于咸丰三年、咸丰四年毁于战火。
文澜阁的藏本于咸丰十一年战乱中损失过半，太平天国后，经丁丙、丁申兄弟多方搜集抄补，略复旧观。1915年～1922年又组织人力补抄4498卷，完全补齐，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系统地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毅力，也为再编新书创造了条件，使新的丛书频频出现，促进了我国编辑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评：这两部书的命运比《永乐大典》幸运，因为复制的比较多，又分散保存，所以，流传下来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春宫画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闱之事，所以称为春宫。在古代，春宫图不只起了性教育、性启示的作用，同时还有压邪避灾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照春宫画册学习房中之事俗称“问影”。春宫画的起源很早。汉朝刘向在《列女传》一书中说，殷商末期（公元前1040年左右），奢侈暴虐的纣王曾在宫中举行肉林酒池的餐宴，他抱着妲己恣意寻欢，在他们的床榻四周则围以绘满春宫画的屏风，两人一面欣赏这些画，一面纵情作乐。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讲到春宫画起源时，提到了广川王刘海阳、齐后废帝萧宝卷、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等。其实，中国古代的春宫画不仅起源于宫中的淫乐，也起源于民间一些性书的插图，甚至作为一种性教育工具启示新婚夫妻。有资料表明，在公元1世纪，《素女经》之类的性学书籍已有带插图的版本了。
如《素女经》内的“九势篇”和《洞玄子》内的“三十法”，都有一些图画的附录说明。汉朝张衡《同声歌》中所述的：“得充君后房，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就是说新娘在灯光下脱光衣服，把春宫画铺陈床上，和新郎一起，按照素女、天老这些古代性学大师所指示的性交技巧去做。明人茅玉的《闺情》诗说：“宛转花荫解绣襦，柔情一片未能无，小姑渐长应防觉，潜劝郎收素女图。”这是说丈夫在花荫下想和妻子做爱，妻子也未免有情，但想不到丈夫还掏出一卷“素女图”作参考，于是妻子劝他收起来，因为小姑已渐渐长大了，要防她看见呢！
从《同声歌》可以看到，在汉时有可能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枕边书”或“嫁妆画”，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明、清两代，天津杨柳青等地的一些妇女每年春节前将春宫画当做年画销售，这就是有名的“女儿春”。在日本，中国大部分古老的性习俗，（甚至有一些在中国已经失传）仍然保留了下来，特别是在新娘的嫁妆中有春宫画，这种习俗直到19世纪仍然存在。
宋代也出现过这种“秘戏图”，元代画家赵孟頫还因画这种画而知名，可是春宫画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它也是在严酷的性禁锢与性压迫的条件下发生逆变的一种产物。
中国古代一方面是严酷的性禁锢，另一方面又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看作人生头等大事，这样一来，进行春宫教育似乎显得很重要了。而图画因其形式更易接近而受到普遍欢迎。春宫画在与平民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后，渐渐达到艺术的高度。明代大画家唐寅、仇英创作过很精致、艺术性很高的春宫画。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历史上记载他是个风流才子，诗、文、画俱佳。他率性不羁，有时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由于仕途多舛，就游历名山大川，专门致力绘事，以卖画为生。他长于人物，特别以仕女画见长。他画春宫画，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很大关系，也是他风流性格放浪不羁的表现，也是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的虚伪以及封建礼教的讽刺和反抗。明、清两代，有一些知识分子看透世事、绝意仕途，只是徜徉于山水之间，沉湎于妇人之乐，吟诗作画，了此余生。在中华性文化博物馆中有一副木制楹联，上写“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人生观的写照。
“唐伯虎点秋香”虽属虚构，但是他迷恋女色，经常沉湎于温柔乡中则是事实。中国古代的人体艺术是不发达的，因为中国古人忌讳裸体，艺术家不用裸体模特儿，所以中国古代出不了欧洲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大师。而有人说，唐寅作春宫画，常以他所眷恋的妓女、情妇为裸体模特儿，所以才画得那么传神，那么惟妙惟肖。唐寅所绘的女性常显得壮健丰腴、圆脸、妖冶，使人联想到唐代美女的形象。唐寅所绘的女性有个特点是“三白”，即前额一点白，鼻尖一点白，下颌一点白，这往往是后人鉴别真假唐寅画的一个标准。
唐寅所绘的描写女子哀怨的《秋风纨扇图》，描写宫妓的《孟宫蜀妓图》，还有《购买家妓图》，在我们的性文化博物馆里都有复制品展出。特别是那幅购买家妓图描绘了一个文人购买了一个妓女为妾，颇为得意，很有生活气息。唐寅还在画上题诗一首：“善和坊里李师师，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十分有意思。有人说这是他自身经历的写照。
唐寅小幅的春宫画作品也很少传世，据说，有一幅《小姑窥春图》今藏日本，是他画的。唐寅还画了一套《风流绝畅图》，共有24幅，十分有名，但这套册页早已失传。但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徽派刻工黄一明曾根据唐寅的原作摹刻为版画，并且印行于世。20世纪中叶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名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中，曾对此画做了详细的介绍。
和唐寅可相媲美的还有仇英。仇英字实甫，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居苏州。他是工匠出身，后来也从周臣学画，为文徵明所称誉，从而知名于世。他主要以卖画为生，画春宫画也十分有名。他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画裸体相交的男女。他画过“十荣”即10种不同的性交姿势，未流传下来。他的《燕寝怡情图》24幅，现藏于故宫。他和唐寅、文徵明、沈周并列，成为明朝的四大画家之一。
清代画家改琦也擅长春宫画，他的《怀抱图》是春宫画的精品。
中国古代的春宫画虽然被许多人所喜爱，但总是有私密性，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只能在私下把玩欣赏，所以极少有大幅者。
这些春宫画不仅在内宫、在官僚豪绅之家流行，而且在民间坊肆中也十分流行，这是明代的春宫画和前朝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流行广，需求量大，出版商又在印刷上下功夫，其技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明末尤甚。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认为最好的套色春宫画印于1606年至1624年，使用了五种颜色，这些画代表了套色春宫画的全盛期，它只流行了约20年。1644年清王朝建立后，这种艺术已完全绝迹。总的看来，清代春宫画似乎比明代流行得更广一些，但其画艺都在唐寅、仇英之下，印刷技术也远远地逊色。
一门艺术或一门科学之所以在某个时期广泛流行和发展，总是因为它有许多功能而符合了某个时代的某种特殊需要。春宫画之所以从宫廷到民间不断地发展和流行，正是因为它有许多它物所难以替代的功能。一是激发性的功能。人们感受性刺激，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的，其中触觉、视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是娱乐功能。在男女性生活中作为助兴工具，这是和春宫画的性刺激作用密切联系的。三是教育的功能。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或以“嫁妆画”的形式给女儿带到新郎家去，过夫妻性生活时照此去做。四是辟邪的功能。例如“避火图”，认为春宫画能辟鬼神。
潍坊十笏园民俗博物馆展出了5幅“避火图”木版画，共有48个图案，既有木版套印的，也有半印半绘的。5幅版画保存完好，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据介绍，这5幅木版画全系青州收藏界人士马志强先生利用空余时间觅得，其中包括清代的3幅，民国时期的2幅。据考证，这些木版画应该是清代、民国期间民间作为性教育的教材。由于封建社会众多的妇女都没有文化，古人对性教育又讳莫如深，所以当女儿出嫁时，母亲就会将“避火图”藏于陪嫁的箱底，对女儿进行性启蒙教育。
春宫图中将男女性爱生活赤裸裸地描绘出来的，称为“明春宫”；描绘男女穿着衣服，行为亲昵的，称为“暗春宫”。“暗春宫”比较含蓄，着重于男女性心理的刻画，往往更有意境。
中国古代春宫画描绘男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描绘了男女不同的性交体位，不同的体位起什么作用，有些甚至连今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描绘男女性交的“性前嬉”和“性后嬉”；描绘不同的性交场所，如马背上的性交，这可能是塞外的一种性风俗；还有一些“戏婴图”，即夫妻在婴儿旁性交，这可能是将性和生殖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古代春宫画多以工笔、彩绘为主，还有的画于瓷器上。少数春宫画不用彩绘，而用水墨，颇为雅致，别有风味。到了近代，受西洋画的影响，人体有了明暗面，增强了立体感，同时人物体型比例也更准确。
中国古代春宫画还以牙雕和木版画的形式表现。象牙浮雕的春宫图十分精致，立体感很强，多为官宦人家、巨商富贾所把玩。木版画则以《花营锦阵》为代表。它出现于明代晚期，全套24图，印成红、黄、蓝、绿、黑五色，每图以行书配词一首。《花营锦阵》的画面生动而质朴，词牌的选择和词的内容对画面起到了烘托的作用。词的风格混合了文学语言和通俗口语，充满了诙谐和幽默，这使得《花营锦阵》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中国古代春宫画多以画卷、册页的形式出现，很少有大幅者，这是为了便于把玩。
印刷术的改进和普及使大量印制春宫图成为可能，批量生产使春宫图在明清两代广泛流传，精美的春宫画册经常作为馈赠达官贵人的高级礼物。明清民国时印制的春宫画有的流传到“文革”之前，“文革”时，有人因保存有春宫画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包括殴打和虐待。之后，在民间就基本找不到春宫画了。
在古代，中国的春宫画对印度和日本影响很大。古印度盛行性雕刻，其中11世纪前后修建的卡杰拉霍神庙群，几十座神庙的外墙和内壁布满了形态各异的性爱雕塑。相比而言，日本的“浮世绘”受明代春宫画影响更大。浮世绘”是描写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中有不少性的内容。不少“浮世绘”的风格和我国明代春宫画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浮世绘”兴起于德川时代（亦称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7年），而兴起的17世纪初正是我国明朝末年春宫画广泛流传的时代。日本“浮世绘”早期著名的大师菱川师宣（1618～1694）的《绘本风流绝畅图》是由于看到我国的明代春宫画《风流绝畅图》而加以模刻的，他也利用了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而闻名于时。当然，和我国明代的春宫画相比，日本的“浮世绘”也有不少特色：对男女的性器官描绘十分突出，有些画卷还采取连环画的形式，这些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
最早系统地研究秘戏图历史的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他收藏一套稀世的《花营锦阵》，打算写一篇序文，将其刊行于世。查中外文献，空空如也，不得不从头做起，查古书，收集材料，越写越长，最后变成了一本书，取名《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其中包括按原图大小精印的《花营锦阵》24图。
据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记载：明代的春宫画通常都装裱成横幅手卷，或作旋风装折叠册页。前者大多是男女性交的连续画面，画了性交的各种姿势。这种手卷高约10吋，长10至20呎，画纸通常不超过8吋见方；它们约作24幅一套、36幅一套或其他数字，每套的幅数各有典故，并在每幅画的后面还衬以写着艳诗的纸页或绢页。手卷用绫子镶边，古锦为护首，最后用玉或象牙雕成的别子别紧；册页以木夹板或外裱古锦的硬纸板为封。总之，装帧是十分讲究的。《金瓶梅》第十三回末尾简短描述了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一件春宫手卷，据说这个手卷是从内府散出的。（评：春宫画出版是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重要内容，尽管被历代统治者所禁锢，但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这种出版一直长盛不衰。实际上，装帧精美的春宫图经常是达官显贵、名门望族之间馈赠的珍贵礼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真是一帮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家）